记者的江湖和汪洋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每次和李大人聊到一个采访，能大概讲到其中的人，利益，冲突，可能的阴谋，想象，曲折，他就兴奋，才会认为你已经在试图进入这个新闻了。其实天底下新闻背后的故事都很多，但是许多没有用心寻找的记者可能就把它停留到一个逻辑去解释，往往找不到故事就只能说理论，而如果深究下去，能找到这么琐碎的要素就会发现，理论是多么苍白，也是多么呆板，永远是那几个体系的东西，而现实是多么复杂因而充满吸引力。
   我记得我刚来三联的时候，李大人希望我学习的第一个能力就是把事情说得复杂些，当时我不理解，他举了个例，正如你从广州到北京工作，假如你后来成名了，你可能说是因为你觉得三联适合你，但是你绝对不会说，因为北京朋友多，因为这边工资的状况，因为女朋友想到这边甚至可能因为是在广州被抢包过怕了，种种都有可能，都是原因，但是你却可能只这么说。那么新闻假如是去报道你到北京来，要怎么做呢？照搬没有生气的那句空话？
  这句话影响我很大，我后来自己做题目多了更有感慨，理论只是一开始认识设置的方向，只是帮助你用一种方式深入进去，但绝对不是报道的全部，重要在于深入之后能发现什么东西。以前在新周刊的时候，我是过于虚妄的，常常喜欢用定义性的语言去判断我还没有调查的现实，现在我不得不感觉卑微，让我卑微的不是天底下有这么多的记者我只是其中一个，而是其实现实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而且离奇，它浩如烟海，我不得不恐惧。而我以前之所以写文章要用充满确定的逻辑性语言去套，在于，实际上我们对那个现实逃避了，要么没有力量把它找出来，要么根本不敢去寻找，所以设定了一套东西，然后硬往里面装，碰到不合适的信息，就削足适履，用一个干瘪的逻辑搪塞别人和自己。
  但后来我知道，削去的才是最精华的东西。如果所谓的深度报道只是反复去证实某个社会学观点，我想所谓的社会学是虚妄并且将因此死亡，而新闻也彻底变成一堆朽物而已，因为如果那样做的前提是把这些理论定为不变的东西也就是呆板的东西――这必然不可能有生命的，因为没有交流与颠覆。
  也因此我后来常常也会给朋友感慨，其实一个事实要一句话说死很简单，但要说活就不容易。而我觉得活的新闻才是好的新闻。
  这也是后来我常喜欢用的是阐释性或者疑问性的标题的原因，因为那样做只是划定了我思考的一个范围而不是框架，我后来甚至一度习惯导语几乎都是用疑问来串联，因为我知道，一个记者成功的不是他发现某个东西适合历史上或者理论上某种规律，而恰恰相反，他发现了多少异常的东西，一个事情的改变、整个世界的改变就是这些小细节构成的。相对一个世界的异常才是最应该捕捉的历史的足迹。
  那个东西是什么，我现在喜欢用江湖称呼它，所谓的江湖是，因为人是很细腻的动物，做一事有很多动因，而很多人加在一起就有更多的动因，再加上不可预测把握的境遇，所以一件事情背后该有多少的纠葛，这就是江湖，而描摹江湖的办法是，能找到那些有力量的一条条线，然后展开它，在你给予的思维空间里发现它的承接和异常――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报道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有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新周刊的时候我曾经以”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写了长沙公交车爆炸，而到三联之后我又以”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再写了福州公交车爆炸。这么做，其实就在于试图颠覆自己以前的做法。有兴趣的可以找到这两篇对比一下，或许我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我现在却为此感觉到做报道的乐趣。探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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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刘翔埋单半个中国田径队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迟钝者张同学前天才看到三联上我关于孙英杰和中国运动员收入的报道，兴致一来打电话问我每个人详细的工资。比如刘翔，他们到底多有钱？关于运动员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分配的各个利益方我在《孙英杰：冠军背后的利益关系》都说过了，在博客上也贴出了完整版。因为字数太多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坚持，专访田径中心主任的关于运动员工资的细帐最终没有完全发出来，今天就把完整版也贴上来。
   看过这个算法就知道，自称是蓝领的刘翔应该至少是白领，严格说是是小富，但绝不是大家想的超级大富豪。他的收入大概有两块，一个是工资，没有拿冠军的话他的工资加奖金是18万，拿了冠军又加18万，那就是年薪36万。而且他还有一部分，就是代言的广告和参加各大比赛的奖金。代言的广告三个，收入是按照他在没有成名前和体育总局签的比例分的，估计有30%，奖金应该是50万左右，而这些钱可能还要扣去到各地参加比赛的训练费用。而他已经是中国运动员收入最顶尖的一个了，大部分运动员没有广告代言，工资就在一个也1千多，确实是蓝领。
  中国的运动员收入比起国外是相对低比较多的，主要是我们国家形成了耗费了大量的投入就为了产生一个顶尖运动员的举国体制，所以当这个运动员产生后就需要为整个体制埋单。在这个体制下，刘翔的产生和经营不如说是中国田径投资的结果，而产品诞生之后，他需要为这个体制买单，事实上，中国田径队将近一半的训练费用来自刘翔成名带来的经济效益。
 
