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日本文明》

本人是70版人，偶相信偶们这个年代的人，从小都是看着《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之类革命题材电影长大的。长大之后呢，时不时的精神上还要受点刺激...还要看看《南京大屠杀》《731》之类种族灭绝影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能是“洗脑”的缘故，提到日本人，就自然会联想到两个字“仇恨”！就好像去年去丽江旅游，下山的路上，发现前面叽里呱啦有3个日本人，看上去是一家三口，一个MM和她父母，当时真想上去海扁他们一顿，但是发现，好像没有理由啊，无怨无仇的扁人家做甚？莫名其妙！！！但是不扁，又发现心情很难平静，实在是陷入矛盾......
　　　　
　　　　偶们TMD，看过《血疑》《追捕》
　　　　偶们TMD，用过松下，SONY
　　　　偶们TMD，开过本田，丰田
　　　　偶们TMD，甚至经常AVAV小日本
　　　　最后发现：
　　　　偶们TMD，确实不了解日本
　　　　
　　　　咱中国人很自大，所以容易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极度媚日，一种是极度愤日。
　　　　
　　　　媚日的人眼里，日本的东西什么都好，什么汽车，电视，游戏，动画，包括AV
　　　　愤日的人眼里，日本的东西什么都反，什么汽车，电视，游戏，动画，除了AV
　　　　
　　　　以前时常想不通一件事，一个二战中吃过自己同族人肉的民族，
　　　　怎么科学技术，经济会如此发达呢？
　　　　怎么就敢修改和平宪法？
　　　　怎么就敢找老毛子要北方四岛？
　　　　怎么就敢找高丽人要独岛(竹岛)？
　　　　怎么就敢抱着美国干爹的腿子，和咱叫板，东海气田，台湾事务？
　　　　
　　　　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发现：
　　　　光是看看《新闻联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光是上网搞搞什么百万人大签名反日入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光是尽买日货，或者尽反日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光是搞几个真田广之，铃木保耐美，木村拓哉，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发现，说来说去还是偶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想，偶们中国人要想子孙后代不被人欺，那么现在就要乖乖的多学习点别人的历史，看看人家是怎么发家的，看看人家是怎么杀人的，看看人家老祖宗是怎么把别人家里的东西搞到自己家来的，看看咱么老祖宗是怎么把自己家的东西白白送给别人的。
　　　　
　　　　以上就是偶想研究日本的目的，也劝偶得同辈，和偶得后辈，有时间的话，还是尽量少看点日本AV，多看看《日本文明》这类的读物...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简介】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 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内容提要】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 “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所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领域上的急先锋，甚至一度再现“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说法。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就是以刘道玉为原型的。在十六年前，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了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它将唤醒他们武大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重回武大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对弥漫在他们心中的“刘道玉情结”的最完满的注解。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对于问题重重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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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挖煤工到知名律师：高智晟的法律维权生涯 (U博客-娱乐，生活，商务，一个都不能少！)

 

也许26年前，高智晟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挖煤工，会成为名震北京的大律师。但他确确实实在26年前就决定不会一辈子做个挖煤工。然而真正转变他思想观念的还是他3年的军旅生活。这3年使他知道了什么是世界的大，使他拥有了坚强的意志。
　　1991年，高智晟还在推着车子卖菜，但他已经自学完高中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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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人买菜有个习惯，不是拿着菜篮子，而是爱用报纸包。”高智晟回忆着那个传奇般的经历，“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很大的报纸，包住菜，因为用不了，就随便撕下半张扔在地上。”
　　就是这半页报纸改变了高智晟的命运。他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一则买书的广告：“自学法律大专是你迈进律师行业的捷径。”
　　法律大专？律师？　　1995年，在他取得法律大专后,第二年，高智晟一次就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我不是为了拯救谁才做法律援助”
　　虽然高智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律师，但一没有关系，二没有案源，怎么办？
　　“既然没有案子，我为人家免费做法律援助还不行吗？”这就是他最初的动机，“开始我没有更加长远的想法，我是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在律师界有一席之地而已。”
　　乌鲁木齐的一个雨天，气温很低。高智晟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翻阅近期的法制杂志，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找他办案子。门被吱吱呀呀地推开，一位衣衫单薄浑身被雨淋透的老汉探头探脑。高智晟急忙起身，他没有想到，老汉突然跪在他的面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高智晟不知所措。他连连地问：“老人家，有事说事，不要这样。”老汉哭诉：“我的孩子被杀害，至今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凶手被抓起来一阵，又放了，说有精神病，难道我的孩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吗？”
　　高智晟急忙扶起老汉，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老汉接着说：“我家里太穷，找遍了城里，没有律师肯给我代理这个案子，听人说您专门办理免费的案子，就到您这里来了。”老汉又要下跪。高智晟急急地拦住，诚恳地对老汉说：“这个案子我接了。”
