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一, 九月 17, 2007

杨尚昆日记 高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2002年3月1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十七大入党章势在必行



 
 

Sent to you by arnold via Google Reader:

 
 


胡锦涛"625"讲话中所提出的、包含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的"四个坚定不移",昨天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肯定与重申。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彭希哲访谈录



 
 

Sent to you by arnold via Google Reader:

 
 

via FT中文网 - FTChinese.com by 采访与文字整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on 9/16/07

采访对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彭希哲

采访日期:2007年5月17日

采访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大楼

魏城问(以下简称"问"):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很清晰的思路?

彭希哲答(以下简称"答"):不是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滞后的,因为那时中国是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加速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最近,其实也就是在过去两、三年来,中国才真正把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发展思路搞清楚,在这之前,中国的提法是"小城镇、大问题"、"农民离土不离乡"、"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主要发展小城镇"等等,但是,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以后,大量的农民工不是流到小城镇,而主要是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一直到两、三年之前,国务院批发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才真正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平衡发展的思路。

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由于发展思路上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不是一种持续的、思路很清晰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希望做一种发展的思路,但市场推动的是另外一种发展思路,这样就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不少问题;同时,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又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府的职能转变等整个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中是不会出现的,例如,大量的圈地,大量的通过建开发区的方式来做城市化的现象,大量的民工进入城市,现在大概估计有1.47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他们是在主流社区之外,此外,中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城市化还伴随着政府官员的一种渴望,或者政府官员的一种无休止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发展,而忽视在城市化过程中间的土地利用的效率啊、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化非常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以后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其他一些做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的学者却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有许多问题。首先,我们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是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去小城镇务工经商,但很少有农民真正这么做,大部分农民还是到大城市打工。我个人认为,中国农民工流到城市来,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么一种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我自己感到,它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因为一亿多农民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创业理念,如果他们待在农村,即使读了几年书,也没办法接触、了解城市生活。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没有花钱,却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民的再教育,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作为增长极的作用也越来越强,特别是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也就是环渤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和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就充分显示出了这种作用。例如,长三角地区有8700万常住人口,这一块地方也许只占中国总人口的5%左右,但中国GDP的20%以上都是在这个地区创造出来的,还有它的辐射、国际联系等等,充分体现出大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

中国政府如今把城市化当成是反贫困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在农村地区,你再怎么做,年收入也就是一千多块人民币,但在城市里打工,稍微努力一些,月薪就有一千块人民币左右。我个人的感觉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一亿多进城打工农民的汇款,对中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当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

问:我打断一下,在您谈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了费孝通的"离土不离乡"的提法,那是不是说,后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证明了当时这种优先发展中小城镇的思路是失败的呢?

答:费孝通所在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城乡严格分隔、经济体制尚未转型的时候,中国无法容纳那么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特别是迁入大城市,因为那时的所有东西都是配给的,如果体制不变,如果还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间,如果还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中间,你要让大城市放开,我觉得也不现实。所以我们不能说,费孝通的思想是错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实际上费孝通是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设计出了一条道路,所以,"小城镇,大问题"的提法也好,"离土不离乡"的提法也好,在一定的程度上,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农业转为非农的就业模式创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但如果从我们今天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政策就显得有些保守、不合时宜了,但在当时却有它特定的历史作用。

问:那您接着谈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实际上与中国社会发展中碰到的其他问题一样,就是速度太快。在过去10年中,基本上中国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也就是说中国每年要增加1000多万城市人口,现在中国已经有差不多五亿四千万的城市人口,有25000多个城镇,有660多个城市,如果按照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所谓"常住人口"概念作为计算标准,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1.7%。

如果城市化的速度太快,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没有很好的准备,包括理论上的准备,中国并没有在理论上搞清城市化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发育出来的,并不完全适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中国属于转型经济,市场失灵的现象就非常严重,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政府管理,因为中国的政府过去是通过户籍、票证、政府对就业的安排、对教育的安排等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进行管理的。当一亿多农民进入城市后,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中国政府目前也是在学习,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

刚才我说过,在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一直有一种投资的冲动,即开发区冲动,在八十年代之前,整个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大概也就是三万平方公里,中国现在在清理开发区,而开发区圈的地也有三万平方公里,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所建成的城市,其面积也不过与近10年来所建设的开发区相等,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中国面临着许多因城市化速度过快而带来的问题:例如,外商大量的涌入,对地方政府、对地方的老百姓、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早期的外商,主要是港商、台商,或者说是境外投资者,而境外投资者基本上是以小企业为主,而且是以不规范的企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觉,像中国现在的商业贿赂,大多源自于这些小企业和不规范的企业。而像英国的48家集团、美国的大企业等西方企业,还是比较规范的,贿赂是不能做的。所以,这种不规范的港台小企业进来,再加上内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带来了开发区圈地、征地等等城市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我的感觉是,从整体来看,这些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体制问题,如果纯粹是一个体制问题,没有社会转型,没有改革开放,它也不存在问题,就是因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间,在全球化过程中间,在市场化的形成中间,再加上土地的松动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才带来了上述的问题。

具体来讲,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周边地区的耕地占用问题。在中国,人均耕地非常紧张,而实际上,大城市周围的土地都是最好的土地,但由于城市的无限扩展,就使大量的农田被占用,虽然我们现在讲保护耕地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个基本国策。

另外一个问题是,也是与耕地占用问题相联系的问题,就是圈地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问题。过去我们说,我们中国的土地中,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工业用地是国有的,农田是归集体所有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在过去10年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在卖农民的集体土地,然后再用一定的补偿形式把钱还给农民。所以,当时国家金融办公室副主任觉得很奇怪:这个土地本来就不是你的,地方政府有什么权力来卖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给农民补偿。当然,这个过程也造成了失地农民问题。具体有多少失地农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估计,有人估计有三千万,有人估计有五千万。虽然现在一些城市政府逐渐把这些失地农民变成城镇居民,但由于这些人长期从事农业活动,所以,他们要进入到城市的工业化社会中去,就存在很多困难,包括他们的养老问题、他们的就业能力、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很多问题。因此,失地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一个类似定时炸弹性质的问题。

失地农民与农民工不同,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不同的倾向:某些落后省份的农民工希望得到城市户口,而某些城市郊区的农民不愿意变成城市居民,因为郊区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又不受城市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制。不过,总的来说,中国没有很好地处理失地农民的问题:一方面使他们失去了土地,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能力。

问:那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户籍制度的?您是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取消,还是应该保留?

答:最近《北京商报》曾经登过我的一个观点,我的意见是: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在当时的一个特定形势下的政策,它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直到现在,我的感觉是,它在过去20年中,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个人的观点是,户籍制度,它的完全取消,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户籍制度,它最早的建立,是一种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的工具,但后来它却变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福利的一个基础,农民和城市居民通过户籍完全分开,城里人享受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权利,农民则完全按照农村那一套来。所以,我们要想改革户籍制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现在人们往往把户籍制度妖魔化,认为只要一取消户籍制度,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其实,如果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中国的福利制度。

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当然,这一成就的前提就是:做出牺牲的是中国的农民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民工以他们的血汗、以他们的低廉工资,推进了中国过去20年、30年的经济改革,而造成农民工血汗工资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呢,就是因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所以,如果我们历史性地回顾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户籍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问:那么,户籍制度是不是也造成了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和心态,从而无法融入城市之中,成为现代市民?

答: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问:那这种现象是不是也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城里的富人收入越来越高,而进城农民因为没有户口,所以报酬极低的工作也接受,从而导致农民工的收入与城里富人的收入越拉越大?

答:我们正在做这个研究。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从整个中国来讲,贫富差距是因农民工进城而逐渐缩小。你想,这部分人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来说,落实到他们在某个城市的特定遭遇来说,我同意你的说法:正是由于他们低廉价格的劳动,城市的富人才得以维持高额的收入和奢华的生活。

问:你在英国留过学,对英国的历史和现状也有所了解,那你认为中英两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什么异同?

答: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时,人口不是很多,并不是人人都想去城市,比如说,伦敦死亡率就比农业地区高得多,城市并不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人们还是愿意住在农村,只是圈地运动被圈出去的无产阶级才进入了城市,或者是手工业者进入了城市。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脱节的,就是城市在搞工业化,而农村却保持着原始的农村状态,一旦城乡隔离松动之后,就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那么,中国的这种就业压力和城市扩大的压力,是任何西方大城市在其发展阶段所没有碰到的。

问:你谈了中国与英国在城市化方面的对比,那你能不能谈谈中国与印度、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对比?

