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东亚共同体”可能吗？

无论关于东亚一体化有什么建议，中日两国间能不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问题的关键

近 来，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浮出水面，力主亚洲建立类似欧盟的"亚洲区块"。譬如，亚洲各国签署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些新构 想的主要动力，来自日本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他们希望能够有别于此前的自民党政府。通过提出向亚洲倾斜，民主党政府释放了日本寻求脱离美国、更加独立的信 号。这也让日本民众对未来多了些信心：日本经济已经"休克"了20年；增加与邻国间的融合，有望为其经济带来更多增长。

每 当全球贸易出现问题时，亚洲各国就开始讨论成立区域联盟，以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但每当全球贸易恢复后，这些讨论也就无疾而终。这次也难以例 外。惟一的不同在于，这次，全球贸易将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强劲态势，无力维持东亚地区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建立某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对恢复区域增长至关重 要。

过大与过小

目 前，这一地区主要的区域性组织包括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前者规模太小，后者又规模过大。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上议事日 程，而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盟来说，是推动其作为经济"区块"行使效力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09年10月，东盟包括东南亚的 10个国家，人口达到5.84亿，国内生产总值达15062亿美元。当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几乎成为现实。这当然是奇迹。当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提出的时 候，并没有多少人看好它：这一区域内，人均收入以及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想在规模上与中国抗衡，也是这一区域实现一体化的一个驱动 力。

东 盟已经实现了这一大胆的梦想。作为对话伙伴，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参与东盟的年会，欧盟和美国也参加东盟的区域论坛，并与其举行双边讨论。 2008年，中国与东盟完成了最后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意味着，东盟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中国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者之间的 经济合作，有着很好的前景。

东盟的成功，部分反映了其软弱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认为，东盟会成为有威胁的竞争对象。东盟与中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让印度和日本等国家感到眼红，并积极寻求与它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东盟的年会已成为中国、日本和韩国三方碰面的重要场合。

相 对于东盟的成功，APEC一直经历着惨重的失败。虽然有20年历史，但它已沦为来自美洲、大洋洲、俄罗斯和亚洲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列队拍集体照 的场合。APEC在苏联垮台后成立，其时，这一组织对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能够看到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站在 一起，这一点令人感到颇为欣慰。

不 过，这一组织实在太大，也过于多元化，因此很难建立起一个有用的框架。若是有意见能够在APEC成员间达成一致，基本上也可以形成联合国决议 了。"冷战"结束后20年，APEC显然已用处不大，但宣布关门大吉也不那么容易。国际组织向来都是"僵而不死"。在年度峰会中，APEC为其成员领导人 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地，供其讨论双边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APEC还有点用。

尽 管东盟已经按照自己的日程一步步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相对于欧盟在欧洲的地位，东盟仍然不可 同日而语。亚洲是否应该有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呢？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亚洲还包括印度次大陆、中东和中亚。任何涵盖整个亚洲的组织，都将成为和 APEC一样臃肿的机构，因此，无法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架构。

依我所见，亚洲的概念似乎毫无内在逻辑，它包括了欧洲和非洲之外的所有地区。非洲通过一个狭长地带与中东相连；欧洲地域并不大，并且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认为，亚洲根本不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 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是东亚经济核心（EAEC）的坚定支持者。这一核心包括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由于日本不愿参与这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 的组织，这一想法也就无疾而终。其实，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却符合逻辑：东亚有着共同的历史；区域内贸易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此外，人口流动也十分频繁。 由于旅游业的兴起，区域内各国的关系将变得日益紧密。可以预见，该地区未来必将实现资本、商品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亚 洲各国存在的差异，远远超过了欧洲。东盟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中国为3500美元，日本则是4万美元。中、日、韩三国以及越南，共同受到 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或小乘佛教，宗教信仰也更为普遍。我经常往来于东亚和欧洲，我认为，在东亚建立起一个类似欧盟的 组织将会非常困难。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才是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日本的动机

