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 温相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
温相
忍辱负重徐向前
我们说周恩来是忍辱负重，其实徐向前一生也是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是什么？不是简单的说几句违心话，办几件违心事那么简单的，忍辱负重说白了，那叫顽强。用徐帅的话说："坚持最后五分钟！"
李先念曾经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他教会我打仗，另一个是陈云同志，他教会我管经济。"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作将军不下马，带着区区千把人，最后开创大别山近乎十万大军，回延安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出城十里迎接。这么个人物把徐向前当作老师来看待，你就想徐应该是何等了得的了。
阎锡山那是有名的山西老狐狸，他和蒋介石、共产党斗了一辈子，可是，唯独对徐向前一直深具好感，徐向前大败岳唯峻、活捉赵冠英时，阎锡山说了："蒋介石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被我的学生徐向前给打败了？"那时候，阎锡山正因为中原大战失败下野，这话有些赌气的意思，不过阎锡山就此要和徐向前"攀谈一下"的愿望却是更加强烈了。徐向前和阎锡山是正宗的五台县老乡，阎锡山用人素来以地域划分，晋北人要比晋男人吃香，五台人要比晋北人吃香，傅作义、商震、许永昌、李生达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阎锡山的这个东西才离开了他。徐向前以前在阎锡山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过，所以是他的学生，后来徐向前从黄埔回家探亲，阎听说之后还专门去找，可惜没见到。抗战军兴，阎锡山对来山西组织决死队的薄一波说："古人说楚才晋用，现在反过来了，那么一个徐向前反倒被你们给用了。"
徐向前见到阎，阎和徐说："你去家乡问问父老乡亲，我阎某人对他们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蒋介石听说你参加国民二军到你家问长问短，我还给你家送了钱呢。"（钱送了没有说法不一）不过这次徐向前回家，一向是一块钱当十块钱花的抠门大仙阎锡山可是真的很大方，一下子就送了徐向前一大笔钱，徐当然不会要，阎就派车送徐回家。
像阎这么一个惟利是图的军阀把徐向前看的这么重要，由此也可见徐的力度。
毛泽东评价徐向前、林彪、粟裕打仗各有千秋，毛说徐是又精又猛，林是又刁又狠，粟是又细又准。然而，徐向前和林彪、粟裕打仗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要远比来自外在的压力大，用红四方面军的将士的话说："徐总又要当婆婆，又要当媳妇。"忍辱负重在战争年代中把徐向前的风格体现的更为分明。
当婆婆是指徐向前要告诉指战员怎么具体部署，当媳妇指的是他还要面对两个婆婆，一个陈昌浩，一个张国焘，还要尽力避免他们的无谓的干扰和尽量说服他们听从自己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揽权很厉害，经常一个电话打到前线去，所有的指挥员都要聆听张主席的训导，而一旦和张主席的意见相反，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肃反斗争，陈昌浩也不是一个容易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领导，这在西路军事情上就可以看的很明显，陈昌浩积极跟随张国焘肃反，原来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就曾经差点被陈昌浩错杀，陈海松被捕之后，徐向前怒发冲冠给陈昌浩打电话说："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这才决定放人，在战场上，陈也不如曾中生、许继慎那样内行，不过还算比张
国焘强一些，特别是在徐帅的带领下或者熏陶下，陈开始转变对徐向前的印象，到了从鄂豫皖撤退时，陈基本站在徐向前一边了，而这里边徐向前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时，徐向前本来计划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以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渡河后可以卡住山垭口，敌人就插翅难逃。然而此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川军范绍曾一部。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容易放跑敌人，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说了多次，竟然丝毫说不通。陈昌浩因为在第一线作战，所以他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也反复向张国焘陈述东旋的理由，但张国焘就是听不进意见。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从下午两点说到晚上七点，竟打了五个小时，各军负责人轮番和张国焘解释徐向前的意见的重要性，张固执己见，他摆出各种西面追击的好处都被徐向前驳斥了，陈昌浩也插嘴说老徐的意见很好，请主席考虑，身边的军长、师长急得活蹦乱跳还不敢骂人，李先念他们气得站起来，蹲下去的，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西旋的结果，不出徐向前所料，因为追着敌人屁股打，果然劳而无功。范绍曾土匪出身，猴子一般的机灵，带上部队逃跑，5昼夜南窜400里。徐向前见阻拦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进。但东边的川军3个师已经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构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被迫结束。即将到手的扩大的胜利被张国焘的瞎指挥亲手断送。联想起一九三一年的苏家埠战役，也是因为张国焘的胡乱指挥，如果不是徐向前说破嘴皮子让张同意"硬着
头皮打下去"的建议，也就没有后来红四军的进步，而像类似的情况在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在川陕边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每一次战役几乎都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上边的干扰，可是，徐向前也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来。用王维舟的话说："越是艰苦越向前。"
还是在这次反六路围剿战役中间，西线上，徐向前主张纵深大迂回，而张国焘不同意，徐有鉴于上次的教训，把李先念找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让我们抓兔子尾巴，那是抓不住的，这次宁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听他的了。"李先念表示要杀头算李先念一个，三十军保证听徐总的指挥，结果，红三十军从巴中疾进，堵住敌人的退路，于一昼夜激战后歼敌一万余，张国焘自此无话可说。对于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深通兵法的军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被一个全然外行或者半懂不懂的人牵着鼻子走而又不能有任何反抗更令军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
一九四八年攻打锦州时，林彪不同意毛泽东南下的看法，一时从双城堡到西柏坡七十多封电报，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毛泽东句句不离南下字眼，有建议、有说服、有道理，然而决没有强迫，那还是在被证明是毛泽东对的情况之下，比照张国焘而言，可知，毛泽东之削平群雄、威加海内并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一生多次处在政治、军事上的漩涡中，越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就越能反映出徐向前的作风和品格。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败退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冬季，被国民党军追到漫川关，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此处地势险恶，地贫民饥。当四方面军进入漫川关以东康家坪、任岭地区时，前有陕西杨虎城部据漫川关防守，堵住去路。后有胡宗南部也由郧西追击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
沟一线。此时，国民党军四十四师也抢占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线，六十五师和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大沟口、当山地区；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向南压来。前前后后国民党一共动用了5个师左右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四方面军全部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峡谷中。张国焘第一次放下架子准备听取徐向前的意见，不过，张自己有个主张那就是分开走，游击的打法，徐向前没有含糊，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们整体突围好比一整块肉，如果分开就等于把肉切开，敌人要的是我们分散，以便各个击破，分散突围，不能啊。"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非常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他说："向前，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就这样，徐向前决定"以一部兵力牵制当面之敌，集中力量从北面敌接合部实行突围。以十、十一师各一部牵制当面之敌，十二师在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在北面夺路前进。"（根据徐深吉中将的回忆），徐向前点将许世友，命令他一定攻取垭口，许世友用脑袋担保。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的说："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幸亏敌人刚到，包围圈不严密，我军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利用夜间突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再有一次就是西路军时，当西路军到达大靖时，中央给陈昌浩、徐向前发来电报："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电报还征求陈、徐意见：进入新疆和退回河东哪一个更有把握。电报收到后，徐向前主张西进，陈昌浩附和，中央复电同意陈徐的意见。然而，当军队在古浪和马家军交手后，主力部队红九军损失严重，阵亡2000多人（当时全部西路军为2.2万人），九军参谋长陈伯樨、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均战死，军长孙玉清负伤。这次战败