答:巴西我也去过,印度我也去过。我们现在担心一种情况,就是城市化中间的拉美模式:有城市化,但没有发展,大量的失业人口、大量的贫民窟集中在城市,另外,许多非洲城市,如拉格斯,也面临着这种情况。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因为我是做公共政策研究的,所以常常与政府相关的决策人员接触,我自己感觉,政府其实没有什么控制人口流动的有效调控手段。

《中国城市化系列》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曹锦清访谈录



 
 

Sent to you by arnold via Google Reader:

 
 

via FT中文网 - FTChinese.com by 采访与文字整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on 9/16/07

采访对象: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院教授

采访日期:2007年5月16日

采访地点:上海天等路曹锦清家中

魏城问(以下简称"问"):有一种说法: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个说法准确吗?如果准确,如果评价这一现象?

曹锦清答(以下简称"答"):中国学术界通常有一个判断:中国的城市化率滞后,有悖于一般国家发展的规律。他们的指标是:全球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而中国呢,如果按照第二、第三产业的比率,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应该达到50%以上,但事实上呢,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0%几或40%几。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工业化率,然后,他们就寻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他们认为,原因就是户籍制。所以前些年有人呼吁取消户籍制。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我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两个有关联但不同的概念。1982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制。中国因此和一般的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土地制度还隐含着社会保障的功能,所以我把中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称为社会经济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把所有进城打工的中国农民视为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准很简单:农民只要进城打工,他就是工业化人口。但如果我们要判定他是否已经城市化,我们还要附加几个标准:第一,他要在城里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这份职业的报酬要相对地比较高;第二,他要在城里有住房,可以是买来的,也可以是租来的;第三,他要有相应的保障,例如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工伤保障现在规定由老板负责,我就不提了。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现在还不可能,必须由他自己提供,所以,他除了要有稳定的职业之外,他还要有一份相对高的报酬,以用于一旦生病时的医疗费用和一旦失业时找工作这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用。

这样看来,能够成为城市化人口的农民工,在目前的1.2亿农民工中,所占比例不足10%。这些不足10%的进城农民,主要是以下这些人:一、小老板,即工商业者;二、进城开饭馆的;三、搞城市建材的销售的;四、城市捡垃圾者中的那些"高级别"的人,如废品收购站的头头;五、蔬菜市场中的摊贩;六、此外,农民工中也有一些从事高技术的人。

另外90%以上的农民工参与了工业化,但不是城市化人口,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里没有固定住址,他们挣了钱会在农村老家盖房子,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或者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或者住在城乡结合部,即租住城市郊区农民的房子。这些城乡结合部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贫民窟。

但中国官方2000年以后公布的数字,却把那些进城打工半年以上者都列入城市化人口。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另外,中国官方还把在镇里读书的农村孩子统计成为城镇人口。还有,这些年来,中国把许多县升为县级市,因为县升市是有人口标准的,所以,当地政府就把原来近郊几个乡镇的农民划为城镇人口。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升为46%,还有的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8%,因为这些学者拼命要向国际标准看齐。

而按照我个人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6%,不超过38%。

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根源在于中国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根源也在于城市政府不可能把社会保障一下子、很快地覆盖到全国的农民,而且中国的城市政府为了减轻治安和卫生防疫的责任,也不允许自发建成的贫民窟大量出现,这就使得中国避免了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在这些制度安排下,大量的农民工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与此同时,我们国家也需要让劳动力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自行调节,而不想让政府直接干预,当然,要干预,也很难。这样,保持低工资水平就可以使我们产品的成本降低,价格降低,在国际市场上就有相对的竞争力。这与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吻合的。那么,在这些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约束条件下,就使得绝大部分的农民工长期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里赚的钱,大部分又流回到农村,主要用于他们在老家盖房子。这样,我们就应该对农民工进行重新定义,一方面是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之下来定义,但更主要的,是放在工业化的框架之下加以定义:农民工是就业地和居住重心长距离分离的劳动力群体。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年春节,中国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甚至是悲壮的返乡过节的场面。

我的判断是,第一代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把居住的重心放在农村老家,但第二代会不会接受这种安排,目前尚不清楚。从有关农民工主观愿望的问卷调查来看,第二代的城市化倾向就比他们的父辈更为强烈,有的人表示,我死也要死在城市,不愿意再回农村了。而且调查发现,女性的城市化倾向比男性要强,从个案访谈来看,也是如此。

问:这很有意思。通常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到了一定岁数都会回农村老家结婚成家啊,怎么她们反而更愿意留在城市呢?

答:这些调查仅仅是关于她们主观愿望的调查,调查发现,她们主观上更倾向于在城市成家。因为农村结婚都是由男方负责房子,但男性农民工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如果他在城里花一万块钱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房子的话,那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民在自己家乡的宅基地上盖房子,一平米充其量500块,也就是说,城里住房一平米的价钱,他可以在家乡盖20平米的房子,所以,理性选择告诉他,他只能在家乡盖房子、娶媳妇,娶了媳妇以后,再共同进城打工。但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倾向于尽可能在城市里找对象,像上海,今年的统计说,上海有12万到13万"外来妹"。

问:什么是"外来妹"?

答:"外来妹"就是嫁给有上海市户口的底层男性的外来打工妹。上海对这些"外来妹"的落户卡得很严,必须结婚后在上海居住14年,她们才能取得上海户口。

问:啊,14年啊,看来比西方打击"假结婚"的力度还要大啊!

答:是啊,外国人与美国人结婚,婚后只需要两年就可以取得美国绿卡。上海之所以对底层居民的户口指标控制得很严,是想把更多的名额留给高层次人才,据称这是为了保持上海的竞争力,也算是一种城市利己主义的考虑吧。

我再来谈我刚才的观点。我认为,农民工将长期地往返于城乡之间,这是中国大规模的社会转移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想一想,如果中国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如果农民脱离了土地,土地被兼并了或者没有了,那农民就必然会彻底离开农村。现在中国是因为20多年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比较好,但我们不能指望经济一直往上走,因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情况,经济发展有周期,如果中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城市出现大量失业怎么办呢?在目前中国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他就会回到农村老家,因为他在家里还有一块地,所以中国也没有大面积的贫民窟。

问:我们暂时在这个话题上多停留一些时间,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了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使得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一样,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但如果你对这种制度安排做价值判断的话,你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另外,这种制度安排尽管有着你刚才说的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但它在实践中是否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答:我们先谈价值判断,我认为,对目前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做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呢,我们国内主流对这种制度安排的看法,是批评的意见多一些,一种批评意见是从国际上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太低,应该与国际接轨;另外一种比较激进的批评意见是从人权的角度进行批评,认为这种制度安排隐含着不平等。

你也知道,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包括中央要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建立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高度依赖于地方的财政能力、地方管理能力以及地方医疗体制改革的状况,这样农民的受益程度就不一样,实际上,医疗改革在很多地方并不成功。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我们刚才谈了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到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但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在现实中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何消除这些负面效应呢,有人认为应该放开户籍制度。所以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特大城市之外,许多城市都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如石家庄,就把户籍制度彻底放开了,但一年以后又马上关闭,因为受不了啦,首先教育制度就受不了啦,因为城市中小学教育水准高,高考分数线又低,许多农民子弟涌入城市,它就受不了啦。另外还有许多县城也开放了户籍制度,但它对进城的农民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这种开放和不开放一模一样。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的城市还不可能做到:城市来一个农民,就给他提供一份社会保障。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谈论问题,看看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面,它还有哪些负面效应。我认为,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大面积的子女留守问题:那些成家有子女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无法携带子女进城,于是留给乡下的爷爷奶奶带,但爷爷奶奶又带不了。首先,这些留守儿童的上学就是一大问题,许多村小学由于学生人数少都撤掉了,所以,现在是一窝蜂地向镇和县城的学校集中,导致镇和县里中小学班级爆满,一个班级80个学生。

问:这些留守儿童都去镇和县城上学,那他们是不是都住校呢?

答:我下面就要谈到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爷爷奶奶管不住留守儿童。如果孩子走读,就有一个交通安全的问题;如果爷爷奶奶也跟着孩子到镇上或县城里的宾馆住下来,那费用就会大幅度提高;如果让孩子自己住校,他们在镇里或县城里就会接触到卡拉OK啦、网吧啦,有的孩子就开始迷恋网吧,不愿意学习,逃学,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前些年,国际媒体也关注中国农民工的留守儿童问题,中国媒体更是经常报道。

问:是不是也有一些农民工把子女带到身边,在城市里读书?

