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四, 十一月 26, 2009

隐患重重的国有煤矿


 

见习记者  屈一平  ■柴志伟

 

□ 在鹤岗新兴煤矿,瓦斯浓度在1%超标条件下继续作业,是经常状态

□ 三天前开始的鹤岗市为期五天的安全生产调研、十天前安全生产执法调研没有阻挡住矿难发生的脚步

 


    11 月21日凌晨2时30分左右,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11・21”特大矿难。截至11月25日�这起事故中的遇难矿工人数已经升至 107人。此次事故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安监总局局长骆琳11月22日表示,根据对黑龙江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现场初步分析,事发矿安全责任不落实,隐 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是一起责任事故。


    矿难发生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远赴黑龙江鹤岗市,第一时间到达矿难现场——新兴煤矿,以数天的实地调查来展现这场特大矿难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瓦斯超标是常态


    “从目前来看,新兴煤矿管理暴露出来很多问题,最起码在瓦斯管理上是有问题、有漏洞的,没有漏洞不会爆炸的,瓦斯管理上有问题,瓦斯防治上有问题。”11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煤监局局长赵铁锤听取了事故煤矿负责人的汇报后,第一次下了定论。


    赵铁锤下这样的“狠话”,是有原因的。据调查组初步调查,年产能140多万吨的新兴煤矿开辟了21个采掘工作面,但是并没有采取串联通风的方式,有可能影响通风。而通风不畅就容易引发瓦斯事故。


    据了解,截至目前,“11・21”事故原因初步认定为“瓦斯突出”。煤炭科学总院一位专家对本报记者解释说,瓦斯突出是指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瓦斯含量的增加,在地应力、瓦斯释放引力作用下,瓦斯和煤突破软弱煤层抵抗线,瞬间大量释放而造成的一种地质灾害。


    “11・21”事故发生时,瓦斯浓度已经高达10%。


    《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采区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0%或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5%时,必须停止工作,撤出人员,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新兴煤矿矿难之前的正常作业中,为了赶任务进度,瓦斯浓度超过1%为常态。


   “瓦斯浓度到1%,还是不让走,等着降下来再继续挖。”


    邢来云,新兴煤矿213采掘队挖煤工,此次矿难420名升井幸存者之一。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常瓦斯浓度达到1%—2%都不会引起瓦检员的重视,会继续作业。


  在新兴煤矿干了33年的一位49岁姓孟的矿工,负责开拓轨道。他对本报记者说,自己曾经在瓦斯浓度1%的情况下提出升井,遭到管理人员拒绝。“测瓦斯的仪器响了也得下去,不去不行,不下去当班的就骂。”


    此次事故中遇难的矿工张树来的侄子也在新兴煤矿当矿工,他说:“瓦斯浓度1%—2%的情况,我们经常会有。”


    据了解,11月21日凌晨1时37分,新兴煤矿瓦斯爆炸前53分钟。瓦检员范明华发现瓦斯浓度迅速上升,他立即向煤矿总调度室报告情况。凌晨2点30分,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这中间53分钟,工人并没有及时撤离。


    关于这53分钟,鹤岗分公司党委书记史启祥的解释是:“结论产生在末尾,有待事故调查组调查后再说。


爆炸前的安全事故赔偿


    “这次爆炸的井口开了50年了,我在这里干了30年,就爆了3次,这次一下子就爆破了。”在新兴煤矿工作30年,1997年退休的侯广军回忆说,出事的二井口不是第一次爆炸了。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公司是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由鹤岗矿务局改制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鹤岗原煤产量曾列全国第四位,是黑龙江省四大矿区中煤质最好、产量最高的煤矿,是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


    记者了解到,10月11日起,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在全公司开展了为期八十天的“全员决战八十天,争创安全最佳年”活动。仅仅40天后的11月21日,悲剧就发生了。


    同样在10月,新兴煤矿负责采掘的一位姓齐的工人在井下作业时,发生事故,被钢架砸伤致死,住在新兴煤矿北大岭家属区的这位遇难工人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得到了40万元的赔偿。

