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破惊天 : Google 图书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

（央视一报道就感觉里面有猫腻，谷歌又一次遭遇陷害）

from 肚破惊天 by dup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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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Books 招来一阵热议，从媒体声势上来看，多半是"讨伐" Google 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基本上这是一出比较丢人的闹剧。闹就闹在，人云亦云，且习惯性地一叶遮目。除了"傻"和"敲诈"，此刻我脑中再无其他词语。

那些"讨伐" Google 的作家们，多半是受人唆使挑拨或者脑子转的太慢 ― 听到自己被侵权，当然要积极维权。而且这又不是什么敏感事件，甚至还可以因 Google /谷歌 这个外来者而上升到"民族文化"等高度。但可惜他们自己没有去 Google Books 试用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真被侵了权。往后可能即赚不到钱，还背个"傻逼"名号。

Google Books 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不太清楚 Google 在其他国家沟通的如何。反正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信息几近被迫地不对称以至于有点像对牛弹琴。再加之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整个事情更加荒唐。那些挑 起事端煽动纷争的行为多么令人胆寒 � "被煽动者"又是多么地令政府操心 � 严重地不明真相啊！

我上 Google Books 查了一下那些作家的作品，大多都以"摘录预览"方式呈现，即显示基本信息，如作者、出版社、ISBN编号、页数以及其他一些补充信息，比如"王蒙"、"钱钟书"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就是 Google Books 没有获得授权的，也就是被视为"侵权"的行为。但，假如这也算侵权，那就赶紧起诉豆瓣卓越当当之类的网站吧，肯定会发大财。

反而是，"普通索引"如何就变成"整本录入"的信息讹传，"合作前景"怎么会变成"维权讨伐"的思维落后，以及某些强势媒体不负责任的凶狠攻击，恐怕更值得深思。

固然，某些作家可能本能地反感数字化现代化的东西，也不可能说所有作家都有通过数字化来宣传和获得收入的"超前"意识。但得出"侵权"这个定论之前，好歹也先粗略地去甄别一下。或者像韩寒同学一样，委婉地承认错误，再顺便谈谈当下的图书市场啊、版权保护啊、作家其实是贫困阶层啊什么的。

另外，据我所知，很多作家同其他机构共同拥有其作品的版权，机构拥有许多特权甚至所有版权。比如说豆瓣网拥有你发表在豆瓣的公开信息的使用权（但你转载"非法"信息时要自担风险而且豆瓣还可能会删除你账户并可能会把你的资料交给有关部门）。而这些机构有权把作家的作品数字化，放到 Google Books 或其他任何数字化中心。

假如 Google 在这里"钻了空"，那也怪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原先的版权协议比较落后。

况且 Google 还没钻，因为它太过粗壮。也许正因为它太过粗壮，才会引起这场纷争？

欧洲对中国手机厂家进行惩罚性收费

今年有望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份额超过三成的低价中国山寨手机，海外扩张步伐开始遇到阻力。最近一个月，深圳的丁云峰（化名）都在郁闷中度过。因为从10月开始，他手机公司的海外销量不明不白地下滑了近50%。而且出现销量下滑的不止一个海外区域，而是同时出现。丁云峰公司的手机销量原来在中东地区排名前三，去年还从中东市场扩展到印度、南美和非洲等地区。

"不 仅新开发的印度市场出现问题，就连原本销量最好的中东市场也出问题了。"丁云峰对CBN记者透露，之前手机厂家申请IMEI码（俗称"手机机身 码"）是免费的，但从10月开始，GSM联盟组织授权的中立发证机构――欧洲设备型号认证中心开始对中国手机厂家实施惩罚性收费，只要是中国手机厂家出厂 的手机，每个机型的IMEI码的申请费用高达2000美元。丁云峰的说法也得到了国内品牌手机厂家高层的证实。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GSM联盟正是由这些国际手机巨头所组成的。