后，徐向前立刻修正了自己的原来看法，主张撤退，他重新估计了马家军的战斗实力和西路军的对比，指出："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都是问题。关键是看敌我力量的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然而，陈昌浩并没有认真的看待这次失利的背后的复杂原因，仍旧主张继续跟进，他当时的看法是马家军不过尔尔，先头部队受了点挫折，不等于就打不开局面。徐向前不同意他的看法，二人第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不休，陈其人孤傲、作风专断，对于徐的争论大起反感，第二天召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要成员准备针对徐向前的"错误言论"展开反右斗争，公开批判徐向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因为与会者多数人为大敌当年不宜内部分裂，这才作罢，然而，陈的主张却得到贯彻落实，大错就此铸成。所以，后来在检讨西路军战败时，陈昌浩也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在于此。
西路军首次兵败倪家营子跑到威狄堡后，徐向前再次主张向祁连山撤退，而陈昌浩决定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还以右倾威胁徐向前，无奈之下，徐只能服从命令，就是这个固守的决定最终断送了西路军仅存的几千人马。最后的血战到来，徐向前冲在第一线，战场上的幸存者回忆，徐向前站在房屋顶端亲自指挥战斗，比之苏家埠那次还要危险几倍，这一战，西路军名将陈海松及其麾下将士悉数阵亡。陈昌浩在战后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决定，组建西路军工委，陈昌浩、徐向前回中央脱离部队。徐向前反对脱离部队，而陈昌浩则表示"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中共中央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电文强调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而后张国焘也来电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
充分注意到的"，他批评陈徐二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随后，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电文称："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这一电报最终导致著名的高台血战，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红五军团全部垮掉，这也是陈昌浩所说的要和中央作斗争的理由所在。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陈徐脱离部队造成了影响不是一般性的，李先念首先就不同意陈徐都离开部队，因为这等于自杀。徐向前再一次的劝阻陈昌浩："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然而，陈昌浩还是决定他和徐向前突围，其余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率领。至此，出发时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全面走向覆灭，后来李先念到达新疆时部队还不足六百人。徐向前晚年自承"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的溃败是多方面原因的，这里面，军委的指挥部署朝令夕改也是写到了明处的，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而后，陈昌浩固执己见，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徐向前、李先念的正确意见也应当负一定的责任。
徐向前一生两次和毛泽东擦肩而过，后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抱憾终生"。也是因为这两次特别是后来这次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找徐向前谈话几乎影响了徐向前一生的政治命运，此后徐每次遭遇政治风波都和这次谈话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所以，徐晚年回忆时的讲话基本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曲折。
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向前在九江和交通员联络时，交通员告诉他去找毛泽东，
就这么一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徐莫名所以，从九江辗转到武汉再到上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楚白告诉他毛泽东已经在湖南搞了秋收起义，就这样，徐向前被派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假如徐要是找到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徐的个人历史是有可能改写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徐一直是很抱有希望的，徐在黄埔时是周恩来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和周相识很早。再有，毛、周都多少知道些四方面军的内里，徐在那里是用而不信的人，特别是徐向前建议多给中央送一些补给，这就让毛泽东相信徐向前还是很有争取希望的。不过，徐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些打算，反而因为毛泽东在会师后的会议上指责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说四方面军土匪主义、军阀作风严重等等，徐向前当场就顶了毛泽东一句："我们是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还指出："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这是令人感到反感的。"其实，徐的这些看法也很代表了四方面广大将士的意见，当时，红一四方面两大主力的矛盾很深，四方面军认为一方面军丢了中央根据地把红军搞垮了，而红一方面军认为四方面军不正规属于山大王、土匪一类的队伍。彼此看不惯。中央当时一些人还撰写文章讥讽四方面军逃跑，还在红军自己的报纸上油印出来，这就让张国焘等人大为不满，张国焘公开对四方面军将
领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徐向前自然是服从中央的，可也倍感为难。他和陈昌浩谈话时就流露出自己的无奈情绪，准备让刘伯承接替自己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自己则回到中央作些具体工作。
毛泽东后来同中央决定设立左右路军时，把徐向前划到自己的麾下也是别有深意的，跟着张国焘走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并非一方面军的主力，而在陈徐领导下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却是四方面军的主力之一，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军团和三军团都随毛泽东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行动以后特别是四军和三十军过了草地以后，两边又起了波澜，而且是很大的，张国焘九月九日给陈昌浩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这就是后来的那个著名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文。毛泽东与当晚最后一次去争取徐向前，他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状乃离去。徐还没有料到事情会像后来发展的那么严重，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句话对自己的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从毛泽东和徐向前这两段断断续续的提问和回答看，徐显然是知道了毛泽东的基本意思，毛泽东也肯定把电报中的部分内容给徐知道了，只是，徐并不想把四方面军交出去，在他看来这还不足以证明张国焘有什么难堪的企图，惟其如此，才有后来关于电报真伪的争论。不过，有一个小的环节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时看到电报的另一个重要见证人吕黎平的经历，吕后来被整，叶剑英找到毛泽东点出了吕黎平在班佑的
表现，毛泽东即刻表示要保一下。吕因而脱离苦海，吕黎平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也不讳言。
然而，当很多人赞颂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恰恰忘了另一个也是大事不糊涂的徐向前。许世友准备率领部队追击一方面军时，徐向前不同意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表示同意。如果许世友他们追上去危险是很显然的，记得彭德怀曾经说过这段往事，他说："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追上来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以后会觉悟的。"至于他们会不会觉悟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一旦南进，毛泽东等人的命运就都捏在张国焘的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徐向前在关键时刻阻止住了形势向危险发展不能不说立下大功，包括陈昌浩在内也是应该书上一笔的，假如陈行使否决权，徐是不可能拦住的。
可是，毕竟徐向前当面拒绝了毛泽东的争取，这就成为他后来脱离不掉的"灰色"，徐本人多次也因为这件事感到"悔恨"，也因此做了多次的检讨，徐向前自己就说过，毛泽东走后的消息传来，他还哭了一场。特别是他和陈南下跟随张国焘以后，问题就显得越来越复杂，也把徐带进了烂泥坑。南下以后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集中火力批斗朱德和刘伯承，四方面军的将领公开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黄超还拔出手枪准备对朱德动武，张国焘不同意这才作罢。刘伯承站起来表示不满，立刻被哄骂："你算什么总参谋长？红军从三十万变成三万，你参谋到哪里去了？"四方面军274团团长周时源给朱德一匹黑骡子被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大骂不止，余天云在过草地时公然动手去打朱德，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严重。徐向前自然不可能不表态，虽则内心苦闷。刘伯承后来回忆，他和朱德暗中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朱德身上别了三把手枪，而刘伯承则带了五把手枪，警戒到这种程度是刘伯承一生都没有过的，刘说那一年是他最难熬的一
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次斗争埋下了两支队伍之间乃至两大山头两大系统之间多年的恩怨纠缠。武汉七二零事件出来后，林彪一句"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立刻让斗争升级，毛泽东在武汉时也说了"我掉进了贼窝里面了"的过头话。吴法宪在批判会上公开�陈再道的耳光和撕下陈的领章，居然无人阻拦。
