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我没错

（把文革十年全算在老毛一个人身上，好像有点问题，老毛就是那个打开魔瓶的人，但是魔瓶里面的魔鬼是本来就有的）


    撰写《告密者》和《卧底》两文，缘于心之巨痛。此后的热议，大半在于以往形象的颓塌。文中，无 非讲了两则故实，说了一点感受。好在眼下不比从前，当年的告密者和卧底人，已不敢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的作为辩护，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这说明我们社会在 进步，人们心中的恐惧在减少。 ( http://www.tecn.cn )
    太 多的读者来函来电声援；质疑和指摘也不在少数，这些我都心领。温婉的劝告、严重的质疑、尖锐的批评，方式各异，归纳起来，内容有三。一，告密、卧底诚然不 对，但帐应该算到毛的头上，大奸大恶叫他一人全扛了，纯属制度问题，跟下面的人无关。二，告密与卧底，虽为人不齿，但放到当时的环境中，一切皆可原谅，不 揪个人为好，社会「疮疤」揭不得。三，要从大局出发，别太情绪化，向前看嘛。对我个人的不满，其实只有一个：寓真先生在《聂绀弩刑事档案》里都没明点，你 凭什么断定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人家求的也是真，有个白纸黑字，才算眼见为实。求「聂档」所寓之真，原本不错，但这些质疑和指摘，真的对吗？是我错了吗？ ( http://www.tecn.cn )
    「隔 江和泪听，满江叹息声。」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现实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史，它已化为现实。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只要 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中国文人有两部历史：一部是受歧视、受侮辱的血泪史；一部是做帮闲、 做帮凶的丑恶史。「奉旨告密」，颁旨的主子固然可恶；但卖友求荣，就因其当上了奴才，做了帮闲、帮凶，便该免责吗？文人受苦受辱，梦想能作帮闲、帮忙甚至 帮凶。所以，血泪煎熬中搅拌罪愆丑陋，天天如影随形。自古主子统驭之术，就是用文人整文人，只有这样才能刺入骨髓——破解「聂诗」玄机，唯有高人知音。要 想留住真相，不让它随风散去，对这两部历史，我们就都要总结、反思。正视前者需要勇气，正视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既不能靠瞒和骗，也不能乞灵于春秋笔法， 为尊者讳和亲亲相隐都无济于事。在这些方面，多少教训堪数。而任何人曾经的恶行，也不会被此前此后的劳绩善举两下扯平或相互抵消。 ( http://www.tecn.cn )
    
    「隔江和泪听，满江叹息声」
    
    苦 辣酸甜一吐为快，见仁见智褒贬由他。我写了看到的，讲了想到的，我会对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感负责。论者没能看到和想到，那也在情理之中。有谁觉得有损于 某人的清誉，尽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主子的时代，能将聂绀弩送进监狱；讲法治的今天，当能把我打上公堂。好在大家的墨宝白纸黑字，尘封的档案毋庸质 疑，只须有朝一日见了天日，悬念自会一一解开。至于现在讨论的档案公开问题，我举双手赞成。建议把聂绀弩数以万计的文字、卷宗，把足有一人高的章伯钧、罗 隆基档案，办个展览，全国巡回。叫中国人民，特别是让今天的青年人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很好！ ( http://www.tecn.cn )
    思来想去，追昔抚今，念之慎之，应择鸣默：我没错。
    
    2009年4月于北京
      

张鸣：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标签： 黑社会

● 张鸣 （进入专栏）

看 网上消息，东莞千余男童被拐，开始我还以为是网上的夸大其辞，可是，后来平面媒体也报道了，而且还附有大幅照片，百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头，沿途派 发寻人启事，打出“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标语。据很多家长称，自2007年起，已经有过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虽然说，当地政府认 为，家长们报称的失踪的儿童数量有些夸张，但几百人肯定是有的。 ( http://www.tecn.cn )           如此规模的儿童被拐，说明在东莞这个地方，诱拐（据说还有明抢的）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一个黑社会的产业。这样的黑社会产业，在清末到民 国年间，是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黑社会的成长，黑社会跟正常社会一样，需要产业来维持生计，一般来说，做土匪强盗打家劫舍，并非黑社会 的“正道”，因为这种行业，比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围剿，他们的“正道”产业，一般是黄、赌、毒，除了这三样，诈骗和拐买妇女儿童，也是其中的大项，那 时候，拐买儿童被称为“拍花”，被传的神乎其神，说是可以用迷药把人迷住，使其自愿跟着拐买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药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 http://www.tecn.cn )     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 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组织的，盯梢、行动、转移、销赃一条龙，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有地下的“人市”，拐来的儿童，统一交由人市的黑社 会老大销售处理。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市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较好，女童也有销路，一般是买来做婢女，或者养 大以后卖给妓院。在清末的时候，拐买儿童的恶谥，有时候也被按在西方来的教会头上，但最后核实的结果，会发现其实都是黑社会为了转移目标，制造的谣言。 ( http://www.tecn.cn )     社会形态比较固定化的时 候，黑社会往往不会很发达，因此，拐买儿童的也比较少见。前现代的城市，政府对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较严，而农村社会，存在各种乡社 组织，宗族组织，基本属于熟人和半熟人社会，连走街窜巷的手艺人和艺人，都脸熟，给流民社会留下的空间不大，如果有帮会和秘密宗教组织敢于做拐买儿童这种 伤天害理之事，那么，很快会招致民间社会大规模的讨伐和打击。但是，到了近代的转型时期，现代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兴的城市没有原来的维 系模式，大量流动人口，也使得政府原来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镇，流民大幅度增加，农村原来的乡绅和宗族自治的结构，也遭到破坏。结果政 府和社会两方面，对于人口和社会管理，都逐渐处于脱序状态，因此，给黑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事实上，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帮会和秘密宗教，一度占据了 社会的小半江山，上海的帮会老头，被人称为“闻人”，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维持秩序。直到抗战前夕，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政府对于 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点门路，但这个过程，又很快被日本侵华所打断。 ( http://www.tecn.cn )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至 少在人口于社会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处于转型的当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属一个单位，或者工厂街道，或者农村公社，政 府习惯于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户籍、居住地，工作地点，大体固定，按图册、按地点，按单位索人，大体跑不了。改革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城 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那种从原模式中衍生出来的收容管理办法，由于弊病过大，经过孙志刚事件之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连带着暂住 证管理制度，也受到冲击。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学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动态地管理人口，旧体制下的户籍制度， 也部分阻碍了管理上的进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东莞这样一些地区，的确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为黑社会的滋生壮大，留下了空间。东莞如此大 规模的儿童走失，说明珠三角地区黑社会的这一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其它地区，也有抬头之势）。由于改革以来先 富起来的人比较多，很多不甘于遵行现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于是，儿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场需求增加，也促进了这一罪恶产业的发展。 ( http://www.tecn.cn )     不消说，这种黑社会产 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属于罪孽深重的犯罪，应该加以严厉打击。但是，真正想要打击奏效，绝非简单加强警力可以实现，必须伴随城市 管理体制改革，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不要让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管理的障碍，实现居民一体化，落地即可获就业、租购房即可得到 当地居民身份的转变，同时完善我们的金融、社保、医疗体系，使大多数状况下的人口流动，处于可以追踪状态。这种状态下，黑社会也许无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 以控制一定范围内，拐买儿童这样的恶罪，也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