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好文笔写出一本烂书

 by 张石

最 近读了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在网上流传的《中国不高兴》的大部分章节，不能说这本书的作者们没有见识，他们都读了许多书，做了许多的研究。 尤其这本书的文笔，嘻笑怒骂，纵横开阖，读起来非常痛快。但是由于他们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就使这本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最后成了一本不知所云的烂 书。

这本书的致命伤是:

1、作者根本没有弄清他想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用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去反对西方亦或美国?但是作者们对中国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十分不满，又不甘心被说成是现体制的辨护人。所以批来批去就把自己的立脚点也掀翻了。

2、中国的现体制和意识形态及经济形态和现在西方的这一切不仅仅是对立，而是有许多交叉之处，越到现在，其交叉处越多，你们只抓住对立的一面挥洒、狂奔，最后批来批去就批到自己身上了。

3、现代的西方也绝不是铁板一块，是充分多元的世界，你们把所谓西方假设成一个目的一致，观点统一的世界，实际就与唐吉柯德攻击风车一样，也就是说这个目标是虚假的。

4、 对人类思想的成果，我们评价的标准往往是对、错、可、否、取、舍，然而一般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的、合理的方法。我们不能仅仅就某 种文化与经济成果，用一种尺度做标准衡量它的优劣，更重要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去看它的实际意义。物质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危机和欲望的产物，危机是 产生新的经济模式与新的文化的母体，还没有盖棺就已论定，不仅为时过早，而且也过于草草率。如本书对金融资本主义等的批判。

鉴于以上的致命伤，就出现了几个作者互相否定和互相批判的现象，最后把这本的主题消磨为“零”。

如 宋晓军主张物质至上，反对文艺腔，宋晓军说: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 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 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 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文艺腔”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把“文化”，把“软实力”放到了过高的位置。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思想界、学术界、主流媒体，乃 至跟着鹦鹉学舌的政界、商界，没完没了地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软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强调仅凭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为万世开 太平”。然而，强调了半天，中国的“软力量”仍旧弱到几乎是负数。

而黄纪苏的文章又似乎掉了个儿，他写到:《张学良回忆录》里说， 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张大帅把少帅找去研讨这件事，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 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您想过没？人家有三民主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民 主义”嘛玩意儿啊，我还“五民主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

我想问一下作者:你们到底想批判什么?你们到底想维护什么?你们是用什么思想去反对什么思想?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最后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咬住你们合作者的尾巴，最后形成一个怪圈，你们耍弄这个怪圈给读者看!

转帖：达赖再次暴露天机：法国记者惊叹难以置信！

by 一阵风

已 经风炷�年的达 赖在当今西方社会居然炙手可热，红的发紫。不仅许多大国领导人顶着中国的强大压力与之会见，民间对之也是趋之若鹜，巴黎、罗马等名城也授之名誉市民称号， 具有十足的明星效应。说西方把他抬到仅次于教皇的地位也不为过。然而，达 赖自1959年出逃祖国后，曾长期在西方受到冷落，何以现在如此的走红西方？

