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日, 七月 22, 2007

2006-11-07 | 外汇储备是如何让中国百姓财富缩水的 (旧文转载)

 

   本篇博客为转贴,非原创
   阅读本篇文章只要抓住这个起点,就会很容易理顺思路;两行上市-妄动储备-外汇储备与中央财政-解决经济上思路混乱也就是国家处理局部表面问题时忽略了基本的经济概念:外汇储备和中央财政代表的不是一个主题,前者是国家根本宪法后者只是一般法律问题而已,用改宪法的办法解决一般法律问题十分可笑!其他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结合了实际情况生发的议论。准确与否就见仁见智了!

    1)最初的时候,市场上有10万亿人民币,也有10万亿物资,物资和货币一一对应,所以每一元钱能买一斤大米。

    2)由于保持了固定汇率,中国人民央行,就必需有责任和义务,无限制地按8.27买入/抛出,美元兑人民币。
   
    假设现在有一个美国商人,手持4000亿美元,来找中国央行,要求兑换成了人民币。中国央行本没有钱,便只好新印刷了32000亿人民币,交给美国商人。

  于是市场上有13.2万亿人民币,却只有10万亿物资。
        
    从理论上来讲,13.2万亿人民币,争夺10万亿物资。必然导致了通货膨胀,市面上的物价上升。但其实不然,等式实际的平衡,是:
  
    13.2万亿人民币 vs 10万亿物资+4000亿美金
  
    从理论上来讲,外汇储备既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中国央行完全可以用4000亿美金,去国际市场上购回了小麦,黄金。从而使等式平衡到:
  
    13.2万亿人民币 vs 13.2万亿物资。
        
    仍然是一比一。

    当积蓄外汇储备时,国内市场的物价是上升的。但只要国家愿意动用外汇买东西,外汇减少,则物价自然下跌。外汇储备减少到零,物价恢复到一比一。不幸的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央行也是个土财主,守财奴,只进不出。
   
    3)第三步。更糟糕的是,人民币汇率其实是被低估的,美金汇率其实是被高估的,美元并不值得1:8.27的固定汇率,或许只能值1:7至1:5。4000亿美金,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回了32000亿公斤的大米小麦。
  
  在这种情况下,等式永远无法配平,
   
    原公式: 13.2万亿人民币 vs 10万亿物资+4000亿美金。
   
    等式永远配不成: 13.2万亿人民币 vs 13.2万亿物资,可能只有: 13.2万亿人民币 vs 12.8万亿物资,甚至只有: 13.2万亿人民币 vs 12.0万亿物资

    当美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1:5时,外汇储备增加得越多,人民币被摊薄得越快,人民币贬值越厉害。

  今年的现实情况是,美国人蜂拥进入中国,手持着一大堆白纸美钞,纷纷要求兑换成了人民币。整个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600亿美元,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
 
  打个比方,1949年建国,一直到1976年毛老逝世,中国的外汇储备仅只有80亿美元。英明伟大的邓小平,改革开发20周年,至1999年时,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达到了1600亿。整个2003一年,外汇储备增加,相当于建国五十年总和!

  在这新增加的1600亿外汇之中,仅只有450亿是真正的FDI,既我们所谓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国人拿着钱来中国建厂办实业,出口外销,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就业。也转让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所以这是善意的,即使把美金高估一点,招商引资,权当是优惠折扣罢了。
   
  而另外更可怕的,国际金融系统,居然有人拿着了1200亿的美金,来要求中国央行,按8.27强行收购。如果按照美金实际购买力仅1:5,每兑换1美金,中国人就损失3元钱人民币。兑换了1200亿美金,中国人就损失掉了3600亿人民币。拿着了这些钱,美国人可以来上海花天酒地,可以买最高档最豪华的别墅,上海二幢房子算什么,把目前市面上供应的所有房源都买下来,也不过800亿人民币。(80万 * 10万套)
   
  这二年上海的劳动人民呼声挺高,因为他们发现物价上涨,而手中的终身积蓄正在缩水。是什么让我们陷入贫穷,是炒家和奸商么,炒作只能坚持一会,而不可能导致长达三五年的绵绵不绝。其背后必定有持续的购买力和财富支持。有人说工资并没有获得增加,问题是,新增印的钞票,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中,而不是中国白领。
  