举国体制下田径发展的经济方式――专访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
2002年刘翔出现在黄金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知道，当时去参加比赛的那些钱是国家田径管理中心顶着2500万的可能赤字硬掏出来的。说到底刘翔其实是中国田径的一次“风险投资”。“我们想的是，只有有成绩才有明星，有明星才有观众，有观众才有赞助，所以不惜‘砸锅卖铁‘都要支持，要不就只有死路一条。” 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博士对记者说。从2001世界锦标赛没有人进前三，总共就一个第四和第五再到2004雅典奥运会的两块金牌，中国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博士还记得，2002年1月原本主持兴奋剂检查工作的他从体育总局调过来的时候， “整个国家队几乎散掉一样，名存实亡，就连一整套统一的服装都难配上，装配甚至比地方队伍都差”。而且当时“根本没有人想要打国际比赛，一来觉得竞争力不行，再来地方队伍觉得打好全运会最重要。” “要理解中国田径当时的问题和罗主任面对的困难，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国的体育地方和国家队其实并没有衔接的关系，地方队的训练经费运坐经费都是由地方政府拨的，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政绩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升职空间更多不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系统里，而是地方政府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最重要的还是看全运动会。根据中国目前的这套体制，他连要调动地方的精锐人员到国家参赛都困难。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总局是地方体育的监管单位，而不是主管单位。而罗主任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的管理中心，他们的任务是奥运会，地方体育部门根本对这不在乎，如果没有找到一条纽带拉动起地方，调动起地方，这个机制衔接不上，成绩就根本上不去。”林显鹏教授说。“而且实际上国家体育总局的钱是有限的，不一定比地方雄厚多少，我知道的，拨给田径管理中心一年就大概一千万，要用这点钱调动起全国的体育系统还是个难题。”当时总局实施了一个办法连接上一条纽带――“取得奥运会冠军的选手也自动在该地方协会上加上一块全运会金牌。”在这个背景下，罗超毅主任也用一套经济方式终于启动了中国田径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大概介绍一下，2002年2月1日刚上任的时候您面临的情况吗？罗超毅：当时国家队名存实亡，基本没有队伍，宿舍也没有了，好的选手都在地方，没有可以抓在在手里可以打仗的部队。举国体制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举国体制最核心的一点是，集中力量到国家队，集中到这一点，当时的中国田径失去了这种聚焦。当时甚至没有一个条件符合的训练基地。整个队伍成绩下滑比较厉害。比较典型的是2001世界田径锦标赛一个第四一个第五 总分9分，世界第33位。经费也特别紧张，我印象特别深刻， 2002年8月我上任的时候，我们到斯里兰卡去打比赛。当时运动员服装是国内小企业赞助的长的运动服装，斯里兰卡37、38度热得很，运动员没有短袖的衣服，长的又实在穿不了，想换一套整齐的短袖服装也不可能，整个队伍都是临时组建，从各个省市掉过来的，运动员有的穿蓝颜色有的穿红颜色，人家都是短袖衣服整整齐齐地出去，我们当时没有这个准备，第二天要出场了，火烧眉毛临时在斯里兰卡买了个短袖衫。要不当时怎么敢出场，这样一出去太狼狈了，再怎么说中国也是大国，这样太丢人了。也因为这种状况，中国田径整个没有士气，就觉得我打奥运整个能进去前八就很难很难。不要说争什么奖牌、进什么前三，大家更愿意打全运会，全运会还能拿冠军，但是当时有的全运会冠军到世界上去，连世界前20、30名都进不了，拿了前八又怎么样？没什么奖金没什么钱，所以宁愿打国内的比赛，宁愿打小的比赛，奖金还挺多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您想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罗超毅：我脑子也一团乱，从哪切入啊？困难太多了。不过冷静下来充分思考以后，我觉得首先要抓竞技体育，提高成绩。这有个逻辑链条，没有运动成绩老百姓不喜欢，你谈何普及谈何推广。过去田径冷冷清清没有人看，现在有个刘翔就开始让观众感兴趣了，没有名气没有运动明星没有人关注，企业也不会赞助。所以当务之急是拔尖子，抓成绩，把成绩提高，其他问题就好办了。也用不着说怎么做就能自然普及，老百姓感兴趣了，就有赞助，有赞助有经费了，有些事情就好办了。所以我上来第一个看法就是抓队伍抓成绩。抓成绩直接落下来就是抓国家队。国家队的组建，其实当时有两种认识争议，一种认为你还搞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还这么国家大包大揽，是不是和市场经济想违背，应该放到各个省市，国家不应该大包大揽。在各个地方逐渐组社会化产业化。我当然认为第二种观点有它的道理，但是不是现在可以走得通，中国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国家队。而且当时我分析，无论从哪个条件上讲，国家队的力量是最强的，在中国田径落后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没有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包括集中的经费投入，你哪个省能投入这么强。而且因为田径在国际上落后到这种状况后，田径在各个省也不是重点，投入也是非常有限的，管理力量上，国家有几十个人在管田径，我们管的程度，细化的程度绝对比一个省要强得多，省里面一个副主任管了若干个项目。对田径项目的认识和国际的接轨，他们肯定也不行的有限的。第三个，北京的医疗科研力量比地方强很多，国家的科研所在这，国家的重点实验室在这，以他们的经验来解决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比各个省来得清楚，我管过14年的科研，我太清楚了。田径不依靠科技不依靠科学是不行的，我把全部的运动员集合起来，也把全部的科学力量集合起来，全部科学训练科学管理，这是很重要的条件，任何省都不具备。2002年2月1日我刚上来的时候大家还在争论，2月6日我刚上任5天就跟大家说不要讨论就这么定了，在见老同志的会议上我就这么宣布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组建国家队训练要钱，科研要钱，出国去参加比赛要钱，当时照您此前的说法，连套整齐的服装都没有配备，经费上不紧张吗？罗超毅：经费当然是紧张的，所以即使组建国家队不可能大包大揽，有的项目是在奥运会上可以有所建树的，争金夺牌或者进前八。有的项目的确是没有希望的，我就先放。我当时重点抓了十几个项目，如果要集中46个项目算算你就知道有多大的负担，每个项目集中三个人就100人，集中五个人就要230人，而且比如竞走、长跑它两三个人练不起来，一个气氛的问题，一般要十几个人，运动员要吃住、训练条件每项都要花钱。所以一部分要交到省里，让他们培养。同时在这些重点里，我又确定了重中之重。第一个就是高栏，当时刘翔还看不出有什么苗头，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人要怎么拼绝对体能的项目我们拼不过人家，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体能要求很高，技术要求也很高，两个要求都很高的情况下就有机会了，高栏就是这样，让刘翔和参加高栏的选手比百米，他决定是后面的，但是有了栏架，技术成了很大的因素他就有戏，当时考虑的类似项目还有链球、跳远、三级跳、撑杆跳。另外一个是耐力型的长跑，是吃大苦耐大劳，我们中国人向来能吃苦，人家不练或者练不到那种程度。我就等于把所有力量归结到一起，然后再归结到一点，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我相信一点突破了，成绩上去了，赞助就来，一切就好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知道国家给你们下的目标是，运动水平要好，参赛项目要全。应该说当时的经费都不能满足重点运动员基本的生活训练费用，那地方运动员的积极性又要怎么调动呢？而且还有个持续性的问题，如果就抓着几个，后来没有人跟上也很成问题。罗超毅：我当时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攻尖计划，一个叫攀登计划。攀登计划就是划分了几个梯次：可以进入世界全50名、40名、30名、8名、前三，一个个台阶，每进一个台阶我这边就有一笔资金跟进。只要一个地方的运动员，他的成绩能进如入当时世界排名的前50，我们就和地方签协议，通知他们某某已经进入我的攀登计划，我准备给他投入多少钱，他的训练经费，他的训练津贴，科研保障，我要给他多少钱，你们干不干，你们要干，好，我们签个协议，我们要共同保证这个投入，双方按照约定的比例，完了之后我还要检查，这样我投的钱加他投的钱就能比较好的保证攀登运动员计划的运作了。我这叫抛砖引玉。对于地方我还可以强调一个心态，入选国家视野是个荣誉也是个机会，要是进入我的视野，我全国集训的时候免费，出国比赛重点选拔你，外国专家讲课的时候我可以抽你来听。我有很多条件给他吸引他，所以这样他就很高兴，愿意和你干。这样基本上地方和国家就能衔接就能配合，所有运动员都能找到位置，而且水平越高支持越大，只要进入前八就进入攻尖计划了。这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对于运动员来讲，我有个具体的措施。进入前五十名，那你进入我第一关，那我给一千。50之外的可能就900、1000这样，进到40名我就给你两千或者两千五，进到30名就是三千或者三千五，进到10就有四千了，前三名可以达到五千。你要根据你的成绩来领我的奖金。我们制订很细的条款，你只要从五十名进入四十名，那明年你的钱就加到了多少，所以你就跑。很清楚一跑入那个成绩工资就涨上去了。攀登计划不是虚的，虚的不顶用的，我全部和奖金工资待遇和他出国的条件保持在一起。教练也一样。我是怎么干，你给我拿到奥运会冠军，我每个月给你一万五，一年18万，银牌12万、铜牌10万，四到八名八万。2002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但我告诉你，你只要拿了金牌，我一年18万给你，这就是你的训练津贴，运动员18万。但是我现在一个月2100，30块一天的驻队补贴，3000千，到全年年底我给你结算你成绩，好加加2000封底5000，一般1000，成绩不怎么样你就拿3000，到顶了，假如每个月5000，我欠你1万，从02年三月组队开始到雅典奥运会结束，我算有多少个月，现在我只给你5000，但是你只要雅典拿了冠军，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一个月一万，加在一起多少钱全部给你。但是我事先不给，所以有的拿三千有的拿三千五，有的甚至被扣掉。这些东西都是过程，你只要完成任务，你那一万五缺多少我给你补多少。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如果照这个计划，钱从哪里来啊？罗超毅：当时只能是超前经营负债经营，当时我就这么拍下去，拍完之后你说不慌张是骗人的，根据我提出来的目标算，2块金牌、3――5块奖牌、10个项目进前八，20项目进决赛，37个项目达标进场，一块金牌运动员教练员总共36万，02到08年五年，2块金牌又要多少，银牌12万，多少教练多少运动员，还多少助理教练，助理教练拿70%，算一笔细帐，一算两千五百万。但是当时我的口袋空空的啊，我说没关系反正我先把这个政策出来，你们给我干，我去找钱，我就不信成绩上来了我们还找不到钱。事实上是必须这样啊，不干也不行，不干完不成任务。等死啊，出了成绩我砸锅卖铁我都会补上去，就这么干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当时您还对国家队的一些组织形式修改了，比如不让国家队教练从地方抽调运动员？罗超毅：这是我调动积极性的另一套方案。我总说国家队是一种建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机制。我抓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是国家队，这是建制。机制的意思是，它还是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前有些项目，国家队的教练会说山东有个好苗子，辽宁有个好苗子拉他进来，现在我不同意，你只能带你的队员来，一来这样做难度大，地方教练肯定不放，二来还可以让他们产生竞争。国家队教练是睡不着觉的，因为那山东辽宁甚至几个地方水平都差不多，都在打你都在挤你。要是把你调过来你就一家了，你就睡的安稳了，我就不让你调，弄不好你比赛输给地方队，你国家队没面子，一年365天不甘松懈，这就克服以前的情况，以前打完全运会休息两个月三个月，你敢休息两个月我至少敢休息一个半月，谁都可以不干，因为我只要打败你我就拿全国冠军，现在不一样，组建国家队以后，你四川辽宁不想要全国冠军吗？我知道你可能不想要奥运会冠军，但我知道你想要全国冠军，我选的国家队水平是当时相对高的，你想要这个冠军你就得打败他，而同时了，国家队教练和我签的责任状不是全国冠军，你拿了全国冠军完不成任务我还要罚你，所以他的任务要求很高，他拼命练，他水平上来那些盯着他的地方队也跟着要追，相互一刺激机制就活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我们也看到，当时您特别允许一些个别项目从地方队抽调人，比如女子中长跑，您当时就让王德现把刑慧娜从山东队调上来，这是为什么呢？地方怎么愿意呢？我们知道教练员的工资是和所带运动员成绩以及所取得的奖金挂钩的。
罗超毅：还是有特殊情况，因为当时2004年奥运会迫在眉睫，我们也知道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对有希望的项目要下最大的决心。我们通过竞争上来的教练，应该说本身至少有相当水平，而且我刚才说的国家有很多条件。所以我就特别允许竞走中长跑我再不下决心不行，关于地方和国家要怎么协调，首先要讲一个认识，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第二国家有个政策，就在几年，你带出的运动员的奖金还是原来教练的，不是王德显，当时会有个科学的评估，规定这个奖金在一年还是两年之内奖金归原来教练的，然后随着时间再按照比例慢慢改变，所以我们亚运会、奥运会刑慧娜拿的冠军，她的前教练都有分奖金的。特殊的政策等于说奖金归地方，国家队的教练完成任务包括亚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当时两个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只要你们是第一第二名的话，，两个不要拼，我现场就说我第二名照样金牌对待，给你荣誉给你钱。不然就两个窝里斗，罚下去一个损失就很大，冠军6万银牌也6万。所以利益保证是很重要的。其实地方的利益没有损失，奖金运动员拿大头，教练员留一部分，地方留一部分，协会拿很少的。几家共同享受，是有分配的，协会拿得非常少的，就是百分十到十五。《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可以说中国的田径在您的领导下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对于2008您有什么展望呢？罗超毅：现在不敢说什么根本性改观，只是说改善了，这几年国家对我的支持也很大，而且因为成绩好，有明星了，开始有赞助了，我自己也能找到足够的钱。比如刘翔、刑慧娜都有吸引过广告，而北京国家马拉松这样的活动也能拉到不错的赞助。现在整个形势动起来了。2008的奥运，我们金牌上依然没有把握，以为尖子仍然就是这几个，但是我敢说的是，中国田径有了整体性的进步，我相信2008我们在许多项目上都会有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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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上的储时健(寻储系列二)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储是一个少年得志中途没落再度得志的人，二十出头就当过生产大队的头，后来因为文化革命被下放过，再后来到了当时谁也不去的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储的发迹来自于国家因为云南地震，当时没有钱赈灾，所以经过考虑出台一个规定“特许云南作为烟草试点省放开烟草买卖。”以前各个省的烟草只能在本省销售，所以就当完成任务一样，大家应付着生产，放开以后，就意味着只要储能做得口感比其他省好就能大举进军，而其他省根本没有竞争的意志和意识，所以当他很大胆地以自己的性命做抵押贷款进口德国的机器后，当他的红踏山在包装和口感上一下子上了好大一个台阶，红塔山成为当时的抢手货，从口感的闻名再到身份的象征，红踏山开始被恶炒。根据储时左给我说的，当时全国上下大官小官都在找储时健，因为批发到一箱红塔山等于赚到2万，所以谁都要这个批发权。
  红踏山红了，老储也开始站到风口浪尖上。利益很难平衡的，某部队高官要多少箱，其他就要攀比，省某领导要多少，部委某领导就要多少，所以“你说老储多悬啊，没有平衡好，得罪谁就有想搞他的人，然后有人会出来帮他，帮完他又要加量，结果又一次新的不平衡。”储时左说，他心想后来老储出事没有人出来顶是因为，老储后来发火了，谁也不给，结果很多领导都针对他了。
  储时左当时还讲了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以前每到老储季节老储总要下各个山区的田去看烟草的质量。“当时就像什么出游一样，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是各地官员跟着，每个人嘘寒问暖的就想要个批发权。”
  我觉得储时左的这段讲述很精彩，他把老储做大的空间和要害都点出来了。可惜他就说不清楚后来那段，他一会说，后来储出事是他自己想着要退休了，确实想占些钱。等一下有说，但是想想奇怪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这么直接，而且要的只是一两千万而已。一两千万不就一万箱红踏山的批发吗？他说他曾经怀疑是有人栽赃，但是老储一直不肯说，连律师问他他都不说，就说认了认了。
  不过公允一点讲，当时储的养老政策确实比较低，根据他弟弟的说法，照标准，他退休就一千多。这怎么对得起一个这么牛的人。心理不平衡我想也是应该。但是国家可能也认为，你能有钱赚，还不是我给你的机会，你还装牛（事实上确实有领导这么指责储。）
  要回去的时候，储时左带我去看了储时健他家。他们家很逗，可能也是为了以后做个纪念吧，或者证据吧，所有人要见他家前都要先在登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姓名电话证件号码。我看到，即使听他弟弟的说法老储拒绝了很多人，但还是看到上面竟然有中央某部委领导、省的领导更多，不辞千辛万苦跑到这个山沟沟看这个已经下台的枭雄。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回家的时候，储时左一直坚持不让我回去，他说晚了山路危险，我也觉得是，但是实在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在这里住，一来我其实当时心理摸名恐慌，我实在不习惯这种俯视人间的居住方式，再来隔天还要赶去120多公里以外的红河集团，找老储的大弟子邱健康，现在他可是云南的牛比人物，好不容易说服的。而且我知道要是住他家，连睡觉前起来方便都不敢，憋死自己。
  所以还是坚持下山，还好那个可爱的司机信心十足说别怕，我当过军队的司机，也有十年驾龄了――这个和老储的司机一样，那个司机是从部队特意抽调来的，为的就是怕老储身体不好有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我们终于还是下山了，下山的时候储时左很客气地送我三箱柑橘，一箱叫我给邱健康，一箱给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一箱要我自己留下。还说叫我后天再来看看。我答应了。
   下山的时候，说真的心里真是慌，好几百个弯，有时候拐一些石头往下面掉久久都没有听到回音――真他吗深，路也真他们窄。突然想起储时左说的，很多官员也是拜访到晚上才回去，吗的这种路叫我晚上走第二遍我可不肯，他们竟然还一直往这里钻。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未完，明天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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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再以孙英杰在的体育圈为例子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有钱有权有交易和相互坑拐因而有联盟有敌人有嗜血者和被欺奴者,因而有江湖。说出江湖是难的，但是围绕着利益去尽可能展开也会因而可能窥探到里面的纠葛。
  下面这个是我做连续三期做孙英杰报道的最后一篇，因为杂志版面的原因，没能容下这么多字数，见刊的是砍掉4千多字的，附上完整版，为自己通宵的那个夜晚作个纪念。不过还是提倡买三联，呵呵，那是我的饭碗。全文12000字左右。因为字数太多新浪不接受，两次发。
 
