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前高管披露腾讯创业期间的内幕

我偶然收到的邮件。这是一个腾讯前高管，发给他现在的创业伙伴的信。 推荐大家看一看。 各位兄弟： 我在腾讯整整工作了6年。如果我能活到60岁的话，就有1/10的生命是投入到一个"初创公司到上市公司"的过程里的。这不是随便说说，6年的时间，意味着我知道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1、腾讯98年10月成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和销售"BP机寻呼系统"，后来发现市场饱和（早干吗来着），于是转到互联网寻呼系统（TIPS）。这套系统一直卖到99年的夏天，只赔不赚。出于兴趣爱好，99年2月马化腾顶着其他股东的压力，执意开发OICQ，当时的原话是"大不了回去做程序员"。与此同时TIPS还在卖着，号称给公司带来营收，实际收不回钱来。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初创公司走弯路是有先例的，有它的必然性。 2、随着OICQ用户不断增加，公司的经费却逐日减少。到99年11月，公司帐上只有1万多元。大家不得不跑到香港去搞来便宜的笔记本电脑，然后高价卖给内地人。我自己就买了一台。从99年10月，也就是公司运营一年后，腾讯开始正式融资。之前也接触过一些VC，甚至想过卖公司、卖OICQ。经过长达7个月的努力，终于在2000年4月份融资到位。 3、融资的唯一理由就是"用户"。当时OICQ用户已经是百万级了，没有任何收入。VC问马化腾，你觉得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马说，"以色列的ICQ卖了几千万美元，它有多少多少用户。我现在有多少多少用户，所以我就值这么多钱"。IDG林栋梁几年后亲口告诉我，他就是因为这句话投资Tencent的。值得一提的是，融资的介绍人是林栋梁的弟弟，林森。 4、同事们上下班没有时间概念，但在公司里的时间必然超过家里。后来怀疑是用OICQ聊天，因为家里上网费贵。 5、几个创始人每天必定在一起吃午餐或晚餐，用这个时间来沟通。 6、创始人经常吵架，拍桌子，甚至相互不理。马化腾从来不吵，只会生气，生气的时候言语刻薄。他的管理能力、领导风范都是后来的事。 7、公司帐上没钱时，没有人垂头丧气。这是真的。 8、在融资的7个月里，大家都很关心融资（因为开不出工资）。但从没有人耽误工作，也没有人问。 9、马化腾在融资过程中，做了两次腰椎手术。第二次手术后，是平躺在床上，高举着Notebook办公的。 10、当时国内的即时通信包括：ICQ，Yahoo mesenger，MSN（能见到，就是不会用），SINApager，PICQ，QICQ，PCICQ，MoMo，8d8d，SOQ，TomQ等等，至少十余家，还有IP6.0这类东西。OICQ是最穷的，最小、最没钱。尽管IM有了十多家，在几百万互联网用户眼里，它仍然是个新生事物。现如今在几百万上网企业的眼中，"广告超市"也是个新生事物。 11、腾讯的营收是按照回款计算的，并非开票收入。这是吃了当年TIPS的亏。 12、马化腾后来曾说腾讯的成功有一定运气。其实了解腾讯的人都明白，是"务实＋专注＋创业热忱"促使腾讯成功的。 我告诉大家这些，并非忆苦思甜。以上仅用于内部培训，切勿外传。

反腐记者高勤荣与地方政府权威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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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反腐记者高勤荣与地方政府权威的丧失
 
作者：陈永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0    更新时间：7/5/2007 
 
 
１９９８年５月至１０月，《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画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山西省运城地区耗费两亿多元搞假工程欺上瞒下的真相，"运城假渗灌 "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而率先揭露"运城假渗灌"的反腐记者高勤荣却身陷监狱。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运城地区中级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５年、３年、５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２年。
高勤荣熬过了8年的牢狱生活,  2006年下半年终于走出了牢笼。 高勤荣失去8年自由，并且其家庭大厦倾倒，妻儿滇沛流离，至今历尽苦难，一贫如洗。