   小布什正在大印纸钞,过高的联邦赤字债务,亚洲国家的一万五千亿美金借款,正让这个莽撞的西部牛仔,丢抛弃掉最后一分的羞耻心。当随着全世界各大国纷纷调低美金汇率,美元一贬再贬。仅只有中国,迄今仍保持着了对弱势美金的固定汇率。这固然使中国的出口获得了极大优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随着450亿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还再有1200亿兑汇美金也涌入了中国。规模是实体经济的三倍。要知道,美金是用白纸印的,无论上海的房子是卖10万还是100万,对美国人来说,成本为零。这新印的10000亿人民币,摊薄了人民币原有的币值。正是在联系汇率下,美国人越来越富裕,中国人越来越贫穷。
  
  很多事其实并不难解释,便宛如一串珍珠,只需要了一根绳子将其串联起来。

    为什么三外购房特别多,因为新印刷的人民币本来就在外国人手中。

    为什么房价离本地消费群体越来越远,因为钞票都在外国人的手里。

    为什么投资性购房已到警戒线,因为预期货币贬值。为什么房价和房租偏离,因为预期货币贬值。

    为什么新房空置如此高昂,因为预期货币贬值。为什么购买第二第三套住房,因为预期货币贬值,有300万身家就必须买三套来保值……
 
  是什么让我们陷入贫穷。要讨论上海房价今后是涨是跌,是升是降,只需要很简单地回答二个问题:
 
  小布什会不会停止大印钞票

    中国会不会放弃固定汇率
        
    如果你对这二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的话。货币狂潮还得继续,人民币会越加泛滥。继续手持现金,只能够使你变得更贫 穷。就算不买房子,至少也得买点黄金。
   
    4)比第三步更更糟糕的情况,13.2万亿人民币货币所对应的,不仅仅是打折后的美金,而是。。。没有,什么也没有。4000亿美金就这样平空消失了,就仅剩下了3550亿。
  
  明明放在中国央行保险库的外汇储备,怎么会没了的呢。4000亿外汇储备,又怎么又会变成3550亿的呢。原来,据闻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亏损严重,为了拯救濒临破 产的中国银行体系,财政部政府决定从外汇储备里面取出450亿美金。给二大银行注资,不良贷款率减少一半,利国利民云云。

  哦,原来困扰了中国银行系统数十年,最最难的不良贷款问题,这么好容易解决。中国有4000亿外汇储备,拿450亿出来,就救活了二家银行,照这样算,别说四大国有银行,即使是十大国有银行,也不在话下。更进一步讲,下岗职工,国企改革,矿山改制,社保基金,什么问题都易办。所谓新世纪中国十大难题,只需要各从外汇储备划几百亿,很轻松全都解决了。
   
  真的这么简单地么,历届中国高层精英全都是笨蛋,一直到今天才发现外汇储备的大金矿。困扰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大难题,聪明的中国财政部全都可以解决?
 
  关键的关键,外汇储备不是财政部的钱,不是央行的钱,不是国务院的钱,这是人民的钱!是你的钱,是我的钱。财政部是不可以动用外汇储备的,央行也不可以,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

  前面已经讲到,人民币必须和物资一一对应。有多少人民币,则必须有多少物资。
   
    当存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有13.2万亿人民币,却仅只有10万亿物资。但也不要紧,4000亿美金去国际市场上,购回来大米小麦也就可以了。
   
  外汇储备,其实就代表着了物资,代表着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代表着市场上的大米小麦牛羊食盐。正因为人民币的背后有物资,有外汇。我们才相信人民币,才愿意拿3000元的工资,才愿意摆面摊卖5元一碗的牛肉面,才愿意辛辛苦苦一辈子,只为了银行存款里的几位数。
 
  外汇储备,不是财政部的钱,不是央行的钱,是人民的钱,是人民托管在中央银行保险库的一笔财富。中央银行身受人民的重托,诚惶诚恐尚且都来不及,怎可侵犯人民的利益,将人民的钱拿走,这是背信弃义,监守自盗。

  450亿美金,相当于3600亿元人民币。或居民存款的3%。每一元钱的人民币,购买力少了3%,相应贬值到了0.97元。银行里十万元的储蓄,便自动贬值至97000元。从外汇储备里划帐450亿至财政部,相当于往每一个人的头上抽收取了3000元的《现金税》。这么天一样大的事情,怎么就没人说哼了一声,说划就划了呢。这么天一样大的事情,每个老百姓,便交了3000元的税。

