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五月 12, 2007
陈独秀:民主是民众反抗特权的旗帜,不存在阶级民主!
1936年,陈独秀在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后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不存在什么阶级民主。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说:"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之真实价值,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类似的说法在1980年代又由胡耀邦再次阐明)。
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不幸十月革命却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还不如。无产阶级独裁(专政)的荒谬观点,随着十月革命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
1940年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说:对"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归为一类;陈最早指出苏共乃是法西斯之母)"进行了比较:前者由各党派参加议会选举,各党发表政纲,以迎合选民要求,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而后者的选举由执政党指定,国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专政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即:大众民主不能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只能扩大它的实施范围。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民主正是沿着这条路向前发展的:选举权从资产者扩大到到所有男性公民,从男性公民扩大到所有公民,选民年龄不断放宽;从给代议士发薪水到给所有合格的政党和竞选者发补贴,使穷人弱者及其组织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公平地向各政党和竞选者提供同等宣传机会,限制有钱人的政治性捐款,防止他们享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各级选民公决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等等。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显然正孕育着民主制度新一轮的发展。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会终结民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也就需要有民主。
陈独秀批驳了托派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尖锐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其后来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
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感叹说:"每个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切,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
不存在什么阶级民主。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说:"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之真实价值,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类似的说法在1980年代又由胡耀邦再次阐明)。
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不幸十月革命却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还不如。无产阶级独裁(专政)的荒谬观点,随着十月革命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
1940年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说:对"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归为一类;陈最早指出苏共乃是法西斯之母)"进行了比较:前者由各党派参加议会选举,各党发表政纲,以迎合选民要求,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而后者的选举由执政党指定,国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专政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即:大众民主不能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只能扩大它的实施范围。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民主正是沿着这条路向前发展的:选举权从资产者扩大到到所有男性公民,从男性公民扩大到所有公民,选民年龄不断放宽;从给代议士发薪水到给所有合格的政党和竞选者发补贴,使穷人弱者及其组织能够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公平地向各政党和竞选者提供同等宣传机会,限制有钱人的政治性捐款,防止他们享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各级选民公决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频率;等等。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显然正孕育着民主制度新一轮的发展。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不会终结民主,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也就需要有民主。