孙英杰：冠军背后的利益关系
导语是什么样的体制最终把孙英杰从一个在农村奔跑的小女娃培养成一个国际知名的冠军选手，又是这个体制背后怎么样的利益关系把孙英杰卷入与兴奋剂纠缠不清的谜团里。在兴奋剂事件之前孙英杰无疑是幸运的，她是中国几万名田径运动员中屈指可数的、有机会可以站在国际领奖台的中国田径选手，然而她的落马意味着的是她自己、一个教练、一个体育协会和一个家庭的困境。究竟这个冠军的产生需要多少的投入，又最终能得到多少的产出，而她背后牵动的是怎么样的利益关系，分析孙英杰以及她所处的利益立场，除了明晰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机制之外，或许更能由此接近兴奋剂事件的真相。而事实上，如果孙英杰最终确定被禁赛，而她本人也因此退役，那就到了该清算的时候，而此时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等者她――怎么理清在她背后纠葛太久因而模糊不清的利益关系？
冠军的投入与产出
母亲马桂兰还记得，孙英杰在沈阳体校读书的时候，每到周末她总是要心神不宁，虽然只有到周末才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儿孙英杰，但是每次女儿要走的时候，都是他们母女俩最难受的时候。通常都是孙英杰涨红了脸，低着头走到马桂兰身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体校交什么费要多少钱。然后马桂兰就拉着他的父亲孙凤有开始四处去借了。“如果是数量不大的就先到邻居家去借一点，有时三五十块，有时一百多块。然后挖沙子攒够了钱就立刻还给人家。数目大的时候，还得到信用社去贷款。还好因为我们一般都会很尽量即使地还回去，所以信用社对我们的贷款几乎是有求必应。即使是每次一千元的贷款，我们也办了二十几回。”11月10日晚上，马桂兰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家庭最困难的就是那段时间了，那时侯孙英杰因为在同龄人中水平比较突出，能够选拔到沈阳体校了，体校作为国家体育的正式机构有点照顾没有收我们学费，但是住宿费、训练费也够让我们家庭难受的，我还记得沈阳体校训练到最后那个阶段，为了提高选手的比赛能力，开始组织高水平的选手四处参加比赛。一个周末晚上英杰回来告诉我们，她被推荐去重庆参加全国比赛，来回是坐飞机的，需要三千多。她当时一说完，他父亲什么都没说就走出去找钱了，然后她自己开始抹眼泪，我也跟着开始哭了。”想到那个时候，马桂兰声音有点哽咽：“那次可难死我们了，但是老师说了去了就有可能被一些教练发现挑中，才有可能到更好的队伍，省队甚至国家队，不去就没有任何机会，再练也没有意义。所以最后还是贷款才去的。”事实上要培养一个冠军对这个家庭来讲从来就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刚起步的时候，孙英杰还边上学，没有花太多钱，边读小学边练习，除了学费之外，本子、笔、手绢、毛巾之类的东西都是在各种运动会上挣回来的。”负担是从孙英杰因为成绩优选开始作为一个准运动员进入苏家屯区体校开始的。“小学毕业后，孙英杰开始到苏家屯区体校，体校一个月上交35斤大米的伙食费、60元的住宿费。她每次回家要住宿费，家里没钱，从那个时候家里开始觉得负担得很吃力。”马桂兰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水田旱地，养着三只老母猪和两匹马，靠一年四季给人拉车和捞沙子挣点钱。沙子是从齐腰深的河水中一筐筐捞出来的，然后用马车运给买主。家里实在是没有钱。捞沙时别人捞十二三车，我们就捞十七八车。人家都收工了，我们下河再捞。但即使这样也应付得很难受，几乎是连滚带爬。我们可以算一笔帐就清楚了，从1989年开始进入苏家屯区体校，直到1997年英杰才不向家里要伙食费，这么些年来，我们供她练田径，总共花了6万块了吧。在前些年，6万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尤其在咱们农村。一车沙子才5块钱，6万块啊，得捞多少车沙子啊。”“因为供她，她几个妹妹都没怎么读书了，爸爸太辛苦累下了癌症，我也因为长期到水里捞沙落下个胃寒，全身使不上太多力气，没有想到这么辛辛苦苦，说出事就出事。” 马桂兰说。听证会还没有召开，处罚决定还没有最终公布，孙英杰的父母这几天因而一直睡不着觉。不过更让他们睡不着的原因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孙英杰。“我女儿没有手机，她也没有钱买，运动员身上都没有钱的。她以前要打电话都要用王教练的机子，而且是当作奖励性质的，以前王主任都和她说，你要是在哪场比赛能拿到怎么样的成绩，我就让你打电话回家。所以现在王教练的手机一关，我也找不到了。”这个焦虑的老人说：“我女儿有点自闭、有点内向，我们真担心她扛不住，他从97年被王教练带到北京后，就回家过两次，好多话都说不完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娃受不受得住。”讲到这，马桂兰已经哭起来了。“现在我们最难熬的是晚上，实在不知道能做什么，坐着瞎操心也不行，就这样每个晚上拼命打王指导的手机，拨了一次又一次，那边都是关机，拨到自己死心了，然后一个晚上睡不着，第二天继续干活，干到累了也不敢歇，因为一停下来想起这事情鼻子又酸了。要知道培养一个孙英杰可以说是耗尽了我们全家十几年的投入，怎么能说没就没了。”令人意外的是，即使拿到国际国内众多奖项，孙英杰家里仍然不是太宽裕，得过肺癌的孙凤有还承包9亩水田和10亩旱地，除了雇人收割和脱粒外，其余都是要和得过胃寒使不上太多力的老伴以及孙英杰两个妹妹下田。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只拿过一次钱回家，就两万，那还是他爸爸得癌的时候。”马桂兰说：“那次我们也是走投无路才打电话给孙英杰了，她给王教练说了，王教练连夜赶到沈阳医院送了两万。不过他爸的手术总共进行了四次，每一次都用了将近两万块钱。”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钱了。”
体制下运动员和他们牵连的利益
“事实上我们就从来没有寄希望在孙英杰的奖金上，从体校到国家队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一直需要不断向家里要钱。虽然到了国家队，国家给了很多生活上和训练上的照顾，但是日常的一些小东西还是要打电话过来向家里要。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直接拿到钱过。以前9运会的时候，铁道部是说要给奖金和一栋100多平米的房子，但是后来我们也没有继续追问，王指导和我们提过，不要让运动员知道自己有钱，特别是练长跑的，这些东西就暂时由他看着，当作以后奖励，而且也当作抵押吧，要不孙英杰跑去跟了其他教练怎么办？我们觉得也说得很对，我支持王指导的想法。”问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为什么还是这样的情况，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在电话那头脱口而出，不过他马上表示：“对于这个我不想说太多，说太多要是和教练发生问题，还会害了女儿，我们很尊重信任王指导的，是他把我家女儿带到这么好的成绩。现在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入接近一万五六千元，我们已经很满意了。最近妹妹用5万买了辆出租车，家里看能不能再增加点收入。所以你说我们家英杰会为了钱去吃药吗？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我们的想法里比赛已经不是和钱挂太紧了，现在就为娃完成个心愿谋个以后的出路而已，我们希望她能靠这个以后过得舒服些，当个教练什么的，不过现在却撞上这事情，你说能不打击我们吗？我们都商量了，要是真处罚重了，就让孙英杰也回来和她妹妹跑出租，还可以赶快找个婆家嫁了，我家英杰是腊月末几天生的，虚岁是26岁，但按照农村的算法都28了，再不嫁也迟了，这孩子为难了20多年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 “要转化一种想法，不要以为运动员的奖金是运动员，中国运动员的成功背后是一个巨大体系的运作，事实上或许可以从背景上先分析。我国目前实施的体育制度笼统地称之为举国体制，这个体制是把体育全部系统纳入国家的直接管理中。最基层是县里面的业余体校，少体校，再上来是省、市的体院、体工大队或者运动队，再上来是国家队，整个处于金字塔形的结构。县一级别负责选拔苗子，然后体院再精选，各个省的专业运动队再挑选，挑选到最后的参加全运会，如果有希望冲击国际比赛的就被调到国家队。这样机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机构太庞大了，从每个县开始层层都有专门机构，整个机构就要多少人，而且为了选拔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员，少体校、业余体校都收了大量的准运动员集中训练，还有各个地方的专业队伍，整个多少人，而且无论是机构的运行还是体校、运动队的维持，这些大部分都是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行的，这个负担其实比较大，所以这就造成了，要培养运动员需要家庭自己负担很多，而且有了收入也不能全归运动员。在我国是这么认为的，出一个运动员是很多人一起托上去的，而政府给的经费往往让他们觉得紧张，所以他们都把运动员当作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运动员最终比赛得来的奖金当然也要和运动员所在的地方体育机构体育协会摊分。”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副部长、北京体育大学林显鹏教授落实到孙英杰，作为为数不多的冠军之一她的工资究竟能有多少？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对记者说：“一般运动员的收入由两块组成，一块是工资一块是奖金。孙英杰归属于火车头体育协会，她还是国家队的主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细致的规定叫做攻尖计划，对于有能力在世界大赛冲击奖牌的选手都给了明确的规定。教练员和运动员按照那个细化的标准领工资，进入世界前10的每个月就有2000或者25000，孙英杰的工资具体数目我不方便透漏，但是像她这样优秀的运动员收入即使在中国社会上可以算不错的。至于奖金上，我们保证奖金的绝大部分比例归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总局和协会也会留下些比例作为活动和组织经费，但是这个比例是最小的，不到15%。”“运动员至少牵动着教练、所在地方体育协会。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体育体制是建立在金牌上的，地方政府抓全国金牌，国家体育总局抓世界金牌，运动员的收入、教练员的收入、甚至地方体育部门的拨款在这样的体制下全都维系在上面，教练的基本工资按照所带运动员的成绩分级，而奖金也是按照比例摊分运动员所取的成绩，地方体育机构的经费来自地方政府主管单位，体育除了作为一种政绩很直接关系到明年地方政府的投入，而且本身他们也摊分奖金，这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林显鹏说：“所以实际上，这个政策把三方面紧紧绑在一起，而且实际上，还有一条关系维持着地方和运动员之间的利益联系，根据相关规定，一个运动员无论他到哪里参加比赛，代表的都是他户口所在地，所以如果运动员和地方关系没有搞好，自己跑出来了，也还是没有其他单位接受他训练他，这条利益完成了整个的捆绑。”
教练和运动员间模糊的利益分界
那么为什么根据马桂兰的说法，孙英杰家里却只有收到两万呢？关于孙英杰的收入，除了该扣去的比例，国家田管中心的罗主任对记者明确地强调：“该是孙英杰的，不可能被哪个单位扣留的，事实上，我们为了怕奖金分配不到运动员手里，还特意给运动员开一个户口，国家队一合计好了，就直接把钱打入这个帐户中，不会有问题的，唯一的解释是，运动员时间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取，也有可能她也根本没有时间问。”唯一模糊的可能出在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特别是“火车头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协会，这是由它的性质――行业体育协会决定的，往往教练员带着运动员自己练习，安排分配下来的训练资金，有时候需要有些教练员会把运动员得到的奖金投入训练当中，所以实际上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利益很难分得清楚。而且事实上教练员常常会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运动员，所以一切都更难说清楚了。”体育总局一个官员说。王德显是在1997年到沈阳体校挖掘出孙英杰的，当时他刚从黑龙江调到火车头体协。“和马俊仁一样，王德显的马拉松事业也是从一名普通的体育教师起步的。一开始他是在哈尔滨市太平区当中学体育教师，他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84年8月，王德显毛遂自荐，当上了黑龙江女子马拉松队教练。在1989年，第三届世界杯马拉松赛上，王德显的两位弟子栗娟和黎叶梅分别名列第6、第7名并取得团体第3名的好成绩，吸引了很多体育协会和专业人士的注意。1993年，王德显离开黑龙江加盟火车头体协。当时因为马家军实力太强大了，各个地方的体育协会觉得在这个项目上冲击奖牌有点困难，纷纷放弃，只有王德显在火车头的支持下继续物色后备人才，所以就开始找马家军遗漏的或者不要的人才，孙英杰当时就是被马家军拒绝的人之一，王德显显然看到她身上的潜力，就把她招去了，可以说确实是王德显带出孙英杰的。后来王德显去国家队当教练也把孙英杰带去国家队，孙英杰从训练到生活的所有一切基本上都是王德显打理，所以说如果真要算帐还真是件困难的事情。”一个熟悉王德显的人士说。“或许是教练帮他保管吧，反正从釜山亚运会到现在，中间不是还有说孙英杰出场伦敦马拉松赛巨额的出场费，孙英杰都没有提过，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追问这个，要不对英杰不好，因为现在还是他教练帮她打点一切，从训练到整个生活，他对孙英杰有栽培之恩，我会记得，我不想把结局搞成马家军那样”孙凤有说。