 

错过的安全检查  错位的安全标识

 
  事实上,在发生矿难的11月,对于黑龙江鹤岗市的煤矿各类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


  记者从黑龙江省安全监督管理局了解到,11月18日,以该局副局长张荣吉为组长的省政府安全生产督察调研组一行6人到达鹤岗,对该市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为期5天的督察调研。鹤岗市政府负责人在18日的汇报会上承诺,将切实做好年底前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而在此之前的11月11日至13日,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付建华为组长的煤矿安全生产调研组,在黑龙江省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期间,在鹤岗召开了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座谈会。付建华还专门对黑龙江做好今年最后50天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收好尾提出了要求。


    “我在这里工作30年了,什么避灾路线,我不知道。”49岁的新兴煤矿一位姓孟的矿工告诉本报记者。


    幸存者新兴煤矿213采掘队挖煤工邢来云告诉本报记者,十几年前刚进矿那会儿讲过避灾路线,之后就再没有提到过,从凌晨两点感觉到瓦斯超标开始撤离的他,1000多米的路程走了近三个小时,升顶时为凌晨五点。


    在新兴煤矿,很多受访矿工表示,没有参加过安全疏散救援等实地演习,除了自己生产所在的工作层面,其他路线都不清楚,而过长的巷道也给风量的达到和逃生带来了难度。


    “我通常上班,要坐两段皮带,一段要坐7分钟左右,下了皮带走到工作地点,快走要半个小时。”一采区采掘工宁文亮这样描述工作层面的遥远。


    在新兴煤矿采访时,记者在主办公楼三楼防火办对面的墙壁上看到,一幅张贴的《井下安全设施和安全标志》图上,“禁止酒后入井”和“禁止明火作业”的图文不对。

 

疑点重重的矿难谜团

■见习记者  屈一平  ■柴志伟


    2009年以来最大一场矿难“11・21”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至今,已造成107人死亡。23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式介入调查。近几天来,关于本次矿难事故公诸于众的诸多信息暴露出来的疑问,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53分之谜


    2009年11月21日1时37分,龙煤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调度室接到井下瓦斯报警提示,53分钟后的2时30分,在113开拓队施工的三水平南二石门后组15层探煤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53分钟,在井下,意味着由死到生的逃离。


    “53分钟,在瓦斯爆炸前,都应该能上来的。”二采区采掘工侯怡栋告诉本报记者。


    21日,凌晨1时37分,第一个发现瓦斯超标的通风区瓦检队队员范明华告诉本报记者,自己随身携带的便携瓦斯探测仪首先报警,他马上就向煤矿总调度报告了情况。


    凌晨两点,213采掘队,队员邢来云突然感觉到巷道口的风一下子大了,意识到瓦斯超标,此时,警报还是没有响起。他马上带着同队的20个人往南门撤离,凌晨5时成功登顶。


    对于这一疑问,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23日这样回答本报记者:他们发现瓦斯与煤突出情况,就已下令停电撤人,因为矿工在不同的工作面,工作面距离地面有很长一段距离,撤退需要时间。


    关于这53分钟,在新兴煤矿工作十几年的采掘工宁文亮认为,存在瓦检员玩忽职守的可能。“按理说,瓦检员应该每半小时测一次瓦斯浓度,但是现在很多瓦检员会偷懒,加之天气寒冷,我们当班时,他们有时就到后头一呆,半天都不出来。”


    至今生死不明的矿工陈德果的二哥已经在矿上守了好几天,他说听到上来的矿工议论,下面的瓦检员汇报了,但是上面的相关工作人员到4点钟才赶到现场,来迟了。


528人之惑


    2006年,安监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企业劳动定员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规定,国有重点煤矿原则上每个采区同时作业的采掘人员每小班不得超过100人。