反腐败与地方、中央关系

高勤荣先生是因为揭露山西省运城地区以2.8亿民膏搞假滴灌工程而被蓄意陷害入狱的。山西运城地方党政以"先抓人，再寻找（所谓）证据"的办法，构陷迫害，使一个有作为的正直的记者陷入无妄之灾，落入深重的苦难。
为什么国内媒体把山西地方党政称作地方诸侯势力，这里凸现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尤其是在反腐败方面。
现在社会民意对腐败很痛恨，中央政府对这种现象非常关注。从胡锦涛上台后加大对地方反腐败的力度，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与人民结盟，共同对付腐败力量。在目前这种格局之下，人们会假定地方极有可能陷入腐败，而中央是反腐败的。中央政府通过打击地方政府来维护自己。中央政府过去尽可能维护全部政府的尊严，如今发现如果还是"护犊"则会把自己也搭上。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级别越低，中央政府越不保护，越发成为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公敌"。
实际上一直以来，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一直承载着代表中央监督地方的政治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正来先生撰文说，央视《焦点访谈》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制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在地方和中央利益有所分化的格局中，中央政府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也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通过批评和揭露某个地方政府的弊政来警告其他地方政府。
可是这种框架下，有人要做出牺牲，那就是反腐败记者和反腐败维权人士。 高勤荣先生为代表的反腐败记者与全国各地的反腐败维权人士一样，都是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人。为这个国家好，作政府本来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情，反而要遭受打击和迫害。
腐败的地方诸侯势力在政治上不可能对抗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但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反腐记者和反腐维权人士，却直接成为其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即使反腐记者是中央媒体的，但是反腐记者也离不开反腐维权人士的配合。而这些反腐维权人士肯定在腐败的地方诸侯势力范围内。一旦没有了反腐记者和反腐维权人士，其势力范围内的腐败就很难被揭发，那些准备横站出来，要成为反腐败记者和反腐败维权人士的替补人士，也惊得把脚收了回去。
反腐败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媒体和私人作为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互相配合，依靠群众路线发动人民反腐败。
反贪惩罚是一项影响到政权安危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民意，倾听公众的呼声。目前中央政府加大了的力度，可以看出一种趋势，那就是让公众广泛参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监督员，让群众通过媒体参与，无疑会提高反腐败的力度。
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原则很有可能被地方用来对抗中央，迫使中央不能保护媒体，以及反腐记者与全国各地的反腐维权人士。
去年17个省上书，要求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中宣部同意了。要求禁止媒体异地监督的理由，肯定是所谓的"公共利益"，绝对不会是私人利益。也就是说，禁止媒体异地监督背后的逻辑，是政治家办报。媒体应该服从"公共利益"和政治，当17个省上书，那么说明异地监督并不是政治家办报。
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明，例如反腐败在宣传中，也要符合一个原则，不要恶意炒作，因为恶意炒作不符合"公共利益"和政治。在反腐败和恶意炒作之间，没有确定的标准，反腐败的媒体都活在恐惧、警惕当中。 如此腐败势力得以挥洒自如，而反腐败则带着镣铐跳舞。
可是不同级别的媒体，由于级别不同，信息量不同，眼光也不同，其办报的政治家水平也不同。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县级的，应该是不同的政治家。省级的媒体，很难为国家全盘考虑，也很难顾及到其他地方的政治利益。以下类推。
所以政治家办报的原则如果没有分级别，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每一级别的，尤其是下级的，对不属于自己范围的公共利益和政治问题，无从把握。
还有与党报有较大都市报，其政治家应该局限于市民读者的利益，市民读者的利益构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也没有违反政治家办报原则。
这样看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贯穿于各大级别中。这就是宪法。依照宪法界定公共利益和政治，站在地方立场的政治家办报，只要没有违反宪法，就符合政治家办报原则。这样的政治家办报原则，是动态的多元的和谐，而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和谐。
对地方政府来说，必须假定反腐败报道是善意的，只要不违反宪法。只要不违反宪法，就是善意的。
左手砍右手
统治是一种意见的状态，即各种意见处于平衡的状态。没有占领公共舆论的制高点，也就没有统治。我最近看到电视剧《间谍风云一号》，看到一个细节，占领解放成都的解放军为成都市民二爷免费修理收音机。解放军说，政府需要成都市民二爷听到党和毛主席的声音，所以免费修理收音机。一个统治者重兵在握也不能产生统治关系，统治是以公共舆论为基础的。诚如塔列朗对拿破仑说，陛下，你可以借助刺刀做一切事情，但您无法靠他们安坐。如果违逆公共舆论，则无所谓统治。
媒体是第四权力，国家公权力依赖于媒体。实际上的统治，不是依托于暴力，而是依托对公权力的信仰和服从。腐败对公权力最具有杀伤力的，看起来像谎言和欺诈。腐败意味着对共同的目标的背叛，对人民的伤害，自己下降到人民所痛恨的位置上。
如此看来，媒体反腐是对公权力的修复和维护。公权力被滥用来伤害反腐记者，是一个人左手砍右手。对反腐媒体的侵犯，对言论自由的每一次侵犯，都是地方政府自断其根、自废武功。
道德法庭判决高勤荣无罪
为了公道正义，高勤荣的妻子8年间30多次到北京反映冤情，没有任何结果；反而是身心叠遭重创，伤痕累累。也就是说，高勤荣无法在官方法院中找回真理和清白。
但是高勤荣绝不是罪犯。没有人认为高勤荣是罪犯。也就是说在人心之中，也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设置了一个道德法庭，公开判决高勤荣无罪，并且是一个英雄。这个道德法庭，设置在审判高勤荣的被告席上。在山西运城中院开庭审理高勤荣的同时，全国人民也在道德法庭中审理山西运城地方诸侯。法院判决时，道德法庭也作了判决。判决内容有所不同，道德法庭判决：山西运城地方诸侯滥用了权力，属于人民公敌腐败集团；高勤荣无罪，并且是一个英雄。
所以，当高勤荣面对独立的社会舆论，面对公民社会本身时，就把冤情洗脱了。高勤荣无法在法院中找回到清白和无辜，却在人民中间获得。道德法庭的判决是，谁在地方诸侯腐败势力的监狱中坐牢谁光荣。