　　最后凶手得到了应有的处罚，老汉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而高智晟为此付出的不仅是金钱，他说：“感情，当你真正置身于一个弱者生活中，你必须把感情也融到里面。这个案子使我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也使我知道我将来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很多人开始找他。“在乌鲁木齐的那两年，如果办40个案子，其中30个是免费的。”
　　“你吃什么？怎么生活？”记者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
　　“什么事情要看长远，我在拯救别人的时候，也是在拯救自己的将来。”高智晟强调：“但，我不会把现在办免费的案子，用作将来的发达的资本。如果这么考虑，什么事情都会鸡飞蛋打。”
　　“我的出身很穷，我知道穷人的感情，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高智晟幽默地说：“我不会把帮助别人看成是对别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长远，我要用我的这一辈子拯救我的下一辈子！”
　　“有人尊称我为疯狗律师”
　　从那位老汉的案子开始，全国各地很多人慕名找到他。高智晟开始了他全国到处“飞”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连路费也付不起了，四处借钱。
　　有人挖苦他：“你图什么呢？就让老百姓说你个好？知道有多少人讨厌你吗？”
　　高智晟对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予回答，他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他这样的人。
　　有的地方很害怕他的到来，同行也有不少人恨他，因为即使是免费官司，高智晟也从来不给对方留情面，甚至对方是同行的朋友。
　　一次，新疆一家电台邀请高智晟和另外一名律师做客一个法制栏目。当高智晟来到演播间的时候，另外那名律师正在对主持人说：“我知道高智晟，像一条疯狗一样满世界跑，人见人恨。”高智晟幽默地拍着那人肩膀说：“我这条疯狗可没有咬普通老百姓啊。”
　　被对手羞辱，高智晟只是呵呵一笑。可被救助对象对他的误解很让他心酸。
　　“有一个免费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为了开庭我准备了很充分的材料。过了很长时间法院也没有动静，当事人也没有动静，事后一问，我才知道，案子早就开过庭了。”高智晟说像这样的事情他碰到过很多，“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找到那个当事人，他很冷淡地告诉我，你收了对方4万块钱，我还敢用你吗，就是免费，我也得想想后果。”高智晟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自己和当事人都中了对方的圈套，但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我不需要过多地解释什么。”
　　高智晟受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当事人和明里的对手，最大的阻力恐怕是无穷无尽的匿名举报、恐吓信。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多次找到他谈话，询问有没有私下收费等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最终得到落实，“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还有这么多的困难？”记者有些不理解。
　　“往往弱势群体的问题会牵涉到更敏感的事情，弱的反义词是强，你替弱者说话就是在和强者对抗。对抗强者，谁的麻烦会少？”
　　“律师应当为弱势群体撑腰”
　　当高智晟在丹东的一位当事人家，看到这家人细心保存的人民币复印件，他哭了。“这个案子虽然已经办完了，我每年都要给那个受伤致残的孩子寄些钱，没想到他们会把钱复印后保留下来以示对我的感激。”
　　这个受伤致残的孩子叫周伟毅，因为闹肚子，被医院过量输入庆大霉素导致耳聋失语。家长多次找到医院要求赔偿，遭到了狠心的拒绝。为了能够使孩子尽快得到救治，周伟毅家四处举债，但仍不能满足所需的医疗费用。在与医院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周家只得向当地法院起诉。此时有朋友介绍，高智晟对此类官司很有经验而且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当高智晟答应为周家办理这起诉讼之后，周伟毅的父母高兴得热泪盈眶。
　　案件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遭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威胁，最终周家实实在在地获赔80多万。周伟毅的父母拿着感谢金来见高智晟时，他没有接，只说了一句话：“将来我再到你们那里办案子管我饭吃就行，你们还是拿着这钱尽快为孩子看病去。”
　　白涛的案子是高智晟最大的心病。案子的原因和周伟毅一样，只是在法院所历经的周折，就让高智晟寒心。曲折过后，虽然法院判决白涛的儿子胜诉，但那只是一纸空文。48万元的赔偿金，至今吉林省白山市法院连个零头也没有执行回来。
　　“像法院判决但执行不了的案子，多吗？”
　　“很有一些！”
　　“你会有什么感觉？”
　　“除了觉得当事人可怜，除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声张，剩下的就是孤单。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说一句话：律师应当为弱势群体撑腰！” 本报记者 张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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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逝世前十天与李锐的长谈 (U博客-娱乐，生活，商务，一个都不能少！)

 

一九年四月五日下午两点，我[李锐]去耀邦家，谈到九点半。 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以访问学者身分在美国逗留了四十天；一半时间在哈佛，另一半在西里斯克、密歇根、芝加哥、伯克利、斯坦福五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回顾和改革开放形势，作了多次讲演，并同这些中心研究中国的学者、专家和部分留学生座谈，交流看法，回答问题，尤其是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谈了自己的观点。在美国遇到留在日本的学者杨中美，他将所著的《胡耀邦传》中文版赠我，回来后即让元元交与耀邦。 其时胡乔木应李政道邀请拟访问美国，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三月五日，特让郑惠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的观感。郑惠是乔木多年助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同乔木的历史关系，个人之间并无恩怨，尤其清楚是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实录》并予帮助的，四月四日又见到了郑惠，乔木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甚为感动。 于是同耀邦交谈开始，便提到乔木访美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国”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是否真有改变，还得察其言观其行。