陈独秀批驳了托派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尖锐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其后来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
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感叹说:"每个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切,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
[转贴]正确认识两宋:不以言论治罪的宋朝是中国骄傲
现在有很多人,说到中国历史的耻辱就是宋朝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
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而宋朝抵抗了半个世纪
宋朝为什么值得国人骄傲?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说过,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碌缺�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
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而宋朝抵抗了半个世纪
宋朝为什么值得国人骄傲?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说过,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碌缺�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今日感慨:创新需要一点越轨 袁岳
基督教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曾说过大致这样意思的一句话,基督徒得干点越轨的坏事,然后你才真知道越轨的界线在哪里,作为上帝的子民你也不用担心会直坠深渊,上帝不会撒手不管,而且你在黑暗里才会明白上帝爱的真谛。当日天主教为了让信徒绝对不犯错几乎剥夺了信徒的自由意志,连自己读圣经的权利都不给,而结果呢恰恰是天主教犯了更大的罪错。
所以,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社会,是需要给大家适当的探索、犯险甚至犯错越轨的机会。没有离谱就得不到新谱,没有越轨就得不到新轨,过于严紧的控制与束缚就使我们教与学的两种人均变成徒喊口号而无行动能力的庸人。当我们确定这样观念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在教育、宣传、讨论和管理上要有更宽松的沟通空间,给不同的人以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鼓励说服与辩论式的意见交换、对异议者表示尊重并不简单看为犯错、对超越陈规的探索者给予更多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要真拥有一个创新型社会,适度越轨的勇气、思想、行动、反思、总结恰恰成为宝贵的社会资源。
这并不是说应该成为一个放任自由的社会,我们在创新型的社会中应鼓励领导人、管理者、教师、舆论传播者用更创新、更亲和、更合理也更有魅力的方式去观察社会、发表意见、提供辅导、给予支持、有及时的事后总结。在创新型的社会里,脸谱化的、官僚的、教师爷式、无知的管理者恰是创新之障碍,而我们今天所听闻到的许多创新口号恰是由他们喊出,所以这创新就不容易实现。
我看今天的网络,恐怕是中国社会最有生气的地方,原因恰在于这地方有了一些越轨、一些过分、一些渲泄。道德教师爷一定会感到愤懑,但恰是这样宽一点的分寸使人们的思想半径扩展了幅度,真不服气的人不要拿大棒,也不要打官腔,听人一言,与人一辩,常常在沟通的氛围中思想与做,慢慢的我们就一同体会到所谓的创新也就是在守与不守规矩者的博奕张力中的前移。
本日场景:趁着股市热潮,今天连拍三期与投资理财相关的风暴节目,虽是周五,现场观众参与还颇积极。阿姨送来我的仓鼠,好久没见它们了,好像没长大,但也怪亲切的。
本日小诗
地籁
如果没有意外,
请准备一汪平静的心海。
那一页绿叶的飘零,
要从春到冬,
用一整年的日子,
静悄悄地期待。
本周袁氏推荐小菜:凝汁撕肉
猪臀部纯瘦猪肉一斤半,切成半寸见方,洗净,白水起锅煮开两分钟,在冷的清水中将烫过的猪肉块冲洗净。起油锅,放生姜片、花椒、蒜片轻炸,然后放入肉块,暴炒3分钟,放入白酒做料酒,并醋微量,并酱油与食盐酌量。放水至肉块没入水中,大火烧开,继以小火焖一小时,放入砂糖少许,再闷10分钟后,将肉块捞出放在盘中晾十分钟至干。用切菜刀在砧板上,将肉块拍散,用手分撕开,然后将撕好的肉放回锅中浸到肉汁内,小火焖五分钟。切香菜三两成碎片,铺入盆底,然后将热肉连汁浇上,可用。
“让领导先走”-永远的耻辱柱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 12年半以前的那场克拉玛依大火烧毁的"友谊馆"剧场废墟的空地上,只剩下288个孩子和36位老师的冤魂日夜在徘徊。那里仿佛至今回响着一句魔鬼般的话音:"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chinesenewsnet.com)
真相被掩盖12年(chinesenewsnet.com)
12年半以前,就在这里,当最初的火苗刚在剧场的舞台上闪烁时,许多兴奋的孩子们肯定还以为那是演出的一种特殊效果呢。(chinesenewsnet.com)
然而十几分钟后,他们中的288个人就惨死于烈火中了。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惨剧依然缠绕着死者的家长们和幸存者,尽管随着中国的高速繁荣,很多人已经把它遗忘了。(chinesenewsnet.com)
