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四, 十一月 24, 2011

缅甸“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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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 邱越

"我发现他很真诚，确实有改革的意愿。"今年8月，获释近一年的缅甸民主联盟领袖、缅甸最著名的反对派昂山素季，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首次会晤后，对媒体如是评价新政府首脑，这令西方社会对吴登盛刮目相看。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民主政府，被形容为"脱军装"。获选总统前，吴登盛为军中四号人物，并担任总理一职。就任总统后，在推进国内民主方面，吴登盛频繁发力。

此前一年的11月15日，他与奥巴马举行历史性会晤，成为1988年后首位踏上美国领土的缅甸将军；促使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并修改选举条例，为其重返政坛铺平道路，同时释放一批政治犯，部分流亡者得以归国；对Twitter、Facebook及BBC、VOA和YOUTUBE等境外网站解除封锁；顺从民意，下令搁置投资巨大的中缅密松水电站合作项目……

外界对吴登盛褒贬不一。质疑者认为，吴登盛只是军方最高统帅丹瑞大将的"傀儡"，他成为总统并推行民主措施，不过是在为民主政府"装点门面"，避免阿拉伯之春在本国上演。赞同者则不吝激赏之词，《亚洲时报在线》将吴登盛比作"缅甸的戈尔巴乔夫"。

毫无疑问，随着缅甸长达48年军政府统治的结束，作为民主新政府的首任总统，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中，吴登盛已经身不由己地站在了历史的暴风中。

统领金三角的干净先生

1945年5月，缅甸南部伊洛瓦底省，吴登盛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8岁时，他进入缅甸军事学院学习，因为职业军人不仅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更是从政的普遍途径。在学校，吴登盛属于勤勉好学型，196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一名少尉军官。

毕业后，他从基层排长干起，一步步做到轻步兵55师上校，始终保持着干练沉稳的作风，颇受上级青睐。1989年，吴登盛从掸邦kalaw县著名的指挥官学院毕业，随后调入作战办公室，成为丹瑞大将的参谋，从此进入军队核心领导层。当时，军政府与克伦族全国联盟和全缅学生联合战线活动交战激烈，吴登盛作为丹瑞的得力助手，凭借勤恳出色的秘书工作和忠诚不二的为人，获得其信赖与赏识，很快晋升为准将。

西方人权组织评论道，吴登盛在缅甸最黑暗腐败的时期平步青云，身任要职，是名"冷酷无情的忠臣"。

尽管吴登盛留给外界的印象，是无论对错都跟军政府走的"和事佬"，但缅甸学者温敏表示，吴做事不乏主见。"他不时敢跟丹瑞提出不同意见。只要他认为做得对，就会把意见摆到桌面上，"温敏表示，"当然，他的沟通和表达很讲策略。"

熟悉吴登盛的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将军那样高傲，为人谦和儒雅，开明而好打交道。因其不涉嫌腐败，缅甸媒体赠予他"干净先生"的雅号。在搬进总统官邸前，吴登盛一家住在仰光的普通公寓里，夫人温江江就说过："我们没有钱，住在政府给的房子里。" 而他的子女也并不热衷从商。

但是，吴登盛也有发飙的时候—他曾在曼德勒省出手打了一名火车站站长。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在其接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中，不乏与"地头蛇"正面交锋的恶斗时刻。

1997年，吴登盛成为"金三角"地区指挥部司令。该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与老挝、泰国的交界处，是世界著名的鸦片、海洛因产地，有着完整的毒品生态链。吴登盛周旋于缅甸掸邦毒枭、反对派组织及泰国军队之间，维持该地的安定。

据伊洛瓦底新闻网报道，接到上级新任务后，他常因为压力大而感到头痛难忍。当地居民称其经常前往一家理发店洗头，缓解压力。

在吴登盛的任期内，其辖区鸦片和海洛因产量都有所下降。但也有评论称，这主要归功于外因—阿富汗海洛因激增，以及部分毒品制造商转移生产甲基苯丙胺（冰毒）。事实上，泰国军队对吴登盛十分不满，他们称其明知缅甸叛军靠毒品生意大发横财，却对其予以保护。

向反对派示好

在东盟会议上，奥巴马曾向吴登盛提出，在2010年缅甸选举前，解除对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的居住限制，时任军政府总理的吴登盛没直接回应。但在同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被外媒评为当年重大国际事件之首。

2011年2月，吴登盛以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主席身份，在总统选举投票表决中以408票获胜。8月，他邀请昂山素季到家做客，后者受到吴妻和外孙的热情款待。这与丹瑞上将对昂山素季的憎恨形成强烈对比。