海外扩张受阻

"印度电信商停止没有IMEI码手机入网事件，其实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丁云峰称，以诺基亚、三星、LG为首的国际手机巨头正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中国手机厂家设立非贸易壁垒，通过技术标准、标签和认证制度、检验手机等方式对产于中国的手机出口进行限制。

而在今年6月，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局长曾公开对外表示，将对进口手机进行更加严格的质量限制，凡是没有IMEI码的手机都不得在印度销售。到10月， 欧洲设备型号认证中心即开始对中国手机厂家进行惩罚性收费。一连串事件，似乎是国际手机大厂的预谋，但诺基亚、LG等公司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9月底，LG电子在当地聘用的一名雇员与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5名职员一起，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石龙仔工业区突袭了山寨生产工厂，因为该工厂生产的手机产品仿造了LG电子今年推出的"透明手机"。

"其实国际手机巨头就是想造成中国山寨机都是'高仿机'的假象。"另一家山寨机厂家负责人就此表示，其实高仿机根本不代表中国山寨机，也不是山寨机的主流，只占中国山寨机很小的份额，而且在中国山寨机群中是被唾弃的。

深圳手机厂家也在抵制高仿机，高仿机生产厂家和从业人员完全是害群之马，破坏了中国手机的国际形象。"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上述厂家负责人说。

也有国内品牌手机厂家高层向CBN透露，目前中国山寨手机在中东市场的集散地迪拜，也放出风声要查抄中国山寨机，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都在提高标准，加强海关执法力度，严防从迪拜中转过来的手机，"原来直接请人背过海关，现在就不行了"。

"最近中国手机在巴西的销量下滑很快。"上述高层透露，南美正积极打击毒品走私，但不知为何中国手机也被列入打击名单。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山寨机是通过走私渠道流入南美市场的。

树大招风？

市场调查研究公司iSuppli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山寨手机产量从去年的1.01亿部增加到今年的1.45亿部，增幅达44%。iSuppli预计，中国山寨手机出口从去年的6000万部，将会猛增到今年的1.1亿部。

其实iSuppli数据还有些保守。就拿印度手机市场为例，从今年开始，印度手机市场每月的新增手机用户数量1500万以上。天宇朗通GSM事业部 总经理卢伟冰和康佳通信海外营销部总经理范东华也多次对CBN记者透露，印度手机市场格局正在迅速被改变，诺基亚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步缩小，中国手机在印度 市场近几个月的销量比重已占到了30%~40%左右。

而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印度GSM手机用户共有2.58亿户，CDMA用户为8865万户。而在2008年前，诺基亚占印度手机市场的份额高达65%以上，而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LG和中国手机占比均未超过15%。

除了印度市场外，跨国运营商手机定制量也因金融风暴影响，而大幅减少。相反，擅长社会销售渠道的中国手机在这个此消彼长的市场中，成功蚕食了以诺基亚、三星、LG、摩托罗拉和索尼爱立信等国际手机巨头的市场份额，逆市上扬。

8月，台湾联发科（MTK）总经理谢清江公开表示，由于大陆与新兴市场的需求旺盛，今年MTK手机芯片出货目标已经从2.5亿片调高到3亿片，其中外销比重已提升到40%~45%。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手机已经逐步成为海外市场的主流，因为MTK芯片90%以上手机芯片都是出货给大陆手机厂家。如果按照MTK今年手机芯片出货3亿 片，加上中兴和华为今年手机出货目标估算，中国手机应该可占到全球手机市场份额超过30%，并接近40%，因为中兴和华为的手机出货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CDMA手机。

相反，国际手机巨头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11月初，诺基亚报出了13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亏损额度高达5.59亿欧元。而摩托罗拉也不得不放下身段来学习中国山寨机。

11月3日，TCL集团（000100.SZ）和TCL通讯（02618.HK）同时发布公告称，TCL通讯将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每两股现有股份可配售一股，配股价为每股1.00港元。预计最低可募资约3.58亿港元，主要用于发展ODM业务。