克市政府曾承诺在惨剧发生的现场建纪念馆,以纪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后来却改为人民广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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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互联网,这件奇耻大辱的事件不会再被后人遗忘了,它放置于网上、公之于众:学生们的丧生,是因为在紧要关头,他们竟被命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为了方便共产党官员们先逃走!(chinesenewsnet.com)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Michael Sheridan报导说,这件事情的真相披露后,在最近几周里,上百万中国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并且迫使官方媒体首次证实这一事实。(chinesenewsnet.com)
这件事已经被掩盖了12年之久,直到去年底,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陈耀文在他的网站上贴出了他过去拍摄了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真相才大白。不过随后陈耀文拍的记录片又遭禁了。(chinesenewsnet.com)
记者当年拍摄的剧场(友谊馆)西南角拍摄的南侧状况(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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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的当年,这场在中国被称为"94.12.8事故"的大火只被官方的新闻机构做了一些零星的报导,而也只有少数外国新闻媒体略有报导。(chinesenewsnet.com)
领导先走全部脱离险境(chinesenewsnet.com)
那是在1994年的12月8日下午6时10分,在中国西北新疆盛产石油的克拉玛依市,来自15所学校的796名师生和干部来到一家名为"友谊馆"的剧场观看综艺表演。(chinesenewsnet.com)
大多数学生年龄在7到14岁之间,都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来开发大西北穆斯林地区资源的汉族工程师和地质学家。(chinesenewsnet.com)
在他们坐定后,一批市政府的高层领导在礼仪性的掌声中入座。然后表演开幕了。(chinesenewsnet.com)
遗落在剧场前厅唯一出口处的帽子、衣服、鞋子、围巾等物品。可以想象,当时这里有过怎样的拥挤、践踏、撕扯……(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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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发展,据幸存者叙述,似乎是靠近舞台的台灯短路或是倒下了,引发了着火。接着,整个舞台都被大火吞噬,然后在短短的一两分钟内,整个大礼堂都被大火包围,一片火海。(chinesenewsnet.com)
最初的几秒成为这次惨剧最具争议的阶段。幸存者们坚持说,当时有一名女官员立即站起来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chinesenewsnet.com)
网上的流传说,这名女官员名叫况丽(Kuang Li),是国营石油公司地方教育中心副主任,不过,至今尚未有官方正式消息证明此事。(chinesenewsnet.com)
遗落在友谊馆北侧回廊里长条椅上的学生书包。(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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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都听从这个命令,告诉他们的学生留在座位上。幸存的学生后来回忆说,随着火焰和有毒的浓烟弥漫整个礼堂,所有人都因为恐惧和困惑而瘫在座位上动弹不了。(chinesenewsnet.com)
脱险官员们统一渎职(chinesenewsnet.com)
等到领导们全部脱离险境,已经为时太晚了。老师们让学生尽快离开座位,从其他出口往外跑,结果发现紧急出口都是被锁着的。(chinesenewsnet.com)
网上的一篇文章提到,当时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领导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一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书包里的铝制饭盒中,某个学生自带的晚饭还完整地待在这里。(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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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导说,当时年仅10岁的男孩李翔(Li Xiang)说:"我的老师叫我往剧场外跑,但是,当我站起来时,整个剧场都已经是浓烟和火焰。后来电也断了。大家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哭声和喊声。我算运气好,最后能爬出了剧场。"(chinesenewsnet.com)
法院后来了解到,那些脱险的官员们只顾自己,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命令打开锁着的紧急逃生出口。(chinesenewsnet.com)
女官员反锁厕所不让学生逃生(chinesenewsnet.com)
父母和幸存者都说,况丽当时是躲到女子更衣室去了,这个房间本来可以容纳下30多人,但是,她却把门给锁上,不让其他人进去。(chinesenewsnet.com)