"我发现吴登盛很真诚，确实有改革的意愿。"昂山素季称，对这次会见感到愉快满意。媒体指出，对于吴登盛领导的新政府，她的评估比她代表的许多人都要宽厚。

这并非没有来由。2011年11月，据《缅甸之光》报道，总统吴登盛批准修改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先前对参政的部分限制条件。法新社评价，这是缅甸政府进一步示好反对派的举动，为昂山素季重返政坛"铺平道路"。

"缅甸政府正在向反对派伸出橄榄枝。"路透社评论道。吴登盛担任总统后，不断表示，要推进国家和解。他曾呼吁多个武装团体与政府展开和平对话，结束数十年的敌对状态。

然而，质疑声仍存在。"可能她（昂山素季）在赌，但骰子在军队那边"，流亡在英国、目前担任伦敦经济学院访问研究员的缅甸学者Maung Zarni表示。观察人士指出，自吴登盛担任总理至今，缅甸关押的政治犯数目翻倍，达到2200人以上，而释放的不到300人。

不过，至少在表面上，缅甸努力向国际社会树立起了民主政府的形象。与朝鲜不同，缅甸驻维也纳大使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明确表示：缅甸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发展核武器。

民意代言人

据媒体报道，吴登盛与中国关系良好。担任总理期间，他曾于2008年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获选总统后，他于今年5月首度访华，总理温家宝称，中缅决定将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高层探讨的议题，包括允许中国海军舰艇在缅甸西部深水港停泊，同时中国将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给予缅甸帮助。

然而，4个月后，吴登盛叫停了造价36亿美元的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理由是：政府必须遵从人民的意愿。媒体对此举用了"罕见"一词来形容，因为此前，缅甸都被认为在资金和技术上极为依赖中国。

"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上。"吴登盛说。

根据计划，该大坝建成后将形成一个面积约766平方公里的水库，比新加坡的面积还要大。大坝由中方投资，修成后90%的电力将输往中国，运营50年后移交缅方。工程已于2009年12月开工。

对于吴登盛总统的决定，中国投资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表示"非常震惊"："密松水电站开工以来，已投入巨额资金。"

吴登盛则公开回应，项目可能"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

西方媒体指出，缅甸军政府忽然听从民意，暂停大坝工程，是很罕见的行为。"没人知道为什么吴登盛会作出这个惊人的决定，或幕后有操纵者。"

不过，中缅的互动仍在频繁持续。就在本月，载着中国佛牙舍利的包机抵达缅甸首都内比都。大金塔为此举行的供奉法会上，吴登盛虔诚跪拜。

"吴登盛是否有着一直不怎么为人所知的精明？"这是所有关心缅甸局势者都想求解的问题。但是，正如《亚洲时报在线》所言，就像当年戈尔巴乔夫发现的那样，民主进程既已开启，如同被嵌入高速行驶列车，接下去的走势，将不再轻易为人所控制。

这也将是吴登盛以及他背后的军方势力将要面临的问题。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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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0后”的官场生涯 “选调生”眼中的官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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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墙外楼 by 墙外仙 on 11/21/11

文章来源: 南风窗

在同僚当中，肖桂国是个异类，他开博客、发牢骚、写官场感言，最近还联络了几百个全国各地身处官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80后，他们打算自费出本书，把各自的从政经历和感悟集中起来表达，名字就叫《"选调生"眼中的官场》。

选调生原本是中组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活动，选拔那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最基层的乡镇工作。在干部培养和组织系统的建设上，执政党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将那些校园里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历练几年，然后步步提拔，最终培养一批既有文化又懂基层的领导人才。如今，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组部重启了选调生制度，刚满30岁的肖桂国就属于这轮选调生，自2003年起，从基层乡镇党政办到现在的广西区委党校，他已经在官场混了8年多，他的QQ里，有好几百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之路并不像前辈们那样顺畅，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但对那些还怀抱着些许政治理想，曾经希望有朝一日"主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却是痛苦的，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则已经被异化得面目全非。

11月27日，新一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将开考，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打破脑袋想要进入肖桂国他们已经进去了的官场，虽然很多人都并不真的清楚在那里究竟会迎来怎样的生活。

入官场

"农民很辛苦，我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做点事。"梁婷说，后来才发现，要在基层做点事，很难，"我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能做的，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改变需要资源，但你不是领导就不可能拥有资源，当你真的是领导了，考虑的因素也变得多而复杂，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就不会想改变了。

今年30岁的梁婷，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8年前，当她大学本科毕业时，以选调生的身份来到广西凭祥市友谊镇政府任职团委副书记。