显然，TCL通讯的举动与承接摩托罗拉的ODM订单有着必然的关系。丁云峰指出，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已经不能容忍其低端手机只占市场份额，而不赚钱甚至亏钱的事实，这一切都是低价中国山寨机的打压结果。

明清之际财政税收小议 zt

明清之际财政税收小议



1.
前言这篇文章来源于对三个数字的疑问。
第一个数字是1573年—1582年，即明万历初年到万历十年，明帝国太仓库的岁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万两白银。中国历史上的那十年，是属于张居正的时代，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明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开销了后期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事费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推迟了明帝国经济崩溃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
第二个数字是1639年到1644年，即明崇祯十二年到崇祯17年，明帝国的三饷加派达到了岁2100多万两白银。对外需要防御满洲铁骑的入侵，对内需要镇压农民义军的叛乱，帝国采取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将良善百姓逼到了流寇一边。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农民义军最终也攻进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
而第三个数字是1661年到1673年，即清康熙初年到康熙十三年。其时，三藩所在地（云贵、广东、福建）粮饷达到了岁2000万两。给清ZF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当时评价为“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可见清康熙初年岁收入至少超过2000万两。
分开来看，这三个数字尚属正常。但联系起来看，这三个数字就大大的有问题了。为什么清康熙年间的税收能够这么多又没有引起农民起义呢？更何况，清康熙年间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如明万历，甚至明崇祯年间的。
明清交替，不是和平演变，而是数十年的全国大动乱。明末内外交困，国家疲敝不堪。在 外，首先是万历三大征耗尽国力，接着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不久明军大败于萨尔浒，进而失去辽东，辽西告急，靠着袁崇焕好不容易守住了宁远城，女真人又 五次绕过山海关进犯，骚扰内地。辽饷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长期空虚无力应付。在内，天灾人祸，连绵不绝，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帝国全力以赴进行 了十多年的剿寇，还是不能阻止流寇的壮大，最终明帝国也亡于流寇之手。继而清兵入关，大清也没功夫闲着，一方面驱逐大顺，一方面角力南明，又是多年征战， 方得来一个貌似稳定的国内政局，可惜生息养民没多久，康熙年间三藩又乱，清帝国不得不出兵平复。
从万历末年到康熙年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大明和大清作战、大明和大顺作战、大清与大顺作战、大清和南明作战，战乱狂潮影响到了中国每一个地方。这数十年的动荡不安，导致人口和耕地的大量减少。
从经济眼光来看，失去的耕地和人口就意味着国家收入的骤减，以及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
万历中期，其耕地和人口差不多达到了明帝国历史最高峰，而这个数值，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才得以恢复。所以，对于以田赋为主要收入的明清两代来说，国家收入自然当以万历为最多，崇祯次之，而顺治、康熙更次之。
明万历初年岁收入400万两就可为后世所称颂，明崇祯三饷岁2000万两就叫做耗尽国力，以至亡国，可为什么在人口和耕地大量减少后的清康熙年间，岁收入远超2000万两却没有引起任何暴动，民众似乎还在安享太平呢？
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来解释这些疑问，主要就明清税收结构、收入和开支之不同处展开论述。
主要参考书目是梁方仲之《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黄仁宇之《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
2.
税收结构我们首先来看下表。