接着我就谈访美国之行的经过，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关心他的情况。关于美国的情况和我的看法，谈得较多。如美国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传统，移民国家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问题，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情况，资本的社会化，税收政策，黑人问题等等。在哈佛时曾住在傅格尔（Vogel）教授（《日本第一》作者）家中，同也住在此处的刘宾雁有过接触，刘到过四十所大学讲演，想办一份有别于《中国之春》的刊物，“小骂大帮忙”。我劝他还是同国内取得联系为好（这个刊物后来没有办成）。关于美国民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参观许多博物馆，也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西方将马看做是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我谈完之后，耀邦谈了十个问题，记录如下： 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谈了十条分歧。“要树自己”。导火线在“同意全下”，“自己半下”（两下对话）。这肯定是我当时的观感。事实是否如此，当由历史评定。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一九六二年短期下放湖南时，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解其人。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处理华国锋的决议，乔木起草，经他修改，措辞较和缓。华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叶帅和我、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大家知道：这二位“左王”是怎样利用所谓“异化”问题整周扬和王若水的。邓后来被这二位说动了，于是十二届全会发难：清除精神污染。）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这也说明，耀邦胸无城府，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耀邦说：）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不谈东欧、中日关系等。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耀邦谈）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这个话讲得较早）。“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一九八四年开三中全会，开始没有题目。后来想到两个：还是谈改革；或者一年工作报告，讲七、八个问题。小平认为改革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又一百八十度转弯过来。同时取得的支持，列出十二条，仔细交代，提纲也向讲得太多。我从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的说法。提出“物价是改革关键”，几经商量，定稿改为“物价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这个报告大家都赞成，说成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面这段话是耀邦的原话，可见他是一直坚决支持邓小平一九八0年讲话，搞经济政治全面改革的，两者要同步。问题就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同时两位“左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条，如雇工七个即是搞资本主义，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等，并不赞成改革开放。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两位老人之间钻空子，谎报军情，藉以得逞。于是出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刚刚过去史事可说并未结束，根深蒂固的“左”害也还时在发作，人们对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些未了之事，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就是列席十五大时，我为什么要写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了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耀邦多次谈过，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说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据我所知，还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一九八八年耀邦到湖南时，邓力群竟找他，要同他联手反对，被耀邦严辞拒绝）。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台的最大问题，谈话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了。这可能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很是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愿多谈。为了读者便于理解，特就此导致耀邦下台的问题做一扼要说明。关键就在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形势“像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还说“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一九八0年八月，政治局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立即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置之高阁。此后就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特区事件、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耀邦：是这些人的总后台。事情发展到一九八六年，耀邦主持起草的将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件避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突出了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文件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最后反对这个文件的是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云，其中仍然是宣扬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调。陈云批示赞成修正稿; 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活动，引起激烈争论，耀邦作了妥协，在草稿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这样的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一的坚决反对。