据说就是这个况丽(右)宣布的,"让领导先走"。这是陈耀文的资料里况丽的另一种神态。这个人的心理基础十分稳定,轻易不会走进记者问题的实质。记者问她:你有孩子吗?她点头。问她:如果自己的孩子在里面你会怎样呢?她低头不语。又问她:这些年表扬过别人的见义勇为吗?她还是无语。再问:以前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她说:没有,当时很害怕。问她:你还能回忆起当时是怎么跑出来的吗?她,低头,不语。很久没有抬头。(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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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一篇文章揭露说,况丽,这个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不但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反而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著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30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在厕所门外地上发现一百多具学生尸体。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chinesenewsnet.com)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导说,大火被扑灭后,市府的紧急救援部门找到288具儿童和36名成人的尸体。大多数成人都是与学生一起遇难的教师。大约100多名学生的尸体堆在厕所门外。(chinesenewsnet.com)
官方媒体据实详细记录了惨剧的全过程但是后来只做了简短的报导。党政部门就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追究责任的司法程序也随之启动,但是,从未就此进行公开报导。(chinesenewsnet.com)
上访全国人大被押回新疆(chinesenewsnet.com)
对那些丧失亲人的家庭和130多名被烧成重残的幸存者来说,也开始了多年忍声吞气的生活。1995年,300多个死者的和伤者家庭亲属派代表前往北京的全国人大,这个本应为中国公民寻求正义和公正的机构。(chinesenewsnet.com)
就在剧场里面的回廊上,一个干粉灭火器完好地呆在那里,根本没有使用。观众席与回廊连接的这扇门锁死了,谁又能使用到这个可能要花很多钱才买回来的"聋子耳朵"呢?(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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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被保安带到一个四面围墙的政府大楼里。在那里,是5辆巴士等着把他们送到机场。然后这些上访代表们被从一个特殊通道里押送上飞往新疆的班机。
中国拥有著巨大的“知识赤字”--许知远
许知远:向世界解释自己
2007年5月11日23:11: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亚洲周刊/中国拥有著巨大的"知识赤字",对于外部世界及自身,都缺乏基本的研究与探讨。
他们是三十八岁的测量工程师、二十八岁的仪器操作员、三十岁的推土机手、三十九岁的营地经理......这三十七名中国员工,隶属于中石化中原油田勘探局,他们在埃塞俄比亚(衣索比亚)开采石油。在他们年幼或出生前,中国与非洲曾有友谊的黄金年代,而现在,中国需要非洲的石油,而后者期待前者的援助。
中国员工有著各自的人生设计,来到遥远的埃塞俄比...
调情,只能调情! 吴冠军
? ? ? 看完刚刚播出的《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第三季第21集,涌起一段感触。 ? ? 在第20集结尾,有四个孩子与一个因病暂时只能卧床的丈夫的Lynette,同自己饭店里浪漫体贴、同时烧一手好菜的新任主厨Rick已走到"危险边缘":从最初的Lynette因他一句赞美(长发自然下垂比扎束起来更漂亮)而开始每天工作时放下长发,到她自己笑着自嘲总是在找"shameless rationalizations"来和他一起工作到很晚,再到不知何时开始的每晚饭店营业结束后的二人浪漫烛光晚餐…… ? ? 这一集一开始,这段"危险"继续蔓延:两人因为"事故"而被关在食物冷藏室中,互相拥抱取暖过夜;甚至当被丈夫发觉他们每晚的烛光晚餐后,Lynette仍继续寻找着"合理化"的借口("我们只是在品尝新菜式",等等)…… ? ? 丈夫Tom绝对不傻,自己采取行动,私下逼迫Rick辞职。受到威胁的Rick那晚闷闷不乐,在Lynette烛光中的温情询问下,他终于说出了白天和Tom会面、以及被他要求离职的事,并询问自己与Lynette现在的"关系":"Did he [Tom] mis-interpretes, or did he just sees what is obvious between us that you and I can't admit?" ? ? 以下的对话十分有意思: ? ? Lynette不自然地清了一下喉咙:"...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re is nothing to admit." ? ? Rick: "Lynette, how long do we have to kid ourselves? I have feelings for you. I know you feel something for me.." ? ? Lynette: "Stop! Don't say! You cannot say these things." ? ? Rick: "We both know it's true. We have been flirting since we met." ? ? Lynette: "Yes, flirting. That's it. That's what married people do, because we know there is a line you don't cross. Maybe I got too close to that line, and maybe I have been enjoying getting close to that line. But I never once crossed it." ? ? Rick: "Look, I know I don't have much to offer..." ? ? Lynette: "And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I am TAKEN." 