明清户、口、亩比较略表

年度	公元（年）	户数（户）	口数（口）	田地（亩）
神宗万历六年	1578	10,621,436	60,692,856	701,397,628
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2	10,030,241	56,305,050	1,161,894,800
光宗泰昌元年	1620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熹宗天启六年	1626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思宗崇祯年间	——	——	——	783,752,400
世祖顺治十二年	1655	——	14,033,900	38,771,991
顺治十八年	1661	——	19,137,652	526,502,829
圣祖康熙十二年	1673	——	19,393,587	541,562,783
康熙十九年	1680	——	17,094,637	522,766,687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	20,341,738	589,162,300
康熙四十年	1701	——	20,411,163	598,698,565
康熙五十年	1711	——	24,621,324	693,034,434
康熙六十年	1721	——	25,616,209	735,645,059
世宗雍正二年	1724	——	26,111,953	890,647,525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明代在万历年间达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高峰，明清交替之际人口与耕地锐减，在顺治时期达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低值。耕地数量直到雍正年间才恢复万历时候的水准，人口的恢复则更晚到了乾隆年间。于是可以认定，清初时期的总税收至少是不高于明中后期总税收的。
明代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田赋和力役组成，辅以其他盐科、矿税、工商杂税等等。田赋是以粮 食为单位上缴，力役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征收，粮食不是集中运输到中央再向地方进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当地处理，小部分在南方和北方内部流动。每年只有四百万石 通过漕运从南方运送到北京，以解决北方产粮不足的问题。漕运付出的成本往往数倍于所运送货物的价值，但为了维持帝国首都的正常运转，是不计损失的。
明代的税收不是以白银为结算单位的，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按照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的换算，明帝国田赋正额总值略高于2100万两，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除了田赋正税和力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那么，明帝国中期的年度财政总收入就是大约3500万两白银。
清帝国的财政结构也和明帝国相似，只是将大部分田赋和力役以白银为单位上缴，白银的运输比粮食要方便，损耗也很小，更有利于二次分配，所以表现出比明帝国更多的白银税收，但清帝国总收入未必大大多于明帝国总收入。