答:确实有。有的农民工的父母身体不好,带不了孙子孙女,这些农民工就把孩子带在身边,但这样也有许多问题。以上海为例,确实有不少农民工把子女带到上海,但这些儿童的读书问题连续好多年没有解决。上海的中小学经费是由区财政提供的,如果上海市政当局允许农民工子女全部进入上海本地的公立学校,那么,首先,就会有大量外籍儿童涌入,以享受公立学校较好的教育资源,那就有一个入学名额有限的问题:你是不是要首先保证有上海户口的儿童入学呢?其次,如果允许你进小学、进初中,那允许不允许你考高中呢?允许你考高中,那允许不允许你考大学呢?上海的大学升学率大概要达到90%,全国的大学升学率大概还不到50%,如果允许外地人在上海考大学,那全国的考生都要来上海了,不仅穷人的孩子要来,富人的孩子也要来。有的中西部发了财的家长,带着孩子,在上海买了房子,就是专门为了享受上海的这一高考入学率的。

总而言之,上海公立的中小学的教育资源对农民工子女只开放了一小部分,大量的民工的孩子都是在民办的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还要自己掏钱,每年要交千把块钱的学费,因此享受不到国家义务教育的好处。上海现在估计还有两、三百所民工子弟学校。

问:你谈了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那么,还有其它什么负面因素呢?

答: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只能回乡盖房子,他们大量地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这种房子,土地的利用不很经济。地方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诱导一些农民把房子盖在镇上、县城里或者专门开辟出来的中心村上。

问: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是不是多数农民工都有一种边缘心态,无法完全融入到城市中去?

答:也有学者在研究你说的这种边缘心态,但我的感觉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首先,虽然中国农民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契约化组织,但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人际关系网络,即亲友关系的网络,中国人跑到哪里,这种网络就建到哪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或叫社会资源,它在保护着农民工的生存和职业安全:你失业了,那我给你介绍一份儿新工作;你没有地方住了,那先到我这里住几个晚上,等等。其次,中国人因为宗教意识不强,所以也没有那种强烈的宗教认同,中国人有区域而带来的文化认同,但相对而言,不如宗教认同那么强烈,不同地域的人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来互相交流、互相沟通。

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上海的失业保障一个月是300多块钱,一年是3600块钱,有上海户口的下岗工人可以在两年之内领取这笔钱,这还仅仅是失业保障。

问:如果抛开道德判断,完全从经济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目前的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答:这是吻合的。政府不干预劳动力价格,让市场来决定。虽然中国也有最低工资的规定,但很难执行。产品以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是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吻合的。中国产品为什么能够保持低价,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不仅工资低,而且劳动时间比较长,农民工大部分没有休息日,大的节假日放一天、两天,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比法定的八小时多1-4小时。我曾经调查过,官方规定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周40小时,但农民工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至少10小时,所以一周是70小时,有的企业甚至达到80小时,如果这些企业的工人工资是每月1200块,那按照法定工作时间算,其实只有600块。这个工资水平与印度差不多了,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很勤勉,受教育程度可能要比印度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很有竞争性。

问:那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工的窘境反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答:这么说吧,用一个学术化的词语:两者是正相关的。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一直在反复想这个问题:就是土地承包对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打工者的工资、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廉价到底有什么关联?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对降低工资、对降低物价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问:但是,土地承包制的存在是否也不利于大农业的兴起?是否也制约了农民人数的减少?是否也限制了中国农民以农业致富的可能性?

答:这个问题很大。第一,这也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宣传小农经济是落后的、低效的,我们要搞集体化,组织起来规模大,我们要用集体化带动机械化,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问题。后来你搞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又分散了吗?又恢复家庭单干了吗?这个形式又怎么能和效率结合起来呢?

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因为大量的农民都出去打工了,这样一来,也就发现了农业劳动者的价格,也就是说,我知道了我干一天活有多少钱,而在过去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这种在农业中的投入是估算不出来的;其次,因为大量的劳动力出去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而且因为劳动力在外面是有钱赚的,这样他可以估算出如果我把这块地包给人家种需要付多少钱,或者不包出去,仅仅请人帮忙需要付多少钱。结果在北方平原的小麦地区,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惊人的现象,有的乡村家家户户都购买了联合收割机,农忙时,他们就从南到北一路收割过去,他也挣钱。家里劳动力少的,他也落得个方便,虽然他的农业成本提高了,因为从前都是自己收割,现在是雇别人来收割,但他们家中有人在外打工,如果出外打工者回来收割,误工费加上车费,还要累个半死,现在雇人收割,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些出外打工者索性往家里寄钱,让家里人雇人收割,也算是一种劳动交换。

所以我们就发现,在土地承包制基础上的机械化发展得相当快。北方小麦区是80%机械化,南方水稻区是40%机械化,这个现象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想到的。这个现象至少说明:第一,小农经济是可以实现机械化的,第二,农民外出打工导致了土地的转包,转包现象其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出现了,像江浙地区,因为大量劳动力都不依赖农业劳动了,所以出现了土地重新集中的趋势。

问:你说的土地重新集中,指的仍然是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的一种使用权集中,是吗?

答:对,这里的转包是一种土地使用权的转包,所有权在法律上仍然是村集体所有,转包是农户把土地使用权有偿地转让出去,在江浙一带,有的种田专业户可能会包租一、二百亩土地,这样的种田专业户,根本不用出外打工了,因为农业税取消之后,我可能就是支付一些承包费,那他一亩地赚2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情况下他一亩地可以赚300块钱。

问:地方政府或村政府对于土地转包没有任何限制?

答:没有限制。外面的人去转包也可以,而且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鼓励的。

问:你的意思是说,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在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答:对。但这种规模化经营有很多条件。有的进城农民不愿意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出去,因为家里还有老头、老太太管管也可以了,因为他们把体力劳动过程都交出去了,自己种地还是有一点儿有利可图的,他们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让别人去赚。但有些地方的进城农民已经高度不依赖农业收入了,那么他们会把土地转包出去,每亩地因此获得100块、200块转包收入。

问:那你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并不在于土地私有化,是吗?

答: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北京的温铁军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是全国一体化的,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土地私有不私有无所谓,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失业后有社会保障的话,那土地是否私有化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尚未实现全国一体化,那么土地私有化就是灾难,因为在中国,土地承担了农民自我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国家无力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连有些城市居民都保障不过来呢,而城市没有土地,如果再没有职业,这些城市居民的情况比农民还要糟糕呢。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确实与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备有关。现在的上海,是一个很发达的地方,但实际上只能对农民建立镇保,而镇保低于城保的水平。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甚至不足以实行镇保,对一般的农民只能建立村保,而村保按照各地村企业的发展情况,它的含金量差别很大。

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行土地私有制,那我们立即可以得出结论:首先,先失去土地的人不是富人,富人可能还要购买土地,失去土地的将是那些贫困潦倒的农民。有些农民孩子要读书,但手头没有钱,他要卖地;有些农民赌博赌输了,他要卖地,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子;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会成为失地农民,如果失地农民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动乱之日就在眼前了,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其次,中国城市大量的游资现在已经形成了,原来中国是一个缺资本的国家,现在中国的资本突然多出来了,银行的存款现在往股市里猛冲、往房地产市场里猛冲,这证明国内外的游资在中国非常之多,如果土地允许自由买卖,那这批游资就会很快冲向土地。这种土地兼并现象不一定对农民有利,富人买了地,放在那里,不从事农业,你管不管?要养活中国13亿人口,将来要到15亿人口,土地是民族的生存保障,哪能允许他这样浪费土地呢?所以,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

《中国城市化系列》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系列之五:户籍与土地



 
 

Sent to you by arnold via Google Reader:

 
 

via FT中文网 - FTChinese.com by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on 9/16/07

A “能装进几十个人的大货梯像一只生病的巨兽,喘息着爬上了六楼,沉重的大门不情愿地打开之后,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这个充满学术气的名字看上去和周围的环境并不协调,它的‘邻居’有不少是工人的集体宿舍,窗外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它的负责人刘开明很满意……”

这是中国《经济观察报》三年前一篇报道的开场白。三年过去了,你仍然可以用这段话来描述刘开明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环境。

不过,我去刘开明的办公室时,并没有乘坐那只病兽般的大货梯。我不知道这栋旧厂房一般的破楼中还有电梯,我是自己“喘息着爬上了六楼”的。

刘开明刚刚送走了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在我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位客人。知道我从英国来,他特别关照,“见缝插针”,把我“插”到了他原来排得满满的会客日程之中。

如果说北京学者温铁军与我聊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时,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那么,谈起同样的话题时,刘开明的口气却要乐观得多。

刘开明认为,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农业人口的空间。“农民进城比在家务农好,视野开阔了,对整个社会进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说。

但如果你认为刘开明对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对农民工的困境视而不见,那你就错了。刘开明写过一本书:《边缘人》,就曾细致、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那种无奈的“边缘人”状态;他所创办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更是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问题研究、支持和培训的非赢利机构。

刘开明认为,导致中国城市化程度滞后、导致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谈到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户籍制度,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必须取消。如果不取消,负作用会不断加大,最后有可能会毁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这是刘开明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B 但上海学者彭希哲却认为,中国不应匆忙地取消户籍制度。

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办公室里,该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觉得,如果历史性地看待户籍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0年中,户籍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这个观点初听上去,的确让我吃了一惊,但彭教授并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惊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么想,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制造业的带领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提,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那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如果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在20年的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过去的20年中把中国建设成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工的边缘人地位、两栖人身份,竟然能如此奇特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挂上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也就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这一次,彭教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问,“因为如果中国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彭希哲承认,在中国特色的“血汗工资制度”下,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承认,户籍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城市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但他认为,如果从整个中国反贫困的角度来说,农民进城打工,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有极大的帮助,“你想,这部分人本来是反贫困运动的救助对象,他们在农村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一千块钱,但他们到城里打工,一个月的现金收入就可以达到一千块钱,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的经济状况比过去好了10倍。”

当然,彭教授也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它的负面后果,但他强调,如果中国要改革户籍制度,就应该首先改革福利制度,“弱化、或者说剥离原来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那些权利、福利、待遇,而把户籍制度真正回归成为人口管理的一个工具。”

C 另一位上海学者曹锦清也认为,中国目前尚不能匆忙取消颇受世人诟病的两大制度: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我的采访。在他看来,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城市里的低工资,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农村老家拥有一块儿城市工人所没有的承包土地。

曹教授一边说,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心里琢磨: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三农”问题调查名著《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也在为农民工的低工资辩护?