他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过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这场争论最后一幕出现在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场面。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的掌声，我们中顾委这一边席位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胡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说道：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现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个导火线。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己的事情：）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工作这七八年中的作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没有，也不能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无所谓。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是他同别人谈到的）。 （最后谈到：）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以上整理的这个记录，是根据元元记录，我曾让她简要记个要点。耀邦如此正式谈自己的“十大分歧”问题时，我不能保证以上所记同耀邦讲的完全无误。其不合耀邦愿意之处，自然由笔者负责。 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一九年四月二十日，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作的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一九年四月他辞世时，引发一场政治风波。对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书记期间的作为，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要知道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结束语 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选举，“是非公道在人心”是言中了的。大会选举中央委员，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只少几十票。随后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三人，耀邦得一百六十六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七票中，有他自己一票。 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违反程序，临时将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无差额），以最少票入选。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又想让他进常委，气氛很是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票，邓力群只得八十五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胡乔木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是票最少的二人之一。选举完后照相，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排座（事先为当选常委准备的）。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无人同他打招呼。早在六七月间，就听说王震等极力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信揭发此事，并检举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小平批示，撤销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曾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其中第三段：“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的（1978-1998）的经验教训”。谈到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随后就提出七个问题，不能回避讨论。其中第五个就是“一九八七扩胡耀邦辞职问题”。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书出版甚少。最近收到的港版《怀念耀邦》一、二两集，共五十二篇文章，近六十万字，作者六十人，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和部属。所有这些书刊文章，当然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资料，我写的这篇资料当然也可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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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沪郊三区县实践谈新型农村合作区疗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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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沪郊三区县实践谈新型农村合作区疗制度建设 ――关于崇明县、金山区及浦东新区合作医疗状况的比较分析 吴凤娟/复旦大学社科部 　　原载《管理世界》2003年第5期 　　「标题注释」本文系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卫生医疗保障模式研究》（01023）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的一部分。课题主持人程漱兰。本文所用资料来自吴凤娟、程漱兰和程黎的实地调查。全文经程漱兰修改定稿。致谢：上海市金山区卫生局原局长、20世纪60年代从上海市著名三级医院参加医疗队自愿留在乡卫生院的包吉庭先生，金山区卫生局原局长、现任金山区医疗保险办公室主任王信强先生，金山区卫生局副局长鲁桂根先生，金山县卫生局合作医疗专干、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顾元生先生；崇明县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振家先生；浦东新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主任张若蓉女士，金桥镇副镇长瞿凤妹女士及镇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庚德先生；上海市卫生局妇幼与基层卫生处张文忠先生等。 　　