徐向前以后多次被告知要养好身体，当然，徐的身体很弱也是事实，不过徐几次请缨都是这样的理由耽搁下来了，毛泽东去看望徐向前时，徐自己在床上计算打击阎锡山的方案，朱德亲口交待下边人说"给他的待遇（徐向前）要和我们一样，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文章）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月逆流后，徐向前成了黑干将，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后，徐向前被转移到开封，所居住的竟然是刘少奇被整死的房间的楼上。一九七一年开始批判陈伯达，被疏散的众多领导人中徐向前是最后一个被召回北京来的。
华国锋上台后，极力拉拢徐向前，任命徐做国防部部长，同时兼任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十大上，徐还仅仅是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徐当选政治局委员，以后二月逆流把这个位置搞掉了），正是华国锋让徐重返政治局岗位上来的，所以，在批判华国锋时，徐一度也被牵连，被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指责为华国锋的"心腹干将"等等。由于山西战场上和胡耀邦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正是因为徐向前的阻拦才使得胡耀邦没有贸然前去领导黄樵松的起义从而避免了牺牲，就这样，胡耀邦一直很感谢徐向前，所以，当有人指责徐时，胡耀邦为徐做了公正的辩护，后来，王新亭等人编辑了介绍宣传徐的书送审时被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说："凡是宣传徐帅的我都支持。"未几，
胡耀邦下台，徐向前没有被邀请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事后由薄一波到家里向徐通报的。
色彩斑斓的李先念
李先念是一个木匠。党内出身木匠的常委还有李瑞环。实际上，刘少奇本人也是木匠出身，至少通晓木工活。195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身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看到中南海迎熏亭正在修缮，忍不住走过去干了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刻抓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以致于我们能够透过这张老照片看到这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中的有趣的一面。（《共和国重大出台前后》第三卷封一，刘少奇照片）如果把李先念在党内的职务略微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李先念是我党不多见的能够成功的躲避政治风浪并且一直保持高位的罕见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而且，李先念创造下来建国后连续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记录，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过。
李先念是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开始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连续五次在党的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记录目前看从有政治局这个机构的正式名称开始，只有周恩来拥有过。特别是建国以后的领导人更是不能和李先念相比。例如陈独秀本人是连续五届的党中央领导人，但是，陈独秀在做领导人之际，党还不是执政当局，那时候的领导人往往牺牲在前，所以，从实际意义上说不能和建国以后的领导人并列。再有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七届到十届连续五次中央第一次全体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委员，这也不过是四次，如果勉强把毛泽东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加上，才大致和李先念的届数相等。不过，七届一中全会时，党也是在野党，还不是执政党，如果说从执政开始
算起，毛泽东显然也"不敌"李先念。
李先念本人从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下来以后（主要是取消了中委主席的称呼，所以，副主席自动也就不予存在了），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再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在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核心层中只有邓小平、陈云才会享受如此殊荣，可见李先念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注1】从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先念所处的位置。李先念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当时是协助邓小平、陈云负责主抓经济工作和部分外交工作。那么，一个受到党的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视和重用的李先念又是怎样摆脱危局、步入高层的呢？
李先念说起来算不得毛泽东的嫡系，一度还被视作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他在西路军失败以后曾经被人问及是准备回延安还是准备继续留下的时候，李先念选择了回延安，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给李先念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李先念回到延安以后被毛泽东召见，以后李先念还和毛泽东谈了一次话，用李先念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的有些话毛泽东听进去了。当时延安开展的批判张国焘运动搞的很激烈。上纲上线很严重，抗大政治部直接下达给干部学员的提纲就是三条：第一，四方面军是土匪；第二，四方面军是军阀；第三，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被张国焘给收买了。
抗大中对四方面军的干部很歧视，整人很厉害，不交代实质问题就让坐在一个板凳腿上，还不让起来休息，有的人还受到殴打，红四军的副军长因为愤懑不平而自杀。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这段历史时指责
林彪当时搞宗派，把持抗大，专整四方面军的干部。【注2】1961年正是毛泽东和林彪最后一次合作的蜜月的开始，适时林彪权力炙手可热，所以，毛泽东说这番话基本上可以说是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林彪其人固然喜欢播弄权术、拉山头搞小圈子，但是，把持抗大整四方面军干部不能不说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的，只不过林彪在逢迎毛泽东的时候显得"凡事左三分"罢了。
对于抗大的这段往事，很多党内高级将领都讳莫如深，许世友直到撰写回忆录时，对于此事也没有具体提及。而为数不少的党史教科书只是告诉大家毛泽东是怎么挽救许世友的，似乎毛泽东本人并不同意整四方面军。然而，如果真的如毛泽东所言，是林彪等人图谋专政四方面军的话，那么，多年以后的许世友还在为谁掩饰真相呢？
许世友等人被抓、被判刑，这样的气氛下，李先念还见了一次张国焘，并且最为难得的是，李先念还就从撤退鄂豫皖根据地同毛泽东认真的谈了一次，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不撤也不行。"【注3】消除了以往的一些误会。虽说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成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可是，李先念当时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也说明李还是一个有相当勇气的人。
通过几次接触，毛泽东对李先念有了比较深的印象，加之李本人又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毛泽东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些偏爱，主要是和工农干部朴实、坚定有关，同时，工农干部也比较听话。所以，当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准备把李先念下放到129师做一个营长的方案出台后被毛泽东亲口给否决了。毛泽东对李先念表示，把李先念从一个军政委下放到营长的位置上去，不公平。他给李先念安排了去做高敬亭的参谋长。这成为以后李先念走出阴影的发仞。
尽管毛泽东有言在先，不过，对李先念的查考仍旧没有结束。李先念主持的鄂豫边区以后迎来了它的新领导－郑位三。郑位三去边区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的电令，这个书记处的电文的意见就是来自毛泽东。电文中的口气很生硬也很严厉，除了任命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和部队的一把手以外，还严肃的指出郑位三带去的同志要对郑位三有足够的信仰，同时要求郑位三有一台直接和中央对话的电台以及严密、可靠的机要班子，电文中指出边区的机要部门已经被敌特占领云云。可以说，郑位三是顶着不折不扣的钦差帽子到达边区的。
在同郑位三的交往中体现了李先念做人的圆熟、机敏的一面，也体现了郑位三本人的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另一面。
郑位三到达边区以后传达中央和华中局的有关指示，强调巩固这一方针。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巩固方针应该是针对李先念等人的扩充队伍和扩大边区规模的情况。有人在延安告状说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招兵买马，这些谰言可能得到了应有的响应。而郑位三以后虽说对李先念多加照顾，然而，这一巩固的方针始终坚持不变。这也说明了这个方针的来头实在不小。
李先念是1943年年初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当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郑位三就来接替李先念的位置。由此可见，李先念在当选党政军一把手以后再三给中央、华中局去电请求辞去书记的职务的顾虑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边区党委成员给上面的电报中请求中央不要变更书记的人选，当时刘少奇已经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换上了郑位三。
换上来的郑位三倒始终没有以钦差自居，中央两次任命他为边区党政军一把手的文件，他都没有拿出来念，一直都是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他对李先念、陈少敏等人还是比较尊重的，特别是对李先念。任质斌后来回忆他去
河南发展时，就是李先念出面磨郑位三给任多配备一些武装，郑后来也答应了。不少同时期的老同志以后怀念郑位三时，都提到了他在鄂豫边区的这一段做事磊落的往事。郑位三背后曾经提醒李先念吸取高敬亭的教训，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建议。