曹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这个疑虑:“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他又续上一根烟,“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大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呼吁彻底取消,曹锦清也承认,这两大制度的确带来了许多弊病和问题,但他更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到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章铮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也间接地证明了“农村老家有一块地”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论文《民工流动和乡村中年失业》中指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确切的说法是“青年民工荒”,因为那些雇佣农民工的非国有企业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乡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余劳动力,而当现在在城市务工的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将失业,因而不得不回乡。

按照曹锦清的说法,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绝对没有相应的财力为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此时便突显农民所承包的那块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针对刘开明等学者“让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并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D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 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断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让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到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铺、小发廊,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然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所谓中产》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中国城市化系列》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收益质量低下"

国有企业的老总很难想象有足够的动力来很好的经营这些企业。

 
 

Sent to you by arnold via Google Reader:

 
 

via FT中文网 - FTChinese.com by 英国《金融时报》珍妮弗*休斯(Jennifer Hughes)伦敦,阿努伊*甘加哈(Anuj Gangahar)纽约报道 on 9/16/07

独立研究公司RateFinancials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纽约上市的顶级中国公司收益质量低下,该报告严厉批评纽约证交所(NYSE)允许这些公司在美上市。

就在报告出台前数日,纽约证交所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以劝说中国企业选择纽约上市。

目前各证交所业务竞争激烈。由于许多公司选择伦敦或香港上市,一度表现出色的纽约证交所近来境况不佳。

RateFinancials对10家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进行了研究,这些公司市值约为7500亿美元,平均市盈率24.7倍,这表示它们将实现强劲的收益增长。

分析师对上述10家企业的公开账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不同公司有着不同的问题。它们没有违反什么规则,但糟糕的收益质量表明,其前景可能没有投资者预期的那么光明。纽约证交所拒绝置评,但接近该交易所的消息人士表示,纽约上市标准仍比其它任何证交所都要严格。

这些公司存在一些不同的问题,包括现金流不足以满足现金需求,以及营运资本为负的历史,这是企业迅速增长时存在的一种情况,但从长期角度讲是难以持续的。研究还发现一些可能的"收益管理"迹象,包括坏账预留水平较低以及其他拨备跟不上库存增长。这可能意味着所谓的"饼干罐"会计策略----即企业降低准备金标准,用过度的现金来推高收入。

RateFinancials创始人兼总裁维克多*杰麦克(Victor Germack )表示:"它们是扮成独立上市公司的政府控制企业,鉴于其披露水平较低,几乎不可能评估其财务状况。"

以美国存托股票(ADS)方式在纽约上市的这10家企业是:中石油(PetroChina),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中国石化(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华能国际(Huaneng Power International),兖州煤业(Yanzhou Coal Mining),无锡尚德(Suntech Power Holdings)和上海石化(Sinopec Shanghai Petrochemical)。

译者:何黎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洗心革面 金三角戒毒拚经济

 

(台湾) (2007-09-17)

  (联合早报网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东南亚的金三角曾经是全球鸦片最大产地,如今却在当地政府扫荡之下式微,只能算是全球海洛因市场上的小角色,甚至正快步迈向无鸦片的境域。取而代之的,则是阿富汗的「金新月区」。

  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防制局表示:「金三角的神秘色彩可能不会消失,未来可能还会是小说家笔下的素材。然而我们认为,金三角正迅速迈向无鸦片的境界。」金三角没落是当地佤族全力缉毒下的结果,目前的关键是,能否保持成果。

  纽约时报十六日报道,卅年前,地处寮国、泰国、缅甸三国边界的金三角生产全球七成以上的鸦片,其中多数提炼为海洛因,如今的鸦片产量仅占全球的百分之五。大陆施压,当局大力取缔种植罂粟的农民,以及犯毒集团改而制造安非他命可能是主因。种植罂粟的阿富汗「金新月区」取而代之,生产的鸦片占全球的百分之九十二。

  金新月区的鸦片种植区多在阿国神学士民兵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官员指出,神学士的财源正是鸦片与海洛因。

  新金月区崛起对全球海洛因市场影响深远:不到廿年,全球鸦片产量增加近一倍。阿国南部肥沃峡谷的罂粟产量平均可达金三角的四倍。

  大陆曾经施压要求铲除金三角的罂粟田。中国大陆是金三角海洛因的主要市场之一,吸毒者与因为使用不洁针头而感染爱滋的人数不断增加。缅甸与中国大陆的边界曾经生产缅甸全国产量十分之三的鸦片,联合国去年宣布该地区已无鸦片,享有自治地位的当地佤族禁止民众种植罂粟,并对中国方面投资于当地橡胶、甘蔗、茶叶种植、赌场及其他工商活动表示欢迎。

  深入研究亚洲毒品交易的杰尔斯麦表示:「外界低估了中国大陆的分量。它的主要凭藉是经济。缅甸沿中缅地区依赖中国大陆的程度,超过缅甸其他地区。佤族当局明白,如欲吸引外资,它必须与中国大陆合作。」

  缅甸虽仍为全球第二大鸦片产区,十年来产量却已锐减八成。缅甸叛乱分子曾经长期利用鸦片收益资助金三角的内战,部分叛乱组织近年来改变作风,积极铲除罂粟田,因为从罂粟获利者是接受政府节制的民兵与不肖官员。

  产毒双金

  金三角与阿富汗的金新月地区并列亚洲两大鸦片产地。金三角面积约卅五万平方公里,地跨缅甸、寮国、泰国的山区(另一种说法纳入中国大陆云南省的部分地区),洛克河与湄公河在此交汇。

  金新月地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一九五○年代起,金三角与金新月一直是亚洲乃至全球最主要的鸦片产区。一九九一年,阿富汗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鸦片产地。

  缅甸东北部生产的鸦片与生吗啡硷以马、驴运往泰缅边界的工厂。

邹恒甫: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的制度

(政府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要是实现公平,而效率问题只要解决了产权问题,私有产权必然会带来效率,根本不用你政府去解决)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64235697.html

邹恒甫: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平的制度
 
北欧国家是令人向往的福利国家,这多少与其人口不多、民族和谐有关。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平的良性互动是经过长期且艰难的政治斗争才产生的结果,比如芬兰和瑞典。
中世纪时芬兰曾是瑞典的一部分,但随着俄国和瑞典1808~1819年战争的爆发,芬兰成为了沙俄帝国的属地。1867~1868年,芬兰经历了欧洲饥荒,当沙俄帝权走向瓦解时,这次事件也引起了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导致了沙俄在芬兰的君主权威的倒塌,随即芬兰宣布独立并发生大规模战争。
经过战争取得的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成果成为芬兰建立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土地改革的效果就立竿见影,1918年通过的土地相关的法律允许小佃农买下土地,1922年的修正案推进了对小农场增加补助。1920年关于所得累进税和财产税的法规出台,很快妇女权利得到扩大和伸张,中央政府也承诺普及初等教育。
    从20世纪40~90年代,芬兰经济稳步增长,其人均收入在80年代赶上了英国,90年代超过瑞典。芬兰经济的成功十分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芬兰具有与积极的工业化政策相匹配的福利国家制度。正因为福利政策,使得各个年龄层的公民都能抵制住经济快速转型带来的社会不安和变化。尽管芬兰模式自然有其弊端如高失业,但该模式表现出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如何共同孕育产生公平的发展结果所需要的制度、政策和环境的。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则主要是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产物。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发生源于瑞典设计一系列制度诸如老龄人的安全保障,失业等来解决因为经济增长而暴露的种种问题。优先设立公平合理的制度对瑞典实现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瑞典,"土地经济和相关制度转型中农民的参与孕育了平等主义,并成为瑞典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基础要素。"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普遍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社会机会的基础上的。
历史不是偶然的。公平性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与决策不相上下。经历了中世纪、工业革命和喧嚣的二十世纪之后,瑞典社会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但在能量的释放过程中,提高农业产量是一部分景象,而另一部分则是农民脱离土地、造成了大量失业。对于这些问题的每一次回应都为后来的措施建立了政治框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建立和扩大公平制度的基础已经成为瑞典发展政策的统一范式。21世纪,尽管所有的现实向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提出特殊的挑战,但瑞典在其平等主义政策下所取得的成果仍然世人瞩目。
芬兰和瑞典的发展历程给现代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启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平等能极强的相互加强,并且得到制度转型带来的强力支持。这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现实背景下努力实现公平,为巩固制度和激励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以实现短期繁荣以及长期兴盛。