但是他还是有时不住气愤：“有时候我想起来也闹心，我要求不高，就想去看一次女儿的比赛，但是王指导总是告诉我，经费不够，你知道吗，去年雅典奥运会，因为战术上的安排英杰没有得奖，不过总局很照顾关怀我们，说要把孙英杰等同对待，奥运会结束后，国家田径队通知我去北京参与迎接运动员。但当时家里总共就只有200块钱，最后去北京都是借的钱。而刑慧娜的家人要去看比赛，王知道就同意”“事实上教练的收入和底下的运动员都有关，只要是他带的运动员拿奖金他都有分成，而且比例是一样的，至于说为什么王指导这么做，或许还可以这么想，刑慧娜其实以前不是王指导的运动员。是为了奥运会从山东队调过去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刑得到的奖金，原来教练该有的比例并不完全属于王指导，而是要和她以前的教练按照比例分的，王指导和刑的经济关系因而也特别清楚，所以孙凤有抱怨的，让刑的家人去的这件事情，还要问的是，用的是谁的钱。”体育总局一位不愿意透漏姓名的官员说：“总之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最终能解决清楚，不要闹到像以前出现的例子最终双方都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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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学术谁是谁的先锋？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每行总有每行的难处，和袜子（郑国庆）、王晓渔海侃了一个下午,在这之前，我其实不大懂得学术的运作方式的，甚至一直在动再次考学搞学术的心思。那天下午的聊天倒是让我对中国的学术丝毫没有兴致了。根据我理解的，学术的工作流程，和我在三联做社会的过程有点类似，就是你发觉什么重要或者你有兴趣，你能尽力在采访（学术是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独特的东西，学术和新闻一样，独特的发现是最有价值的。
  不同的在于，在三联做新闻，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就报题，报完题目就马上飞过去，然后中间可以通过种种采访和研究材料去发觉新的亮点。而他们的困难在于是，我们选题的批准权在主编手上，他们要做课题的经费权力在教育部手上，上传下达手续很烦琐，条件很苛刻，本身还有资历啊等级啊各种和想法无关的问题，关于材料的取用，我们做新闻知道是事实是什么就可以判断提看法，他们要提任何一个看法，都要用种种前人的观点来支撑，越新的观点在这样的体制下越容易受到攻击，而且要发表，他们也要到指定的刊物才算课题成了，这又有和编辑怎么处好的问题，很多都是要自己掏钱买版面.再有，以前我一直纳闷，比如我做历史题材的题目，那些研究者就是没有和后裔有太多联系，我当时是把他归为学者的懒惰，这次才知道，因为做课题的经费原因，如果一折算，很多课题根本没有钱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四处找人甚至打电话都要考虑，更别说到现场了。
  我当时开玩笑说，多亏学术不开放，让我们做深度报道的多了些便利。我举了个例子，以前做13亿人口未富先老的时候，关于老龄化的问题，我看几本国外的著作，引进个观点――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避孕药和社会的催老剂，就很新鲜，因为国内的基本没有涉及这个，做海南台风的时候，我发觉关于海南和台风形成的那种脆弱的依存，也没有人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或者引进的许多东西，就很有新意了，甚至我刚才提过的那些被社科院纳入他们的研究材料,作为一个学术观点发在他们自己的相关刊物和网站上.
   我当时说做新闻做到成了学术观点，不知道是中国学术的悲哀还是中国新闻的骄傲？
  王晓渔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本来学术是应该为新闻争得报道空间，应该是新闻的先锋，现在反而中国的学术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学术甚至比新闻还保守，让新闻成为了学术的先锋了。”他说你看，关于社会的最新思考，多少是学术提供――都是新闻做到的。
  谁应该是谁的先锋，我是这么理解的，或许在一线的信息获取上上肯定还是新闻，但是思想领域的开拓上或许应该是学术吧。观点有助于知道信息的获得，信息的获得有助于提供给学术做观点研究。然而，也确实，中国的学术空间似乎被抢占了一些。我开玩笑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做深度报道就像做伪学术，每次要报道一个东西，在那么短时间里尽快看材料，尽量找资料，尽可能找新的说法，找到新的发现才算完成任务，但这些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样搞鼓出来的，有时候难免观点偏颇或者有漏洞也难免出一些小差错。
   关于我这个说法，晓渔回答是，那是因为学术的机制导致了一些空白，这才给新闻让出空间。我说，而新闻因为有外资竞争的关系拼命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就确实正在开始取代一些学术的功能了，特别是学术书店出身的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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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题的困境和新闻的G点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曾和新闻周刊的朋友对比过新闻周刊和三联的所谓G点，我觉得新闻周刊的G点很单纯、执着也很直接，就是体制，也不仅是新闻周刊，南风窗、财经、了望东方，他们的新闻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格外一体――就是体制，我对比过这次关于哈尔滨水污染各个新闻周刊做的，发觉三段很流行――问题出来了，表现了――问题的现状；为什么是这个问题――又往往归为体制的本质；然后解决的办法――从社会发展的模型或者体制上来展望，这样三段论你可以看成是执着――或许他们认为新闻的最大功能在于推进体制，从这个假设背景上去想，会觉得他们的工作似乎很有意义，又或者，是否也是一种思维的陈腐定势呢？而且这样的做法有点问题在于，在这种思路下选题的障碍是突出的，比如做过一次矿难你把它归位到体制的某点，第二次再难翻新，而一个体制的问题，可以表现在各个领域，但一年就有50期左右每个领域都表现又能做多久，像现在新闻周刊的社会选题困境就很明显了。
   新周刊当时我的障碍在于，双周刊速度抢不过周刊，所以我当时和老拧就一直在探讨做新闻的后点，做应用社会学一样的报道，比如杭州的高房价我把它放到关于城市扩张下土地的升值和土地这种公共资源因而被政府用来经营产生的强势和弱者，这个稿子后来影响比较大，甚至后来干脆被提炼为“杭州现象”。不过这种感觉做多了，你就感觉，自己是个伪社会学家，实际上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和现实的新闻结合通俗地表达社会学的观点。
   我觉得南方周末是相对聪明的，他们不求定论性的东西，他们求新闻的前点，最前点，就是说看新闻的表现求新闻点的细节，他们会更乐意个案，然后再探讨个案的标本意义――这是他们呼应并且推进体制的方法吧，就是说，他们更像是为体制学社会学家收集标本的人。
    三联我觉得首先是个聪明的杂志，它在李大人的掌握下很开放，不过当然也有他的兴奋点，比如李大人的关键词就是通道、空间、权力、体制等等，这些实际上是对一个社会最有力量的关节点，三联希望通过阐释这些关节点来阐释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实。可以说这样的思路和杂志定位是契合的，这些有力量的点适合三联目标读者――那些相对强势的人――知识强势或者经济强势，最重要是中产，所以三联在这样的思路下，很容易排斥南方周末的那种草根。而且三联重在阐释而不是判断，更多时候不倚重在给直接的观点，这样既能充分表现真实又能避免被抓住把柄，很容易理解，讲述永远比判断安全，不过当讲述也不安全的时候，就是不让碰关节点时，那社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我想南周也有类似的困惑，因为他们要的标本也是这种有可能触及社会关节的标本。今天是因为三联例会，但我实在找不到题目，苦恼了很久，这还有个背景是地方新闻本身很难像以前那么容易有好新闻出现――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要说多了可能又要被删稿子了，这点我理解新浪。另一个背景是，同一个矿难你可以很多角度做，但是究竟能展现到什么程度构成别人的阅读点，一个矿难做一个就是挑战再做一个更是挑战。
   前段时间周刊的精神标杆之一李菁姐到美国采访学习，回来吃饭的时候给我和李大人描述了站在纽约时报的激动，当时李菁姐说多少国家多少媒体无论纸媒还是电视、网络，多少人会向往那崇拜那，因为纽约时报象征而且强调一种精神――做一个社会的记录者，报道可以报道的一切，或者反过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报道，一切都是有价值的。纽约时报很强调那种所谓的小细节，我看过一本书里面一个编辑他们称为――历史的温度。他们有个很容易让人震动的口号――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被报道的。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比如曹雪芹也说任何东西都可以成文的，问题在于表达的技术和能力。怎么让这东西能让人感兴趣。
   昨天和令狐磊MSN我也和他聊到这一个，我说了个东西，我觉得以前是因为刚引进深度新闻的观点，能找到本身能构成社会G点的新闻，所以只要能做出来就会比较成功，但是现在是，这种东西一个不好找了，因为被做过多次了，找的人多了，类型都被做过了，再来环境也确实没有以前好了，所以就必须同一条河跳进去能感觉那是不同的河，就是重新发现的能力，开拓新矿田的能力。
   我今天回家翻了普利策的得奖文章，其实好多题目假如报给各个周刊估计都不会有兴趣做，一个手术一辆飞机一座小镇一个退伍军人它们都做出来了，其实我有很深刻这种体验，
   可以说我是幸运的，大一就有地方媒体让我呆，大三领导们咬咬牙还让我当了深度报道的主编，负责操刀一周一期的社会周刊，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在地方觉得可以拿来说事的实在不多，一直在羡慕着全国性的杂志。所以一毕业完就往外跑，才不到两年就呆过新闻周刊、新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也都一直做社会的，也都遇到过选题的障碍。不过每次跳槽就发现新的G点和新的限制，比如从新闻周刊刚去新周刊的时候，突然发现以前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现象型的题目原来可以做，刚开始抗拒，结果后来被领导压下来做了感觉还不错，从新周刊刚到三联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就矿难都可以做个十几次，因为每个微观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没兴趣不如说在于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再回头一看，其实当年在地方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问题在于当时不知道那可以做或者可以做得很让人有兴趣。也就是说，除了本身是社会G点的新闻，我想现在的现实是要接受这样的状况，本身是社会G点的新闻已经不多，或者说有了大家都会做了，这已经构不成一本杂志安身立命的东西了，需要能把社会的G点在一个新闻里某种事件或者现象或者一个人中找到，需要知道它可能触动读者的地方而且有能把它做出来的能力。说到这我我也惶恐地下个判断，其实以前所谓的新闻的G点还不如说是杂志领导人的兴奋点，他们知道什么东西让自己兴奋了，所以就把杂志往那带，但是事实上能让人兴奋的兴趣的信息是很多种方式的。
   写到这，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突破目前自己的选题障碍，不过我知道了一个态度，就是要突破以前自己的判断。前天和令狐有聊过一个很有趣的方式，但是还没有想好怎么操作，只是觉得或许也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就先不讲了。今天看到小猪的博也在想这个，他的思路我很赞成，或许该到了再次拓展拓宽的时候，我说句有吹捧嫌疑的话，我觉得李大人主持下的三联比起其他周刊之所以社会新闻看上去更丰富更出乎意料在于他拓展了中国社会报道的方法和空间。
  所以正如小猪博里所说的，“记者，丫们尽管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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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的清朝王爷们的生活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这周三联的封面是王府，我本来最直接的兴趣是，王爷们的生活如何豪华奢侈，怎么个花天酒地，结果一采访发觉还真不是那回事。原来王府的生活苦哈哈的，至于是怎么个苦法，详情看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先发上来我分析的原因――这个稿子主编没有用，我想他肯定是比我清楚这事情，觉得我说的没意思，不过对我来说还是觉得新鲜，就先发上来。
   事实上，我想写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我其实在采访的时候很是感慨，觉得清朝的八旗制度在当时真是个先进的制度，难怪是要得天下的，有兴趣不妨谈论一下
 