激动的Lynette砸掉一个碟子。 ? ? Rick: "Great, great. Now what? you're mad at me?" ? ? Lynette: "Yes, I am mad. I am mad because I loved our nights together. It made me feel sexy and happy, and God! How I need that. And now it's over. You ruined it. You can't work here any more." ? ? 结果,Rick没有被Tom炒掉,却被含着眼泪的Lynette炒掉。 ? ?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尽管Love往往是一段婚姻的founding gesture(创基性姿态),但却同时是一个"vanishing mediator"(消失的中介),即婚姻一旦建立,它便开始消失(当然,在今天人们自是大可怀疑Love是否曾在那里过)。(在同样意义上,尽管Revolution曾是一个政治秩序的创基性姿态,但当这个秩序一旦建立,它便开始消失――其后任何的革命性姿态,却都被看做"反革命"。林昭不正是这样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者么?一个真正革命哺育出来的儿女,一个宁死亦以这革命性姿态来面对强权的英雄?同样的"消失的中介"的例子还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参加明教起义,却在成功后大力打击明教[其实,一大半亦是史实]。) ? ? 回到婚姻。当Love vanishes之后,是什么在支撑着marriage?有很多东西,如惯性、如孩子、如人际舆论、如婚姻作为法律合同的约束,乃至更世俗的,金钱、既得的权力……在《绝望的主妇》的这一集中,我们从Lynette(以及她所说的许多married people)这里看到,是"危险"本身――flirting(调情),使得婚姻得以维持。换言之,transgression(越界)并不总是一个对既有秩序的威胁,相反,它可以成为其继续维持下去的必需(我在《"我就是女儿国国王"――或,为什么意识形态批判(者)是"女性的"》一文中曾对两种"越界"作过详细阐述)。最后Lynette在赶走Rick后,一个人在家中的浴室中哭泣,不是痛哭与Rick的别离,而是为她自己而流涕:听着门外丈夫Tom的兴奋说话(他因Rick的辞职而很兴奋得意),她知道自己的婚姻不是得到"拯救",而是陷入更糟糕的境况――真正的崩溃边缘。 ? ? 当然,真正可悲的是Rick,因为,他爱上的是一个"绝望的主妇"。 ? ? (我想,某个我认识的人若早看到这一集或看到我的这些文字,就不会做"傻"事了。尽管,这份"傻"在我眼里/心里,是如此的真挚与可爱/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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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百姓知道上网费高不高
日前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10%,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0倍。2007年5月8日,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低。他表示垄断说不成立,网络服务市场并非垄断运营。
真是如此吗?看一下世行统计的各国上网费[按平均每个月每100Kb/s带宽的费用(单位美元)计算]我想大家就会清楚。
土耳其10.52 墨西哥6.25 西班牙4.84 澳大利亚3.45
加拿大1.01 中国香港0.83 英国0.63 德国0.52
美国0.49 法国0.36 意大利0.30 中国台湾0.18
荷兰0.14 韩国0.08 日本0.07 中国10.8
我不知道,诸位看了这些数据会作何感想。但曾教授却指出世行的统计并不科学,科学的标准应当是绝对值比较法。也就是说用宽带包月上网费的实际费用作比较,美英等国的费用是20美元左右,如果按今天美元兑人民币的汇兑7.7计算不过是154元人民币,而我们国内在80至120元人民币左右,国内的费用是相当低的。但我们的教授可能忘记了一点,发达国家的人均月收入是多少,人家上网的平均网速是多少。国家统计局今年一季度统计的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800多元,即使按这个数据计算,中国人上网的费用占收入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我们不知道曾教授是在家里上网还是在单位上网,也许这点费用对于他真是小菜一碟!
曾教授言道印度2009年全民免费享受宽带服务是"黄粱一梦、不可能实现",言外之意在我国也不要设想免费享受宽带服务。我们且不去管印度如何,但中国应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提出这样一个时间表呢?。有专家预测,如果上网平均费用降低20%至30%(有这样的下降空间),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预计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有可能在现有1.37亿网民基础上,每年增加2000万,到2010年网民将达到2亿。我想如果真能如专家预测的那样,将会带来网民和网络运营商双赢的局面,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曾教授认为,网络服务市场并非垄断运营。但居高不下的上网费用恰恰表明,互联网运营行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只有多个企业共同分割网络市场这个蛋糕时,才会在竞争中降低价格,在竞争中体现公益。由于互联网运营商对互联网始终处于垄断地位,只有最大限度地保持上网费的高高在上,才能避免充分而有效的竞争,进而才能独霸天下。网络服务市场并没有脱离垄断运营!