    作为国有重点煤矿的新兴煤矿,11月21日当天凌晨,一个采区安排了528名矿工同时作业。


    11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煤监局局长赵铁锤曾经当面质问新兴煤矿总经理,一天多少人下井,得到的回答是3000多人。赵铁锤当场指出,这次严重的伤亡可能就和作业面人员过于集中有关。


72小时之空白


    11月23日晨7点半,新兴煤矿门前,矿难之后的72小时,第一次冲突发生。


    几十名新兴煤矿矿工家属和煤矿门口站成一排的保安争执起来。


    “三天了,没有电话给我们,我们打电话,包组(分户对接安抚工作小组,记者注)的也不接。”新兴煤矿勘变电所机电科供电队队员张树来从20日晚上18点离 开家,至今已经是80多个小时音讯全无,妻子刘秀菊哭得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手里紧紧攥着上个月丈夫给她买的新手机。她告诉本报记者,三天来她天天在家里 盼电话,希望奇迹发生,但还是没有盼来任何消息,给包组干部张子建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这事情是我们错了。”新兴煤矿一位工作人员把二十多名家属接到办公室里,当场开始联络包组干部,查实矿工张树来的情况,1小时后,家属刘秀菊被告知,丈夫已经遇难。


    而就在前一天的22日,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告诉本报记者,新兴煤矿已经抽调324名同志,分三人一组,组成包组对子,深入遇险职工家 中,进行包组对接,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和安扶工作,送去组织的温暖,体现组织的关怀,化解家属不安情绪。


    11月23日上午9点,又一拨儿十多名矿工家属来到新兴煤矿,同样的理由是:三天来,没有任何信息。

 

矿工讲述:带血GDP的背后

■见习记者  屈一平  ■柴志伟


    11月22日,在鹤岗市召开的黑龙江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黑龙江省省长栗战书表示,自己对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11・21”瓦斯突出爆炸事故,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他同时强调,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追求带血的GDP。


    本报记者走近新兴煤矿矿工,听他们讲述矿工真实的工作与生活。

 

任务重


    年产量145万吨的鹤岗矿区已有84年开采历史,经历了旧中国官商合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等几个时期。现在的年产量等于解放前28年产量的总和。


    “工作时间一般都是18小时。”


    11月22日,黑龙江省鹤岗矿业总医院外科楼三楼,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见到躺在病床上输液的矿工张平安,他的床头卡上写着头部、胸部、腰背脊椎外伤。他告诉 本报记者,出事那天,自己上的是大夜班,从晚上19时到早上11时,主要是采煤,说是12小时的班,基本上没有在12小时出来过,通常都会到18个小时。


    临床的王兴刚同样上的是大夜班,他怀孕近七个月的妻子周风华告诉我们,王兴刚是隔一夜一个夜班,基本上每月都没有休息日。


    任务重是所有受访矿工的共识。


    “每月每个连队任务20000吨,60个人分三个班干,连队不让歇,一歇着就没岗了。”采掘工邢来云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一般每月只歇一个班,发烧感冒打一针就挺过去了。


    “挖一吨煤五元。”矿工侯怡栋告诉本报记者,不敢休息的原因还在于工资低,每月不停地干,只歇一天,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拿到2000多元,而矿工基本上都面临着养一家人的任务,休息基本上是奢侈的。


罚款重


    “如果是违章罚了款,家属都欢迎,但大多是工头自己手里的指标要花出去,我们就不答应了。”新兴煤矿一采区采掘工宁文亮的妻子燕  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她对丈夫矿上罚款的不满。


    宁文亮在新兴煤矿已经工作十几年,他说,这几年的罚款越来越重了。


    “以前的瓦检员只管瓦检,现在可以罚款,他们有任务,一个月一个人60个指标。”宁文亮告诉记者,采掘工在矿里是管两顿饭的,瓦检工是按照伙食补助发,他自己好几次就得把饭让给瓦检员吃,要不就会无端地被罚。