1959年达 赖叛乱失败以后，西方出于冷战的需要，曾对于流亡在外的达 赖集团给予大力支持，包括美国操控联合国，发表了三个决议（1959，1961和1965），但对于达 赖本人还并不买账。1972年，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美国也随之减少了对达 赖集团的支持。1973年，达 赖首次申请私人赴美访问，尼克松政府拒绝给予签证。而且尽管这个时候西藏还处于文革的极左动乱之中，美国对之也不发一言。1979年9月，达 赖终于以旅游签证首次访问美国，但美国官员和议员都拒绝与之会见，国务院还拒绝了他提出的访问太空中心NASA的要求。那时中国是西方反苏的重要伙伴，达 赖根本都是忽略不计。1986年起，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走向亲西方的道路，赢得西方一片喝彩。中国对美和西方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于 是一年之后，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首开西方议会干涉西藏问题的先例。写有这一决议的海报被 秘密贴在拉萨街头，成为当年10月1日西藏骚乱的助燃剂。从此以后，几乎每年美国众议院都会通过一个涉及西藏的决议，其他西方国家议会随之效仿。同年9月 21日，达 赖被邀请在美国国会演讲，从而让他第一次登上美国官方的讲台。从此以后，美国国会几乎每年都邀请达 赖演讲。1988年6月15日，欧洲议会效仿美国邀请达 赖演讲，拉开了达 赖走红整个西方的序幕。1988年7月，美国国会授予达 赖第一个人权奖。1989年底，则更上一层楼，击败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其他竞争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终于跻身全球名人行列。达 赖能够获得此奖，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89年3月西藏发生了自5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骚乱，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戒严。二是东欧全面崩溃，苏联内部剧烈动 荡。西方眼看冷战就要大获全胜。三是大陆成功的抵制住了类似东欧的事变。当然，达 赖获奖仍令当年许多逃亡在外的人士吃惊，他们想不到，自己的努力甚至流血居然换来的是达 赖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以为既然自己接受了西方的教诲，并不惜为此付出一切，获奖的应该是他们。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西方对于分裂中国远胜于在中国 推行民主化。达 赖既然可以充当这样的工具，自然要授之与奖。而且他获奖的理由也印证了这一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赞扬他："避开暴力，使用和平方法，要使西藏自中国统治 解放出来"，不是一语道破天机吗？

自此，达 赖和西方结成了这样一种同盟模式：达 赖乞求西方支持的主要方式就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西方各国。而西方对达 赖的支持也通过邀请达 赖访问、政要接见、议会发表决议指责中国、给他提供舞台等方式。从而一步步把达 赖推向红的发紫的仅次于教皇的地步。

回 顾达 赖几十年的历史，七十年代，他在西方几乎没有任何突破。八十年代，出访了20个国家，43个国次，超过前二十年的总和。但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接见他。 1990年至1994年，则出访48国，77国次，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尤其是他得到了西方各国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达 赖到法国推销其自传，法国外交部副部长接见了他，这是法国外交部官员第一次与之会见。1991年3月9日，英国查尔斯王子会见达 赖。同年4月16日，美国布什总统以白宫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达 赖。这是西方首脑第一次会见达 赖。自此，西方各国首脑接见达 赖成为"惯例"。这一切都与国际形势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1995年7月，美英两国最为重要的杂志《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分 别"不约而同"的刊登了号召遏制中国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当然在西方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

当 然，达 赖的走红，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分裂策略，还在于达 赖"高超"的技巧和谎言。1987年9月21日他第一次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中央政府撤军，要求非西藏人撤离。但随着反恐战争 的进行和中国的崛起，达 赖开始矢口否认，同时高调表示自己不追求独立。甚至当2009年初中国外交部长揭穿他的谎言时，他还强硬回应要求提供证据。不料几天之后即被中国总理温家 宝答记者问时当堂再度揭穿。2009年是他逃亡西藏五十周年、坐床七十周年，为此，他特意出版了一部新自传。在这部书里，再次暴露天机："我已经决定，如果有一天****，我将不担任任何政府首脑"（当我拿这本书给法国的一位记者朋友看时，他表现的十分难以置信，也足见达 赖在西方的成功欺骗）。而且在这本书中，他也大谈"自由、平等、博爱是所有佛教徒的主要原则"，而他在管理西藏时实行残酷的农奴制、在流亡地印度残酷镇压佛教内不同教派，自然是避而不谈。