说到高敬亭的事情，不免要多说两句。以往，不少的公开资料中介绍高敬亭被杀一事时都提及毛泽东的那句话："那个高敬亭当初是不是可以不杀？"似乎给人的感觉是毛泽东并不赞同高敬亭被处决。而且也有一些书里面把高敬亭被杀的责任推给叶项二人。但是，根据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的回忆，杀高敬亭的事情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以后军部才得知，此前根本没有与闻。【注4】那么，谁能给蒋介石直接对话商量高敬亭这个量级的人物的去留问题呢？如果高敬亭被杀仅仅是叶项二人的行为的话，那么郑位三提醒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一事的教训的另外涵义又在哪里呢？毛泽东的那句反问我看包括两层意见，一个是反对杀高敬亭；一个是杀了以后有些后悔。高敬亭本人是四方面军的翘楚，而且一向横暴，他死后据说同情他的下场的人不多，高因为工作上的分歧逼死了方永乐，说起来也是一个严肃斗争的角色。但是，高敬亭的能力还是很有一些的，在部队中也有一些威望，唯一让上边感到芒刺在背的是此人独立性比较强烈。
叶挺是一个非党人士，杀高敬亭不可能由他来拍板，而项英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坚定的执行政策的教条主义者，此人固然在看待一些政治战略上有僵化的一面，但是，公然背着中央擅自行事的特别是自主杀掉支队这一级别的领导的情况在项英的个人历史上不多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而且，新四军军部的一个营长叶道志（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脱离部队事件出来以后，叶本人就被仓促的枪决。这件事就是背着项英做的，以后项英还专门向周恩来反映过自己的不同意见，
不主张轻易杀人。【注5】从历史上的对于富田事变的处理看，项英在杀人问题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以后和毛泽东的种种分歧，项英仍旧能够遵守一个党员应该遵守的组织纪律。可惜的是因为项英属于毛泽东点名犯了错误的干部，在新四军失败的第二天，延安就马上出台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可见准备工作已经由来已久，也因此过去扣在项英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也比较多，像风传的他和叶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我将在另一篇《叶挺・项英・毛泽东》一文中给予详细解答，此不赘。
这里讲项英、高敬亭的这段往事就是旨在说明毛泽东当时对于来自其他山头的干部还没有完全消除戒备心理，当然对于李先念也不例外，郑位三提及高敬亭的这件事也是为了告诉李先念不要给中央和毛泽东造成一种招兵买马、独立王国的印象。而李先念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李先念在工作方法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路数，例如在对四方面军的历史评价上，李和毛泽东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李先念并没有在公开场合下表明这种分歧，更没有背后议论长短，而是事后找到毛泽东，在私下里交换不同的看法。从后来的反冒进到第一次庐山会议，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于上书、背后议论等形式是很反感的，相反对于当面说清楚事实则抵触相对少一些，用毛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就是李先念和郑位三之间，李也充分的尊重郑位三的地位，在郑位三提出巩固方针以后，举凡举手表决时，李先念也从不唱反调，而是背后做工作，效果也不错。这些反映了李先念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善于处理多重同志、上下级关系的灵活的手法，这也是李后来一直比较顺畅的缘故。
李先念在抗战期间创建根据地、解放国土面积达90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正面抗击了日寇150000多人和伪军80000多人，建立了
50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和300000人的民兵武装。李先念以其个人不俗的能力表现赢得了党内的认同，毛泽东亲口对龙云说过："李先念就是我们党的青年英雄。"【注6】然而，当初曾经对李先念同中央解开误会的一度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郑位三却在建国以后官场蹭蹬，仅仅给予全国政协常委等虚职，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同其他二十多位领导人一道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应该说，李先念是一位党内不多见的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的军政双才。从风尘仆仆、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共和国财经领域内的管家，李先念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对于建国以后日益左倾的毛泽东在主管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盲干、冒进，李先念是不以为然的，李先念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而只能招致损失。"【注7】毛泽东因此在反反冒进的时候，对李先念曾经加以深刻的责备，毛泽东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注8】虽说李先念也被迫在1958年5月，和周恩来、薄一波、陈云等人一道做了违心的检讨，可是，后来在庐山会议时还是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坦承自己的忧心忡忡。
在大饥荒的岁月中，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注9】针对这些困难，李先念提出承包的建议，
不过，李先念是深知毛泽东的脾气的，所以，提的比较保守，建议一年一包。虽说如此，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中每每与自己相左的李先念，毛泽东固然不断的敲打一下他，有时候还让他当众做检讨，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服从与忠顺，所以，尽管李先念"小错"不断，毛泽东还是逐渐把他放在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经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几位"巨头"之一。
文革起来以后，李先念也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面的核心成员之一，在二月逆流中，李先念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样拍了桌子，他指责谢富治和稀泥的同时还说当时国内的大规模的逼供信是罕见的。李先念的如此发言虽说刺耳，可也有别于谭震林、陈毅那样的尖锐，因此，在处理三老四帅时，毛泽东有了区别对待。再加上李先念检查做的很好，认识上也很深刻，所以，毛泽东不但没有穷追不舍，反而变相的保了李先念。三老四帅中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或者下放或者靠边站，陈毅、谭震林则被批判，唯独李先念安然在位，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由此也可见李先念的"内功"之深厚了。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和叶剑英成为二月逆流中绝无仅有的两个继续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专门保了李先念，李先念很受感动，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做了公开检讨，至今保留的新闻纪录电影中还能看到李先念当初痛哭流涕的表态的场面。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原谅了李先念，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也认为李先念态度很好，言词很恳切。【注10】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李先念对邓小平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在一次会议结
束以后，李先念请邓小平先走，邓不肯，坚持要李先念先走，而且还搬出了规定，这是许家屯回忆的。【注11】然而到了1975年以后，李先念居然在毛泽东面前状告了邓小平。李先念在1975年国庆节单独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对毛泽东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味道不对，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徐景贤转述王洪文的亲口所言。【注12】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指出对文革老同志中有一些人第一不满意，第二要算帐，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以往我们都知道是毛远新最早向毛泽东做了诋毁邓小平的汇报，实际上在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中，李先念也同样做了类似的表达。
毛泽东死后，李先念开始和叶剑英有所走动，此前叶剑英因为也犯了"错误"，已经很少有人登门了，这时，李先念不仅是活动一下彼此的关系，也是进一步向叶剑英打听一些消息。然而，在叶那里，李先念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直到1976年9月，还是华国锋挽留了准备外出的李先念，让他在北京再呆上一段给中央参谋参谋，具体参谋什么，华国锋也没有告诉李。直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逮捕以后，李先念还如蒙鼓中，他在开会的现场问叶剑英的秘书王文理："这是开的什么会吗？"【注13】然后，后来在中央统一定调子抓捕四人帮决策过程的几位领导人名单时，还是加上了李先念的名字。从而让李先念得以和叶剑英一起成为"十月春雷"的功臣。
华国锋的短暂春秋之际，李先念由于精通经济工作，成为华国锋再度冒进的先锋，也因此受到邓小平、陈云的批评，对此李先念做了一定的检讨，背后对此却并不怎么满意，后来他对来访的许家屯说："你看看，他们计划的那么大，搞了几个洋冒进了，那时还批我们。"【注14】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李先念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以后的胡耀邦、赵紫阳事件中，李先念还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建议始终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聆听和首肯。
1992年6月21日，年已83岁的李先念寿终正寝。他和毛泽东是同一年龄谢世的，他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生前位置最高、荣誉最隆、信任最深的唯一一人。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功过是非罗瑞卿