明清两代平均负担钱粮数表

年代	口数	征粮（石）	征银（两）	每口负担粮（升）	每口负担银（分）
明太祖朝	58,323,933	28,734,250		49.27
成祖朝	53,165,705	31,824,023		59.86
仁宗朝	52,083,651	31,800,243		61.06
宣宗朝	51,468,284	30,182,233		58.64
英宗朝（正统）	52,730,601	26,871,152		50.96
代宗朝（景泰）	53,578,081	25,665,311		47.90
英宗朝（天顺）	54,325,757	26,363,318		48.53
宪宗朝	62,361,424	26,469,200		42.44
孝宗朝	51,152,428	27,707,885		54.17
武宗朝	60,078,336	26,794,024		44.60
世宗朝	62,594,775	22,850,535		36.51
穆宗朝	62,537,419	24,068,189		38.49
神宗朝	56,305,050	28,369,247		50.38
熹宗朝	51,655,459	25,793,645		45.93
清顺治十八年	21,068,609	6,479,465	21,576,006	30.75	102.41
康熙二十四年	23,411,448	4,331,131	24,449,724	18.50	104.43
雍正二年	25,284,818	4,731,400	26,362,541	18.71	104.26
乾隆十八年	102,750,000	8,406,422	29,611,201	8.18	28.82
乾隆三十一年	209,839,546	8,317,735	29,917,761	3.96	14.26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赋税以白银和粮食为主，虽然白银量大大高于明代，可粮食量远低于明代，从数据上看，清代和明代老百姓的负担并不会相差太多。
明帝国和清帝国财政结构主要差别在于清帝国将部分田赋与力役折算成了白银来缴纳，这是 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宋代的白银积累到相当数量，却在元代因为贸易和掠夺大量流失，明初时期国内的白银量严重不足，甚至到明中期英宗岁收一百万两金花银时， 因为这一百万两白银在征收和运输的几个月过程中离开了流通领域，导致社会白银不足而引起市场紊乱。而到明后期，美洲与日本的白银被开采以及通过海外贸易大 量流入中国，为白银作为国家货币单位提供了必要条件，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的改革也是基于这个现实情况，到了清代各种条件具备，自然水到渠成，ZF便以 白银为货币单位征收各项税收了。
明清两代遵循相同的财政制度，税收结构也就相似，只是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入才会改收粮食为白银，造成了帐面上的巨大差异。
3.
收入简析以上我们分析了明清的财政结构，其税收主要来源是一致的，所以其总收入也是差不多的，但清ZF往往表现出比明ZF更多资金投入赈灾和治水事业中，除了国际贸易导致国内白银数量显著增加的因素外，还有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些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对于后人来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清代在遵循明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哪些调整和改变。
同样是田赋税收，明代前期和后期又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在于军屯的演变。
军屯是和明代兵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军屯的失败可以说是明代兵制问题的产物。军屯是一种 理想化的模式，让士兵在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与敌人战斗，在国家和平时期能够种田自给自足，还够上缴国库。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权益政策，军屯无可厚非，但毕竟 非长久之计，军屯极大的削弱了士兵的战斗力，也不能够完全挖掘耕田的生产潜力，明初这些弊端还不明显，但随着国家承平已久，管理松懈，承载军屯的卫所衰 败，负责军屯的士兵大量逃亡，军官们反而乐得虚报士兵数量以贪污粮饷，而军屯的田地也渐渐被占据。于是明初能够为国家贡献相当数量收入的军屯到了明末非但 不能充盈国库，反成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和军屯一样，宗室也是经历了较大的演变过程发展成 为帝国的重担。凡开国之初，必定有一些皇亲国戚需要安置，怎么安置这批属于特权阶层的人，是每个开国ZF的大问题。在封建时代，儿子们分割国家的不同领 地，并在当地实行独立财政、军事和行政的统治，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根据历史的经验，将这些人全部置于ZF机关是不合适的，他们缺乏执政能力，又很容 易拉帮结派，一旦形成贵族阶层垄断朝政，将是对帝国莫大的伤害。明帝国的做法是赋予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和诸如免税等特权，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但不允 许他们介入科举，也不允许他们进入朝堂。在明初，皇亲国戚的数量还不多，国家财政养着他们绰绰有余，到了明代中后期，这批人已经发展成为惊人的数以十万计 的庞大队伍。这样一批贵族，因为不允许在政治有所作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财富，他们仗着自己的特权，肆无忌惮的占据耕地，并且以疯狂的速度繁衍。权贵、豪 强、贪官一起消耗了大量国家财富。
相对于明代军屯的衰败与贵族的掠夺，清代在这方面进行了改变，增加了自己的财政收入。
清代废止了明代的军屯和制，耕地始终交到农民手上，从而保证了耕地带来的固定收入。
明代采取的都是强干弱支的制度，首都是绝对的政治中心毋庸置疑，军事方面，除了关键的 边防外，主要在首都保持一支庞大的精锐部队，以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队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地方上，行政和军事完全分开，造反或者独立的能力相当薄弱，但这 种自废武功的做法避免了地方擅权，却难以应付帝国的内忧外患。随着明代农民起义、倭寇扰边、蒙古、满洲的入侵危害日益严重，明ZF不得不从中央派遣人员， 以兵部官员兼御史的身份担任巡抚、总督、督师、经略等暂时性的高级军事职位，负责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军务，完成剿匪、抗敌等任务后，人员则调回中央。清代在 继承明制的基础上，做法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将督抚制度固定了下来，相对来说强化了地方的权力，既回避了军屯的弊端，又使得军制更加符合实际。
和明代宗室一样，数十万旗人与大量降臣也是清ZF特殊关照的群体。清ZF在这点上做得 比较明智，第一是开国时候的承诺始终言而有信，对待降臣给予一定的待遇。第二是除了八个铁帽子王世袭外，其他人员爵位都是逐代渐减，始终把特权群体的人数 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总的来说，明代的教训还是给予了清代不少改变的。虽然，总的来看，因为特殊关照，旗人大都迅速堕落为无用之寄生虫，清之灭亡反而 是旗人的解脱了。
另外还有关税的收入，清代比明代收入上升了不少，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一定比例。大概是 清代对于海外贸易控制比明代更加强一些。尽管如此，关税仍然是明清两代的重要遗漏。这也就是清末为什么关税权被西方人控制后，关税收入反而比以前掌握在清 ZF官员手中还要多得多的原因了。失去了主权，却得到了更多的受益，在清ZF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在后人看来，这是ZF长期以来，对关税及其不重视而导致大 量国有资产流失的明证。至于盐课的收入上升，是随着人口增加必然增加的。