此 外，在他1996年出版的《达 赖喇嘛谈基督》一书中，虚伪的大谈："我认为所有宗教巨大传统的目的，并不是在外面建立巨大的庙宇，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庙宇"。这些话， 对于跨过中世纪、完成了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立的西方民众来说自然是充满了亲合力。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政教合一藏传佛教的传统之一就是喇嘛越多越好，庙宇越 多越好。在他管理西藏时期，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离家当了喇嘛，最高时达到男性的百分之五十，不仅对整个西藏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更打破了性别平衡，直接侵 害发西藏妇女的人权。而当中国政府1959年废除农奴制后，对喇嘛的数量进行了限制，到目前，喇嘛的比例为2%。但据佛教之国泰国的官方数字，其本国僧侣 人数不到1%。然而，达 赖却对之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指责是对西藏文化的灭绝，是对宗教自由权利的严重侵犯。这个时候，他的"在我们的内心中建立善良和同情的庙宇"高调哪里去 了？！

达 赖走红西方，一言以蔽之，是西方出于自己的需要----过去的分裂中国、遏制中国到今天的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制造的神话。达 赖实是不得不红。而达 赖出于个人的利益，而不惜与虎谋皮，甘心充当西方的工具，并一再的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口味，以变色龙的本事招摇世界，终于达到今天走向圣坛的程度。然而， 工具就是工具，筹码就是筹码，达 赖再如何，也摆脱不了他在西方的宿命。这一点，历史终将做出公正而客观的评判

审讯中猝死 徐梗荣的心脏究竟多脆弱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3-31

　　陕西省丹凤县检察院28日通报了在审讯中突然死亡的高中生徐梗荣的尸检报告：徐梗荣系原发性心肌病，由于外伤、疲劳等原因引发心跳骤停死亡(3月29日《扬子晚报》)。延伸阅读>>"死亡游戏"并未终了

　　仔细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类似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 处：死于看守所或者监狱的嫌疑人或者犯人，按照司法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说法，不是心脏病导致死亡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加速死亡。同日的消息：陕西省延 安监狱服刑人员史法仁3月6日狱中猝死引起质疑。经法医鉴定，史法仁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突发，导致心源性猝死。稍近一点的"躲猫猫"事件中，玉溪 青年李荞明的死一度也被说成"急性心肌梗死"。

　　再往前：孙志刚被打死之后，其死亡证明上填写的也是"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天门城管打死人中，公安部门的鉴定书上魏文华"因外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这让人惊讶：公民与公权一碰撞，这心脏咋就如此脆弱不堪呢？

　　有网民调侃：下次能不能来点新意？的确，很多非正常死亡最后都能找出心脏受损的迹象，但这是否能成为减轻相关者责任的理由呢？就像徐梗荣案中法 医说的那样，"身上的伤不是致死原因"，这种推脱思维显然过于直露了。这就跟有人在发讣告时说某某人"因心脏停止跳动而去世"一样可笑――总不能把所有的 罪过都推给心脏不是？否则，也太没心没肺了吧。（作者：普沙岭）

纪红：第三种“告密”

          ——黄明珍的道歉


    转贴者按：《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以后，满 城竞说告密郎。此前出版的《悔余日录》，作者冯亦代也公布了他在60年代受命密告章伯钧等的日记。这两种告密虽然都是受命的行动，但是看来告聂者是迫于压 力，告章者倒是自愿把自己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欣然从命的；所以可以算作告密Ⅰ型和告密Ⅱ型。纪红的这篇文章又写了一个“告密”者，与前两位不同，未 曾受命，仅为避免一位同学走上自己认为的“邪路”，向理应帮助学生的校方反映了这个同学的思想，居然使人遭到严重迫害。此例当为告密Ⅲ型。

    在中国，把向“组织上”反映同学的思想情绪当作义务的这类第三种告密，所在多有。在本文里，受到告密从而遭到迫害的YIN同学，就拥有24位告密者。可惜，为此向她道歉的只有一个人，惟一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唉！