 
八旗制度下的北京城和王族生活
导语：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上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塑造了“历史上最刻板的北京城”，也是这样的制度最终塑造了管理王族的“历史上最严苛的各种礼节”，在这内外两种环境下清朝的王府生活“可能是历史上最压抑的王族的生活了”。
兵、民合一和营、城合一
简直就像是个大兵营――清史专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研究员张书才喜欢用这样的说法形容清朝时期的北京内城。按照他的描述，当时整个内城就只有60万人，没有繁华的商业街道，除了零散的几家商户，有的就是集中在寺庙旁边隔天一次的庙会。城内是大片大片的空出来的绿地，中间一座座按方位排列的王府，王府旁边是整齐的一牌牌片房，里面住着的八旗子弟兵。 这种城市面貌的背景是“内城的居民就是八旗子弟兵，整个子弟兵被一种强大制度管辖着，他们的生活是异常严谨而且苛刻的，他们被规定不能做生意和做工，而且内城里不让汉人居住，所以整个北京内城热闹就只有零散的一个些被特许保留的商店以及一般两天一次庙会，那是城外的汉人推货进来的。”“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用军事化的方法管理着一个城市一群王族。”北京市民委前副主任、北京政协文史馆研究员赵书对记者说：“有一个数据，1644年进关的时候整个北京内城总共居住有包括王族在内的八旗子弟60万人，等到光绪年间再一次调查时候，整个人口还是60万人――这种现实背后可想是多么强大严格的管制制度。”  “清朝能得以建立和它实行的八旗制度有关，从现在的角度看，比起此前的其他管理和统治办法，八旗无疑是很先进或者起码很有战斗力的。”赵书对记者说。所谓的八旗制度实际上是游牧民族发展的特殊管理制度。最底层是牛录，也就是后来的佐领。满族是狩猎民族，白山黑水地区地广林深，要进山打猎必须集体行动，这就演化成了后来的牛录。当时满族所在的地区，各方势力斗争激烈，而且生存条件恶劣，所以牛录又慢慢发展成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到后来通过血缘、地缘形成利益共同体，变成行政单位，几个牛录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旗，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军事化下的群体组织，几乎全民皆兵。“努尔哈赤的帝国就在于他善于运用这个制度，在此前自然制度的基础上，他把牛录按比例划分，并且规定所需军政费用、车马、驭夫以及士兵的来源以牛录为单位按比例征收，而每次战争所得俘获，掠夺的耕田种地、居住地方、财物也按照牛录的单位摊分。也就是说加入这个团体，等于加入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能保证你按照比例获得组成合力后所形成的强大势力带来的收益。所以时常会有头人率领自己的本部投靠，而努尔哈赤参照投靠队伍各个头目本来的地位给他们牛录额真等职务。事实上清朝的前身后金通过这种方式的建制更像是个军事捆绑下的利益联盟。努尔哈赤就是通过不断的联合力量最终形成相对多数获取利益，又把这些利益按照比例摊分，完成一个获得疆土和权力的循环。这成了后金茁壮的开始。”张书才对记者分析道。随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人加入，也开始有被俘虏的人成为依附在各个牛录底下服伺的下人，他就延续旧有的牛录制度，改组扩大，将全部女真人和一些蒙古人、汉人遍入牛录。万历二十九年（1963），一牛录为三百人，分黄白蓝红四色，到1615年，随着疆土的人员的扩大，设置牛录额真为管理，一牛录三百人一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牛录额真一名，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名，梅勒额真两名，将原来的黄红蓝白四色‘镶之为八色’这就是八旗的由来。后来随着人员继续扩大，皇太极又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统称八旗。。“可以说就是这种利益均沾的制度让满族赢得了天下。”1644年清兵入关前夕，整个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有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根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4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滚率军攻明时，能让他带的兵也就是“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工兵。”满洲、蒙古八旗共有四百二十八个佐领，每个佐领二百人，有八万五千六百人，三人抽二，能征五万六千八百名。汉军八旗加上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也不过十余万名兵丁，仅仅是当时李自成百万农民兵的八分一，也只相当于张献忠大西军的五、六十万的四分一，如果把当时农民兵和南明朝部队及地方抗清义军加在一起，有两三百万，相当于清兵的20倍。这个时候摄政的多尔滚充分应用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对与内部，颁布“即位恩诏”，用圣旨的形式在保证原来允许克扣大部分俘获的条件上宣布按照还会按照战功封爵，顺治六年就明确确立了后来了制度，把宗室封爵十等，并确认了后世子孙共享受今日功业的规定，使得作战不仅成了今天的利益，还成了可以保证后代的基础，如果能在那场战争里得到利益将被保护让下辈儿孙享用。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内部的旗主。而对外也是采取不区分的办法实行同样的规定，也让投诚的汉军迅速扩大，1644年，摄政王多尔滚对吴三桂的劝降书中，就直接提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被封赏的汉军贵族就迅速增加了两倍，可见投诚的汉军数量。也是靠着这样的制度，清朝迅速获得了天下。清王朝正是在这种极度细致化的军民组织观念下建立的，所以在1644进入北京城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是照着传统的做法，把核心领地变成一个精锐部队的核心营地。北京城里的汉人被搬出，限定两年内自行迁出，进驻的八旗子弟兵按照五行方位依次围绕着位于中间的皇室分布，而王爷的前身就是这些后战功的旗主们，他们的王府建筑在旗所在的领地里，周围围绕着所属旗下面的子弟兵居住的片房――这就构成了清朝北京内城独特的模样。“这种军事化思想下的建制不可能允许有太多享受的部分也不会允许有太多多余的人――一个王府里能继承爵位的就一个王子，其他的如果没有通过考试或者其他方式被封赏就有被赶回东北的可能，而到下面的子弟兵，一个家庭能继承原来职位的也就一个人――每一个八旗子弟兵都被编入，连职能都是世袭的，比如父亲本来是烧炭兵儿子继承的也是这个，至于要其他功名那也要通过考试，其他没有继承的孩子就要被赶出内城，所以整个内城根本没有闲暇人员，除了特许保留的原来汉族的个别店铺也没有能提供其他生活服务的人，在这种兵营建制下的内城里，又几乎很难有其他的娱乐设施，” 张书才说。
危险的旗主权力和被压制的王族生活
“这样的制度有个危险，就是权力不够集中。”赵书说。为了鼓励作战，还没有正式进京前还对利益放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个政策“任其偌掠”，就是说一个旗战斗所俘获的人口、畜生、财物除了上缴很少的一部分归公，其他全部留在自己旗里，由于满族之前是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习惯把人带在身边，无论努尔哈赤或者皇太极时期都鼓励采用同样的政策，抗拒者杀，降者编户，俘获者为奴。他们习惯带着俘获的人，四处征战，一到占领了土地庄园，就把一些人编户留下来为自己耕作，边俘获人边扩大地方。占领的土地越多俘获的人也多，就有越多的经济收入，也就有更强大的实力，“这样每个旗的力量和利益就直接来自于它的战功，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变得好战而且善于占领。” 这个政策也成了势力迅速做大的根本动力，在这样的制度下努尔哈赤以及他的继承人只能是整个联盟的盟主，并没有太多掌控形势的能力。特别特别是进入辽沈之后，各个旗在俘获大量人员和庄园后，从一个纯粹的战争组织开始落地，演化成具有管理各自占领的庄园领地的实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军政财刑，各个旗的旗主自然而然组成当时最高的决策集团。根据《清实录》的记载，旗主们有充分的权力，那时候的领导努尔哈赤甚至只是最终的拍板者，一般政策都要经过八旗共同多数讨论决定。甚至在努尔哈赤的遗书中都交代，“新汗又把贝勒商议后任置”，是任置而不是拥戴，这表明的最终的权力归属不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汗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事实上，努尔哈赤留下了个伏笔――重要官职却规定不让掌握兵权的旗主宗室占据，从后金国开始就为异姓所占据――这不仅给其他族群精英提供利益参与的机会，增加了议事的能力，也实际上在旗这种军事组织中形成另一种力量。当时八旗虽然各有旗主，不过八旗都各自设置管理的最高负责人“额真”，一般都是异姓，1626年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皇太极进一步通过规定强化额真的权力，使得额真不是以属下身份为各旗主服务，而是有着和旗主们形成对等的议政的权力，而且额真还掌握有“稽查”权力，是旗中掌握行政和司法的最高官将。到了后期额真再次被进一步提高权力，也成了汗制约旗主的另一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进京后终究不能配合皇帝形成抗衡其他王爷的力量。八旗中正黄和镶黄是直接由皇帝管辖，其他六旗的旗主也就是王爷分配管理六部，各个王爷拥着自己旗各自的兵权左右政治。“不过因为各自利益，他们也相互发生斗争，睿、豫、英三王拥护睿亲王多尔滚，而郑、肃二王以拥护新帝为理由抗衡，到1650年随着多尔滚的病逝，郑亲王以拥护皇帝为理由清洗睿系人马，将睿亲王府统领的正白旗并入顺治帝原本的正、镶黄旗，变成掌握在皇帝手里的上三旗，强化了皇帝的权利，与此同时因为长年内斗诸王的势力大大削弱，顺治帝趁这个机会，开始擢用原本在各部有议事权力的额真以及培养自己的心腹，顺治九年1652三月，取消王、贝勒管理部务的权力，到康熙十三年甚至直接干涉下五旗事务，取消其他五旗对基层官员都统的任用权力而转到皇室手上。至此王府被彻底掌控。”赵书介绍说。为了防止后来出现反复，顺治帝在此前一体系制度的制度上通过发展礼节来完成控制的细化，制度细致到各个方面，比如王府与王府间不能来往，在传统上王子不能担任文职官员，而是继承已经被虚化的武职爵位，如果要担任文职要和一般庶民一样经过八股选拔，甚至细化到生活起居各个方面，比如宴会皇帝准你喝什么多少酒要是多了还要被处罚，甚至干脆还派官员到王府帮忙“管理王府的事物”。“当时清朝王爷们可以说是最苦的王族了，你看王族不能相互往来、不能出城40里，不能随意邀请聚会，而且因为居住在内城的满人不准经商也没有太多热闹的街道可以逛――但是这才是真正的清朝王族生活。”赵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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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上寻找储时健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一进云南，我就和出租车司机打趣，他问我到这干嘛，旅游，投资？我说不是，我要见储时健，我记得那个司机整整楞了一份多钟才晃过劲来。然后第一句话就是，您可真逗，他要是能见着，你带我去，无论在云南哪里我都不收费。用这个师傅的话说，他在云南可是国父一级的人，云南多少人曾经靠过他吃饭。
  这句话不假，红塔集团的这个前董事长，他的延伸产业和带动的经济链条曾经影响云南至少要半壁江山。路过红塔大厦的时候，司机还俏皮得做了个敬礼的动作，他说如果你是储时健的朋友，云南欢迎你。搞得好象他是云南的代表似的。
   我确实是要见储时健，通过朋友知道他现在已经回他的老家新平去了，就隐居在一座山上叫哀牢山。为什么选这座山，后来我到了之后把这个问题问他弟弟，当时他的回答是，这座山传说中捆绑着一个天神，他震怒的时候要撼动大力。还是富有英雄主义的想象和暗示，但是我却从哀牢这两个字读出储时健的那种哀伤。
   事实上那种错愕再次出现在我要包车去哀牢山的时候，我给司机坦白地说我要去山上见储，他说你要是真是去找他我给你打折――还好他说的是打折，要不亏死他。上路了，一路拐过的山路整整有一百多个弯，每个弯都立着这里曾经车祸死伤多少多少人，山路下面是深邃的峡谷，而且路还是土路，一落颠簸，可难受死我。我们是走到了那个山头我打电话去给储时健的弟弟储时左问路的时候，司机才相信，楞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给你打半折，我一听乐了，这个淳朴的司机。然后他开始讲民间传说中的储时健。
   他骄傲地告诉我，储时健修过一段时间的路，我们走的这段路就是肯定就有储挑过的一担土，他说我爷爷也是修过这段路的，虽然根本当时不知道谁是储，也不知道他后来会这么牛，但是他爷爷喝醉的时候，就开始说胡话了，再怎么说我可也是和储修过路说不定还喝过酒的――这也有可能，路开通的时候，开了一次宴会。储的出事，在民间版本里不是实在的经济问题，而是说――储触怒了天神。这种说法我后来去采访种烟的农民也和我这么说，意思是这样的，当时储为了种烟草，要新开个大的水坝，而这个水坝就把传说是王母梳妆台的那个什么湖的水给引了一大半，所以王母娘娘生气了。另一种说法是，这个水库所在的地方从以前就是传说中天神的领地，谁碰他谁就倒霉，他还数了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物，为的就是证明不能动那块地，但老储心大了，觉得自己谁都惹得起。反正就是一建那个水坝，老储就出事情了。不过在民间的说法里，即使进监狱，老储是不进牢房的，听说第三监狱临时盖了个三层别墅，还配备了一个医疗组，“确实应该要这么，没有老储，哪有他们底下那些官”。
   我答应他，我见到他如果有时间会和他聊聊让他评判一下这些传说。那司机憨厚得很，从车柜里掏了很久掏出包红塔山。说那是我结婚的时候珍藏的，你帮我把他送给老储。我也感动了一下。
   储时健的房子远远就可以看到，哀牢山最高有两个山头，一个山头是储时健的房子，另一个山头是他弟弟的房子。我刚到，储时左迎上来人，很和气，惋惜地说你上来的那会儿，他刚好被送到医院了，身体有点问题，而且比较严重，你要不后天再过来，不过你现在竟然来了我就陪你聊聊。
   那是个好地方，整座山现在就是他们兄弟两包了，种满柑橘。现在他们新的得意是，我们的柑橘中央领导也爱吃。他开始要给我讲他哥哥的故事，不过他半身偏瘫的媳妇却不肯，一直凶着。他硬要讲。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最近闹了，当时哥哥进监狱的时候哥哥的律师要我们左证，但是有些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就不敢去左证，结果嫂子就误会了，到现在，因为哥哥的孩子要嘛自杀要嘛出国都不在了，是我们负责照顾他们，但是心里就是个疙瘩，其实我真不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总不能证明我不知道的事情吧。我安慰，对，没关系总是兄弟。他从口袋里掏出以前大家庭的照片，指着说，你看这个侄子自杀了，这个侄女也不在了，说到这，他妻子又在叫，他着急了，我难过不行吗？
   根据他弟弟的说法，储时健其实一辈子还真是坎坷，该写本书的，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写，他说好啊，等哥哥身体好了，我通知你，还说“我年底会去北京送水果给领导到时候我们联系。”储时健确实坎坷，根据他弟弟的说法，他是个硬汉，无论什么委屈一句话都不吭，这种坚毅是去打仗的时候学来的，他们的二哥和储时健一起突击，结果哥哥在他面前被打四了，当时火力很凶猛，整个部队都在撤，“储时健就是不撤退，硬是一个人冲到里面一个人把哥哥的尸体扛回来。”（未完，明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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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时健的哀牢山下面(寻储最后篇) (小知分子的新闻八卦)

