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是多元、立体的构成,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在世界的形象。[文/研究员 刘柠 liuning@fawjournal.net ]
据日媒体报道,10 月16 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宣布,决定中止对缅经援中与民生无直接关联的人才开发部分――约5.5 亿日元(约470 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至此,缅甸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以来,日本在"援助还是制裁"的问题上长达近一个月的"政策调整"告一段落,终于形成了有限制裁的共识。
9 月27 日,在仰光市中心,手持摄影机、正在示威现场进行报道活动的日本APF 图片新闻社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遭镇压军人近距离射杀而身亡,成为在"袈裟革命"中流血的第一个外国人,也使事态升级为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作为缅甸最大施主的日本,虽然在第一时间展开交涉,但却没有马上停止对缅甸的经援,甚至放出将不会叫停经援的信号。惟其如此,缅军政府气焰更长,态度强硬,不仅把罹难记者的死因说成是"因士兵无法区分示威者与记者而导致的偶发事件",甚至归咎为死者的签证问题("应持记者签证入境,而不是观光签证"),记者倒下前最后一刻使用的摄影机至今未归还。
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波澜。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缅甸问题主席声明,美国和欧盟启动制裁,连一向在政治、外交问题上极其低调的美国第一夫人布什・劳拉都破例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惜亲自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在抨击军政权"镇压示威的野蛮行径"的同时,威胁说如果未来数日之内依然看不到军政权民主化的迹象的话,布什政权将动议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及制裁,对动摇和软化军政当局的强硬姿态、缓解缅国内局势,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用,其实难说――缅甸毕竟不是20 世纪70-80 年代的阿根廷,其所属的区域组织东盟(ASEAN)也不是曾在战后出台过《美洲人权公约》的美洲国家组织(OAS)。面对缅军政权四个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东盟、日本和印度),除日本外,国际人权机构、跨国人权组织的运作实力鞭长莫及,对相关国家(地区)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更难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1988年以来,虽然缅甸国内20 年来民主抗议活动不断,昂山・素季等民主的象征犹在,但民主化却始终不见出口的局面的形成,莫不与周边大国谋求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有关。
尽管美高调"制裁",但华府对与缅军政权谈判始终持消极态度,援助更谈不上,所以美国的制裁动议,多半属于"慷他人之慨"。倒是日本,基于交涉、对话有助于改善缅人权状况的立场和认识,对后者一直采取"建设性参与"(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边谈判边援助。仅2006 年度,对缅政府开发援助(ODA)额即达30 亿日元(2001 年度曾高达100亿日元)。
从事件初期的不影响经援论,到叫停无偿援助部分的有限制裁,日本的应对似乎经历了一个"转型",再次给国际社会以首鼠两端的印象。思考其政策决策的过程颇耐人寻味。大致说来,至少有三种因素影响了日本的决策:首先是中国因素。日本虽然是缅甸的最大金主,但中国却是其最大的军援国。日本难以坐视随着ODA 的退场,中国影响力独大,日本战略利益受损的现实;其次是美国因素。华盛顿呼吁制裁,日本完全听而不闻的话,有违同盟国之间的协调立场,也有失"盟主"的面子。其次是日本国内因素。民主国家的记者遭外国军政当局杀害,这毕竟不是普通的事态,国内要求制裁的舆论分贝甚高,日本笔会发表抗议声明,表达强烈的愤慨,一份由包括众多名记者、名作家签名的万名知识分子署名抗议书已递交缅驻日使馆,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手。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可能不对如此民意做出某种回应。
毋庸讳言,此次把经援与人权挂钩,无疑是日本人权外交的一次尝试,正如町村信孝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所阐述的那样,日本"将强烈敦促缅甸政府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切实推进民主化进程"。但仅据此便认为人权高于国家利益,则为时尚早。因为,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是多元、立体的构成,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在世界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对缅的有限制裁,未尝不是一石二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