「内容提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崇明县和浦东新区农村合作医疗实践的比较分析，得出3个结论：发达地区已经具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不一定合作医疗业绩相同，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依赖于区县／乡镇政府的“机构能力”；要用激励／约束机制造就高素质的合作医疗职能人员，以改善服务，降低费用，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保证持续运行。 　　「关键词」合作医疗/上海/机构能力 　　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月转发的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今天，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实力、“机构能力”和人员素质是否足以支持上述目标的实现？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本文试图通过上海市金山区、崇明县和浦东新区这3个经济实力不同、机构能力和人员素质相异的沪郊区县的农村合作医疗实践的比较，作一个回答。 　　一、发达地区已经具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经济实力 　　上海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2000年的人均GDP 首次超过4000美元（34547人民币元，按当年汇率计4180美元），按2000年世界银行划分下中等收入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2996美元界限，成为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第一个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行列的省级地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171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596元，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6280元和2253元的收入水平。2001年，上海以全国1%的人口、不足全国0.1%的土地面积，提供和创造了全国5.2%的国内生产总值、12.2%的财政收入和11.9%的外贸进出口额。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2883元和5850元。2002年全市人均GDP 达到4909美元，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250元和6212元，领先于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全国一般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1999年为413.8亿元，2000年为497.96亿元（增15.3%），2001年为620.24亿元（增24.6%），2002年为719.79亿元（增15.5%）――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它为不断改善上海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农村的健康保障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上海郊区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主要基于1997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发展和改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18号），以及上海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改革和完善本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沪府（1997）13号）。文件明确了农村合作医疗坚持“民办公助、自愿量力、因地制宜”原则，上海市并据此确定了沪郊合作医疗基金的筹资比例，具体为：（1）个人，按每人每年不低于全县（区）农民人均收入的2%～3%缴纳；乡镇企业的农民职工和外出就业的农民执行当地的政策和标准。（2）企业，按本企业职工年计税工资标准的3%～4%缴纳。（3）村集体，按5%～7%从公益金中提取。（4）政府，县（区）、乡（镇）政府按本区域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分别以每人2元、3～5元的标准扶持，具体由各县（区）按实际情况确定。 　　此外，对实行大病、重病统筹的县（区），由市财政按实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资助每人1元，作为引导资金（共计400万元）。 　　基金使用比例为：总基金的75%～80%，作为乡（镇）基金，用于门诊及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住院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15%作为县（区）共济基金，用于5000元以上住院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5%～10%用于农民预防保健、特种病防治。 　　医药费补偿比例为：门诊和住院医药费年累计在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在乡（镇）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为门诊50%～60%、住院60%～70%.住院医药费年累计在5000元以上的，在县（区）共济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为65%～75%，最高补偿金额暂定为2万元。 　　这一制度为沪郊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基本医疗保障，增强抵御重大疾病风险能力提供了重要保证。与一些地区不同的是，上海的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具体表现在：1.普遍的保障机制。上海郊区普遍设有区、镇两级抗大病风险基金。其中，区县级抗大病风险基金完全由区县财政承担；乡镇级抗大病风险基金来自：乡镇财政；村民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按总额10%～15%提取）；企业扶持金（总额的20%）。经济条件较好的浦东金桥镇还另设了“农村合作医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基金，其资金主要来自镇财政（2003年将拨给30万元）。条件较差的崇明县也至少设有县级抗大病风险基金，资金来自：县财政；村民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每人每年10元）。 　　2.一定的保障能力。上海郊区的村民一旦患病，最高一般可获3.2万元补偿（浦东金桥镇达6.2万元），门诊可获2000元补偿。条件较差的崇明县，患病村民从合作医疗也能获得11000元补偿。随着2003年市政府对崇明合作医疗扶持力度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达183万元）及县内的配套措施，崇明县的合作医疗状况将明显改善，农民的保障水平也将大幅提高。 　　3.较好的医疗服务条件。上海郊区的大多数村卫生室实现了“三室”（门诊、治疗、药房）分开。新建的村中心卫生室和崭新的医疗设施，能使村民就近享受城镇式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笔者曾在浦东金桥镇亲眼见识了新建的“三桥村中心卫生室”：约200平方米的空间，计有输液室3间（其中置有8张病床、17只带软靠垫的座椅），门诊室1间，心电图及B 超、注射及换药、治疗室各1间，计划免疫室1间，药房1间。