 

邱健康是不见客的。这是见到我之后红河总经理给我的第一句话，你是这四年来第一个能采访邱厂长的人。邱健康作为储时健的大弟子，被当地政府好说歹说从储的身边挖走了他。而现在的邱健康俨然接班储成了新一代的烟草大王。
  要见邱厂长之前，红河还特意请我去参观邱厂长设计的市区。确实是可以说是他设计的。红塔所在的玉溪市区，一半以上其实就是红塔集团的宿舍和工业区。而弥勒市区甚至三分之二都是红河的。说他设计的，还有个原因，以前弥勒是没有水的，邱健康就叫人在市中心挖了个大湖。挖了个大湖也感觉很不像海，邱就干脆造了大片大片的人造沙滩，还在水中搞仿真的岛屿。现在去看，真像个天然的大湖。湖旁边是一个层层流淌下来的温泉，温泉是本来有的，但是以前住着人，邱把这里搬迁好，设计了个非常漂亮的度假温泉区。这些让我赞叹的东西，大到整个构图小到一块砖头，都是邱亲自挑的。其实到后来的邱，已经把厂子完全放给新一代的人，他就热中去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这就是烟草给他的权力,像玩大的过家家一样。他能给这片地区的人们，按照他童年的想象造一个他认为的天堂。事实上当我在红河宾馆大厅里见到邱健康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他这个人，权力没有带给他骄纵，而是放松，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很认真地给我讲述他和储老刚开始的困难，讲他小时候贫穷的家乡，讲他的梦想以及他现在按照他小时候梦想正在做的事情――建设，设计整个区域。
  我欣赏他还一点，我采访他的时候，中间有三次电话进来，是省市领导说服他接受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他还是拒绝了。我不是欣赏他这种做法,而是从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比储时健更明白、看透很多事情的人。储有太多在乎，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而邱学习比较多的淡定。有在乎的东西就要卷入争夺和捍卫中，也难免失去和失败。其实邱之所以开始“玩”，有个背景，三年前邱的权力大了，省市领导试图在做一些动作牵制他，他明白之后，就干脆说要辞掉厂长，后来没有让他辞，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全部都不管投入享受。根据红河的人告诉我的，邱有五分四的时间全都在工地上，他玩得那么开心，可见是真诚地喜欢。这很不容易，事实上当时被省领导从储身边挖走的还有二弟子三弟子，先后当过各地卷烟厂的厂长，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除了邱全都因为种种贪恋而落马，自杀的自杀，入监狱的入监狱，就邱健康还这样开朗享受地在这营造他的梦，所以我欣赏他，他这种活法其实很奢侈。
  我要离开的时候，邱厂长知道我还要去找储，交代了句帮我问好，说我想他，叫他有空下山，看看我造的这些，多好看的东西啊。我当时听了甚至觉得有点稚气的感觉。呵呵。可惜后来因为时间太仓促，而储的故事又太强大――里面有权力、阴谋、斗争，所以我的报道大量都被储的故事占据了，这可能也因为通宵写稿时间太着急了，我很自责。我应该把他写出来的，他的故事很好。而且他的故事可以和老储形成一种对比。
  邱厂长叫人把我送到了哀牢山下，结果刚到山下的时候，云南竟然难得地下起了雪，红河的司机师傅告诉我，云南一两年才会下一次雪，而且就半天。我撞上了。因为雪，经过弥勒以及旁边著名的石林美得让我惊呼，因为云南的土地是神奇的绛红色，配着雪分外漂亮。
  我还是叫了原来那个司机，他说他担心雪会不会路滑，不过还是上去一趟，毕竟很想见见储。从红河过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要到下午了，所以上山又是5点左右了。见到储时左，他说老储回来了，但是病情很危险，不能见客。我提出我就看一眼，不采访，他终于答应。他领我去了，但所谓见一面也就是隔着一段距离，看还在输液的老储。
  送我出来的时候，储时左说，某某市领导找完老储，他就突然心脏病发作。可能是着急什么事情。我不好猜测。走到阳台那边，他动情地说，从牢狱出来的时候，老储就一直很难得出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到阳台上看看。“有一次他和我说，柑橘成熟的时候，黄澄澄地覆着整座山，感觉一座山就像片上好的大烟叶，漂亮得很。”然后储时左很感慨地说，你说活着是为了什么，好多东西得到之后也没有得到一样。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感慨，但是一个经历过岁月的老人这样对我讲话，真的让我心情难受得不行。
  写稿完扛着他送的两箱柑橘搭飞机回了北京，到了编辑部，我叫喝着，这可是储时健他们家种的。我们单位的谢衡和谢九经济二谢，边吃柑橘边兴奋地要我讲述采访的故事，我说别着急回头写给你看，这不，我不就写了。呵呵。这是寻储的最后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很重要的采访，所以就罗嗦了些。我突然明白权力的虚妄和人生的某些方式――这样讲确实太扯了，但是我真的感谢这次采访。我很希望能再见到邱健康厂长，可惜因为后来报道少了，红河的总经理对我生气了，呵呵，如果他有看我的博，我在这里说声抱歉了，如果有人能转告，也可以帮我转告转告。对邱，我很欣赏并且嫉妒。谢谢你们耐心地听我唠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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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界的“何祚庥” (王晓渔：书中自有……)

 

　　从拇姬兄的博客转一则对话，围棋界的“何祚庥”，不服不行。

　　网友神猪崇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你下棋有帮助吗，请您具体谈一谈。
　　罗洗河：我认为帮助很大，首先眼中的世界跟以前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思维方式会变得比较清晰，杂念会比较少。有的时候很多是实践得出理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论去观察实践和成果的话，有时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出处：搜狐体育）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1/19/24985.html

闷罐车和春节 (王晓渔：书中自有……)

 

　　坦白地说，每次提到春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家人，而是火车。这很没有良心，但是只能如此。买票、乘车、转车等一系列流程所带来的困难已经远远超出了回家的喜悦，往往还没有买到回程票，就已经开始打听返程票的情况。又是春节，推荐一首《乘闷罐车回家》，我喜欢这首诗，但不认为它与当下流行的所谓“底层写作”有什么关系。此外，诗中“沙皇”和“人民”这两个词语显得有些突兀。只有诗人才会联想到“沙皇”，闷罐车的男男女女心中有的更有可能是“村长”；“人民”这个词好像与人民无关，就像“公仆”从不是公仆，至于人民是否一定善良，更难以断言。

　　宋晓贤：乘闷罐车回家

　　腊月将近
　　我整好行装，踏上旅程
　　乘闷罐车回家
　　跟随一支溃散已久的大军

　　平日里我也曾自言自语
　　这一回终于住进
　　铁皮屋顶
　　一米高处开着小窗
　　是小孩办急事的地方
　　女孩呢，就只好发挥
　　忍耐的 天性
　　男男女女挤满一地
　　就好像
　　每个人心中都有位沙皇
　　就好像
　　他们正开往西伯利亚腹地

　　夜里，一百个
　　梦境挤满货舱
　　向上升腾
　　列车也仿佛轻快了许多
　　向雪国飞奔

　　我无法入睡
　　独自在窗前
　　把冬夜的星空和大地
　　仔细辨认
　　我知道，不久以前
　　一颗牛头也曾在此处
　　张望过，说不出的苦闷
　　此刻，它躺在谁家的厩栏里
　　把一生所见咀嚼回想？

　　寒冷的日子
　　在我们的祖国
　　人民更加善良
　　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
　　连哭也哭得没有声响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1/22/25070.html

中国科学院PK中国工程院 (王晓渔：书中自有……)

 

　　刚刚看到新华社消息，中国科学院资深专家吴紫汪援引一项最新的调查表示，近百年来青藏高原的“永久冻土层”已不再“永久”，而正持续退化，他说：“对前不久已修建铺通的青藏铁路来说，我担心在10年后它会因冻土退化出现安全问题。”中国工程院的同志一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杞人忧地”。2005年底，副院长沈国舫曾表示，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以工程技术人员身份，在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中解决了冻土层施工、高原缺氧下施工人员的健康保障等问题，表现杰出而在2005年当选院士，与他的官员身份无关。（《沈国舫回应“取消院士制度”质疑》，记者：李瑾，《工人日报》2005年12月15日） 我建议抽个时间让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位专家PK一下，当然PK结果谁说也没用，大众评审团青藏高原和青藏铁路说了算。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1/23/25111.html

不是效率原则，不是公平原则，只是权力原则 (王晓渔：书中自有……)

 

　　国内最近在闹腾“小说诽谤案”。1月22日，土耳其司法部长杰米尔·奇切克通过CNN电视台表示，政府不支持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于去年9月以“侮辱国家罪”对帕穆克作出的指控。伊斯坦布尔地方法院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宣布撤销对帕穆克的所有指控。2005年2月，帕穆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土耳其曾在90多年前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施行种族灭绝，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从而导致被控。帕穆克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但他近期一直是新闻焦点，一个是“侮辱国家案”涉及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一个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据说是因为他而推迟。我没看过他的小说，但是他曾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我对这个奖的兴趣大于诺贝尔，它曾先后授予诸如哈维尔、瓦尔泽、桑塔格之类，他们的文学成就或有疑问，但是言论往往极富争议，评委的眼光颇为毒辣。文坛百晓生王来雨同志对帕穆克评价不错，11月份在博客上盛情推荐该书，从此他的博客再无更新，不知是否“三月不知肉味”？

　　《中国青年报》的读者会发现今天的报纸少了些什么，点到为止。转贴《商务周刊》对陈志武的访谈（黑体字系转贴者添加），我于经济学纯属外行，但从经验来说更能认同陈志武，而不是郎咸平。

陈志武：中国贫富差距源自“权力掠夺”