像她这样的选调生，在整个广西有近4500名，其中2011年全广西招入434名，这434名中，定向分给来自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名额就有93名。他们通常是被视为精英人才派去基层历练，以后要调回来担当大任的。

"我们是真正把他们当'苗子'来培养，让他们下得去、长得好、上得来。"分管选调生工作的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帮政治精英经过基层历练，再回到区直单位时，他们知道基层的艰苦，熟悉基层的工作，对百姓有感情，今后面对来办事的基层干部群众时，他们态度会好些，服务意识也强些，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他们也因了解基层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切合实际，避免了被基层官员煳弄的可能。"

不过，就个体而言， "选调生"不过是个标签，是进入官场的另一种通道罢了，他们进入官场的目的、混得好与坏，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大。

肖桂国进入官场的第一站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党政办，他将自己当初踏入基层为官的原因归结为：从农村出来，总感觉做干部较体面，而且年轻也想打拼一番。

在镇党政办期间，肖桂国主要做张贴大字报，参与收取农业税，扑灭山火，收发传真，打扫卫生，搞拆迁等工作—在这个以"水稻、母猪、荔枝"为三大主产业的乡镇，荔枝种植的季节，镇领导干部会带队做表率，带头去种一棵荔枝树，以示重视发展荔枝产业，虽然种下后就不去理会了。

荔枝成熟的季节，才是镇政府最忙的时候，主要是搞荔枝公关，给上级领导、县直部门送送荔枝。"全镇干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国说。

在沙头镇政府里，稍上年纪的不会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国在基层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时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复印、速印，有时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备感苦闷的肖桂国，在和很多同到基层的同学交流时才知道，原来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洗澡的热水，得烧柴火来加热；手机信号不好，得跑到楼顶某个位置打电话……寂寞、枯燥、乏味、无聊，极大颠覆了他们想象中的官场生活。

基层的苦涩，覃夏也深有体会。她2005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从繁华的广州回到相对落后的广西贵港城北区港城镇政府工作，主要在党政办打杂。"当时港北区的科室，一个科室就一台电脑—可那时我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在覃夏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总感觉当地政府没现代发展的意识，大家关心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在基层，抓计生和维稳是主要工作。盯紧越级上访的百姓，并和相关部门联动一起截访；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平时做着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负责"保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让党员学习领导讲话，并提交读书笔记……这和覃夏当初想的"去做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事情"，相去甚远。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辞离官场。"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正如梁婷说的那样，"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不过，大学生在基层究竟能改变些什么？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黄福威就认为， 由于乡镇没有财权、人事权，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都不愿意呆在乡镇，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

在黄福威看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会写材料、懂计算机知识，他们在基层提拔比较快，对于其他基层干部来说，已经不公平了，其实这些大学生对基层的情况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还是那帮老人。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也深有体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老乡，跑运输时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都经常找我帮忙。"田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黄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认识，喝两次酒，朋友一介绍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会给面子。"黄超说，小地方就这点好处，遇事习惯找熟人，而且也能解决好。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基层政治的运行也就更加无视规则，依赖关系，战友、老乡、同学等等什么样的关系圈子都有。就连结不结婚，都是一门政治学问。尤其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最好的融入就是联姻。

"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你被认为是扎实基层的表现和决心，组织在提拔时，会优先考虑。"肖桂国说，一旦和当地人结婚，就成了顺利融入当地的润滑剂，别人在介绍你时，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而是强调"这是谁谁谁的女婿或老公"，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进步就比较快。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后，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年龄阶段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买房、结婚、生娃、照顾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选择了逃离。

宾秋月，2003年毕业后来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镇政府上班，2006年9月离职，目前和老公在南宁做生意。

刘强，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进入河池市委办，主要给市领导写材料。2010年12月，辞离官场，来到南宁北部湾银行上班。

黄延新，2003年毕业后在柳州市基层从政，2006年，辞官做律师。

肖桂国，尽管目前还是在体制内，但转到了广西区委党校任职。

对逃离官场或转移阵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宁。 "大城市尽管压力大，多少还是讲究游戏规则，机会多一些，选择的空间也多。"梁婷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房价等压力，很多白领直呼"逃离北上广"，但结果还是"逃回北上广"。

升迁的通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努力往上走，当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站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还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直升飞机"，步步高升，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有时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对此，宾秋月说，应该对"官二代"采取异地安插等方式，尽可能避免让其回到其父辈所能庇护的地盘，比如不能在其家人为官的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尽可能地脱离其家人所能庇护的关系网，应该说，在同一个市都不行，在官场上，同一个市基本都能很好地运作。