 

老外永远也不会玩转中国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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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麻将发明人是明朝的万秉迢。他被《水浒》中的108条好汉所折服，就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精心设计，他把麻将牌的基数设计为108张，暗喻着《水浒》中的108条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双鞭呼延灼等等。这108位好汉，因分别来自四面八方，于是牌中有东、南、西、北各四张。而梁山泊聚义的群雄有贫有富，出身各异，因此又设中、发、白，发者是发财之家，白者是白丁、贫民，中者是中产之家。麻将又分万、筒（饼）、索（条），即是发明人万秉（饼）迢（条）的谐音。
麻将是中国人最爱之物，对玩麻将乐此不疲,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麻将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第一、中国人聪明，网上曾流传一首麻将口诀，口诀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牌赌是种智游戏，七分手气三分艺；手气相对较公平，看你掌握行不行；十场牌赌七场输，证明你是水平低；……"由此可见，玩麻将赌博是一种高智慧的游戏，小小麻将，深奥无比，蕴含着无数机巧谋算，万千变化，集三十六计之大成。一个方桌，四个人各占一方，如同四国交战，处处是硝烟，张张是陷阱。打麻将的人其乐趣绝非仅仅在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
老外很笨，所以他们不会咱们的麻将，这一套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最典型的赌博，就是轮盘赌，全凭运气或概率，就像是几个人拿着一把左轮手枪，里面装一颗子弹，大家轮流向太阳穴射击，看谁命大。　　
　　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外国文明那样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
第二、麻将游戏就像一个权力游戏，中国人对权力看到重，喜欢争权夺利，而麻将则能充分满足中国人的这种心里需求。麻将桌前，四人东南西北坐着，像是一个衙门的权力中心，其中道理和衙门中的权力争夺及变更没有区别，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部门权力的更替都离不了外来干扰和内部自乱，所谓外也就是麻将中的另外三个人，内乱其实就是自己章法的错误。谁坐了庄都想连坐，继续当权，但另外的三个人却总想把它搞下台，于是又开始了厮杀和拼命，直至产生新的庄家。每一次的变更和轮回，都是新一轮的权力争夺的开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人的权力争夺就像是一局局麻将，而麻将桌上的四个人又是这个权力游戏中的扮演者。
第三、除此之外，中国人和人之间也缺少诚信，爱好玩花花肠子，这一点在麻将桌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玩麻将本是黏合感情的最佳手段，家庭可以玩，朋友之间可以打，相识不相识的可以凑一桌。可只要麻将一开桌，中国人劣根性则就体现出来了，朋友变成了敌人，熟人变成了生人，相互之间成为了生死对手，看对家，盯上家，防下家，想自家，你想吃，我给你碰了，你想碰，我和牌，你要开扛，我就抢扛，你做大方，我故意放一炮，出点小血使你白忙活，总之，就是要让你欲罢不能，有苦难言。在麻将桌上，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桌子下面的激流涌动，看似的一团和气却掩饰不住各自的心怀鬼胎和勾心斗角。游戏变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格斗厮杀，朋友、同学、熟人之间娱乐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战场。
 
麻将是用金钱和品行堆积的金字塔，下面放的是品行，上面放的是金钱，想要金钱必须丢去品行，在这个金字塔中，人人都欲登其顶峰，行家碰行家，高手遇高手，你争我夺者有之，互相残杀者有之。对此，我常常在想，欧洲人与人之间为何容易沟通，因为他们喜欢打桥牌，桥牌要打得好，就要靠与友伴合作得恰当。日本人为何善于团结，因为他们爱好围棋，整体观念强。我们中国人喜欢打麻将，所以就各自为阵，把胜利建筑在别人的失败之上。
    据说，外国人从中国进口物品，唯独不进口麻将，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来源：烟水刺

“小产权”值得大讨论------必须放开农村宅基地市场

 

http://inn6_.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429463&PostID=10232026&idWriter=0&Key=0