盐课收入
年度	公元	银两（万）
顺治二年	1645	56
顺治九年	1652	212
康熙二十一年	1682	276
雍正三年	1725	443

关税收入
年度	公元	银两（万）
顺治九年	1652	100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120
雍正三年	1725	135
乾隆十八年	1753	433

摘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通过明清的对比不难发现，明代在军屯和宗室皇庄等方面占据了大量的耕地，很大一部分正常赋税无法上缴国库。这种现象是明代军事制度和贵族政策确立和演变造成的，也是明ZF渐渐走向腐败的必然结果。
4.
开支简析清初的财政开支可以分为短期和中期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短期看，对于清ZF来说，一旦进入北京城，首先是避免的辽饷的巨大开支。辽饷是万历年间开始征收的，主要用于对付辽东崛起的满洲军事威胁，开支巨大。而明帝国的毁灭，清兵的入关，就意味着辽患的消失。从辽饷来看，清ZF每年比明末ZF的财政负担减少了将近千万两。

明末辽饷加派

年代	辽饷（两）	田赋加派（两）	杂项加派（两）	盐课加派（两）	关税加派（两）
万历47年	2,000,031	2,000,031
万历48年	5,200,062	5,200,062
天启元年	4,456,186	4,251,513	116,006	59,425	29,242
天启七年	5,450,120	3,610,000	1,100,000	540,000	200,120
崇祯元年	3,910,000	3,000,000	600,000	210,000	100,000

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

当然，我们所要分析的是清初阶段和明末时期的开支比较。其主要区别在于清代皇室开支的缩小，以及对公共事业的投入。
据统计，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而从康熙元年到前述年代的三十五年间，皇室支出总额更是在明朝皇室一年的经费以下。
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大学士」等调查报告，把明清两朝皇室支出列表如下。

明清皇室开支比较

项目	明    朝	清   朝
租税收入充当宫廷经费的数额	969,400两	无
光禄寺支出中所包含的宫廷费用	240,000两	30,000两
宫廷使用的木材数	26,860,000斤	70,000斤
宫廷使用的薪炭数	12,080,000斤	1,000,000斤
宫廷使用的舆轿、花毯费用	28,000两	无

摘自《清代的财政经济政策》

虽然以上数据只列出了很少内容的比较，但也可以大致看出清廷的开销远远低于明廷的开销，这还不算明后期皇庄有三、四万顷，而清廷不过数千顷。
在皇室开销中，最主要的是清代废除了明代独有的二十四衙门，明代后期十万记的宦官、宫女在清代只有四、五百人，既节约了大量开支，又避免的宦官及其机构的弊政。
清代财政节省下来的开支主要投入赈灾和治水方面，清代中期的荒政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ZF投入大，赈灾制度化，一切有条不紊，确实也救活了不少人。

清初赈灾项目和金额

序号	项目	金额（万两）	米谷（万石）
1	康熙四十九年陕甘赈灾	500余
2	乾隆七年江苏安徽赈灾	738	239
3	乾隆十二年山东水灾	170余	90余
4	乾隆十八年高邮水灾	400	110
5	乾隆五十年各省赈灾	1000余

清初治水项目和金额

序号	项目	金额（万两）
1	康熙十六年南河大修	250
2	康熙十六年南河萧家渡	120
3	乾隆七年江南石林口	190
4	乾隆十八年江宁张家马路	100
5	乾隆四十四年仪封河工	560
6	乾隆四17年兰阳河工	945.3