□记者 钟加勇

　　中国的转轨改革在经历了27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推进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方面，中国经过调整后的GDP高达19317亿美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经济结构也突然变得健康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同时，有70％－80％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正朝着“越穷的人越不能通过教育进入快车道”的“马太效应”驰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正一反的局面？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内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不争论”口号下合力做大蛋糕的改革已经过渡到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新阶段，在民众对改革的共识正在破裂的今天，重新开始从理论到现实问题的论争，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通过公开争论廓清每一个改革的利害是非，让各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享受市场提高效率所带来的福利，是当前重建改革共识的唯一途径。
　　为此，《商务周刊》特在此时开辟“重思改革”论坛，约请、访问、刊登各界对中国改革的新解读、新思维、新建言。首期本刊采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与国内经济学家不同，陈最近通过对贫富差距的实证分析为这一轮争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指出：“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商务周刊》：您最近发表了《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一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您怎么看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贫富差距和发展机会不平衡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是由市场化改革引起的。
　　陈志武：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恶化，到今天不同地区间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面对这一现实，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决办法，所以很多人说问题就出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本身上，于是他们认为改变这一局面的办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所以我想找数据、做研究，看到底什么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主因。有一点是我们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的收入差距也没这么高，日本、英国、德国都没这么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来配置，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年腐败盛行，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先分配给谁呢？当然是会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到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
　　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其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要给各地区、各社会群体平等的收入增长和发展机会，除了必须建立对权力的监督问责机制外，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保留国有制、保留政府管制等于是保留住腐败的温床，对转轨国家来说，市场化的一大作用实际上是削弱行政权力的空间，缩小权力对收入机会的扭曲作用。

医疗服务应多元化而不是市场化   
　　《商务周刊》：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指出，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看病越来越贵，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这样的评价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卫生、教育等问题不满情绪的爆发。
　　 陈志武：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归根到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开支不太注重老百姓的福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是让不幸运的穷人能够体面生活下去的基础。在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会保障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其GDP的8%。而在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18.1%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这些项目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在政府预算过程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民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扶贫角色，没能从这个角度降低收入差距。
　　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要阻止商业性的民间医疗机构的出现，而是说政府要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医院外，还必须鼓励商业性的和非商业性的民间医院、诊所的出现，增加国有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对全社会来说是好事，这可提升医疗服务的供给量，鼓励竞争，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换言之，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是把所有医疗服务都市场化，而是让医疗服务多元化，既有国有的，也有赢利性的和非赢利性的民营医院，因为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

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   
　　《商务周刊》：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目前进入了负面效应的释放期，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那么，到底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仅仅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还是路径选择上出了问题？
 　　陈志武：两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于路径问题，中国选择的是在不推进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先进行经济改革，这等于是在还没有保证民营化程序公正的架构下就逐步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民营化。也就是说，在没有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前，就由权力来决定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并由权力决定各行业里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等等，最后只能是权力大小决定收入的多寡，权力原则成为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社会不满日益恶化。
　　 相比之下，如果像捷克那样先定好规则并设立好公正的规则执行机制，然后把国有资产按人均一份，那样至少能保证起点公平，不会引发高度的社会不满。我知道许多人会说：“东欧私有化的过程名义上是给了公民人均一份的国有资产券，但结果是很多人拿了资产券去换酒喝了，他们还是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说法太夸张，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拿资产券去换酒了，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他们还有这样选择的机会。他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是自己决策的结果，而不是由不受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天赋、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会导致收入的不等。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人正好掌握了最俏的技能，有的人没有，这当然也会导致收入差异。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收入的不平等，这是自然的。关键是，如果由于制度原因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拥有极不同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是人为的，是应该改变的。

三大转型中的三大震荡   

　　《商务周刊》：中国人现在对改革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官员、记者，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的崛起获得了国际上很多的赞誉，难道是国内的人们自己理解不当吗？
　　陈志武：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走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奇怪。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1978年后实际上在进行三项大转型。第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跨国海洋贸易使西欧经历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使美国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完全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方方面面的文化；20世纪末期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经历的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历了开放和工业化的过程，但就此一项转型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因此，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身边发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至少能给我们更好的心理准备。

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商务周刊》：您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转轨时会存在哪些不足和偏差？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不仅是一些偏左派的经济学家，即使是林毅夫最近在“中俄会议”上也认为，主流经济学作为大的框架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的工具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如前面所谈到的，任何社会或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你今天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在其他相配制度机制（包括文化、法治）还没跟上的情况下，怎么能立即下结论说私有企业不行？一夜间改变企业所有制、土地所有权性质容易做到，但要彻底改变培植腐败的温床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说的这些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国企改革的艰难和长期性，但不能否定民营化的方向。简单地讲，世界上有哪个富有的国家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就能知道结论是什么。
　　退一步讲，以往关于是否要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讨论太多局限在企业效率上，实际上民营化的意义远非如此。比如，前面讲到，国有制使权力太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会造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含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取代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让民间就没有呼吸空间了，这种安排所蕴含的道德风险就更加无穷大了。再比如，我们现在到处听到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论述，许多人又在指望国家、指望国有企业来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如果科技创新只要有人才和资金就行了的话，那么国家既可召到人才又可通过国有银行获得大量资金。可是，过去几十年这两项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没见到太多创新，以至于我们今天还在一如既往地呼唤着呢？关键是在国有制下缺乏创新的激励，而私有产权提供的恰恰是让人挖空心思创新的激励。
　　什么叫“主流经济学”？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去陈迎新，要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遗憾的是，任何时代的人所能用到的知识和工具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在这种知识局限下，如果我们不需要做决策，那当然好，但是在现实改革问题面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做决策的硬事实。因此，尽管我们知道现有的知识有局限性，但应用这些到目前为止是公认最好的知识总比靠拍脑袋来做决策更优。换句话说，批评现有理论总是最容易，但在没有提出逻辑上更好而且经得起实证数据检验的理论之前，现有的经济理论框架还是我们仅有的依赖。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是伴随着不同经济理论的引进而前进。
　　人类历史上有过各种转型、变迁，虽然那些转轨变迁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也许跟中国正在发生的有所不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我们不能以表面上的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不管肤色和种族，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改革到了今天必须要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   
　　《商务周刊》：如果从改革和转轨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您对中国的改革接下来如何走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志武：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节各地区间和群体间的收入机会，而不是由官权力来决定哪里有更多、哪里有更少的发展机会，也不能由官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谁有、谁没有好的发财致富机会。同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总会有很高的权力，包括执法权、监管权和各种审批权。为了约束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的不公，必须建立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代议制制度架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1/25/25159.html

沉默不等于哑巴 (王晓渔：书中自有……)

 

　　王小波之后，“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各色知识分子的“口技”。不少文化精英自称要为弱势群体代言（我不太同意“文化精英”和“弱势群体”的二分法，这里姑且用之），仿佛“沉默的大多数”都是哑巴，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发出声音。在我看来，“代言”只不过是更为隐蔽的消声装置。那些文化精英“挟持”弱势群体上演“双簧”，双簧放大的只是文化精英的声音，所谓“弱势群体”依然只有假嗓。说得刻薄一点，这些颇具道德感的文化精英，比那些被指责为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文化精英更为缺乏道德感。他们在谴责某些工厂主的同时，也参与到他们所批判的“剥削”进程，在弱势群体身上榨取着剩余的文化价值。

　　把弱势群体当作自己的扩音器，还是把自己的扩音器让给弱势群体？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在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办的《中间》（2005年夏季号），有一篇安徽阜阳南唐村村民杨云标的文章《乡村民选的团队尝试》，这里无法全文录下，只能打出小标题：“团队的力量”、“两个参与层次的动员”、“当选后弥合村庄伤口”、“沉默的大多数与乡村民主的妥协”、“落选后我们没有失败”、“推进民主的只能是民主的团队”。《东方早报》2006年1月25日报道了临行前在火车站献血的外来务工者，请他们写下对上海的感言，一位来自山西忻州的36岁的初中学历的献血者这样写道：“行政公开对老百姓的事事事关心到位”。这种文字对我的触动远远超出那些文化精英的道德文章。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1/28/25244.html

罗洗河的觉悟从何而来？ (王晓渔：书中自有……)

 

　　住处附近的书店春节关门，贴出预告今天可以恢复营业，于是我就像上班一样准时赶去，没想到还是没有开门，想想可怕的春运，立即理解了书店的失信。但是半个月没有买书的滋味实在难受，于是在报摊买了一堆杂志当作书籍代用品。其中有两种是久闻大名但是一直未曾仔细看过的《百年潮》和《炎黄春秋》。经过整顿的《百年潮》果然立杆见影，2006年第1期都是防止“颜色革命”、歌颂胡乔木之类的文章。《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则有不少文章可圈可点，头条披露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是非，联想起去年读过的刘道玉回忆录，再联想起今日已经成为涉嫌剽窃多发地区的武汉大学，只能有木犹如此之叹。《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21日的主打专题是“回望三十年”系列报道：十个人的1976年，这种擦边球选题在这个冬天已经十分不易。此外，这期杂志还提到罗洗河的一件往事，此君少时比较调皮，曾在国家少年队被罚抄写整版《人民日报》文章，教练检查时发现他一字未动，没料到他竟然把几千字的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把教练惊得目瞪口呆。此前罗洗河与网友交流时曾经大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围棋的关系，看了这段花絮终于明白他的觉悟来自“童子功”。有些惊喜的是收到刚刚改版的《市民》杂志，这个杂志由《南风窗》的部分人马接手，准备做成一份“社区人文杂志”，值得期待。相比之下，现在的《南风窗》倒是有些不像《南风窗》了。

http://www.vankeweekly.com/blog/鬼头鬼脑/archive/2006/02/05/25429.html

TWO图 (马跃伯乐谷)

 

先来看两个图（点击放大）：
 

在遵守中国法律的Goolge.cn下搜索tiananmen的结果。
 

在海外的Google.com下搜索tiananmen的结果
 
同样是我们的天安门，差别咋就这么大呢？！两个都不是真实的天安门。一个是粉饰的；一个是妖魔化的。中国政府给境内的人们戴了一个偏光镜，所有刺眼的东西都滤掉了；而境外的媒体给境外的经常是戴上一个大墨镜，让他们看中国的时候总是暗暗的。中国什么时候能不总是遮遮掩掩，外国什么时候能不总是掀人家裙子，都堂堂正正的不行么？
 
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天安门，还我们一个客观的互联网。

http://feeds.feedburner.com/mayue?m=123

Maxthon与Google Toolbar (Horse―我的天地)有同感！

 

作为一个Google Fan，我在Blog上推介FireFox。――确切地说，是作为AdSense用户，企图通过推介赚几毛钱。
不容否认，FireFox界面清爽、速度快。FireFox在面前，就像一个干净舒适的房间，住进了就不想出来了。可是挑剔的我就是不喜欢FF的“伪标签”浏览，明明有这个功能却还要按住个什么键或经什么特别设置才能实现，不然就在新窗口打开，俺就是喜欢固定的单一窗口，多标签。
所以，我还是喜欢用国人开发的Maxthon，尽管它用的是一颗“美国心”。喜欢上Maxthon，也是经过“波折”的，初接触时，还叫MyIE，用了一下，觉得太复杂，不适应，卸了。当再次下载MyIE时，恰好刚改名Maxthon，搞懂了过滤广告和标签浏览功能，就喜欢上了。至今用Maxthon，也只是用广告过滤、标签浏览、一两个简单的鼠标手势这些功能。
俺现在觉得，广告过滤、标签浏览是浏览器最基本的功能了，拖一下链接就能在新标签打开链接，双击标签或用个鼠标手势就能关闭，如果这些功能还要靠扩展来实现就显得有些麻烦了。并且扩展多了，内存占用也肯定会增加的。
遗憾的就是，虽说基于IE内核，Maxthon一直无法兼容新版的Google Toolbar，以前的哪一个版本倒是可以，但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我很需要Google Toolbar的鼠标取词功能，旧版的没有。这兼容问题似乎长期未得到解决。FF能很好地容纳Google Toolbar，可是我还是想用Maxthon！再者，FF简洁到让我有点无法接受。
Maxthon团队不是不知道，Google正在疯狂地长大，FireFox自推出以来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强大的FireFox以及其它各种各样浏览器的出现和发展使Maxthon面临挑战，一方面，当今谁都不能忽略了强大Google，没能让Google Toolbar在Maxthon里有一席之地，就没能让Maxthon有更多的用户。Google Toolbar的很多功能可以弥补Maxthon的不足，很多Maxthon用户也期待着Google Toolbar，希望Maxthon能尽快地支持Google Toolbar！
P.S. Maxthon的收藏夹也有点不足，就是不太“智能”：其一，不能够按首字母排序；其二，不能实现拖曳链接直接收藏。

http://student.mblogger.cn/horse/posts/179531.aspx

东拉西扯：当Google无法访问

东拉西扯：当Google无法访问

昨天下午，登录Gmail有点困难，我还没太在意，这种情况以前也偶尔出现过。到了晚上，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很多用户无法访问Google.com（1、2、3、4），于是传言四起，很多人把此事与早先推出的Google.cn联系起来，认为Google在有意封杀来自中国大陆的IP，强迫用户转向Google.cn。