    “罚得太厉害了,上面的罚班组长,班组长就把票交给工人,反正写违章写啥都行。”一位姓张的采掘工说,现在的安检员也有罚款指标,所有的罚款最后都摊到矿工这里,矿工和瓦检员、安检员的积怨很深,消极怠工的现象时有发生。


工伤赔偿难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在新兴煤矿,矿工工伤却面临着难以赔偿的困境。


    “先要交1000元,才能追工伤,原因是工伤一定是违章,交1000元才能按工伤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挖煤工这样告诉记者,他自己的双耳在一次事故中 被震穿孔,这一次虽然逃过了“11・21”矿难,但是瓦斯爆炸再度加重了他双耳的疼痛,记者见到他时,他整个脸都肿了。


    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老矿工2007年右手无名指手掌关节处砸成粉碎性骨折,既没有工伤赔偿,停工期间工资也停发了。


    目前,已经营救上来的420名幸存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伤残,直到记者发稿前,新兴煤矿并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的体检措施,相应的工伤认定赔偿也显得过于迟缓。

周瑞金:改革全能政府 推动公权力和利益集团切割


  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 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 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11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周瑞金。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 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 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 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 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 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 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 "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 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 大,7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吸纳的,特别是科技创新,85%以上是靠民营企业支撑的。可以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 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反复强调。

  而且"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 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 来讲太危险了,经济体制能不能沿着原来的初衷,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方向前进,这很重要。

  《南风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不同的。

  周瑞金:对,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奇怪。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特殊利益集 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前几年媒体揭露的"鲁能收购事件",就是个别人企图鲸吞国有资产,后来由于中央领导人介 入,阻止了这桩恶性收购,这是公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成功一例。

  《南风窗》:您刚刚提到"国进民退"跟"特殊利益集团"是有关联的,前者是在后者的推动下高歌行进的,后者则是分享前者的成果。怎么来解决这种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局面?

  周瑞金:这实际上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北京有位改革开放的老理论家,看到我的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我提出"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很及时很重要。他认为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很大,他说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

  我非常赞同这位老理论家的分析。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公权力很多却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 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 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南风窗》:您提到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瓜分国家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它渗透到政法系统,并寻找政治代言人,"绑架"了一些政府官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危险的迹象?

  周瑞金:司法本来是社会良心,但这些年看来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却下降了。发达国家的腐败大都出在公权力领域,而我们渗透到政法系统。我在那篇文章 里提到了,美国200多年来只有40多名法官犯案,新加坡则没有。而我国这几年司法腐败已经出现了多少?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都出问题,实在让人痛心疾 首。另外我们的腐败还蔓延到舆论领域,这两大社会良心腐败了,那就比公权力领域的腐败更严重,更危险了。

  所以要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司法体制的改革,还有新闻体制的改革,要重新发挥它们的社会良心和社会公器的作用,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来监督政府。这是应有的执政观念,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两个监督搞好了,政府的公权力腐败就少了。

  《南风窗》:重庆打黑事件,显然为党和政府加了分。

  周瑞金:重庆打黑,这也是一种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表现。黑社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打黑"打的不完全是黑社会。对于黑社 会,发达国家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如果单靠一个人的"铁腕"来治理,手段强硬了就治理得好,不强硬了就不行。黑社会确实不止重庆有,沿海等地方也有,谁来 打?在重庆"打黑",但在其他地方,黑社会是不是照样存在活跃?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没有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单靠个人魅力来打黑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政府的全能主义

  《南风窗》:您在文章中也提到了NGO,但您只是从维稳的视角来提,说它是第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民间社会组织未来能否成为公民争取公共利益的平台?