只有百姓知道上网费高不高!
http://bbs8.news.163.com/jueqi/925922,68.html
谁是真正应该抱怨的人? 闾丘露薇
说到抱怨,一直觉得在中国,真正应该抱怨的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却是最沉默的,或者说,声音是最弱的。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Martin Whyte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在中国,对于生活的满意度最低的是社会的中层阶级,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在所有被调查人群中是最高的。对于这个一个结果可以理解,因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来说,他们不满,是因为他们所看到和比较的,更多的是社会上少数的精英阶层,而这个精英阶层里面的不少人,他们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手法往往来自于权力,关系,垄断等等。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却是最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来自于农村,他们可以比较的对象往往只是限于自己在农村的身边人,虽然他们在城市干着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但是他们和自己过去在农村的生活比较,他们看到的是改善的一面,因此不少人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
但是这些人才是最有权利对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发出抗议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多少是建立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的身上而获得的,那些血汗工厂的工人们,还有在城市不同角落的农民工们。他们之所以沉默,一些原因是他们的要求更加简单,因此更容易满足,一些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绝望,因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发出他们的声音。不少人在这里批评我,是不是那些贫苦农村的人忘记了,他们难道不应该抱怨吗?这些批评的人有没有想过,更多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还只是自己,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让这些农民工们享受和自己完全一样的待遇,和自己一起分享城市的资源,自己愿意吗?让农民工的子女和自己的孩子上同一个学校,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有权利接受义务教育,这个时候,是不是从心里面不抱怨,这些人摊薄了自己的孩子应该享有的教育资源?
中国真正要解决贫富差距严重的问题,重点还是要放在农村和这些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身上,因为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教育的差别,因为资讯的差别,这些人往往意识不到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不知道如何争取更多的权益,要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的是对农村有更多的教育投入,而媒体和公众,也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当一个分配机制里面,考虑到了如何公平对待这些最多数的人,才是真正的公平。
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对中等收入的标准作了一个定义,也就是家庭年收入5.5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用这个标准,中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的人数大约一亿,占人口的百分之七。而一个社会真正要稳定发展,必须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的一群,而这些更多的人,很多就是来自那些农民,农民工。只是共同富裕是一个目标,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阶段,却面临一个既得利益者是不是愿意拿出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不少人认为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改变的动力,这是因为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当他们占据了现在的位置和资源之后,最不希望出现改变。这些既得利益者,不单单是指大家严重的富人。
和朋友聊起孙志刚事件,这个事件确实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但是这个事件也反映出中国的身份社会。如果他不是一个大学生,那这样的事件,社会是否有如此大的反应?在孙志刚事件之前,是不是有其他的不是大学生的人有这样的遭遇?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问问自己,对于人的权利的争取和维护,我们真不是真地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为何修改后的选举法,农民的投票只是从原本的城市人的八分之一,改为四分之一? 但是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农民不知道,城市人又有多少人关心?
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是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我们抱怨社会的不公,我们更需要帮助那些更需要抱怨,却没有,或者是没有能力的人把声音发出来,推动政策的改变。只是一个充满怨气的社会,总是等待着政府或者别人来做点什麽的社会,我不相信有推动改变的力量。抱怨的同时,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还是需要从自己做起,尽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甚至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即使我们觉得自由不够多,也不是不去做的理由
2Mbps宽带:北京180元VS印度免费
5・17电信日临近,北京网通于日前传出消息:继今年1月ADSL宽带从512K提升到目前的1M后,北京网通将最迟于6月对其带宽再次升级,从目前的1M升级到2M,而其4M、8M的升级接入方案也已提上了网通的议事日程。 带宽升级、网络再次提速,这对于所有互联网络用户而言无疑是一个欣喜。然后,通篇看完这则消息,笔者却颇感到担忧:网络带宽由原来1M升级到2M后,其包月资费也将由原来的138元上涨到180元;月均42元的资费增长,这对于中国网民而言绝对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开支。 而此前不久《印度时报》也报道了一条同样关于国家宽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