邹恒甫:印尼经济发展失败的启示

(总算看到我们的邹恒甫开始关注张维迎以外的东西了,应该说这篇文章一下就点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64235924.html

邹恒甫:印尼经济发展失败的启示
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削减其援助后,其不稳定的政治形势促使政党政权创造一个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这至少会引起政府承诺建立良好的制度,即使这种承诺是暂时且偶然的。
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也意识到要保持政权统治就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要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这促使苏哈托委托专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明智的大力开发石油资源,同时也使他努力惩治腐败和反对浪费,因为他知道这两者会使他的政权处于危险的边缘。
苏哈托成功的建立了一套系统,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其政权也由此更加巩固。而这个繁荣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尼籍华裔商人的努力,其被称为主公企业家(cukong)。印尼许多公司都是由处于政治边缘的印尼籍华人开创的。苏哈托赋予这些华裔商人垄断的特权,并在他们公司的董事局安插自己的军官和亲信。Rock (2003)指出,"几乎没有人否认新秩序宏观经济政策是扭曲的,因为该政策阻碍了竞争、任人唯亲,并且鼓励在非经济领域中大量投资"。
尽管如此,该政策还是发生了作用:创造财富、经济增长、政权巩固。而恰好处于政治边缘的主公成为了印尼当权者的合作伙伴。1966年以后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印尼跻身于亚洲"经济奇迹"之列。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没有制度化。更重要的是,虽然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可能有益于政府维持其与主公企业家的关系,但是这次变化没有促使新秩序政权改善农业和教育之外的部门制度。随着20世纪90年代政府逐步放松对经济政策的限制,避免和减少腐败以及寻租行为更加困难。最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印尼的制度缺陷,使其经济急剧滑坡,政治也陷入了危机之中,直到现在实行了新的政策包括地方分权和民主政治才逐渐恢复和好转,公民和国家之间也逐渐建立以了一种制度化的良性的权利义务关系。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说明即使在十分糟糕的制度之下,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也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条件是当权者表现出改善制度的姿态,做出暂时的承诺,以及他们努力推行此制度,使得他们能从鼓励他人投资、创造投资机会的行为中间接受益。因为,社会精英将面临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压迫感,从而被迫促使大多数市民能够安居乐业。事实上,只要社会能够满足民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表达的需求或者能够安抚中、下层人群,就可以实现短期内的充分发展。但是,长期的繁荣则要求制度化,而不是寄托于掌握权力的精英们偶然的反省和调整。

美国司法部公款吃喝极度奢侈 舆论一片哗然(相信中国的舆论会一阵窃喜,原来你们美国和我们也差不多)

美国司法部公款吃喝极度奢侈 舆论一片哗然 [转贴 2007-09-17 11:21:52 ] 发表者: 货币战争   
字体变小 字体变大
香港文汇报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709/news-gb2312-456832.html

美国司法部于当地时间14日发表的内部审核报告显示,两年来司法部主办的"最昂贵"的10次会议,居然共花了7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公款花销都用在餐饮上。美国舆论对此一片哗然。

  香港文汇报报道,花费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在豪华晚餐上摆放4美元一粒的肉丸。又或者在以电影为主题的派对上,向每人派发价值25美元的零食等。

  美国司法部首席调查员法恩表示,司法部在2005年8月一个有1000多人出席的4日会议中,花在曲奇饼和果仁巧克力上的钱就有1.3万美元。另一次会议上,"联谊"小吃就有蝴蝶虾、龙虾串烧和瑞典肉丸,花了6万美元。

  赴海外开会 花费反最少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法恩手头上的数据显示,花费最少的会议竟然是唯一一次在美国境外举行的会议。美国联邦调查局在2006年3月派员到柬埔寨开会,只花了18.1万美元,当中17.2万美元是交通费。

  据悉,此次报告是由美国国会下令进行的,调查2004年10月至2006年9月期间10个花费最多的会议,结果发现多数出席会议的员工,都会报销出差期间的餐饮费,等于是"双重虚耗公款"。

  审计员在报告中指出,尽管可以于部份会议上用拨款来买零食、吃豪华晚餐,但那10次会议吃得"似乎很奢侈"。司法部对此表示,将来会"避免这类奢侈花费"。而司法部发言人卡尔认为部门审批会议用款,自有其缘由,但同时也承认未来的会议可更具"成本效益"。

龙应台:贪看湖上清风──侧写

《色,戒》 / bonnae

2007-09-15 11:10 | 阅读(852) | 标签: 色戒, 郑苹如, 丁默村, 民国

李安的一部作品引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却因情色画面的议论甚嚣尘上而遮盖了原著的历史意义。

本周的亚洲周刊刊出了一组《色,戒》的系列文章,龙应台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张爱玲小说的历史背景。但脉络还不清晰,后面署名陈之岳的文章讲述了那段完整的历史。特地转来和大家分享。

------------------

龙应台:贪看湖上清风──侧写《色,戒》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当年审讯丁默村的笔录等,后来再看《陈立夫回忆录》,发现这个立功的降将保释后游览玄武湖被一小报记者看到,写了出来,蒋介石看到,就很生气地下令枪毙。判他死刑的,不是真正的法院,也不是真正的法。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里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里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里,他这么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里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里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里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村,一九零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丁默村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里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里翻读南京市档案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书、种种作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糊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村未遂而被秘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村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村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村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村在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村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么这丁默村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里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周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里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二百三十二页: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村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村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的强词夺理,对丁默村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作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

陈之岳:旧上海美丽间谍哀婉传奇

女大学生间谍郑苹如与汉奸丁默村惊心动魄的"谍对谍"故事,由汪政权高官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最先公诸于世。当年行刺失败后,汉奸妻子们齐声要求杀掉"妖精",郑才最终玉殒。郑苹如母亲是日本人,多年后在台去世获蒋介石颁"教忠有方"匾额。

抗战时代汪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十里洋场,发生了一桩惊心动魄的"谍对谍"事件。美貌的国民党中统女特务郑苹如谋刺汪伪特工头子丁默村未遂而壮烈牺牲。作家张爱玲根据这段真实事迹创作了《色,戒》,不过将男女主角改名换姓,并把内容予以故事化和小说化。李安改编自张着的电影《色,戒》使郑苹如(王佳芝)和丁默村(易先生)重现人世,同时亦引发了华人社会对汪精卫政权的好奇与兴趣。

有些文学史家说,张爱玲的《色,戒》题材来自于她的前夫胡兰成,因胡曾是汪精卫的文胆,又在汪政权做过行政院法制局长和《中华日报》总主笔,应熟悉郑苹如事件,但张爱玲本人从未透露她的故事来源。实际上,最早把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事件公诸于世的是五、六十年代旅居香港的汪政权老人金雄白。金氏以朱子家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颇受海内外的重视。后来《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结集六册出书,风行一时,日本亦将此书译成日文,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已被公认为有关汪政权的一部经典之作,此书是由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印行,现已绝版,数年前台湾曾出现重印本。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个资深媒体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亦当过律师。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中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一九四八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创办《港九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着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黄浦江的浊浪》、《乱世文章》(五册)、《女特务川岛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金雄白说:"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三十年代末,汪政权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特工总部,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人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主持七十六号的两个高级特工李士群(一九零七年生)和丁默村(一九零三年生)早年曾是共产党,叛党后加入国民党,再投靠汪政权。李士群组建汪政权特工机关时,邀丁默村参加,丁大李四岁,特工经验丰富,但丁、李两人权斗不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号(一百三十期)上海《良友》周报封面人物是个艳光照人但名不见经传的"郑女士",不仅读者不知郑女士为何许人,即连编辑亦不清楚。杂志出版一个多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陈果夫、陈立夫的远房侄儿),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了正就读上海法政学院的郑苹如。陈宝骅想尽办法吸收郑女为国民党中统(另一特工系统为军统)特务,郑女终于答应,成为中统在敌伪地区最有价值的女特务。