此外，另有化验室（待用）1间，门房1间。硬件设施中还包括4台空调、1部电话、1台紫外消毒仪、1只高压消毒锅，总价约8.7万元。该卫生室配有5名医生、1名药剂师、1名清洁工、1名门卫，负责周围约2500名村民和3000名流动人口的医疗服务工作，日门诊量70～80人，包括日均30～40人的输液。这样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大地增强了合作医疗的吸引力――全镇参保率几近100%（2001年浦东新区为92%，金桥镇为99.3%）。崇明县的条件在上海郊区是最差的，但从2003年起，一系列的村中心卫生室也开始投入使用，广大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正在迅速恢复中。 　　反映在村民参保率上，全市1999年为63.8%，2000年为70.2%，2001年为70.4%，2002年为70.6%（注：数据由上海市卫生局妇幼与基层卫生处张文忠先生提供。）。进入2003年，上海市政府再次加强了对郊区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以每年度定额600万元扶持经济确有困难的区县合作医疗；还将投资6000万元参与改造郊区40所乡镇卫生院（平均每所50万，由市、区县、镇分别按1：2：3比例投资）。上海市府明确提出：要“随着郊区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和医疗需求增长，逐步增加筹资力度。到2005年，个人按人均收入的3%投入，郊区各级政府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每年不低于人均20元。”“到2005年，各有关区县预防保健经费应不低于每万人口8万元的标准。……其中用于村卫生室的预防保健经费应不低于人均2元”（注：引自《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沪委（2002）16号）。）。它意味着上海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上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总体运行良好同时，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主要是以区（县）、镇为单位展开的，因而经济实力不同的区县／镇村显现出不同的保障水平。表1给出了上海浦东新区、金山区和崇明县2001年的一般经济状况。 　　经济实力的差异，由于上海市政府的转移支付，完全不体现在区县财政，也很少体现在个人集资，而更多体现在村镇（见表2、图1）。 　　目前沪郊各区（县）、镇所执行的《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细则》，都是根据“国发（1997）18号”和“沪府（1997）13号”文件精神制定的，因而在总的筹资标准及比例上基本一致。有差别的是对镇政府扶持金的要求。比如，浦东新区1998年规定镇财政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0元的标准扶持合作医疗曹路镇要求不低于20～30元；金桥镇则要求100元。条件较差的崇明，2002年前乡镇财政都是根据实际参保人数按每人每年2元的标准扶持的（2002年后改为每人每年4元）。至于个人缴费标准，一般是“水涨船高”。 　　表1 200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和崇明县的基本情况 　　注：*为地方财政总收入。 　　资料来源；上海市浦东新区统计局、金山区统计局、崇明县统计局。 　　表2 200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和崇明县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金山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课题组负责人包吉庭先生、崇明县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振家先生、浦东新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主任张若蓉女士提供。 　　图1 2001年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和崇明县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情况（万元） 　　二、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依赖于区县／乡镇政府的“机构能力” 　　医疗保障能力差异固然基于客观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和相应的经济实力差异。然而，按照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处于大体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不同的发展实绩，由政府不同的“机构能力”所决定。 　　所谓政府的“机构能力”，即政府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有效地采取并促进集体性行动，有效地提供集体物品的能力（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农村合作医疗事关提高农民健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这种“集体物品”只能由政府或由政府主导提供。沪郊三区县不同的合作医疗绩效，确实反映了三区县政府／乡镇不同的“机构能力”。 　　试以金山区和崇明县为例：二者同属上海远郊，经济结构大致相同――都以粮食生产为主，近年来的农民纯收入相差也不大；都与浦东新区存在较大落差（见表3）。然而，二者的合作医疗参保率却非常悬殊，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为78.4%、78.88%和24.4%、45.6%，相差了2～3倍。造成这种绩效差异的，主要是区县／乡镇政府的“机构能力”。 　　表3金山区与崇明县1996～2001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同表1. 　　金山区政府的这种能力，源自代表农民根本利益的责任感或自觉意识。用金山区党政领导的话说，即“政府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它促使金山区的历届党政领导把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民心工程”纳入自己的工作规划，并努力坚持与时俱进，从而使得本地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历经两种经济体制而不衰，而且不断为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新鲜经验。 　　合作医疗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资金统筹。金山区早在1986年末，就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试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后改称“合作医疗保险”）；从1987年起，全面推广上述经验及“费用统筹、分级补偿”的乡镇集中管理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自觉将合作医疗“逐步纳入依法管理轨道”，并于1996年推出《金山县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明确了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支持的筹资机制，首次推出了科学的保险基金测算法以及具体的筹资标准，加强了对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的管理；针对从企业筹资难的情况，2000年1月，区政府出台了《金山区农村合作医疗企业交纳基金征集办法》，统一了全区合作医疗基金的征集标准，明确采取税务托收的方式，使合作医疗的筹资渠道得以畅通――以“农工统筹”表现出的两区县差异5倍，相当于崇明县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总和。