有三个人值得写一写，陆定一、罗瑞卿、李维汉，历史上，这三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都是左的路线的坚定执行者，比如李维汉，江西苏区的时候就是整邓毛谢古的主导人物，延安整风时又是抢救运动的三大干将之一（另外两个是康生、高岗），直接负责边区系统的审干，陆定一虽说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在五十年代对待文艺界的过左的整顿中所犯的错误也是不容忽略的，至于罗瑞卿，大家知道的便更多。然而，当我们谴责他们的错误和过失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晚年的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觉醒。这三个人中除了罗瑞卿早逝之外，其他两个人对于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政治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上都提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彻底根除党的封建主义的历史残余思想都做过相当多的有益的工作，可惜的是，他们的看法和观点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是被忽视了，他们本人也再一次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从古至今就没有不犯错误的圣人，而犯了错误并且能够积极的改正错误并且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借以告诫后人避免重蹈覆辙，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品格。晚年的罗瑞卿、陆定一和李维汉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如果用盖棺论定的解读方法来看，这三个人都不愧于追悼词中对他们的评价。这也是我想写写罗瑞卿的一点动机吧。
罗瑞卿的祖父还是一个很能挣钱的地主，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就废了，因为他
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家里的一切都靠罗瑞卿的母亲来做，这点上罗瑞卿和毛泽东很有共同语言，也就是都厌恶父亲，喜欢父亲甚至是崇敬。罗瑞卿的祖父鲜锦堂对他很看重，认为这个外孙将来很有可能出人头地，对他加意培养。
罗瑞卿少年时就是一个高个子，很喜欢打抱不平，同学有难时都有他的身影出现，也喜欢看侠客一类的小说，学习虽不用功，但是，头脑很聪明。像《三国演义》、《水浒》这一类的书给他一生的影响很大，罗想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这时候，他的好友任白戈把他介绍给四川的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吴玉章，吴玉章多少知道一些罗瑞卿的性格，就给他说："人这一辈子如果碌碌无为那是很可惜的，大丈夫就应该及时的投身到建功立业之中去。"这话很对罗的胃口，可见，我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并不是一律的张嘴便是大道理大帽子的。
第二个给罗瑞卿毕生难忘教诲的就是罗瑞卿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的老师中共烈士李鸣珂，李对他说："打仗死人都是寻常事，军人就该不怕死，而且在战场上被子弹打死也不是什么特别痛苦的事，那么一穿过去就完了。"（《回忆李鸣珂烈士》）罗瑞卿对这番话记忆的很清楚，几年后当他担任了军队的领导之后，特别是做政治工作时就经常对战士进行这样的教育。国民党军将领胡琏晚年回忆对共产党作战时不得不承认"毛共军队人皆怀必死之心，焉能不胜？"（胡琏《出使越南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一军团的保卫局局长，肃反时期，罗瑞卿不仅没有乱杀过人，还保护了一些同志，聂荣臻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红一军团重在批评，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详见《聂荣臻回忆录》）有一次，军团卫生部给下边的战士为了止痛，下发吗啡，结果搞错了，变成了奎宁，战士吃了不对，反映上去，一查是搞错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姜齐贤恰好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姜自己也
吓得要死，还是罗瑞卿发话不让追究，作为一般工作失误处理了事。一军团肃反没有杀人，这和林彪、聂荣臻的具体工作方针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作为保卫局长可以直接"通天"的罗瑞卿在其中的好作用也不是能够简单忽略不计的。
罗瑞卿是一个比较看重战友情义的人，四军军长王良牺牲时，罗瑞卿抬着王良的尸体，冒着炮火亲自予以安葬，王良身上的怀表罗瑞卿到死时也带在身边，罗的警卫员回忆，罗每次打了胜仗之后都不忘了把怀表套出来说："老伙计，我们又打胜了。"在我军历史上如此重情义的人有记载的就是贺龙、罗荣桓、彭德怀几个人，当然不是说没记载就没有深厚的战斗友谊了。
罗瑞卿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毛泽东，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被人称为毛泽东身边的六大"名人"，也就是红军时期流传很久的"二罗"、"二萧"和"二谭"，毛泽东叫罗荣桓为大罗，叫罗瑞卿为小罗，以后又有了罗长子的外号。陕北时，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一副对联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明毛泽东对罗身上的弱点看的很清楚。毛泽东给予罗瑞卿的已经不单单是吴玉章、李鸣珂他们的那些单一教诲，而是系统的教导罗怎么去做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罗的影响是罗一生都难忘的，也是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的，这也就是罗后来拖着残腿仍旧给毛泽东守灵的原因之一。从政治思想上他和毛泽东已经密不可分了。用罗自己的话说："那是棒打不散的。"也因为如此的思想左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走向极左，而罗瑞卿也与有力焉，甚至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成为批判彭黄张周最为卖力的人之一。这些都应该和罗的成绩一样不能被遗忘的。
罗瑞卿能够被毛泽东看好并且一直重用，并非简单的听话和服从，我党早期革命之际，用人是第一要务，而处在开基立业阶段的毛泽东更不会单单因为某人
的盲目服从进而大加提拔，值得注意的是罗瑞卿的能力，罗是一个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的人，作风强悍、雷厉风行，这点即使多年之后准备打倒罗的林彪也是深以为佩服的。罗瑞卿死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直到次年的一月，中央才勉强派耿飙来接替罗的军委秘书长的位置，邓小平等人多次感叹罗的早逝，特别是胡耀邦生前对罗的病故的惋惜程度已经溢于言表。罗的能力的突出主要体现在他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期，五十年代，中国凡事学苏联，唯独在公安部，苏联顾问门可罗雀，罗瑞卿顶住一切外来压力，坚决不让苏联人过问公安工作，公开说："我们的公安部不是苏联的'格伯乌'（内务部）。"现在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大多还能记起中国五六十年代治安的平静和祥和，这和罗瑞卿狠抓公安工作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一年，罗瑞卿下去视察工作，当地的公安部门负责人汇报说："我们这里很好，没有出什么大事，也就是工人丢了自行车、小孩被车撞了一下，还有几场小火灾。"罗当时就扳起脸来："工人一年收入是多少？买一辆自行车等于全家最大的奢侈品，丢了还不心疼死？你还说是小事？小孩被车撞了，是伤残了还是治好了？人命关天能是小事？封建王朝都讲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新社会如果还让工人的自行车随便的丢了，小孩子走在马路上随便的被车撞了，我们算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你我还配叫公安人员吗？"而当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和百废待兴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很多公安战线上的老人回忆起罗瑞卿做部长时的负责认真都不免发出感慨。
罗瑞卿最为闪光的是他的晚年的思想上的觉醒，真理大讨论开始后，中央党校吴江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被人顶住不让发，罗瑞卿第一个看了，以后就坚决让《解放军报》登出来，胡耀邦那时候是冲锋在前的，然而帮手很少，大家轻易不敢表态，罗瑞卿是最早鼎力支持胡的，胡耀邦说过："罗
瑞卿同志和我是心心相印的。"罗瑞卿认真的检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自己的"跟风"，对党内的封建主义的思想的横行做了极为深刻的论证，在抵制左的错误方面，罗也是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打破沉闷的政治局面，部队方面罗是第一人。当时，军队中能够这么勇于回顾历史和检查历史的不多，一个罗瑞卿，一个杨勇。而罗瑞卿的威望又是比较高的，晋察冀野战军重组时，司令员杨得志在大会上说："中央让罗瑞卿同志做我们的政委，罗政委在当师长时，我还是通信班长，以后我们都要按照老政委说的去做。"在人物凋零的七十年代末期，罗瑞卿的资格和威信更是不可或缺和异常突出的。不少人甚至假设如果罗瑞卿不那么早逝的话，有些事情可能要重新书写，自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们经常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他没有回避罗瑞卿的种种错误，也没有忘怀他的反思和正确。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拍案惊奇黄克诚
开国将领中黄克诚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一生多次唱反调，丢了无数次的乌纱帽，既支持过林彪，也反对过林彪；既支持过毛泽东，也反对过毛泽东。因为反教条得罪了刘伯承，因为反跃进得罪了毛泽东，是非功过，直到他病逝的那一天也没有争论结束，黄克诚不会锦上添花，只会雪中送炭，他支持林彪的时候，林彪连个连长都指挥不动，全东北除了土匪就是国民党，黄克诚说只要林彪在东北，东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他反对林彪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吴法宪对黄克诚说："黄老，林总希望你认真考虑你的言行。"黄克诚说，我考虑的是以后后代怎么评价我们。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农村中心论，贺昌找他谈话，他说你贺昌是个好同志，但是你不明白老毛的战略思想是非常优秀的。庐山毛泽东说
你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说我当总长是你点名的，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同志之间关系好一点意见统一一点就是集团了？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候全党都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不喜欢刘少奇，他说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话，一九七九年中央给刘少奇平反，黄克诚亲自找汪东兴核实情况，汪东兴胡言乱语，黄克诚激动的哭了：少奇同志死的冤枉啊，我们就不是领导干部也还是共产党员吧？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人吧？怎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呢？