    黄 明珍(Jan Wong)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两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到北京大学留学，她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19岁。虽然她是加拿大 人，可是人们还是不时地把她当中国人，因为她的中国人面孔。她决定到中国寻根，去学习祖先的语言，并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当 时中国正值文革，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又处在冷战时期，越战给北美社会留下深深的阴影。她所在麦吉尔（McGill）大学，年轻人对中国文革也非常关心，辩 论会不断，抗议资本主义的活动接二连三。她所能了解的中国情况，基本来自都是中国对外宣传。她觉得，文革冲击了旧社会的腐朽的东西，妇女解放，人民不再受 剥削，真是太好了。当然，她对中国有兴趣，不只是因为政治热情，更重要的是让她有归属感的中国文化，她的老师也鼓励她回到“祖国”去看看这个“乌托邦”。

    她 在北大，住留学生宿舍，还有单独教她汉语的老师，同室也是经过校方挑选的政治可靠的人。黄明珍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就是来自对北大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 她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老师、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印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干净，健康，安全，更没有犯罪”，她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 会。

    她学了10月的汉语，已经能用中文与人交流。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十分意外”，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中国学生。Yin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 帮帮忙。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这里，Yin为什么想到美国呢? 她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但这不是要离开自己祖国的理由啊。她能上大学，在同龄人的中国人中，就是幸运儿，出国的想法就很不对头！于是她把Yin的请求报告 了校方。她想，学校应该教育教育Yin。当然她完全想不到，她的密告可能会给Yin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世人对于加拿大人的印象， 说得好听是单纯、善良，说得难听是头脑简单，轻信。毛泽东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吧。黄明珍说 她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听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直到她后来成为加拿大一家大报驻中国的记者，依然很天真。她有文革时期中国生活的经历，因此看到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重大的变化，十分惊叹中国的进步，她满怀热情地赞颂中国政府，全部都是正面报道和“主旋律”啊。

    八九年春 夏，坦克开到了□□门，给了“头脑简单”但是心地善良的黄明珍当头一棒。她不能理解也绝不原谅对学生的暴行，她觉得自己与中国政府的“罗曼谛克”的关系终 结了，再也没有理由为它说好话了。她回到加拿大后，把自己从文革北大留学起到八九在中国生活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1997年出版，后来成为亚马逊的畅销书 《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在 她为《红色中国布鲁斯》作准备时，她翻阅了当年在北大的日记，看到她早就忘记的打小报告的记载。政治大大成熟了的她，她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背叛 了同学，弃同学于一种不可知险境，顿时万分不安。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一定要向这位同学道歉。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 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临行时，她对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一点底也没有。因为，可是，她只知道同学的名字拼音是Yin Luoyi， 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

    她回到北大，找到当年老师和一些同学打听，好多人也记不得这个人了。后来，有人打听到Yin的情 况，告诉黄明珍说，Yin没有毕业，学校就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来，Yin 还真的到美国，不过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名商人。黄明珍拿到了Yin的电话，心直颤抖: 老天爷啊！她没有被害死，也没有自杀，她还活着！居然就在北京! 她打电话问Yin愿不愿见面。Yin说，好啊，我们就在北大见面吧。

    黄明珍马上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什么非要选择北大见面不可呢？黄明珍的儿子也很紧张，对她说：“妈妈，Yin会不会雇人打你，甚至杀了你？”她还是按时到了北大。

    黄明珍万万想不到，Yin见到她后，一句话还没说，就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的忏悔。

    Yin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告密者，我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别的同学，一共有24个人告了我。”

    她告诉Yin：“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

    Yin说：“因为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但我也不怪其他人，因为他们未必出于自愿，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

    “为什么又特地选择北大见面呢？”她问。

    Yin说：“我就住在北大啊。我的丈夫在北大当教授。”

    Yin完全接受黄明珍的道歉，黄明珍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这个故事从北大起，又回到北大终。迈着沉重的脚步，历史好像又回到了起点，一个人与人可以互相信任的起点。

    黄 明珍把她专程返回中国寻找Yin的故事，写成了她的又一本畅销书：《告密——在北京寻求宽恕》（Chinese Whispers—Searching for Forgiveness in Beijing， Published by Atlantic Book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