为了保证基金到位率和群众参保率，县政府将之纳入各级干部年度考核内容，并设专项基金用于奖励有功人员。为了解决部分特困户的参保资金问题，区政府还于1999年组织发动机关及直属单位党员向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捐款……。 　　县卫生局作为合作医疗制度具体实施部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例如，为了降低医疗成本、防止药品流通中的腐败现象，县卫生局自1993年起就坚持实行药品“公开竞价，集中采购”制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又如，围绕1996年11月出台的《金山县农村合作医疗施行办法》，县卫生局加强了对基层的业务培训，积极做好服务工作。 　　同样的责任心和魄力也体现在乡镇政府。16个乡镇均结合实际制定实施办法，并利用电视、广播、黑板报、公开信等形式向村民作宣传，再通过各村干部和乡村医生上门动员。钱圩镇的党政领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农村合作医疗“每年有一个新套套，每年搞一个新方法”，实现了镇村一体化、专业化、科学化管理，提高了规模效应，从而形成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较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金山区之所以成为上海农村合作医疗的先进单位、成为上海市卫生局指定的农村医疗保健模式研究与发展示范基地，绝不是偶然的。 　　这样的“机构能力”也充分体现在浦东新区的两级政府。区政府明确由各镇镇长（正职）任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分管文卫的镇长、助理、卫生院院长任副主任，这给各乡镇的合作医疗工作带来极大便利。区政府不以本区的合作医疗参保率高为满足，而是不断给自己提出新任务新目标，比如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18岁以下、具有城镇居民身份，但又不符合城镇居民保障条件的农民子弟缺乏社会保障，主动将其纳为合作医疗保障对象；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联网，加强中心卫生室建设，发挥合作医疗的预防作用；等等。 　　各镇政府把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实事工程”来抓。如2000年刚完成合并的金桥镇，来年就开始筹建镇办镇管、镇村一体化的合作医疗管理制度。用该镇党委书记的话说，吃饭和吃药是老百姓的两件大事，政府一定要管好。自2002年起，他们又推出《金桥镇农村合作医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在原有的乡镇统筹和区县共济两次补偿后，给予第三重保障。至年底已有52个村民受益，最高的额外获得了6000元补偿，大大增强了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吸引力――2002年该镇合作医疗参保率达99.8%，7000名村民中仅14人未参加。而且，凡当年未参加合作医疗，下一年再要参加者，必须提出申请，经“准许后方可参加”（注：资料由金桥镇副镇长瞿风妹女士及镇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庚德先生提供。）。 　　比较而言，崇明县两级政府的“机构能力”较弱。表现在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方面，2000年全县乡镇政府扶持基金应收52.8万元，实收16.3万元，到位仅30.9%；2001年有所好转，但仍有50%通过扣税解决；2002年进步显著――资金到位率91.4%.经费不足加上管理薄弱，使农村基本的环卫制度，如生产、生活垃圾的管理也难以落实……。表现在宣传组织方面，在所有被访村民中（30户），无一清楚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中，个人、村、乡镇、县的筹资比例，仅有少数村民知道是县、乡、个人“三结合”，有的村民甚至认为县、乡镇政府不可能给予资金支持，而仅靠个人自筹的微薄资金的确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就造成其合作医疗参保率一直较低。对于贯彻合作医疗制度不力的下属，崇明县政府也一直缺少制约机制及手段。 　　崇明县党政领导在2002年加大了工作力度。年初即召开县府办公会议，邀集卫生、初保、计划、财政、民政、农委、工商等部门负责人共商合作医疗发展问题，稍后的乡镇镇长会议则具体布置贯彻落实；增加县、乡镇两级政府的资金投入，由每人每年2元增至4元；重新制定实施细则，加强了对乡镇的考核及奖惩力度，并将合作医疗参保率与乡村干部、乡村医生的报酬、奖金挂钩。这些措施使基层干部受到震动。一些村干部会后说：这次县里决心很大，看来不完成参保率不行了。经过这一番积极努力，全县当年参保率总算达到45.6%，实际筹集合作医疗基金1321万元，其中，县、镇政府各扶持200万元，个人出资781万元，村集体出资31万元，其余为乡镇企业提供。其2003年的目标是合作医疗参保率达70%以上――据2003年初情况看，已完全不成问题。可见，还是“事在人为”。 　　三、用激励／约束机制造就高素质的合作医疗职能人员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又离不开高素质的合作医疗职能人员――这需要健全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金山区在这方面提供的基本经验包括：一是健全组织管理，明确乡村医生职责。从1985年起，金山区就在县卫生局指导下，陆续在各乡镇建立合作医疗管理站。管理站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包括人员调配，财务、药品管理，组织业务培训和考核等。县里通过《关于金山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职责的通知》（1995年）规范乡村医生的工作，包括实行岗位责任制，做好“八册一账”资料记录；组织投保与基金筹集工作，实行计划包干、责任到人等。细致且可操作的条例使他们的工作富有成效。 　　二是妥善解决待遇问题，稳定乡村医生队伍。乡村医生的报酬主要靠村集体经济补贴，其余靠挂号、诊疗、出诊及乡镇医疗保健管理站的业务补贴。村级补贴的主观随意性较大，造成乡村医生的部分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激励乡村医生的工作，当时的县府管理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加强乡村医生管理的若干办法》（县府（95）第42号文件），使乡村医生的基本报酬得到保证。不仅如此，金山区（县）镇（乡）政府还以多种形式表达对乡村医生的关怀，比如高温季节及疾患时的慰问、劳防用品的发放、组织疗养和外出考察（1991～1995年全区751名乡村医生分期分批到了北京疗养）；给予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资助，解决其后顾之忧；颁发从医30年荣誉证书（至1997年已有247名乡村医生获此荣誉）；每年评选先进，奖励对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有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等。这些措施有效激发了乡村医生的工作热情。例如，新春村乡村医生为了提高村民的参保率，在业余时间连续7、8次上门动员；碰到村民一时手紧，就主动帮其垫付。