在官场里沉浮，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 女人从政获得升迁，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干部要提拔，需要党委书记的推荐），因为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关键时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即使获得升迁的人真不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也会被怀疑，甚至谣言铺天盖地传开，因此，对一些女干部而言，获得升迁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仕途的进步，忧的是官场的议论：她是谁的情人，她和谁有一腿……流言蜚语，不堪其扰。

"我当年一个22岁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跃，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会打字、会写发言稿，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

梁婷直言，"其实我真没什么，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但还是有人会说，在这个官场环境中，不管你有没有事，一旦进入，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

这点，肖桂国也有体会。他正忙着主编的那本关于选调生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拟定的书名《选调生眼中的官场》却遭到了很多参与者的强烈反对。

开始肖桂国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反感的是"官场"二字，"在今天的社会，这个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异化为藏污纳垢、色情、权钱交易等不好现象的代名词了。"肖桂国说， 所以身处官场的他们，不愿去面对"官场"这两个字的异化内容， 他们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会对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这个书名提出后，Q群里马上就有Q友发出措词强烈的声明：鉴于书名被改，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本人决定退出，特此声明！

这让肖桂国的出版计划陷入了困境。"在基层，他们都算得上是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但一个书名都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和争议，你说到底是他们改变了基层官场，还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改变和同化了他们？"肖桂国说，定个书名尚且如此，何谈其他什么改革。

{lang: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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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三妈让左派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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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多维博客 by 社会流氓 on 11/21/11

孔庆东作为左派在知识界的标志性人物，一直还表现的可圈可点，尽管不讨人喜欢，但是还是糊弄了不少人，如果说小龙鱼在多维博客，任何情况下都极力为党辩护是属于脑子不好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值得同情。那么孔庆东就聪明多了，此君在国内为利益集团所喜欢，经常上台亮相，好处多多，可以说是一个懂得看政治风向，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聪明人，作为知识分子出卖着自己的良知，为专政辩护，这个作为人，想生存的好，总要想点办法，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即使此君在民主社会里，同样因政治嗅觉灵敏而如鱼得水，是一个不能小看的人。
     但是最近有点背，就是被记者戳到了痛处，和三国演义里王朗有点相似，王朗在魏国混的如鱼得水，与蜀国开战时，阵前本来很有气势，被诸葛亮痛骂的时候，也是戳到了痛楚，脸上挂不住，结果一气之下就升天了，何尝不是自己受到良知的折磨，内心急剧挣扎。虽然孔庆东在媒体上扯淡，但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方式，物质利益的丰厚，让其暂时忘记了理想，做为一个打工仔，为了生存，可以理解，努力扮演着学者的角色，鼓吹专政，骨子里还是有穷酸文人的自尊和追求，结果被记者给戳破了，情何以堪。所以情急之下，爆出三妈的粗口，相信他自己也追悔莫及。这就是一个人做事违背良知的结果，首先是经受的是自己内心的折磨，其次才是社会承受他带来的不幸。我们在这里为他叹息的同时，左派也崩溃了。
     本来逆历史潮流的利益集团就是别人不待见的，而且其理论也经不起推敲，就像中石油中石化找为涨价辩护的人一样，明知涨价让百姓痛苦，还要极力为自己辩护，这就是利益推动的结果。但大多数人还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所以，找个有号召力的，能为大众接受的，还有点才华的人为其辩护相当不易，孔庆东基本符合要求，不过这次因为"三妈事件"，孔庆东的形象应该大受影响，民望大跌，让北大书记出来为其擦屁股，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样子，孔庆东出洋相的结果，和张柏芝阿娇的艳照门有的一比，左派利益集团还需要再找其他人来为其化妆。
    其实大家都好面子，寻找大家相对喜欢的代言人，所以这次孔庆东凸搥表现，客观上让左派的形象大受影响，也是个崩溃的事情，相信也会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的事情重演！孔某人的表现也爆出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坚持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边缘人物，甚至会有牢狱之灾。经受折磨的人还有很多，包括体制内有良知的人，也是国家的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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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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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多维博客 by 灵虚史者 on 11/21/11

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此役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战争最终失败，不平等条约签定，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展开了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共，这项使命得以完成——这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观点。

硝烟散尽170余年，每当这场战争被提及，国人心里都好像还会闷声一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教科书里的提法业已成为习惯性的表达。即便是曾经被清廷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也未必就彻底解开了这个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英国人蓝诗玲(Julia 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在这个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影片里全是脸谱化的形象——残忍阴险好色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正义的、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把近代中国的屈辱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她的历史教授执意提醒这位英国公民——她的祖国曾在中国为毒品而打仗，这是一段极不道德的过去。