死者已矣，当我们回顾这位一生直言不讳的老将军时，不由得想起中央在纪念黄克诚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评语："黄克诚同志勋劳卓著，德高望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诚哉斯言！
一九六六年，山西的造反派揪斗黄克诚，让他交待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黄瞎子"慢吞吞的说："我支持林副主席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
一九四五年，黄克诚身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他看到曾克林给中央的电报后才知道中央的一些意图，他针对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大胆的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著名的导致后来我党十万大军下关东的电报，电报内容包括这样几层含义，：1.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在与蒋谈判的同时，应集中主力准备决战。2.我们根据地虽然多，但是没有联系成一片的，分散。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为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3.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线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
力，消灭敌人。4.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至6万人去东北，只留下一个师在江南活动。河南与华北的部队应调到山西策应。5.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干预，集中兵力搞决战。
这封电报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日子，因为正是这封电报，让毛泽东成全了林彪在东北的一世英名，而同样是这个日子，若干年之后林彪又变成了鬼。黄克诚的电报到了之后，毛泽东问左右，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吧？有人说对，他就是黄老。毛泽东说，他多大年纪？回答道：四十三岁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叫黄老，回答说，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所以，就叫他黄老。毛泽东乐了，老唱反调我看很好，黄老，我看是老谋深算。黄老一词自此在中央叫开了。
9月1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部队，不能说黄克诚导致中央派遣部队去东北，不过提出动用几乎全部的精锐主力达到十万人的标准确实是黄克诚第一个提出来的，晚年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也提到这件事的始末。
部队到达东北期间，黄克诚在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连续发了两封份量很重的电报，体现了他卓尔不群的风格，一个是哭穷，指出部队的装备很差，要立刻补充弹药、枪械。另一个就是著名的大保林彪的电报，也是黑土地上第一个呼吁林彪出山的高级将领给中央的电文。黄克诚指出：林彪现在是孤掌难鸣，给东北局发信从不回应，东北现在没有根据地，既没有持久的打算，也没有救急的办法，有西路军的危险！十一月才到的江家屯的黄克诚居然说东北部队要成为西路军，胆子实在挺大。而林彪那时候尽管有一定名声可还不是东北战局的最高首长，黄
克诚没有因为彭真、高岗等人是老资格就忌惮他们，同样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所在。那时，东北我党的战略要点和口号是三个：第一：独霸东北；第二，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第三：最后一战。黄克诚说这是左倾胡闹主义（这是黄克诚起的新名词），连续用了七无给毛泽东发电，毛泽东首肯黄老的意见，毛泽东在黄老电报的十一天后发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电文就是根据黄克诚的意见起草的，这个最终确立中共在东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文件包含了黄克诚的一份努力。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又指出，东北现在大城市是国民党军，农村是土匪，我党没有立足之地，要先肃清土匪再说。这样，东北部分地区的肃匪工作开始在黄克诚的"催促"下轰轰烈烈的铺开了。一九四六年，林彪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担子很重，官也很大，就是没有兵马带，林彪自己说："比指挥联合国还难。"各路人马、各色系统，林彪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手下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这时候，黄克诚来了。
锦西城东八里的红螺山，黄克诚和林彪见面了，黄克诚这时可比林彪牛气，他的主力三师三万五千人，一个整编军的建制。林彪和黄克诚谈了一夜，究竟谈了什么至今外人已经很难知晓全部过程，不过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个，黄克诚说：林彪来了就好了有林彪在东北就是我们党的了，东北就能打胜仗；第二个是黄克诚表示三师交给林彪带，作为基干部队用。
后来宋维拭说：是黄克诚的第三师造就了东野。这句话并不夸张，由黄克诚的第三师练就了东北野战军如下几大主力：三师的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混编为民主联军二纵，吴法宪、刘震带队。三师的第七旅和东北第七师混编成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政委杨国夫。三师的三个特务团加地方武装混编成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其中六纵、七纵就是后来纵横天下的整编四十三军、四
十四军的前身。而陈光、刘震、邓华三位东野数一数二的虎将也由此名扬天下。（以上部分资料来自吴东峰采访笔录）
黄克诚说："'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林彪说："我完全同意克诚同志的意见。"那时候林彪和黄克诚的看法是天然的统一，所以，一些老将军们回忆起来东北的往事都要说上一句："那时的将，那时的帅，了不起啊。"
毛泽东一生很少打龙王比宝的战役，四平街算是一个。这次，黄克诚又站到了林彪的这一边，黄克诚说："谁对我就支持谁。天王老子也不在眼里。"从4月6日到5月19日，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电文中充斥着诸如"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等内容。5月1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又强调说："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兵力，挫其锐气，以求得于我有利之和平。"最为明显的毛泽东和林彪的交锋是，林彪四月十一日就去电报反对死守四平，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束缚军队行动"要点在二十七日复电说：建议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为马德里。林彪真的是没辙了。
黄克诚这时呢？他是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分区司令员，四平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这是中央主席和东北战区一把手之间的交手，和你一个西满分局有什么关系？瓦罐要离大锅远一点的道理黄克诚不懂。林彪四月十一日给中央发报不同意毛泽东，次日黄克诚就给林彪发电，林彪没有任何答复，黄克诚不罢休五月十二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当天，黄老气势汹汹的几点意见也到了毛泽东的手里，黄克诚的电报内容如下：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
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 （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内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并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可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述意见，请考虑。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复他，据说毛泽东看了黄克诚的电报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又是这个黄老。5月14日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胜利有时并不总在领袖的一边，这个黄老的电报可是还没有结束呢，五月二十四日，黄克诚又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他觉得毛泽东五月十九日的不太完整，电报的结尾，黄克诚说："我这个人往往是报忧不报喜，看的都是坏的一面，也许有片面的地
方，但是都是事实。"黄克诚顶牛和管闲事的作风这时闻名全军上下，一九五九年庐山的那场风波注定要有黄克诚的参与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黄克诚再度谈及四平的战事，毛泽东说："打四平难道错了？"黄克诚说："敌人集中大兵力寻求主力决战我们再坚守就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打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这才明白林彪何以不给他回电，其他同志何以劝他不要管闲事的真实情况了，可是，黄老脾气又来了，他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最后说还是让子孙后代和历史作出评判吧。（以上部分资料选取来自《黄克诚自述》、《回忆黄克诚大将》等）
庐山会议期间，柯庆施代表毛泽东和黄克诚谈话，让黄克诚站队，黄克诚说："我可没有石头啊。"什么石头，落井下石的石头。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一直不错，张锡龙死了以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你个黄瞎子不要再往前线跑，那么大的一对眼镜，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目标。历史上，彭德怀也保过黄克诚，然而，黄克诚不是因为感恩戴德才千里迢迢跑到庐山来报恩的，诚如他对毛泽东说的那样："主义是主义，战友是战友，主义和战友混为一谈就是庸俗化。"（此处对话选自黄克诚大将谈庐山会议一文）