    中国国有银行的亏损,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毫不吝惜,毫不爱国。而贪官污吏的腐败挥霍,贪官一个都不抓,一个都不追究责任。银行亏损漏洞,却让十三亿人民来买单,问人民每人抽取3000元税。贪 官喝酒,却要百姓买单,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这件事做得了很不漂亮,整件事非常地缺乏透明性,也再让人质疑政=府的信誉和文明度。划走450亿后,人民币已经永久性地贬值了3%,然后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又再是6%。若加上对人民币信誉的伤害,简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国的央行官员,完全辜负了人民的重托。央行的职责,在于维护发钞行的信誉,捍卫人民币的信用度。央行官员的守则,在于誓死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此不惜付出生命荣 誉职位代价。而当人民的财产被划走,货币信誉颜面扫地,央行官员不站出来说半句话。只想着妄想用技术面手段调控物价,简直都是玩火自焚。
   
  货币必须和物资一一对应,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可能从印钞机里面产生,这是最基本的守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定律。当然从货币到物价的传递有一个传导过程。但技术面永不可能取代基本面。调节利率、央行准备金、积极或消极的财政政策、这些都只能微调于一时,延缓于一时,堤防筑得越高,洪水也就越强。

  中国的货币/物资比例(M2/GDP),已经达到了十分可怕的220%。而国际社会一般常规,仅只有在70%。或者说,在目前不变的情况下,物价至少还要再涨三倍,才可以完全消除掉货币里面的泡沫。想当年,居民存款在五万亿的时候,朱老总深切地感叹到,这是一只吃人的猛虎,一经下山,会将市面上的物资全部扫光。而今五年以后,货币更翻了几倍,而市面物资增长有限。颟顸短视,怎么就不知脚下面的火山呢。

  拉美的一些国家,也曾有过大发纸币,再靠技术面调节的事情。当时一些军阀官僚以为高枕无忧,技术面可以超越基本面。但结果他们是住在了洪河堤下,一旦顽疾累深,金融系统终有一天无法支持,大量货币再也封锁不住,当第一笔货币进去流通系统时,便会引起雪崩,物价飞涨不可收拾,几倍,几十倍,货币信誉荡然无存。用技术面调节货币泡沫,压得越久,弹得越大。

  还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房价是太低,不是太高,远远地太低太低太低。房价上涨,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挤掉的是货币系统里面的泡沫。政府应该有次序地,温和地,尽快地让物价上涨。尽量让货币泡沫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在具体地价格体系调整中,可以考虑剥削内贸补贴外贸。尽量地让房地产,公交,教育,医疗,水电煤等费用上涨。

    让房价上涨五倍,十倍,独自承担掉所有的货币压力。把所有的货币压力宣泄口都放在了房价上面。而采取补贴,税收,技改等方法,让外销外贸类部门,成本尽量不上涨,少上涨。剥削国内百姓补贴外贸。

    中国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出口贸易高于一切。如果房价不涨,而货币压力流窜到了纺织,电子,机械等出口类部门上面,那可真的是误国误民,万劫不复的了。

打左灯向右转

     就国内改革派的"打左灯向右转"突然联想到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暗中扶持东北的张作霖,利用行政等手段破坏之,当时的袁世凯所用老秘书某君(即张一麟),本来反对签订此约,听到暗中破坏之说,大不以为然。说:"既签订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以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答应,今天既然答应了,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其所为;白山黑水,暂时视同丢弃的地方,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乎也是一种策略"等等。袁世凯斥为书生之见,并且说:"推诚布公果真能够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有时本人也真的是有点迷茫,为了最终的宪政目标,是否可以不讲手段,只求最终目的的实现;还是明知失败毅然和保守派对决。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张维迎)

(改革的操作者们的确象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打左灯向右转",这也造成了他们被郎咸平们批判的原因,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绝对的公平公正,彻底摆开阵势和既得利益者展开决战,失败的概率可能是99%,即使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我想结局只能是双输,既然这样那我们还不如拿出钱来买断既得利益者,但这个方案通过的概率又是小的可怜。中国真不知你将走向哪里!?)
http://pkubeetle.spaces.live.com/Blog/cns!8B95FE0C5F4BD0DB!1060.entry