她还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见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愤怒。这一切的体验，让她震惊于那场战争竟给中国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她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她仅仅是在英国选择学习中文后，上过一节论及鸦片战争的课，在整个小学到大学，她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国家而言，在帝国向全球狂飚突进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与东方古国的这场冲突，相对于英国对印度或非洲的剥削，只是一个小插曲。

从那时起，蓝诗玲就决定探寻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全面的鸦片战争。

她开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离她在中国的震动过去14年后，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在香港首发，她说这是最适合的首发地点。她强调："我并不想为英国翻案。"但对这位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教师而言，这本书显然不是"不想翻案"那么简单。

还原战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并非是一个长期的阴谋，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鸦片战争的非法性，"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与钢铁、粮食等其他贸易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鸦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也是一种药品，更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嗜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又与之直接相关。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蓝诗玲说："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而鸦片的象征性则"把战争和情感化"，这也是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通常被书写为非黑即白，战争的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战争之初甚至战争进行时，有许多中国人帮助英国人开船、准备物资、做翻译、当特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如宁波等地。蓝诗玲发现，"当时中国人的忠诚与利益都比较分散，并不是完全统一化"。她还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脸谱化的群像中，她也尝试还原一些性格丰满的个体人物。

比如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在中国，他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但蓝诗玲说，"义律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不赞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压力。"当时他远离伦敦，信件来回往往要半年，根本来不及等到上级的命令，便要应付眼下的紧急情况。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在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多有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而中国人则痛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其实他比较现实，至少比他的后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实际上，在官方领域，英国和中国对鸦片战争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后果的解释，身为英国人，蓝诗玲能否客观描写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她说，"虽然身为一个英国人，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利益冲突，去为我的祖先辩护。现在没有人会尝试为维多利亚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辩护。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宽恕帝国主义施加给东亚的种族主义。"蓝诗玲说，"但我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皆显示这个我们称为中国的地方是那么的四分五裂：鸦片战争从19世纪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样的反应，包括愤慨、自我厌恶。"

鸦片战争意义论述的流变

20世纪，亚洲诸国均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仅以鸦片为例，在印度种植，在中国内地出售，同时波及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也因为鸦片而改变了命运。但相较而言，以鸦片战争之名发起"牢记国耻"的历史教育则更具有中国特色。

这样迥异的历史观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教育，即使是共同的一段历史也有多样化解读的可能。"历史不是科学，只有19世纪的人才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实际上，历史太主观了。"蓝诗玲说，"比如，我们英国人描写法国大革命，也许会更强调当时的恐怖，但法国人去写，则会看成一个为了自由和人权的革命。"

与此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翻阅清末到现在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之后，蓝诗玲发现，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当中对鸦片战争的提法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和新疆平叛、太平天国内乱等量齐观，而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会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的色彩；在那之后，情况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亦被统统归咎于帝国主义。

这种变化引发了她极大的研究兴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国耻教育？

"一是中国政府要比原来更有自信心，觉得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也可以批评西方；二是中国仍然怀疑西方，两者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仍然会发生冲突，政府仍然需要告诉中国人，'西方对中国别有用心'。"

蓝诗玲说，在中国，鸦片战争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与中国人反抗的象征，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反应比我原来想到的要灵活得多。我认为，与其说爱国主义是塑造近代中国包括香港的关键力量，不如说实用主义同时也是关键力量。"

她认为，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不管在哪个国家，独立、批评性的思维是最关键的。

超越国族 认同如何可能

现年36岁的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她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张爱玲的《色戒》，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成英文。

"对我来讲，中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比英国国内多得多，同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外来世界的态度又比英国更加开放。"

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讲一口熟练英文的人并不少见，但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完全不会中文，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翻译的外文书籍在英国每年的出版物中只占2%，这一数据包括所有语种，而中国市场每年翻译的外文书则不计其数。

在为写作《鸦片战争》做调查采访时，她也发觉，很多"愤青"会在星巴克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她大骂万恶的帝国主义。有一次，甚至有人扬言要带着军队打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把原属于圆明园的文物抢回来，而采访一结束，对方又开始向她咨询如何申请去伦敦留学。

"中国人很国际化，很实用主义。"她把这种现象称为"Odd hybrid"(奇怪的混血儿)。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中国误解西方，西方也误解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但在这种渲染的背后，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尊重"——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这也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命题，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在历史和现实的拖拽之下，很难浮出水面，得到澄清，或者被规避。对此，蓝诗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国人打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人很矛盾，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可以帮英国人买东西、开船，获得一些利益。广州市内有很多中国军队，但并不都是准备跟英国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还发生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挺严重。在研究过程中，我现国族认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划一，并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么清楚，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都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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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anuod @ 12:04 上午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