黄克诚等于一上庐山就一头扎进了彭德怀那个集团中去了，可是他没有后悔，文革中造反派骂他是军事俱乐部政治参谋长，这可是毛泽东说的话，黄克诚平素文质彬彬的，这次居然说："你懂个屁！"而在这次批斗中，那么大年纪的黄克诚，高度近视的黄老和三个造反派动了手，传到黄永胜耳朵里，黄说："以后不要武斗了，搞残废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黄克诚原来不怎么对刘少奇感冒，他看不惯刘重用饶漱石，他说饶漱石是新四军一霸，另外，他建议肃清苏北再西调的事情也没有得到刘少奇、饶漱石的重
视。一九四五年于9月3日他和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并报中央，建议将新四军第二、三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而以主力一部回师苏北，肃清伪军，创造联成一片的大根据地。这是黄克诚针对当时我军始终没有联成一大片的根据地采取的应对措施。当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却回电指示"三师主力不宜调返苏北"。饶漱石那时候威风的很，他一句话谁也不敢反驳，黄克诚很生气，就给刘少奇直接发电，九月五日，刘少奇复电称："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肃清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这次黄克诚对刘少奇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了。
文革后，黄克诚亲自带着人马调查刘少奇的专案，为刘少奇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做了很大的贡献，为此他不惜得罪了还是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和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原来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中将文革期间被定为林彪集团分子，日子不好过，找了黄克诚几次，秘书都给挡驾了，后来梁兴初知道黄克诚住院了，跑去见黄克诚，一见面就哭了，把自己的窝囊事说了一遍，黄克诚说我出院就给你伸冤。中纪委开会，黄克诚说，梁兴初同志的事应该议一议了。有人说他是反党小集团的。黄克诚说你知道不知道梁兴初身上被打了九个洞，为革命几乎丢了命，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王鹤寿说，黄老，他就是九十个洞也不能说他不是反革命啊。黄克诚说那么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史进前带人把梁的专案拿过来了，黄克诚亲自调查，
最后平反了。原来审查梁兴初的专案就一句话：梁兴初是林彪在东北时期的旧部。一共就这么几个字几乎要了梁兴初的老命。那时候大案子有的是，如果没有黄克诚出来为梁兴初讲话，一拖可能就是几年，再拖，梁大牙可能见了马克思也不知道自己的棺材是怎么盖上的。黄克诚自己说自己是不会锦上添花的。可是，危难之处显身手的黄老却一直让大家记着他爱唱反调的耿介的一生。（上述关于梁兴初一段引用吴东峰采访梁兴初回忆黄克诚大将部分笔录）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伤心经行陈再道
陈再道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红四方面军两个三个军长之一，毛泽东把他和许世友并称为"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再道本人对毛泽东从不认识到认识再到崇敬也有一个过程。
陈再道晚年说了这么一件往事，有一次，毛泽东到武汉，陈再道接待时吃苹果，一边说话一边削皮，毛泽东见了就说，你不知道苹果这个皮很有营养的，我吃苹果就从不去皮。陈再道听了就放下手中的水果刀，一直到陈再道生命的最后吃苹果的习惯也是按着毛泽东说的不去皮。（参见《人物》杂志《七二零事件始末》注引《陈再道回忆录》）陈再道军功是很有一些的，但是，中南部队的底子是四野的基干部队，把陈再道放到武汉军区做司令员是当时的一件奇闻，黄永胜他们几个就不明白为什么老头子对一个陈再道那么看重，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平衡中南力量对比的一个棋子。毛泽东一生最恨部下搞清一色，习惯用掺沙子和扔石头、挖墙角等手段以致于不成为"合而谋我"的局面。而能把陈再道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来，也可以见陈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
陈再道在武汉军区期间做过一件和黄冈地区发生冲突的事情，黄冈是林彪的
家乡，所以，后来当地政府去北京时顺便就把这件事说给了林彪，林彪说我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这种事情本来是小事，林彪说过之后也就散了，然而，三年之后，还是被好事者播弄是非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对家里人和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林彪的二哥林庆佛，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劣绅，解放后因为林彪的关系得以逃脱镇压。（参见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第五页）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历来的隔膜，彼此的成见都是很深的。陈再道的这件事在一九六八年被黄永胜旧事重提点了名，罪名是军阀习气不改，还附上黄冈地方政府的说明。
陈再道的脾气不好是出名的，喜欢骂人，不过军人出身的人一般都是这毛病，你看蒋介石，那么高的位置还要骂一句"娘西皮"，带兵打仗的粗鲁是常事，何况陈再道是工农干部，大字不识几个。不过，陈再道脾气再坏也没有后来他晚年那么坏，他从全国政协副主席位置退下来之后，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五周年，也就是陈再道逝世前一年，人民大会堂负责搞了很多的纪念品，分送各位老将军和首长们，陈再道那里就出事了，陈的秘书直接找到人民大会堂负责人之一，说是老头子讲了送给他的那部分成色不好，要换一下才行，人民大会堂的人说这是统一定做的，怎么会有什么成色问题呢？陈的秘书说还是要换一下好，于是，只好换了，搞的人民大会堂的人很不高兴。陈再道后来还给全国政协安排了几个老部下，陈是军队系统的，虽说退到政协，可是和政协的渊源并不深，这么安排，自然有人有意见了，反映到叶选平那里，叶就说还是要给安排的，中国有几个陈再道啊？
这些小事看起来似乎陈再道不那么讲究情理，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陈早年的一些人回忆陈再道说他古道热心、侠肝义胆，能够照顾的他都照顾，能够体
谅的他全体谅，晚年就不同了，挑剔居多。用陈再道最后一个秘书的话说那就是给文革闹得闹伤了心了。
陈再道的七二零事件起因和陈再道关系并不大，当然，陈再道自己没有控制住局面也有责任，然而，到了北京以后大肆批斗，还有那么一个猛将�了陈再道两记响亮的大耳光，谁�的陈再道的耳光大家不妨看看陈再道写的回忆录就知道了，可笑的是此人的子女现在还在给自己的老爹在喊冤。陈再道以前和康生也认识，康生对陈再道因为毛泽东的原因也还算好的，这时候，陈再道看见康生直叫康老，希望康生说话，康生是什么人啊，脸当时就变了，大骂一顿陈再道，还给他戴了一顶大帽子。不仅这些人斗他，连原来陈照顾过的人也来整他，陈再道管理湖北湖南几大地区，特别是湖北那是将军诞生地，陈再道为这些事没少费心，当初费心时大家都说感谢陈司令员或者感谢老弟感谢老陈一类的甜言蜜语，现在，不仅老陈不叫了，老兄弟没有了，反而一下子都像不认识陈再道了似的。谢富治因为陈再道管过他的一件私事更是狠批陈再道。陈再道的秘书说老爷子一回忆起七二零这件事就心口疼，经常说：没他 妈 的几个好人。
陈再道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事还是小平同志过问解决的，邓小平对于一些历史上受过委屈的老同志一般都是能照顾就照顾，级别上不去那就待遇上去，像何长工、萧克、陈再道他们都是小平点头的。有时候，陈再道争一争，徐帅知道了就给他说：不要争了。徐帅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时，陈再道还是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的干部，老首长的话还是要听的，不过，事后还是要争一下。实际上，陈再道的这种晚年心态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历史上西晋的名将王�在平定三国东吴之后因为待遇不公以致于大为伤心，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贵置办什么，人还没死就把陵墓修的富丽堂皇的。因为他看透了人世间，就那么回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的，陈再道大抵也是这样一种心情。
陈再道死前，把生前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中央，把分给他的住房也交还。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三犯龙颜洪学智
大家都知道彭德怀、黄克诚犯颜直谏的事迹，其实，在我军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位将军一生三次逆龙麟，他就是洪学智上将。
朝鲜战争开始前，东北边防军改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邓华被选定为十三兵团与十五兵团对调，而当时任十五兵团的副司令员洪学智被叶剑英请到广东做副手，邓华为了能够保证对朝作战的后勤保障，特意请出林彪这尊"神"来改变洪学智的任命，而林彪居然也破天荒的答应了。林彪请洪学智吃饭，饭桌上提出了这个调动，洪说已经汇报给了叶参座，怎么办？林彪说这好办，你去就任，叶那里我打招呼。林彪为此专门给代总长聂荣臻写信说明此事，专门调方强接替洪学智的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司令员的位置，而洪则入朝。彭德怀在战争结束时说过："朝鲜打的好，亏了两个麻子，一个是后方的高麻子（高岗），一个是前方的洪麻子（洪学智）。"洪学智的才干还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后勤供给上，也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事和政治态度上。
一九三七年，洪学智参加为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办的红军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讨论张国焘祸党的事情，洪学智不同意一些人的极左看法，他说："张国焘是有功有过，他在鄂豫皖和后来的川康边也还是做了好事的，否则你怎么解释四方面军壮大到八万人的事实？"这件事被人反映了上去，未几，六月间，许世友建议大家拉起部队回大别山，让中央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孬种时，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等人都是响应者，这次就是后来轰动延安的所谓的"张国焘余孽
武装集团有阴谋有组织反抗党中央的活动"的由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洪学智被释放了，然而，他不改他的看法，他说："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这样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二次犯龙颜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洪学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林彪说："邓华这个人看来是阳奉阴违的，是反对毛主席路线的。"毛泽东亲口交待："开一个会，让林彪同志主持一下，给邓华提一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会开的很艰难，林彪说："邓华是高饶集团的余孽，也是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调子已经定了的情况之下，洪学智站起来了，他说："我不大同意林总的看法。"这一句话让所有的包括邓华在内的人都惊住了。洪学智接着说："邓华怎么和高饶能是一伙人呢？证据我看也不很充分，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几十年，轻易就打倒了，以后不好平反呢。"这次会议结束时，林彪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想了很久，半夜睡不着，邓华留在部队里面是个危险的人物。"洪学智给林彪递上条子还是不同意。林彪说："少数服从多数。"