��作者：何兵  （转自其博客）����    随着建设部发出"小产权风险惊人"的行政警告，"小产权"问题引发前所未有的热议。建设部行政指导的本意在于提醒法律风险，抑制购卖"小产权"的冲动。但笔者以为，小产权问题远非一纸行政警告可以解决。必须深刻揭示"小产权"现象背后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引发全民关注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土地政策向来是政权的命根子，"小产权"值得大讨论。��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和朝代变迁，总与当时的土地政策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地政策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成就和安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曾被定义为"土地革命"，其中一个最响亮并激发农民无限革命热情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这一旗帜指引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对人民革命成果的确认，《大纲》确认了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吸纳了共产党的这一土地政策，在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所谓"所有权"，有着约定俗成的定义，这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虽然国家法律可以对所有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但法律不能概括性地剥夺所有权中的某一项权能。某一项权能被概括性剥夺的"所有权"，不能称之为所有权。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3条却作出了与宪法相违背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这一规定，极度地限制了农民宅基地的处分权，使农村的宅基地，只能在村民之间转让，无法在整个社会流通，致使农村宅基地市场始终未能发肓。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人民的住宅需求尚未释方，宅基地所引发的矛盾，尚不突出。但其诱发的潜在社会问题，实则早就发生，这就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续乏力。在土地承包制推动农业大发展之后的若干年，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难有大的起色，"三农问题"成了困扰全社会的难题。正是出于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主张，并向全党和全社会发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号召。��    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共产党的这一为人民所衷心拥护的政治纲领，在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方面，一直未能得到落实。有关部门在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问题上，发展没有新思路，改革没有新突破。在任何一个朝代，土地政策都属于决定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本国策。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新思路、没有新突破，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纲领就难以落到实处。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明确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希望社会各界，借助于本次"小产权"引发的法律纠纷，发动一场社会大讨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此被称为"城市化运动"。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至今还是中央和地方的一项重要政策。人口大规模转移，必然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的严重紧缺和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各级各地城市政府，为了抑制房价飞涨，采取经济适用房、限制房产交易价格等举措。但从各地仍在不断飞升的房地产价格来看，这些政策难有实效。其背后根本的原因，无非是宅基地供应不足，无法满足社会日前增长的需求。在城市人口与日俱增，宅基地供应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任何压制房价的举措最终都会失效。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是，放开农村宅基地市场，让农村的宅基地进行市场流转。这一政策转型，至少可以带来以下收益：��    首先，有效减轻侵占农村耕地的压力，保护基本农田。这些年来，虽然国家三令五申，出台各项政策和法律，保护农业基本农田，实际结果却是耕地被不断地蚕食，以致温家宝总理警示并宣言："在中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我的认识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不等于"最严格的处罚制度"。经验一再证明，仅仅靠处罚不能解决问题。"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依赖于"最科学的宅基地制度"。在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土地需求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如果不放开城市周边的农村宅基地市场，不减轻城市发展的土地压力，城市周边农用耕地被占用的命运，就永远不可变更，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永远不可能降下来。��其次，为新农村发展，注入资金。农村人口大量外迁，而农村住宅只允许在村民中转让。供多需少，当然导致农村宅基地的闲置和农村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以及农村建设资金的缺乏。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仅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必须改变现行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向农村转移。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而社会资金是无穷的。建设新农村，政府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资金力量，必须依靠政策的力量。城镇的周边就是农村，开放城镇周边的农村宅基地市场，使农村的宅基地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使"小产权"合法化，必然会引导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周边的乡村建设。农村房地产市场化，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教育、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完善。��    最后，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文化，注入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意味着建新房子，修新马路，必须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农村新文化和农村新政治。没有新文化和新政治的农村，不能称之为新农村。开放农村宅基地市场，会引发市民新一轮的"上山下乡"的热潮，会带来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大融合，为乡村的文化和政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按照这一思路解决农村宅基地，有一个现实重大难题。这就是，至今为止，我国农村宅基地登记制度极不完备。在宅基地登记制度尚不完备的背景下，如果一步到位地开放农村宅基地市场，很难保证农民不在巨大的利益冲动下，变相地将农用耕地以宅基地名义出售。为此，改革必须本着逐步推行的原则进行。为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从现在起，政府应当首先下大力气，对城镇周边的农村宅基地进行准确、全面的登记和规划。未经登记和规划的，不得进入市场流通。这样的规定，反过来会成为促进农民和农村规划新农村和建设新农村最强有力的动力。��    城乡二元分治，我国社会治理的一大弊端。让农民进城，克服这一弊端的第一步。让市民入乡，克服这一弊端的第二步。这一步，必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