  周瑞金:当然能,我在一些文章里给予了NGO很高的评价。从维稳的角度来谈,社会组织不是起捣乱的作用,而是有利于稳定。但我们的政府要明白这点,不要以为多一个社会组织就是添乱,导致我们的社会氛围不够宽松。

  NGO涉及建立公民社会,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种社会改革。我们需要把政府的"万能职权",这种无所不及的全能主 义进行改革。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特征就是"三权构架",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一个是公民的自治权力,还有就是配置资源的权力,也称契约。契约是用来创造财 富的,而社会的安定治理是由公民自治解决的,然后是公共权力,人民委托政府执行,通过规划预算来管理经济,监管市场,实施公共服务,来解决契约、社会组织 做不了的问题。如市场和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医疗卫生、教育、廉价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信息公开等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公共品。我认为这样 "三权"构架的社会才是健全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南风窗》:靠社会组织的介入来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有这种可能性吗?

  周瑞金:有。其实,首要是政府公权力要自觉不为资本精英所用,政府是清白的,不与之同流合污,那也形不成特殊利益集团。然后要有社会监督、司法 公正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很好地实现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政府官员越界越权,来指挥资本、控制资本,那必然滋生合谋腐败。政党的监督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所以在推动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应该鼓励民主党派起到特殊的政治作用,它本身就负有监督政府的职能,这是宪法赋予的。

  《南风窗》:最近上海查处"黑车"诱发的"钓鱼事件",同时仍在强调严厉打击"黑车"。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所谓"黑车",问题出在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垄断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周瑞金:我们要思考产生"黑车"的深层缘由,不能只是看到社会上有人硬要违法开"黑车",所以要加强依法管理。还要看到,"黑车"大多出现在交 通线路配置有缺陷,居民出行不方便的地方,我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运力是不是已经达到社会的需求,方便了居民的出行?出租车的行业垄断是不是抑制了更便于乘 客需求的良性竞争?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考虑多开放点领域,让老百姓有更多谋生的空间?能不能追求一种让"黑车"不"黑"的和谐法治管理局面出现?这都是值 得思考的。

  我听广播上说,上海寒流大风降雨那几天,到崇明岛的轮渡停运了,于是就有很多"黑车"到轮渡站来了。这恰恰说明市民有需求,交通部门没有按市场 配置资源,这样的"应需车"在政府眼里被视作违法的"黑车",而在急需的乘客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救急车"。所以,在场的一些乘客不但不服从交管的处罚, 反而去帮"黑车"拉客,为"黑车"司机说话。你能说这些乘客都是调皮捣蛋、不懂法的人吗?交管,交管,首先要管得让市民方便得益,然后要管好市场秩序,这 才管理到位嘛。

  总之,城市管理要有新理念。从"黑车事件"上,不但"钓鱼执法"是不对的,需要深刻反省,而且还要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改进工作,不断提高 为市民服务的质量。作为现代国际化大城市,让市民有自由就业与消费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城市公共管理的应有理念。拿城市的出租车来说,如果像发达国家一样让 个人拥有出租车牌照,由政府统一定价,同时加强行业管理,不仅满足了市民出行选择权的多样化,也让出租车行业因为竞争机制的引入,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管 理,甚至降低价格,更好地服务于市民。

  改革动力

  《南风窗》:据您观察,推动公权力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动力源有哪些?

  周瑞金:我认为改革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四部分人,第一是新社会阶层,如广大的民营企业家、科技创业者、社会中介、白领等。第二是新意见阶层,就是 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发挥舆论作用。第三就是新社会组织NGO,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部分就是广大的 草根民众,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处境,也有改革的动力。中央领导的远见、勇气、有历史担当精神,与来自于民间四股动力结合在一 起,就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希望所在。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互联网新兴媒体也会有一些非理性的意见冒出来,这不可怕,一方面它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另外他们自身也会在实践中逐步成熟起 来。对现在网民的意见表达,我是充满信心的,不能只盯着非理性的一面。毕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最终还是靠法制来解决,不是按网民意见来处理。通过法律 的引导,网民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位置,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南风窗》: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台湾的乡镇乃至县直选后,政府对GDP发展的冲动似乎就没那么强烈了。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会促使政府更侧重于社会管理,GDP增长反而不是首要目标。我们政府介入经济发展,是因为目前发展经济是我们的中 心任务,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如果不发展的话也不行,碰到的问题会更多,这是我们的国情。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经济的发展靠成功的企业家,培育企业 家,完善法律制度等,这才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政府冲在一线来直接抓经济发展,这样的话,官商勾结就容易发生。