郑苹如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一九一八年生),她是浙江兰溪人。父亲郑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老同盟会员,是于右任的好友;郑钺留日时与日本女子木村花子(后取中国名字郑华君)结婚,育有三女二子,郑苹如排行老二,上有一姊,下有两弟一妹。郑钺曾执教复旦大学,做过律师,历任江苏、山西和福建等地高等法院检察官,一九三八年兼任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检察官。

郑家于一九三五年年初搬进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万宜坊即今重庆南路二零五弄),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亦住于此弄。郑苹如加入中统后,最早的任务是利用其流利日语以及日本关系搜集高层情报。郑苹如活跃而又能干,她首先获悉汪精卫即将投靠日本的情报。一九三八年八月,郑女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那里听到"汪氏将有异动"消息,立刻由她的直属上司嵇希宗电告重庆;同年十二月再急电重庆,但重庆方面未予重视。直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重庆才意识到郑苹如的价值。

郑苹如工作积极,立功心切,她利用机会"勾引"正在上海的日相近卫的儿子近卫文隆,甚至动起绑架的念头。近卫文隆曾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失踪"四十八小时,日本特工军警大为紧张,原来是被郑苹如藏起来。此次失踪事件后,日本特工开始注意郑女的活动。中统亦在此时指派郑女与七十六号头子丁默村周旋。

金雄白说:"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辈,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间谍案,更是遐迩宣传。"丁默村曾任上海民光中学校长,而郑苹如曾就读该校,郑女即利用此"师生之谊"接近丁氏。一九三九年冬,中统急于铲除丁默村,下令郑女早日动手。一日,郑曾邀丁氏至她家小坐,中统特工准备动手,但座车驶至郑宅门前,丁氏婉拒上楼,失去良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村在沪西朋友家吃饭,电邀郑苹如赴会。吃完饭,丁说要去虹口,晚上与周佛海和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有约。郑女与丁同车,在车上郑女突要求丁氏陪她去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今江宁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一件皮大衣,算是送她的圣诞礼物。车到静安寺路一一三五号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丁陪郑进去,郑在挑大衣时,丁突将一叠钞票扔在柜台上说:"你挑吧,我有事先走。"立即从另一道门冲出去,奔向座车。在街上等候的中统特工没想到丁氏会这么快出来,丁氏冲进防弹车内,特务匆忙中向座车开枪,惜为时已晚。胡兰成说,丁氏是在进店内时看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心里起疑才立即打退堂鼓。

但是丁默村在一九四六年受审时表示,他和郑苹如是在进店内时,中统特工即先开枪,他快速闪躲后逃回防弹车。特务继续射击座车,但他安然无恙。中统特工在皮货店附近埋伏时,李士群的爪牙亦在旁伺机"助阵",准备把丁干掉。因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泄露了中统谋刺丁默村的机密。

郑苹如胆大心不细,她打电话给丁氏表示"安慰",丁氏发狠话说:"你算计我,马上来自首,否则杀你全家!"郑女急忙解释说她也被吓坏了,完全不知道有敌人行凶。丁氏假装相信,但已下决心抓她。皮货店事件后第三天,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林之江率二十多名爪牙直扑沪西舞厅逮捕郑苹如。一说郑女驱车至七十六号找丁而被丁的亲信林之江抓起来。

据说丁默村并未想杀掉郑苹如,而是一群汪伪高级特工的妻子纷纷跑到七十六号"瞧瞧"郑苹如长得什么模样后,一致要求杀掉这个"妖精"。这群悍妻包括丁氏妻子赵慧敏、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和吴世宝之妻佘爱珍(佘爱珍后在日本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结婚),后来连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等一群"汉奸婆" 也都跑到七十六号去看落难的郑苹如。主张杀郑最力的是丁妻赵慧敏。郑女临难不屈,林之江(后逃至香港)在狱中多次企图污辱郑女而未达目的。一九四零年二月一个黑夜,林之江把郑女带至沪西中山路旁荒地开了三枪,郑苹如死时实岁才二十二岁。

丁默村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被军法庭判处死刑,七月五日处决。赵慧敏战后带了一个装满金条的皮包去郑家乞怜,遭郑家峻拒。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日本宪兵毒死于苏州。

郑苹如死后,其姊一九四二年病逝(所生女儿王蓓蓓后住台湾),其父一九四三年辞世。郑女的未婚夫是国府空军军官王汉勋,一九四四年牺牲于桂林;大弟郑海澄亦为国府空军军官,一九四四年死于重庆空战;二弟郑南阳是医生,一直住在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移民美国,二零零三年去世。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妹妹郑静芝(天如)和妹婿舒鹤年(亦为空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迁居台湾。郑母一九六六年八十岁去世时,蒋介石曾颁"教忠有方"挽匾;妹妹郑静芝一直担任其父好友、国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秘书,后移民洛杉矶。

抗战胜利后,文学家郑振铎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出版的《周报》上以《一个女间谍》为题追悼郑苹如,他说:"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遗憾的是,今天知道郑家一门忠烈和郑苹如舍身赴义事迹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国有股何时减持?

曾经令市场风声鹤唳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很有可能在六年之后重出江湖。

914,消息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划转上市公司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的问题,划转工作启动后,全国社保基金规模将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大。" 事实上,减持国有股以筹集社保基金此番并非头一遭。接近消息的权威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方案获准近期推行,很可能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继续壮大社保基金,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火爆的股票市场增加供给,进行调控。

社保让步化解规模分歧

913,《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公布。该《意见》表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除了用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支付国企改革成本等之外,"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任何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也都难免会生病,所以,社保基金很重要。"去年12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坚决支持把部分国企的收益转到社保基金。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国资委和社保基金理事会之间并非简单的一团和气,双方在划拨规模上始终存在分歧。国资委的看法是沿用早年的规定,将新发、增发股票时,按融资额的10%出售股份,并划归社保。但社保理事会则希望国家可以更为"慷慨",从所有国有企业都拿出10%用于社保基金的长远积累。这种分歧使得双方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国有股减持以支持社保,社保方面最终做出了让步,基本接受了国资委的方案。这才使得事情再次发生转机。

不过由于上次国有股减持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意外反响,相关决定的做出不仅要审慎,而且要择机。

知情人士透露,即便实行减持,减持的实际规模也会相当有限,远不足以对市场带来实质影响,但可能带来的心理影响仍不可忽视。

事实上,社保基金的收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西庆所主导的社保基金投资理念之一就是,如果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长期向好,那么就"不必选择入市时机"。但不得不承认,随着牛市的推进,其投资收益率也正水涨船高。

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迫近,社保资金压力同样有增无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此直言不讳:由于社会统筹部门分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多年来混账经营的后果使得个人账户到2005年底就已经出现了8000多亿元的"空账"。同时各级财政每年都要为此进行巨额的财政补贴。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发展公告显示,当年全国各级财政补助养老金651亿元。但随着做小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不断推进,这一补贴金额还会激增。

重现"5・30"式暴跌?

911,市场有传闻称政府将要求2000亿国有股减持,对于那些已经到了解禁时间而不出售手上持有的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不允许再融资。由于担心短期供应失衡,大盘在当天尾市表演高台跳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传闻虽然没有得到求证,但其背后的确隐含着政府希望对国有股的部分减持,来增加市场上股票的流通量,增加市场股票的供给。

早在2001612,国务院就曾正式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新发、增发股票时,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不过其中"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的举措备受争议。

当年1022日,证监会紧急叫停《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未满三年的,拟出售的国有股通过划拨方式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由其委托该公司在公开募股时一次或分次出售。国有股存量出售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次日,受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的消息刺激,个股全线上涨,创当年实施涨跌幅限制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涨幅。

由于市场弥漫着对国有股减持的恐慌情绪,这一方案很快夭亡。2002623,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此一时、彼一时,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已经给证券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流动性过剩使市场的资金供应一直相当充沛。"即便国有股减持近期施行,对市场的影响也远没有6年前的威力。"一位经历了那场风波的券商高层对记者说,"市场已经变了,一个北京银行IPO就能冻结资金近1.9万亿元,何况,管理层也不会让国有股集中释放。"

招商证券投资策略分析师赵建兴认为,目前鼓励已解禁的国有股加快减持速度,允许新上市企业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保基金的可能性较大。但股市不会因此重蹈2001年熊市的覆辙,赵建兴表示,当年的情况是,资本市场的市盈率近60倍,而未来几年企业利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当前企业盈利能力却已不可同日而语。预计明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将达到60%左右,2009年也可保持在50%,股市的动态市盈率基本在20倍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的国有股减持,对市场冲击有限。

但是,私募基金经理胡东不这么认为,"'5・30'探底回升以来,获利盘巨大,我相信市场还会经历一次急速回调,任何利空都会被放大。"

危险的游戏 草庵最新的文章

最近,很多朋友问我中国股票投资是否有风险。这个问题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国内和国际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每天都在变化,我怎么能预料的很准呢?