摘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削减皇室开销，资金流向公共事业，治水和赈灾投入绝非没有回报，赈灾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也保证了劳动力的延续纳税能力，为清帝国稳定税收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是清代比明代要强的地方。
5.
结语清 袭明制，仍然维持了以田赋、力役为主，盐课、工商杂税、关税等为辅的税收结构，这也就决定了清代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从明到清，其间最大的差异是 缴税从粮食渐渐演变成白银，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渐渐白银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公共货币，这也是明万历年间有张居正实施一条鞭 法的货币基础，将部分田赋需要交纳的粮食和力役需要付出的劳动力以白银的形式上缴，但有明一代，一条鞭法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推行，直至清代，才算真正实施 了一条鞭法。
相对明代后期日益紧张、甚至长期出现财政赤字的明ZF，清ZF显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 善。主要表现在大幅缩减了皇室开支，废除明代后期完全无益的屯田制度，并且鼓励生产，稳定赋税。因此清ZF比明ZF有更多的储备资金，这部分资金一部分用 于扩大国家领土的征服战争，一部分流入公共事业建设当中，如水利、修路、赈灾等等，对国家的强大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总的来看，明清两代仍然是严重依赖田赋和人口产生的收入，没有试图开拓其他财源，对 商业和外贸决不鼓励，于成本巨大的漕运也一直无法有效解决。而士兵之军费的消耗，始终占到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可谓以“军饷”为中心的财政开支。因为经常 性维持巨额费用的开支，明清两代都缺乏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交通、提高福利、科研投入、改进国民素质和医疗卫生等事业当中。
当然，这些财政特点并不是明清所独有，而是中国历朝历代共有的，帝国ZF收税目的从来 不是最大程度的聚敛财富，ZF只需要维持国家稳定所需要的基本开支，所以一支庞大数量的、用于对抗入侵的外族敌人、镇压国内的反抗者的军队是必要的，这也 就是为什么军事开支从来占到了各朝代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除了军饷外，ZF还预算了皇室开支、官员俸禄、行政费用，以及部分储备资金以应付紧急情况，这就构成了国家开支的全部，也间接决定了国家税收的数量。文官集团似乎从来都觉得以其他名目向国民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是暴政了。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中国古代财政政策是保守和消极的，这种财政制度和治国理念与传统思 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正是因为这些才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同样，传统思想和制度也使中国文明得以数千年的传承，建立起了数个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的庞大帝国，其功过得失，或许不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给予客观公正评价的。
再回到明清的财政制度上来，从财政结构上看，明清的制度相仿，表面上最大的区别是明税收以粮为主，清税收以银为主，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白银的大量流入，则银本位的经济政策有了货币基础，改制不会有太多阻力，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清代财政沿袭明代一贯的稳定性，却也继承了其缺乏活力的特点。虽然财政结构没有太多变化，可从明清财政收支的比较来看，明代后期效率低下的军屯、耗资巨大的皇室开支被清代废除，为清ZF节省了大量ZF预算。
军屯的浪费、皇室的奢侈、宗室的庞大这些弊端显而易见，清ZF做起来也很顺利，就这么几件容易操作又效果显著的事情，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出现在明代呢？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军屯来看，明初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祖自夸“吾养兵百万， 要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屯，却不可避免的随着卫所的衰败与政治的腐败而走向没落，改革势在必行。可是军屯已经被赋予不可动摇之祖制的意义，是太祖理想之国 家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方面看，改革几乎是明代不可完成的任务。
皇室与宗室的开支也是同样道理。无论从后世看来怎样不可思议的制度，在当时却总是“存 在必然合理”，甚至“合理”到不容置疑，这种现象既有习俗的力量，也有赖以制度而形成利益集团的作用。一个不合理制度能够长期存在，除了许多个人被制度化 外，也有既得利益者们有意或无意的捍卫。
当然，拿明帝国的末代王朝和清帝国的开国王朝相比较，不能够公正评价两个朝代的优劣。 但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明末和清初是属于同一时间范畴，而清末所面对的是古代国家面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是工业化列强国家对中国的掠夺，是受到德国和印度抛 弃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严重影响，虽然清帝国延续了财政先破产然后亡国的一贯模式，可总的来看，清末和近代、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所 以清帝国末期与明帝国末期，至少在财政上，是不具备可比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