转载一篇张维迎的文章 ? 学会理性思考 ? 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 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 ?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对患者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更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和解决就业问题,但大量事实和理论分析证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常常在舆论的压力下出台一些缺少任何实证分析和数据支持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百姓利益,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例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和邓小平先生处理中日关系时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如果只记恨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不考虑什么是对中国未来最好的选择,我们就不应该与日本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就应该抵制"日货"。但这样做只能是双输,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牢记历史除了求得一时的心理平衡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是理性的行为。 ? 当前在处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非常特殊,当时我们有大量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改革精神,而许多合理的行为又是不合法的。企业界有些行为符合改革"大法",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但可能不符合各级政府原来制定的"小法",从今天的角度看,合法与否很难说清。最新的经济学分析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违法"行为,只有通过特殊的措施了断,才能把整个社会从"违法陷阱"中拯救出来,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如果我们只是"向后看",纠缠于过去,民众可能在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但整个社会就会被长期困在一个坏的均衡,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对大众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队伍是很腐败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大赦",香港警察队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廉洁起来,也很难有香港今日的发达。个人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损害的只是自己,而一个国家的政府纠缠于过去的恩恩怨怨损害的将是这个民族。 ? 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 权力结构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集中在政府部门,民间不仅没有财产权,甚至连最基本的选择工作的权利都没有,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决策。但改革本身意味着这种权力的转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进行,也就是说,政府是改革的对象,同时又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受到一些政府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下政府部门拥有的一些权力常常在"改革"的名义下被保留或以新的形式(如"规范管理"、"宏观调控")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改革二十多年后,计划经济下权力最大的政府部门今天仍然是权力最大的部门。 ? 中国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高层改革领导者,但那些参与过80年代改革的人们都能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改革领导人对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完整地实施改革措施。这是因为,中国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层领导者之间有权力分割,不同级别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权力范围。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制定政策的权力,都有保护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要求是多样性的,所以不可能有这样都满足的方案。改革领导者为了换取政府部门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不得不做很多妥协,一些政府部门也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甚至半途而废。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新权威主义政府"的主要背景。 ?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改委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体改委是一个新的部门,没有计划经济下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最坚决,在政策制定中能形成对原有政府部门的重要制约。但自90年代以后,体改委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甚至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没有了,对既得利益部门的重要制约没有了,各部门可以自行制定"改革方案","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政府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 ? 意识形态约束: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第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等待观望,延误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第三,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张"左"的观点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张改革的人经常受到来自"左"的攻击。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变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往前走,延误了改革的良机。一些机会主义者频繁地以"政治上正确"谋取私利,无形中扩大了反改革的势力范围。第四,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过去,我们用"不争论"的办法回避争论,但这种办法可能只适用于强势领导时代。第五,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 意识形态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谁也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个包含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资产就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反倒没有办法避免。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和学术界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知识约束:中国改革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知识约束。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绝大部分人缺少对市场经济的切身感受,在很长一段时期,即使改革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体验。老一辈经济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必须改革,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活跃起来了,他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实用性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够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而是专心地研究经济如何更好地运转。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规划的设计。然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义,他们也无力触动当权的政府官僚体系。 ? 科学知识是制定改革规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能陆续地显现出来。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中国经济改革所具有的实验性特征多少反映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专项改革的后果都是可以事先预料的,一些事后的逆转肯定是必要的。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 有关市场经济知识的缺陷使得改革中出现一些失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当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们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大大增加,民众有理由要求政府拿出更好的改革方案,避免新的失误。 ? 我还想指出,以上三个约束是相互加强的,比如说,知识约束使得旧体制下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改革,因为他们有理由借口"经济学家不懂实际运作"或"改革措施没有可行性"而否定一些改革方案或使方案在执行中走样;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如此等等。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 任何体制下,都会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阶层。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会涉及到对既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二者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 所谓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或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然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数,受损者是少数,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会总财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比如说,历史上的土地革命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拿过分来配给其他农民,从人口比例上讲,受损者是少数,受益者是绝大多数,但土地面积不会增加,也很难说清楚社会总财富是否增加了。 ?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无偿转移给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认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各成员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改进。革命意味着剥夺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论这种既得利益是法律规定的还是事实上长期被认可的;也就是说,改革不应该使得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在现实中,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这也意味着,改革进行的前提是社会总财富将增加。如果社会总财富不增加,受损者不可能得到补偿。 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改革中的许多补偿(或赎买)措施。比如说,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相对于农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政府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同样,农民工被辞退企业并不给买断工龄费,也没有失业救济金,而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企业必须付钱买断工龄,还要提供失业救济金,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承认的农民的惟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权,所以征用土地必须给失地农民补偿。即使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体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变这种体制时预期有人会受到损失,也可能要考虑补偿。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东要给流通股股东赠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东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时形成的既得利益,赎买他们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 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一般不敢提及,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太大。但回避问题的结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规范的"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成本。公车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如果按照日本等国的经验,可以节约相当大的一笔政府支出。现在政府官员"实报实销"浪费的钱数倍于他们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000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 这里也存在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非货币形态的特权比货币形态的补偿更容易容忍,所以,官员一年花几十万的公车支出我们能容忍,而补贴几万元大家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如果给他们"金降落伞"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 ?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补偿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现实中,有些补偿可能不足(如对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有些补偿可能过度,可能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传统,有些国人习惯于用革命的观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为简单的剥夺既得利益,是不正确的。 ? 这里,有必要把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区别开来。所谓绝对利益,就是以当事人拥有的、直接决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财富、权力的绝对量(权力可以用货币等价表示);所谓相对利益,是指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收入、财富、权力等方面的相对位置。设想社会有甲、乙两成员,在原体制下,甲的财富是100,乙的财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体制下,甲的财富变为200,乙的财富变为300,我们说每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对利益没有变化;如果新体制下每个人的财富都是200,我们说两个人的绝对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对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对利益下降了。 ? 我前面讲的应该尊重和补偿的"既得利益",是指绝对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对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对利益受损了,也不应该补偿。相对利益受损不能补偿的一个原因是其主观性太强,难以度量;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趋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与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 ? ???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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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网文揭发郑筱萸的张志坚因错误羁押获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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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转网文揭发郑筱萸的张志坚因错误羁押获国家赔偿  2007年07月22日南方都市报    曾被司法机关错误羁押9个多月,昨日获赔2.4万      因转发揭露官药勾结网文,被海口市龙华区司法机关错误羁押长达9个多月 的张志坚,昨日获得总额为2.4万元的国家赔偿。      张志坚是去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的。给他带来麻烦的,是此前他转贴的 一篇网文。这篇文章揭露说,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老板汤旭东与国家药监局原局 长郑筱萸等多名国家工作人员保持不正当关系,因此康力元投资集团属下的海口 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在新药审批方面获得了非同一般的能力。      在张志坚被错误羁押期间,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汤旭东于2006 年11月被海口警方带走协助中纪委调查。约两个月后,郑筱萸被中纪委"双 规"。但"张志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一案,仍然于今年1月9日在龙华区人 民法院一审开庭。公诉机关坚持认为:该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张志 坚的律师姚建国评论说,"整个过程中不排除人为推动的因素"。      今年2月6日,张志坚被取保候审。4月12日,保税区公安局以"证据变 化"为由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张志坚告诉记者,龙华区检察院是7月10日, 即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天,通知他领取国家赔偿金的。昨 日下午,2.4万元的国家赔偿金已经到达张志坚的银行账户,但检察机关没有 向张志坚提供任何与国家赔偿有关的书面文件。      检察机关的做法引起张志坚的疑惑和其律师姚建国的不满。姚建国说,"检 察机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没有决定书,这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 作者: 贺信)  (XYS200707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王玮 : 北京纸箱馅肉包子事件没有完