 

不过,要说一点谱也没有,这也是谎话。我个人的观点不能代表政府,更不能成为大家投资的指南。

 

说到国内金融和投资,我个人的观点很简单,央行会将利率升到5.5%左右,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会达到5.305.42之间,而且会在奥运会前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按照本居士这个判断,至少海外投资者不会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离开中国市场,当然,除非局面是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百姓怎么办?其实很好办,跟随就是了,有钱赚就好了。

 

分析是分析,判断是判断,但实际操作还是要靠自己。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每次提出新的宏观调控办法的时候,每次利空消息都会变成利好,周五半夜鸡叫。中国投资者的操作模式就是周四,周五抛盘,洗盘,然后是周一大涨。百姓看证监会无非就是三板斧,既然你看不死我,后面的板斧还有以前的力量吗?你央行的调控本事无非如此,既然是砍板斧,何尝又不伤自己?尤其是调息这样的宏观手段,双刃剑总会伤到自己,百姓死都不怕,还怕你砍一下?

 

最近就公布了一些官方的好消息,06年纳税五百强名单。这个名单发表之后,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花了近一天的时间。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1.企业利润上游和下游的失衡、

2.虚拟和实体的失衡正在加剧。

而这一点可能导致中国的实体经济变得不稳定和难以持续,化解泡沫的功能也受到削弱。其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利润空转这一新风险正显现出来,而且国内大部分投资者已经深陷于与楼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泡沫赛跑的危险游戏之中。

 

这一系列排行榜的公布在给予上榜企业纳税光荣的喜悦之间,也隐隐罗列着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存在产业结构失衡、产业金融资本配置失衡和税种结构失衡等诸多失衡面孔。 中国纳税收入和企业利润在行业间和产业上下游链条上的不均衡问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从各个榜单来看,一般消费制造业能够进入前百强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制造业不论是纳税贡献还是利润创造从整体上讲都呈现出持续的下降态势。

 

纳税百强榜显示,2006年全部40个行业税收贡献达10348亿元,烟草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银行业分列前三位,这三大行业分别占据全部40个行业纳税总额的17.02%15.25%9.56%。如果按照各个省市情况看,这些企业几乎都是各个省市的龙头老大,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且越是贫困的省市,这类企业就越明显。

 

这种上游行业挤压中下游行业利润的问题客观上加重了中国经济失衡和产业结构的失衡。一旦中下游行业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难以应对上游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其利润必将下降和亏损面扩大,那么上游行业和企业的这种高利润和高纳税贡献率将难以持久。

 

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利润和纳税贡献率越合理平衡,经济增长结构就越合理有效,GDP和企业业绩增长的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反之经济失衡风险就越大。特别是在中国上游行业还存在着种种行业进入门槛和管制垄断等问题下,市场难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平抑上下游行业间所存在的利润梯度。行业上下游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和共生意识。因此,从宏观的角度上看,企业利润和纳税贡献率在上下游行业和企业间的不均衡将显著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整个产业链的业绩增长预期。同时也在切实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利润空转这一新风险正显现出来。今年上市公司中报显示,投资收益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约二成,此前专家曾指出,上市公司投资收益的提高,存在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蜕变或退化的风险隐患。当前纳税百强榜的公布再次佐证了这一蜕变风险的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纳税排行由2005年的第六跃升至2006年的第三,单纯地看反映了中国金融深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内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得到了改善。然而,金融等虚拟经济业绩的高增长是在实体经济上下游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制造业开始越来越需要倚重投资收益来粉饰业绩的情况下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金融深化是以承受更大的经济结构风险为代价的。如果当前企业利润苦乐不均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制造业继续增加投资收益来粉饰财务报表;那么目前的金融深化从短期看确实体现了利润的增加,但这种短期利润的增加是以金融机构吸附和承担经济系统性失衡风险为代价的。

 

虽然金融机构正在积极试点资产证券化等衍生工具来分散聚集在金融系统中的各类风险,但显然目前还难以找到能够真正承受风险的目标群体。事实上,国内大部分投资者已经深陷于与楼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泡沫赛跑的危险游戏之中,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风险释放渠道将加重市场风险烈度已经成为现实

 

实体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吸附和化解各种类型的风险(包括资产价格泡沫)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但目前正在凸现出来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化问题则表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正在变得不稳定和难以持续,其化解泡沫的功能正在不断受到削弱。

 

赚钱的不交税,或交的税少,不赚钱的却也交税,或成为税收的主体,这说明中国的税制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而且在这次公布的五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按照国有参与的情况看,可以说国有制参与的企业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六。这也显示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私人企业让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大企业。垄断依然是主流,而且还是国有垄断。所得税并没有成为税收的主题,相反类似人头税的增值税成为了税收的主题,这本质上是杀贫济富。

 

有一个问题也需要重视,这就是前面说过的政府财政收入问题,按照西方国家看,税收应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既然国有企业垄断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和资源,他们纳税之后必然有很多的利润,但以目前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上缴利润给政府,但问题是,这些企业利润到哪里去了?既然没有上缴,他用在了何处?既然是国有企业,但为什么不上缴利润?

 

另外,缺乏系统的财产税的弊端也正凸现出来,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却是纳税的侏儒,虽然这其中存在房地产企业避税、偷税漏税等问题,但也与当前中国缺乏系统的财产税尤其是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缺失有关。

 

房地产上涨是目前通胀的主要现象。在中国的富人名单中,房地产商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在中国的纳税企业五百强中却没有身影,这也显示了中国税制上的极大的问题,为什么富人赚钱不纳税,他们赚钱不在税制管理基础上吗?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很说明中国的问题和现状。

 

公布五百强纳税企业,这是进步,但他反映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更能看出中国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是平衡社会,还是杀贫济富,从目前的税收制度上可以看的很明显。既然中国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税收上就应该更多的杀富济贫,从另一个角度上解决社会问题。但实质上中共采取的是两个极端的做法,其本质上就是杀贫济富。

 

纳税百强榜也显示了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和税种结构等方面亟待完善。2006年全部40个行业的税收贡献为10348.04亿元,不足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反映非税收收入的比重仍然很大。从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看,目前流转税还是中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流转税发生在流通环节,不以企业是否赢利为基础。因此相比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中国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递延税款;如若企业存在大量存货和制成品滞销,那么进项税款与销项增殖税的差只能由企业自己消化。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虽然保障了国家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一旦制造业在成本压力下越来越无利可图,产业资本者就有动力把产业资本蜕化为金融资本实现资本的逐利本性。

 

税收五百强反映出了未来中国企业格局和经济格局,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财富流向问题。而目前海内外一起看涨人民币,一致认为人民币会升值,这又引起本居士的另类观点。

 

数年前,本居士曾断定人民币会升值,给中央提出意见是提前进行贬值,然后逐步开放汇率再让人民币缓慢升值,一方面是掌握人民币汇率主动性,另一方面可以先出手,同时让中国百姓自己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后带来的财富增长,同时也可以让社会财富再次分配,杀富济贫。但可惜的是没人认为本居士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却把本居士当成疯子。其实如果各位有心把本居士在本世纪初写的文章再重读一遍,就会发现本居士关于中国经济的预言机会都已经实现,或者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既然大家都有了共识势人民币会升值,但我却又有不同的观点。在未来,一旦整体开放国际金融或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将会狂跌。

 

信不信是个人的事情,但损失也会使个人的事情。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所谓的人民币升值也仅仅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日元和港元等货币的升值,相对于欧洲货币则是贬值的。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欧元贬值了约3%。并且,同期美元指数(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贬值9.2%。这些数据表明人民币兑美元自汇改以来的升值其实只是美元贬值的结果。

 

美元贬值有他的道理,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和政府有利。以前,美元升值,结果大量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资产,后来布什上台,实行美元贬值政策,结果是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和美元金融资产的国家全部参与承担了美国美元贬值的损失。为了平衡政府负债,美国政府很乐于美元贬值。象中国政府购买了近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中国的美元资产就缩水百分之十,事实上中国一年的贸易利润就没有了,就损失掉了。

 

人民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是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直观表现,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并且也可以互相影响。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会吸引外资涌入,央行被迫向市场投放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推动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通胀会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的变动是由两国或者两个地区的相对通胀率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帮助缓解通胀。两者之间是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无论何时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流动性泛滥会带来通胀动力,但通胀压力并不只来源于流动性泛滥。流动性过剩、投资加速、信贷投放加速以及资产泡沫的潜在堆积,是内部失衡的重要原因;外部失衡原因在于经济周期的国别错位,以及开放的不对称性以及资本的非自由流动等

 