由 于日本的反对，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核心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上个月，当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东盟首脑会议中提出"东亚共同体"（EAC）这个 极为类似的概念时，却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果日本真正致力于成立一个东亚组织，那么，这个组织的诞生可期。它可能不像欧盟，却会在今后起实质作用。不过，鸠 山并没有明确美国在此类组织中的作用。如果将美国也计算在内，那么，这个组织和APEC也就没什么两样了，同样走不远。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可能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提出了这一想法，但日本自己也越来越有理由加强与亚洲的联系，并逐渐疏远美国。尽管其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元，但它仍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

上 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错过了转型为消费主导的经济的时机。当时的田中政府愚蠢地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将财富带到东京-大阪这一工业 走廊以外的地区，田中政府因此决定推行高地价政策。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使中产阶级难以走上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买房而努力存钱。

日 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东亚一体化。美国不可能很快恢复，也不会恢复到成为足以喂饱日本出口的机器。同时，再出台财政刺激的空间也不大。由于 美国正在推行弱势美元政策，因此，通过日元贬值来获取市场份额也走不通。如果没有新的贸易来源，日本经济注定不乐观。加快东亚一体化，是其惟一的出路。

除 了鸠山由纪夫"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国、日本、韩国已经决定共同探讨三国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当然，东盟可以为任何"东亚区块"的 构想提供现成的模板。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韩国正在就同一问题与东盟磋商。如果它们最终签署协议，区域一体化就成功了一半。

无论关于东亚一体化有什么建议，中日两国间是否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问题的关键。把其他国家引入中日两国当中，是回避这个主要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规模之和，相当于东盟的6倍、韩国的10倍，如果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东亚就不会真正实现区域一体化。

天然的伙伴

五 年前，我给《金融时报》写的一篇评论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和日本：天然伙伴"。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和日本是对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 两国皆以制造业出口为经济导向，因此，一方的获利必然会带来另一方的损失。但我也发现，两国之间存在人口和资本的互补性：日本的劳动力正在减少，而中国有 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国需要资本，而日本有资本盈余。2004年至2009年间，与中国的贸易，从占日本贸易总量的10.4%，迅速上升 至20.4%，创历史新高。

如 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资本由短缺转为盈余。但是，两国间人口结构仍存在互补性，并且可以再持续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从资源密集型转向环境 友好型，一个新的互补性发展模式正在形成。日本已完成经济转型。日本拥有的技术，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即使没有新的贸易协定，两国间贸易也将继续增长。

诚 然，中日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极大地促进两国贸易增长。我认为，由此产生的效率收益将超过1万亿美元。由于人口老龄化，日本迫切需要提高 投资回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准备在哥本哈根谈判中，就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承诺，中国需要大量投资，迅速调整经济结构。日本的技术可以很快派上用场。

更 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为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2009年，这一区域涵盖21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 元，足可与欧盟和美国相媲美。由于资金、技术、市场的起点较低，这一地区的GDP可以轻易在十年里翻一番。一体化带来的好处是不可想象的。

贸易和技术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双引擎。持续的经济繁荣，缺一不可。例如，过去十年的繁荣得益于IT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其他前计划经济体的开放政策。这两个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都已被消化。世界需要一个新引擎。东亚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足以扮演这个角色。

最好的办法，是促成中日两国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确保货物、服务以及资本的流动。虽然这项任务看似很困难，但是，最近发生的变化使其有可能成为现实。两国应该尝试一下。

一 开始就寻求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是错误的。一旦有三方参与，达成协议的难度就要增加3倍。此外，韩国没有与任何国家签署过自由贸易协 定。认为韩国会和中国或者日本达成协议，实在太天真。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含了韩国，那么不妨干脆忘掉这事。中国和日本应该看到这一点，直接举行双 边谈判。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和日本是否愿意将经济考量置于政治考量之前。如果日本民主党政府只是希望通过增加国际影响，而非经济增长来获得支持，那么，上面所有的讨论和猜测都是白搭。如果民主党确实想通过振兴日本垂死的经济来保持其权力，那么，这是一个好机会。

尽管日本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中国应该率先行动中国应积极寻求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中国目前困难重重，但具有增长潜力和广阔的市场，日本绝不可能在国内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这一切。因此，中国可以居于强势地位。

东亚自由贸易区看似遥不可及，然而，历史是由勇者创造的，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并使这一想法有可能实现，中国和日本应该抓住机遇。■