  GDP只是一个考核标准,但不是唯一的,还有社会治理也是考核的指标。GDP增长以后,政府怎么做,我们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考核,到了研究这个问 题的时候了。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紧紧管住,不能拿来盖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而应该主要用来发展当地的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等。这实际上 涉及两大改革,一个是公共财政的改革,一个是公共预算的改革。财政改革是税收应该怎么收,当年定的标准到现在确实需要改了。公共预算的改革就是提交人大的 本子要做得更细,不要那么粗线条,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要加强。

叶檀:通过租房市场调控房地产业


  每经评论员 叶檀

  房地产市场要摆脱梦魇般的局面,必须从城市化进程与政府的中立性上做文章。

  高房价已经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边缘群体。由于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了租金的上涨幅度,北京楼市租售比在11月首次突破了 1:500,部分区域甚至达到了1比600,这意味着出租一套商品房至少要过40年才能收回成本,有的甚至需要50年,这还没有算上通胀、借贷种种成本。

  在商品房价格节节上升的同时,租房市场却在保持平稳甚至微幅下降。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数据表明,10月份北京市月租金均价为2504元/ 套,环比下降了0.40%,较去年同期的2532元/套下降了1.11%。高端租赁市场的交易均价为5177元/套,环比上涨3.58%,较去年微涨 0.66%。普通民宅租赁价格环比微跌了0.74%。上海和广州的租金水平几乎保持不变。

  这说明,在最基本的租房市场,由于不存在投资空间,没有成为吸纳货币的海绵体,租房市场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因此以租房价格计的CPI保持稳定。 既然政府以租房、装修等价格作为CPI中的居住类指标,那就让租房市场名副其实,发挥真正稳定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作用,让居民通过租房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 想。如果中国的租房市场火爆,而房地产市场稳定,那么将出现令人羡慕的城市化进程。

  相比一手房市场,目前的租房市场冷冷清清,原因就在于租房市场存在天然缺陷,需要政府介入、维持市场稳定之处,政府踪影全无。

  租房市场一无安全感,法律既没能保护租房者的利益,也没有保护房东的利益。由于房租上涨、房东嫌贫爱富、坐地起价将房客扫地出门之事层出不穷。 笔者曾听说上海一年轻大学教师因为不愿意向房东多缴纳200元的房租,回到家中发现家具全被扔在屋外,房门已经换了锁。动辄搬迁对于租住者而言是无法承受 之重,在大城市搬一次家意味着重新选择工作地点,意味着布置的家具全部搬动,意味着重新寻找交通设施,搬一次家就削弱一次安全感,最终压垮租房者。

  德国法律对租房者权益的保护非常完善――如果租房者没钱支付房租,房主不能将其赶出去,而需要上法庭,提供证据证明租房者确实没有足够收入,而这一过程既费时又费钱。因此,虽然德国房价并不算贵,但有六成家庭一辈子租房。加拿大等国也对租住者实行严格的法律保障。

  租房市场二无制度保障。租房不能入户,这就让租房市场一潭死水;租房不能落户,新婚者根本不敢养儿育女,没有户口没有准生证不能在本地入学,试 问,这一连串的问题有哪个部门认真解决了?如果租房不能落户,就会逼着所有的年轻人买房,在这种政策下仍然坚持把租房价格计入CPI,实在是让人无话可 说。房价高怪丈母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今年两会上,九三学社曾建议,为激活租赁市场,城市流动人口租房达到一定时间,即可转入户口。但有某些"专家"表示城市无法承受压力,目前只有 一些城市的廉租房、公共租赁房能够办理落户手续。按这些专家的意见,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发达的租房市场,大家全都挤入一手房市场,而投资者手握数套住房,任 由房屋空置,浪费社会资源。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如果居民大批进入租房市场,以租房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短缺,政府的土地财政怎么办?笔者曾经说过, 二次房改不如二次土改,政府必须放弃土地财政,必须放弃对土地一级市场的控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靠出售土地的收入来支撑政府支出、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 的办法是通过产业振业、通过税收进行公共财政运作。以内地如此大的空间,向香港地区学习卖地,难道也想学习香港的产业空心化?