稍后的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大会上，群情激愤，而洪学智则说："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的晚，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彭总执行的很好，总不能也说错吧？一个人有功有过，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有人会后好心的劝说洪学智："彭是一方面军的，你是四方面军的，彭是八路军，你是新四军，你在里面参合什么？你不参与，人家都怀疑你，你一参与，就危险了。你是林总的老部下，和林总对着干，有你什么好处？"洪学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一方面军还是八路军，我就要把事实说清楚，开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应该整人。"为了这个态度，洪学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下放地方
挂职改造，用洪的话说："在吉林是鬼都不上门。"而只有当时担任吉林省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赵南起（后来的总后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看望这位朝鲜战场上的首长。
第三次则是在胡耀邦下台的扩大的政治局生活会上，洪学智为胡耀邦评功摆好，以致于主持人不得不叫停，会后，杨尚昆专门找到邓小平为洪学智的事情做了解释，具体说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了，只知道此后小平同志指示："洪学智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要搞了。"
当人问及这位年迈的老将军后悔不后悔当年的"孟浪"，他说不后悔，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智深勇沉说杨勇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勇因病逝世。当时，杨勇上将的追悼会在北京召开时，可谓冠盖云集。一位总政的领导在悼念杨勇的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一双虎目闭上了。"
在北京时，杨鲁平、杨北（杨勇上将的长子、三子）同志把杨勇生前的照片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看时，我们发现上面的那位诗人的话虽说浅白，但是，却很传神，杨勇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面似乎在讲述他不平凡的戎马一生。
杨勇和胡耀邦是表兄弟，当年兄弟二人爬上邻近的学校的墙头第一次聆听了革命军的演说，其后，二人不约而同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勇虽说是军人出身，但是，他并非出马一条枪的莽撞之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智深勇沉。
抗美援朝第三次打击之前，美国人狂妄的很，放出话来要让我们在军事分界线上按照他们的坐标来界定。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晚上，金城战役打响，杨勇
指挥二十兵团会同六十、五十四、二十一三个军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一共歼灭敌人五万余人，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前低头来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当美国人知道指挥这次战役的中国军队的将领还是一个四十岁的将军时，也不免为这支装备一般、素质昂扬的军队感到震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演出了以后脍炙人口的战场奇迹－－奇袭白虎团。
时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五年，当文革新贵张春桥作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时，金日成当着朝鲜党政军要人的面对张说："五十年代的中国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让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兄弟党的将领，杨勇同志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事后，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说："你们这些人志大才疏，杨勇这样的人你们也反对，那么你们还能和谁搞团结？"
不过，当年决定打倒杨勇的也是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批判萧华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事前，林彪对江青说过："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会议召开一半时，叶剑英、周恩来被毛泽东找去，会议中断，会上宣布了纪律，不能走漏消息，可是，会后杨勇把这件事传达给北京军区，以致于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造反派一路摸到萧华的住宅，不过，到底扑空了。随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出台，"对萧华还要保，不能批。"陈伯达收回自己的讲话，江青不再提及万人批斗大会的事，而作为力保萧华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杨勇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周恩来曾经这样对叶剑英交待过："一切关于萧华的事都要通过我。"作为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杨勇，厄运临头。
文革现在说起来似乎造反派冲击谁，谁就垮了，其实也不尽然，虽说很乱，但是，不是乱的一点章法都没有。特别是逮捕部长、大军区司令员以上的高级领
导干部，那都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的。像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表面上看是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给打死的，其实，张霖之在从黑龙江回到北京时就和老战友黑龙江的负责人潘复生说过："说我反党，打死我也不服。"可见，张霖之对于自己的命运不是一点都没有预感。而像部长、大军区正职这些干部如果没有人必要的保一下，再加上煽风点火，烧一烧是十分可能的，不过要烧到什么程度还要上边来定。
后来，负责逮捕杨勇的人回忆当时情况是：叶剑英同志拿着一份决议，说了一句："上峰有令，杨勇要烧焦。"我们都以为叶帅开玩笑，等到看了之后，才知道，那时候的最显赫的三大人物都签字了，主席、林彪、总理。我们一看就知道杨勇算是完了。主席是二十日晚上说的话，二十一日，杨勇就被捕了。那时候最讲落实指示不过夜的。
杨勇被抓以后，郑维山有过一个片断回忆："主席说杨勇要烧焦，过了几天又问，杨勇怎么样啊？可不要烧死了，他还有用呢。"就这么一句话，杨勇在陪着彭德怀批斗时，造反派手下留情，没有向杨勇动狠手。徐向前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保一下杨勇，未几，徐自己也是自身难保，杨勇一关就是三年。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杨勇，九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就是对干部揪住了不放，有的干部将来还是要工作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有功劳吧？总是做了些好事吧？"毛泽东的这番话说的所有人面面相觑，不敢回应。李先念托人给杨勇的夫人林彬带话，让她马上找人，最高指示都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林彬最开始托人找黄永胜、邱会作，可是，一个不见，一个躲开了，倒是万里的小儿子万伯翱很仗义帮着做了几件好事。周恩来批准杨勇夫妻子女见面。杨勇对儿子说："你们现在明白了我经常对你们说的娘老子是靠不住的。鲁平（杨鲁平，哈军工毕业）学导弹的，现在做了工人，我看很好，自食其力，以后总还
有用武之地，我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这场斗争不知道持续多久，但是，以后你们都要记住，不管时候都要做人，不作官也要做人。"杨鲁平兄弟至今回忆起乃父的教诲还唏嘘不已。
杨勇经过周恩来出面挽救，总算出来了，那时候大家都不大敢接触他，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表态要杨勇去山东养病，杨得志说："三杨倒了一杨，再倒一杨，剩下我一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别人不敢要，我就要了。"杨勇复出之后办了两件事挺有意思。
第一个是走后门，当时，像安子文、王尚荣、郭林祥、胡耀邦等人的子女一般人是绝对不敢收留的，更不要说参军入伍。杨勇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位置上就开了这样的后门，被人一状告到北京，杨勇说："走后门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李德生的事情。"叶剑英在北京听到杨勇的讲话之后，对左右说："这个杨勇我看改名叫杨智勇吧。"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泽东终于针对江青等人批判李德生、叶剑英发了话："开后门的也有好人进来，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梁效"写作组范达人回忆迟群对他讲的一番话："迟群说，毛主席说了，我也送人去北京大学，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嘛。你们那个走后门我看就不要批了，还是团结起来的好。"
第二个是江青拉杨勇，从七五年之后，江青对杨勇的关照逐步升温，破天荒的给杨勇送去补药。杨勇不表态，有人劝过杨勇，杨勇说："这个事情是原则和大是大非的事情，现在反对小平同志不得人心，我不给人吹喇叭，抬轿子。大不了再回去坐我的监狱去，又不是没有坐过。"这件事奠定了以后杨勇在军队中崛起的基础。相比较那些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跌了跟头的人，杨勇可以说是不糊涂。
杨勇的去世是继罗瑞卿之后对胡耀邦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杨勇假如活着，有
些问题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也许还有一个缓冲的平台，当然，历史从来就没有假如，也不允许假设的。
posted by anuod @ 8:56 下午
0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