周天勇：2009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18日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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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国的房价太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的土地供应行政制度、垄断性的卖地体制、对开发商囤地涨价谋利行为打击不力、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和房屋的持有成本很低,是这些体制问题的一次集中暴发。

　 　近几年,特别是2009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样高,舆论上大部分人都指责房地产开发商,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房地产商谋取暴利,我个人认为这是有偏颇 的。中国高房价的形成,主要原因是供给相对小和需求相对大,这与对住宅建设用地供应的行政和计划控制,土地供给市场的政府寡头垄断,地方政府将几十年土地 收益一次性收支的房地产财政,以及对住宅不征收房产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由于土地偏重于保证粮食安全,对城市化所用的土地进行了严 格的行政限制,对于城市建设,特别是住宅用地的供给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城镇人口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使住房价格存在着土地供给过少导致的上涨压力。住宅 用地供给小于需求,势必推动地价上升,而地价上升和住宅供给量不足,两个因素又推动房价快速上涨。

　　中国土地的供给市场,除了政府行政 限制土地的供应量外,另一特征就是政府寡头垄断。即政府一家寡头垄断性出让供应土地,许多房地产商和其他用地商较为充分竞争性需求和购买土地。地价形成机 制为:需求竞争者出最高价者为中标,一般也即成交价,而对于政府定的最高价土地没有其他的土地供应者与其竞争,没有使地价有下行的其他土地供给者的竞争压 力。政府一家寡头垄断型卖地和多个竞争者买地的土地市场格局,是除了土地供应小于土地需求外,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最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土 地供应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土地和房屋的供求缺口不大,基本平衡,房地产商不可能获得需求远大于供给和垄断土地房屋的暴利。房地产商的利润就会平均化,回 归于合理的范围。许多地方政府除了垄断供地外,还搞土地储备,政府将土地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后,囤积起来,将房价炒高后,或者在房价高位时抛出,政府囤积 谋取高价。

　　当然,开发商拿地后的二次囤积和垄断,也是导致土地供应紧张和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据国土资源部门的数据显示,2006年 到2008年,全国至少有3.3亿平方米,近50万亩已购置土地尚未被开发,处于囤积状态。其中有的房地产开发商从政府拿地后形成资源垄断,而自己并不开 发,等地价上涨后,再倒卖给其他用地商；有的买后不开发,使市场房屋供应不足而涨价,等地价和房价高涨后再进行开发,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从中央到地方 政府打击囤积土地行为的力度看,年年都很软弱,多为走过场,纵容开发商,包括国企在内的囤地行为越来越盛。这也是导致房价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 下半年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开始了整治,9月上旬,国务院最新发布了《关于集约用地的通知》,对开发商囤地行为再出严厉措施,除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闲置两年 无偿收回的政策外,又规定,对于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开发商需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交纳土地闲置费；另外,国土资源部将对闲置土地征缴增值 地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能够买地囤积的房地产商大多都有很深的背景,以往多次清理未开发两年以上闲置土地,都不了了之,这次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 措施能否能在地方贯彻,还是一个疑问。

　　可以得出结论,2009年中国的房价太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的土地供应行政制度、垄断性的卖地体制、对开发商囤地涨价谋利行为打击不力、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和房屋的持有成本很低,是这些体制问题的一次集中暴发。

　 　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形势,由于其内在的涨价机理,宏观调控总是处于"一放就热,价格暴涨,一控就冷,陷入低迷"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2010年的房地产 走势,处于两难境地,对于房地产,国家促进也不是,不促进也不是。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与土地、财税等体制的改革互动,理顺有关的房地产体制,才能从机制上 使房地产经济健康和稳定运行。

　　（周天勇　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胡锦涛四菜一汤宴请奥巴马

    新华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钱彤 李诗佳)  国家主席胡锦涛17日晚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宴会菜单中西合璧，正餐包括一道冷盘，一份汤和三道热菜：翠汁鸡豆花汤、中式牛排、清炒茭白芦笋、烤红星石斑鱼。餐后甜品为一道点心和一道水果冰淇淋。

    宴会上配餐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分别是中国河北2002年出产的长城干红和长城干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