  房地产市场固然要摆脱对政府的依赖,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离开房地产利益链条,代之以公开透明的税收体制;解决租房体系存在的体制性漏洞,让中低收入阶层在租住房中安居乐业。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地方政府喝了房地产收益的迷魂汤,不应该忘记银行的按揭、疯狂的投资比例。如不改进,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会引发次贷危机,但会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

矿难频出原因之一在于赔偿太低


  《新闻晨报》11月27日发表题为《矿难频出原因之一在于赔偿太低》的文章,作者:薛涌,全文如下:

  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按照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要求,制定了"11・21"爆炸事故遇难矿工两套赔偿方案。最新消息称,已 有48位遇难矿工家属与矿方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根据协议,每位遇难矿工家属都可以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共计10.26万元。此外,遇难矿工家属可 选择一次性和供养两种赔偿方案,一次性赔偿金额20万元,如选择供养可每月领取531元、708元不等的抚恤金。

  看到这样的补偿金额,就明白中国的矿难为什么这么多。不妨算一笔账:把10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与20万元的一次性赔偿金额相加,不 过30万出头。有的矿工,才20岁上下。我到网上查找矿工招聘广告,有些煤矿许诺的月薪在3000-5000元之间。也就是说,矿工一年大致收入在5万元 左右。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估计未来十年劳动力价格会有较大增长。30万元的补偿,按5万元年收入算,不过是6年的劳动收入。如 果把工资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恐怕还不到5年的收入。当一个矿主致使一个20岁的矿工丧生时,仅赔人家5年的工钱,而人家的工作寿命至少还有30年,这如 何说得过去?

  赔偿这么低,自然"鼓励"矿难的继续发生。道理很简单:当今世界采矿技术和安全防备的发展很快,已经大大减低了矿难的发生频率。在美国,大型矿 难基本上是几年一遇,即使发生伤亡人数也较少。比如1990年代平均每年矿难死亡93人,2006年为72人,其中煤矿矿难死亡为47人。而中国的煤产量 占世界的35%,煤矿矿难的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80%。仅黑龙江这一次矿难,就一百多人丧生。为什么会如此?法律制度不健全、媒体监督不够、工会组织不发 达、地方政府遮盖等等,都是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矿难死伤补偿太低。安全生产的技术设备非常昂贵,当矿工死亡补偿过低时,矿主就会受经济规律驱 使,在安全上偷工减料。反正死几个人赔不了太多,买机器设备反而是太贵了。

  矿难的问题,其实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总体上最大的弱点。我最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和《仇富》都强调,目前贫富分化的加剧,早晚会阻碍中国成为发 达国家。而这种贫富分化,绝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老百姓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写照。权利的缺乏,导致人的贬值。人的贬值,则娇惯企业只依靠压低劳动力成 本来竞争,能省技术就省技术。最后造就了低薪、低技术的经济。

  怎么改变这一局面?矿难给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启发。试想,死一个矿工如果不是赔30万,而是300万,这一百多个死亡的矿工就意味着数亿的补偿。 哪个矿业公司能死得起这么多人?结果就会逼着各煤矿争先恐后加强安全生产、进口先进设备、迅速完成技术升级。中国的制造业同样如此。当人贵了以后,技术创 新的动力就强了。西方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人重物轻":劳动力昂贵,刺激了技术进步;资源便宜,减少了机械化的成本。中国的矿难则体现了相反的现 实:"物重人轻",要用廉价的人命换相对昂贵的资源。结果,中国的矿工形同敢死队。

  中国马上将要――甚至已经――面临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挑战。"物重人轻"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的发展就有可能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