(看来纸包子事件远远还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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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    北京纸箱馅肉包子事件没有完    王玮    我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看到关于纸箱馅肉包子的报道的。此事作为中国食 品不卫生的极端例子,在美国消费者中引起恐慌。由于该报道是北京官方电视台 播报的,还使用了隐藏摄像机,因此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现在北京日报说是虚假 新闻,真让人感叹假作真时真亦假,不知这北京日报的报道真实性如何。    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决。最近新出的报道均避重就轻,显系宣传 部门统一口径后的杰作,没有对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北京电视台首先得向公众有 一个交待,不能一个虚假新闻托词了事。他们应有一个详细的内部调查报告 ( internal investigation report),告诉公众整个事件的始末细节,包括如 何聘用訾某,如何核查报道质量,谁签字播出的。    如果纸箱包子是假的,北京电视台应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有关人员( 不光 是直接肇事者訾某)应予公诉。北京的零售餐饮业是直接受害者,应集体起诉 ( Class Action)北京电视台,向其索赔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北京的消费者 也可以起诉该台,令其对所产生的恐慌和对生活造成的不便负责。北京电视台的 负责人应立刻引咎辞职。我们还要知道该台有无类似耸人听闻的虚假报道。该肇 事者有无其他作品在电视台播出。    如果纸箱包子真有其事,现在被迫说成是假的,那就更严重,等于置市民的 生命健康于不顾,刑事事件将升级为政治事件。作为消费者和市民,我们有权知 道详情。将该报道说成假新闻是谁作出的决定,证据何在,谁在包藏真相  (cover-up),出于何种动机。事关百姓健康,不容知情不报。公安,工商管理和 监察部门甚至立法部门应立专案调查,并将结果向公众公开。被逮捕的訾某应有 找律师辩护的权利,在最后判决前应被认为无罪,审判过程应向社会公开。    此事已成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有关部门如何处理,我们拭目以待。    于美国圣地亚哥  (XYS20070722)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freedns.us)(xys-read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