目前,中央计划在天津试点开放国内百姓外汇投资海外金融产品和市场没,尽管目前仍在停滞期间,没有真正的开始,但这个试点必然会给人民币汇率和价值体系带来很多影响。多年前本居士就就分析到了人民币必然会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否则人民币就会带来更多的投机,从而使得政府失去控制或成倍被全球金融家玩耍的对象。

 

人民币资金可以自由兑换成外汇再涌入全球市场时,很快会将使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转换成人民币贬值的事实。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立刻作出选择:让人民币汇率立刻自由浮动,或是关闭已经放开的人民币自由出入境大门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是被严重低估的,倘若人民币可以自由出入境,并在全球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其兑美元的价格会升值20%,甚至更多。其实,人民币自由出境后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解除管制后的人民币可能大幅度贬值。

 

因为人民币是被"管制"的货币,所以它的(国际市场)价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我们感受到的(国内)购买力却是真实的。 由于中国严格地控制着资本账户,人民币不能自由出入境,因此,人民币与世界各主要货币的"公允"价值区间在哪,无法由(国际)市场决定,也就无从证明。真实的情况是:人民币在两年的时间内已经(兑美元)升值了10%左右,而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却贬值了25%以上,如果以房产来衡量,则贬值了60%左右。另外,除了兑美元以外,人民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欧系货币贬值了3%,对商品货币(澳元、加元)贬值了5%左右。在5年的时间里,人民币跟着美元跌了10%左右,不但没有升值,还贬值了。

 

讲真相是很难的,难在不是不能讲,而是讲了没有人相信。经济学家斗以为人士理性的,但我们看看全球的经济风暴每次都是发生在不人类不理性的时候。早在四年前,本居士就预言美国将发生房地产危机,将会危及美国金融,但同样阻止部了人们的疯狂。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新闻被封锁,政府领导人又很愚蠢,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地方更是如此。很多人知道的"真相"就是中国发达了,人民币要升值了,其实,从全局看,人民币没有升值,只是相对美元升值了一小部分,如果相对欧元等贬值了很多。更准确的讲,由于全球基础原料大涨,而这又是中国进口的大项。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购买力衡量,还是从对世界大宗商品的采购价格观察,人民币都不是升值货币。正确地说,人民币实际是在贬值,只是因为美元也是贬值货币,而人民币与美元依然是"半自由浮动",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在缓慢升值,国际舆论又在压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我们才有了这样的错觉:人民币在升值,人民币还会大幅度升值。

 

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是因为美国有利益可图,而且中国是对美国出口盈余国家,中国在赚取出口美元利润。但由于美国的这个压力,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出口盈余太多,所以才开口实施百姓外汇交易和购买投资海外金融市场。根据国家最新规定,个人投资者虽然最初只能投资于香港证券,但范围可能很快就会扩大――由港股扩大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股票,由股票市场扩大到全球主要的虚拟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 这个"自由"的力量有多大?据摩根大通最保守的估计,明年中国至少有1000亿美元会出境,而在3年之内,流出量将达到5000亿美元。当人民币可以从天津(最初的开放地)流向世界时,广州、上海、大连、青岛,包括北京为什么就不行呢。从理论上讲,当国内的人民币资金可以自由兑换成外汇再涌入全球市场时,很快将使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转换成人民币贬值的事实。而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立刻做出选择,或是让人民币汇率立刻自由浮动,或是关闭已经放开的人民币自由出入境大门。

 

我个人曾有个估计,一旦开放,中国每年流出的资产大约将会在二千亿到三千亿美元之间,要高于摩根的预测。我的根据是,仅在最近五年,中央政府自己公布的每年私下流出的资产就已经高达五百亿以上,特别是2006年已经知道的私下流出的资产就已经超过七百亿美元。一旦开放,流出的资产肯定会远高于目前的地流出量。既然有这些数据支持,而无论情况向什么方向发展,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不可能大幅度升值是肯定的。因为人民币的流动性泛滥最严重,劳动力成本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也最大。一旦完全开放,国内工资、物价与世界各国迅速接轨,对人民币将构成长期贬值压力

 

很多年前我写的文章中已经分析了CPI指数的虚假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CPI掩盖了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也就产生了所谓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购买力却越来越低的背离。什么是流动性过剩,什么是流动性泛滥,票子发的太多了。票子发这么多,物价却不怎么涨,这部是很奇怪吗?

 

钞票攻击的对象主要是资产。在中国则是房产。在国外,房子是投资品;而在中国,现在仍然是生活必需品。在国外,有一个房价通货膨胀指数,中国却没有。这两年的房子涨了多少,大约超过了一倍。所以本居士这里再提一个观点:CPI不等于通货膨胀指数。通货膨胀指的是一个货币的综合购买力水平,而中国的CPI却仅仅是传统的消费品。而对大多数比较富裕或大多数白领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传统消费品以外的物价。比如房子、教育、医疗保障的大幅度涨价。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特征,也就是经济学中讲的"二元经济体系"――过热与过冷并存,CPI不涨与通货膨胀实际水平上升同时存在。中共的CPI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蓝本,对真正物价的反应非常不敏感,因为它大多针对的是经济中过冷的部分。由于CPI不高,使国家和老百姓对解决负利率问题没有迫切感。而长期的负利率环境会使普通群众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也使股票市场气氛过热――惟有投资股票才能追赶负利率。同时,也使中国的货币价格体系更加僵硬

今日感慨:战之不胜退之不能 袁岳

(他国的政治矛盾实在是太复杂,美国人以后的大民主计划更加要三思了)
http://blog.sina.com.cn/u/489548eb01000cjg

布什总统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宣布要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了,而且他也承认搞定伊拉克问题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可能没有戏了。美国人对于伊拉克曾经有过如意算盘:干掉萨达姆,拨除对于美国利益与以色列的一个直接威胁;把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置于囊中;可以直接威慑对美国挑战的伊郎与叙利亚。而要实现这一点是要把伊西式民主化,就是把包括什叶、逊尼、库尔德各派直接拉入一个新的宪政框架,用选举的方式进行政治选择,输者自觉接受结果下次再来。但是,美国的如意算盘打空了,因为伊拉克占主导的什叶派其实与什叶派当政的伊朗和叙利亚恰恰共同构成了比较反美的什叶派版图的进一步扩大,其中虽有当初流亡的亲美政客,但是也有对美不友善的什叶派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逊尼派在抵制选举与选举不利的前提下,索性拒绝接受现有政治安排的合法性,因此构成了逊尼与什叶派内战的基本格局。而对于英美军,当初推翻老萨时候得到的一时的部分民众的欢迎情绪,目前已经被比较普遍的反美情绪替代,而伊拉克新政府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承认,但是在国内政治中又摆脱不了入侵美军扶持的傀儡政权的形象,如果现在离了美军,这个政权很可能分分钟倒台。而对于美国入侵伊拉克普遍反感的阿拉伯世界现在反而有了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态度:美军不能现在就撤否则遗留下的伊拉克动乱后果会进一步牵累整个阿拉伯世界。
    最近美军在伊拉克采取了一系列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但是收效很有限,在对付广泛存在而又似乎无形的伊拉克武装组织方面,到现在为止美军与英军均无良策。而新建的伊拉克军又不能指望,伊拉克警察队伍更是在可靠性上都存在问题。而盟国撤军似乎是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美军本身显然也面临着要求调整的力量。但是如果美军现在真的撤出,以伊拉克新政权的能力大概是很难维持多长时间的,那么伊拉克的混乱会走向何处,甚至伊朗是否会趁机取利,都值得美国与整个世界担忧。现在战略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选择,即提示人们注意当初朝鲜战争以后美军在韩国的有限存在起到了保护韩国政权稳定局势的作用,也就是也许在伊拉克,实施一种保持有限的美国军事存在,同时稳步加强伊拉克自身安全力量建设的做法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但即使这样的选择也有人提醒说类似的安排当初在南越就没有奏效。反正现在美国是超级难受的,因为从来的美国对外战争就是干涉策略与美国公众对于不利战争后果的耐心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而美国现在的公众天平正在逐步滑向不耐烦的一侧。布什与下一任美国总统怎么办?
 
 本日场景:起早大雨,然后是灿烂的阳光。家庭作业的一天,在公寓待着。中午戴维斯教授请我与皮艾尔吃饭,相谈甚欢。接着锻炼。
 
本日小诗
 
移趣
 
记起童时那只蚂蚁,
和我玩耍时的头须。
初恋那天的云,
白日梦里有个彩色的应许。
喜欢荒漠的原野啊,
那凉湿而又阴郁的梅雨。
笑着,
只记些快乐的事,
直到灵魂离身体而去。
  本周袁氏推荐小菜:胡椒酒虾
    选基尾虾一斤,用剪刀剪开,弄干净肠线晾着,先起油锅放入姜片,入虾快炒一分钟,然后放黑胡椒粉与食盐酌量,再炒半分,放入干红葡萄酒二两,将虾稍微翻炒后起锅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