到晚上11点多，我自己也很难正常访问Google.com了，多数Google服务器无法连接，只有个别服务器还能访问。当然，在这期间，Google.cn一直都可以访问。

用户对不同网站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一个百度忠实用户对百度的依赖，其程度可能远不如一个Google忠实用户对Google的依赖。对我来说，Google已经成为我的工作平台，我用Google搜索，用Gmail作为我的主邮箱，用Google Talk联系朋友，用Google Sidebar监视股价，等等。Google不能访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跟你不能去百度贴吧灌水，不能去搜索MP3，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想去胡乱猜测这次故障的原因，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技术故障。在我写这个帖子的时候，对Google的访问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但我忽然觉得，在中国，做一个Google的忠实用户，有时竟是如此艰难，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提供有用、好用的产品是否有罪，使用Google是否有罪。

作为普通互联网用户的我们，在面对无数只看不见的脏手的时候，常常会感到无力。连可以造福很多人的开源技术网站SourceForge都说封就封一下，看来，做一个中国网民，很可能被认为是有罪的。

【转载】下岗夫妻双双上吊自尽 女记者放声痛哭 (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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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logbus.com/blogbus/blog/diary.php?diaryid=1887421

上海和北京的互联网用户不能上Google.cn网站 (Solidot - 奇客的新闻 重要的东西)

 

Gea-Suan Lin引用福布斯网站的一篇报道说，2月2日周五的时候，在上海和北京的互联网用户都不能连到Google近期推出的中国版的门户站Google.cn，但是Google.com却可以正常连入。

http://solidot.org/article.php/20060205080130345

2005年国内各大公司的薪酬 (读书)

 

    日本SONY(索尼) 1万/月,仅要研究生　　　　韩国三星电子中国总部25万/年　　　　法国索姆软件,年薪20万/年,赴欧工作　　　　美国Cisco(思科)15000/月,仅要研究生　　　　美国INTEL(英特尔) 13000/月　　　　美国IBM 5000左右/月　　　　德国西门子8000/月　　　　西藏联通8年100万(必须满8年),不过高原反应太艰苦.　　　　青海联通月薪是5000―7000，而且可以只签一年。　　　　深圳联通3000-4000/月其余偏远地方略高。。。<<阅读全文>>

http://www.blogbus.com/blogbus/blog/diary.php?diaryid=1887097

请先去了解日本 (Donews Blog: all)

 

（我贴这篇帖子，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了！）        看到Japanpig网，再仔细想一想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感觉心中有一种由衷的悲凉。且莫说鲁迅和龙应台等人所说的：“中国人很难把作人和作戏给分开”，或者“中国人对狼是羊，对羊是狼”。就算中国真的把日本给欺负回来了，甚至彻底把它给打怕了，那又怎么样？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除非效仿希特勒去从肉体上彻底灭绝日本人，真正做到“一不做，二不休”，否则这样什么也不能解决。    不要说是民间的一般人，在学界中也是如此。我有个朋友网名叫泪眼看人，写了一篇东西呼吁我们认真听听日本人对二战的说法和看法，否则各执一词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他的帖子在著名的关天茶社中被删掉了；在其他论坛中，许多学者激动的意见令我最终不敢插话。再看看浙江大学那次四大校区围攻两个日本留学生的事件，当年我曾为此感觉到无比亢奋，但现在想来却感到无比难过――“大快人心”的背后是什么？是宣泄，是愚昧，是残忍，是自欺欺人。很多青年，甚至是老年人在讲到对日开战的时候会热血沸腾；一些人还会眉飞色舞得说：“到时候到日本把他们的花姑娘也给‘眯西眯西’掉”。那很好，他们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但这算什么，同态复仇的年代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在古代，一个人砍了另一个人以后，对他的惩罚就是砍掉一只手。孟德斯鸠说：“在专制国家里，由于喜好简单的法律，因此同态复仇的法律被大量得使用。因为专制的政体原则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愚蠢的”。但是，我们的现代司法变成了一种矫正的科学，以功利主义为特征，它把每个人当作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个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节开不同的处方。何况，在这里，同态复仇也是不现实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很多地方相差甚远，正如我们在越南无法抵抗那些伪装成弱女子的士兵，我们也不可能对日本真正强硬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遵循同一准则来办事，对此《菊与刀》等书对日本人的准则作出了细致的描述。    如果要开处方，对日本人我们应当开什么样的处方呢？起码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他们，这里我不敢说自己，甚至鲁思&middot;本尼迪克特非常了解日本人。但是，起码我们站在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认真作了一些思考甚至研究。我们深知，无论是和平还是对抗，中日，或者日本和其他国家还是要共同生活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而不应当不假思索得把他们当作邪恶的化身，从而方便交流，然后寻找一切机会来对付他们，并把所谓的“亲日派”当作走狗。在经济交往上是这样，在政治交往也是这样；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要对日作战，也必须摸清楚敌人的状况，把敌人当作一个人来分析，并研究战争的各种目的和善后工作。而浮躁只会使一切变得更糟糕，顶多非常偶然得成为爱国主义的酵母。    我说的不对吗？不客气的说，即使日本人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豺狼，玩狠、玩阴，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未必能比得过这些豺狼。但这个“礼仪之邦”又未必真的信守“仁爱”。实际上，我从来以为国人心中缺乏爱（包括爱国心），于是便迫不及待得去寻找一些东西来恨，用仇恨来遣散寂寞、增强集体认同感。需要仇恨，于是把自己内心的郁闷或丑陋理所当然得假想为“敌人”的一部分，比如群殴两个日本学生或往赵薇身上泼大便。需要仇恨，因此很容易被煽动；甚至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围殴日本学生的人根本不去管那两个孩子犯了什么错；往赵身上泼大便的人根本没怀疑过这个女生是否出于贪靓而穿成那样――只要她触犯了他的神经就够了，并且她本人也是不可欲的（虽然大多数读过几本书的人都不会怎么喜欢她）。    从文革中的械斗到现在没心没肺得围打小偷，我们的国民性并没有得到本质的反省。在无数场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尚且如此冷漠，更不要说去细心了解我们的宿敌了。但至少我们的学人是不应当这样的，理性、客观而冷静的思考应当是我们的天职，真的要骂日本的话，请先了解日本。      我们现在连骂的资格都没有，连自己都看不清还去说别人，别人说你说对了；说到痛楚了还不让别人说，应该把那些日本人说的好的文章贴出来让更多的人看，看看大家除了仇恨还会什么？

http://blog.donews.com/torres/archive/2006/02/05/715551.aspx

三峡大坝今年全线建成 全长2309米 (365Key-天天网摘(社会))

 

三峡大坝今年全线建成 全长230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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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一年了 (SOHO小报--immusoul-最新20篇博客文章-全文)

 

我丢掉的习惯有：1，每天跑步。现在只能做到每周跑2－3次。2，每天看Seinfeld。现在只能做到想起来就看。3，每周打一次篮球。一开始还坚持，但越来越没谱了。4，每周打一次羽毛球。同上。5，每天看半小时Sports Center。现在没的看了。6，每个月进电影院看5部以上的电影。回国一年我一次电影院都没进过。7，每天喝一杯红酒。现在经常想不起来，或者因为饭馆卖的红酒又贵又不好喝。8，每月开一次朋友参加的家庭Party。现在流行饭局了。9，每天打一场壁球（有工作的时候），回国后连一场都没打过。我基本坚持的习惯有：1，每天做饭（除了饭局）。2，每周给父母打一次电话（现在改回家搓麻将了）。3，每天写点什么（现在改完成三联作业了）。4，每天去西祠逛一圈（现在改朋友博客了）。5，每周骑一次自行车，登山。（现在改骑车上班了）。哦，天哪！哦，天哪！天哪！居然连第六条都想不起来了。<IMG src="http://www.sohoxiaobao.com/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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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

陈丹青：海归派的羞耻与责任(转载)


　　我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八年，一九七八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
　　
　　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我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政府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甚至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个别体制外的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文化理念与创作活力，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百年海归的命运，印证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基本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全社会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差得很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我认为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
　　
　　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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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强语录 (SOHO小报--immusoul-最新20篇博客文章-全文)

 

请大家跟着小强老师学习中文：－－黑车？不坐，太贵！－－想的美啊你！－－60？都能去廊坊了！－－整的还挺感人的。－－我们跟嫖客差不多，整天拉皮条。－－构建节约型社会，这就掏出来了。－－传播禽流感的是鸡，不是我。－－免贵姓张，叫小强。－－屈原实在看不下去，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到现在也没上来。－－性交？多不文明啊。－－他连海豚音都不会，还混呢！－－刚才我没留神，不算！－－你们这些人类！－－我是姜文的异父异母兄弟。－－打碟不难，你见过摊煎饼吗？－－贵圈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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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尼道歉了 (闾丘露薇 ROSE GARDEN)

 

今天下午，迪斯尼终于召开了记者会，行政总裁出来见媒体，拿着一份声明，读到一半，声音有点点哽咽。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中环的闹市街头，和其他路人一样，被这条新闻吸引住了，看着正在念道歉声明的鬼佬，问身边的朋友，你说，他会不会流泪呢？朋友笑我，神经。
 
不过，也就是几秒钟之后，他在念到身为父母，当然明白孩子的失望有多大的时候，他停顿了几秒钟，念不下去的感觉，从屏幕上看，相当的诚恳，煽情。但是从我的阴谋论的角度，这是一个极佳的公关手法，用泪水，认错的形象，来谋求公众的同情，从而化解危机。
 
所以不管他的道歉，哽咽，是真是假，是真得觉得错了，还是一个危机处理的手段，关键是要看实际行动。我倒是希望看到，权益受到损害的游客，能不能尽快透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
 
从宣布兴建迪斯尼开始到现在，对于迪斯尼的一些公关手法，一直不太认同。好像在初期，迪斯尼的公关人员，只照顾国际媒体，对于香港还有内地媒体并不客气，也不合作。在出现问题之后，不像公关理论课所说，要马上面对公众和媒体解释，而是一问三不知，从来都是他们出来放风，而不是回应公众。好像这次事件，在扰攘了三天之后才有回应，从公关的角度，太失败了。为何这样，只有一个解释，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再大，也就是一个私人商业机构，打开门做生意的，但是它的派头，远远比政府机构还要大。
 
除了迪斯尼，今天，埃及车祸的第一批伤者终于回到了香港。前两天有不少的报道，有受伤的团员表示，在事发现场，有至少二三辆香港旅行团的车经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施以援手，媒体的标题是，冷血的香港人。
 
但是事实是，经过媒体的查询，当天并没有香港的旅行团，而且在埃及这条路线上的旅游车，全部都是用当地的，所以没有车有中文标识，因此在戈壁沙漠上飞驰而过的车辆，没有可能知道谁坐在车上。加上车速快，在二三分钟之内，其他的车就会远离现场，所以可能那些车都不清楚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询问其他的团员，确实看到旅游车经过，但是也表示，看不清车上的人。相信，这是因为这名受伤的团员太激动了，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而这些天，他的情绪也已经平静了很多。
 
不过这样的指责，即使不成立，也让一些香港人再问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会怎样做。专业人士的意见，应该由司机和领队决定，因为路况，以及安全等各种原因，停不停下来，不是个别旅行团的团员可以自行决定的。
 
埃及车祸，接着是埃及渡轮沉没，今天有是马尼拉一个体育馆的坍塌，虽然都是发生在其他的国家，但是并不是说，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全的水平，现在已经不单单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民。而这个水平的高低，也会成为吸引外来游客，外来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交通安全一直是他们的一个隐患，加上安全问题，这使得不少游人却步，也就影响了当地的旅游业收入。
 
春节期间，中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故，煤矿事故，交通事故，还有在河南，不小心点燃废弃的鞭炮仓库，造成爆炸导致人员死亡等等。这些也在告诉我们，公共安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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