正是靠着这些乡村医生的热情工作，金山区合作医疗参保率始终名列市郊前茅。 　　三是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乡村医生整体素质。所谓业务培训包括：由区卫生局组织、区卫校承办的脱产培训；学历培训（医学中专）；岗位培训（针对4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全科医生培训。与这些培训挂钩的是岗位聘任制和职称晋升制――相应的职称就能获得相应的津贴。这些措施使区内乡村医生的业务水平普遍提高。在组织业务培训和考核的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医生医德医风的考核。具体做法是：先根据区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提供的审评表自评，然后由村委会复议，再交镇合作医疗管理站审议并存档备案。每年两次。考核成绩与报酬挂钩。 　　乡村医生业务水平和工作热情的提高，对乡村级卫生资源的利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方便了村民的就医，也降低了医疗保障费用支出，从而提供了合作医疗制度持续运行的物质基础。金山区朱行镇1994～1999年医疗卫生服务工作量的统计显现，村卫生室提供的服务量高达79.6%，乡镇卫生院提供了10.18%，区医院7.16%，市医院3.0%，村卫生室在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这与区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1999年对全区的统计结果完全一致（详见表4、图2）。 　　与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同步的，是村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广大农民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拥护支持，是金山区农村合作医疗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表5是农村合作医疗普遍不景气的1994年和重新得到重视的1999年，在金山区就相同问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结果表明，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始终持肯定态度。1999年增加的问题是对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的服务是否满意。表示满意者占82.56%，基本满意者占17.44%，两者合计100%（注：引自《勇敢探索，科学实践――金山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30年》（内部论文集），第15、17、84、196页。）。这对当地政府及乡村卫生工作者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表4金山区1999年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量及医疗保险费用村镇区市4级分布单位：% 　　图2金山区1999年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量及医疗保险费用村镇区市4级分布 　　相比之下，崇明县乡村医生的条件要差得多：至2002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3年没有领到工资或津贴了。这不仅影响其贯彻执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部门监督管理职能的削弱。从抽样调查结果看，崇明村民对目前合作医疗表示不满的占5成以上，这与金山村民的看法形成巨大反差（见表6）。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管理肯定是重要因素。 　　浦东新区在管理方面提供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财务审计――每年由专业人员对各乡镇的合作医疗经费进行审核，有些镇的合作医疗经费本身由“记账中心”兼管，以保证和规范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此外，他们多年来坚持与医药公司合作，由区内医药公司负责相关的药品质量及医疗器械的检测、维修，医药公司则让利给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这既杜绝了假药、劣药进村，有效防范了相关罪错的发生，也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建设。 　　四、尚待解决的问题 　　1.管理体制问题。上海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大致分两种：一是如金山区和崇明县那样，区（县）及镇的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均设置在卫生部门内，具体工作人员由卫生部门调剂；二是如浦东新区那样，区级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新区初级卫生保健办公室，归新区社会发展局领导，具体业务则由新区卫生处指导；作为镇级合作医疗管理机关，因“由镇长任主任，分管副镇长任副主任”，其下属办公室也得以进入政府办公楼。这两种管理体制实际上反映了对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属性的不同理解：是体现政府的宏观管理，抑或仅仅是业务部门的技术性工作？按照十六大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应该属于前者。 　　表5 1994、1999年金山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态度单位：% 　　资料来源：《上海市农村合作医疗经费分配和使用研究》课题组；转引自《勇敢探索，科学实践――金山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30年》（内部论文集）。 　　表6 2001年崇明农户与金山农户对合作医疗的态度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 　　2.关于合作医疗经费的制度保证。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十分突出。表现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如2001年上海市63万职工公费医疗共支出人民币90多亿元，而同期农村250万劳动力、370万人口的合作医疗未得市府丁点资助。区县也一样：2000年金山区公费医疗支出人均1200～1300元，农村合作医疗支出人均120～130元，两者相差10倍！前者属“公办”，有政府托底，可以“量出为入”；后者为“民办公助”，只能“量入为出”，对用药、就医作严格限定，造成经济薄弱地区村民难以得到有效的医药服务。要根本解决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到病、看得好病”，各级政府财政不仅仍需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还要进一步从制度法规上帮助基层解决合作医疗资金筹集问题。因为随着企业的转制，企业扶持基金收缴难度正在增加，其中也包括设在当地的外资企业费用承担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地方立法，借助税收托管等形式才能根本解决。 　　3.管理人员编制问题。这是调查中有关人员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镇“合作医疗管理站”本属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着全体农业人口的初级卫生医疗保健管理工作。但由于没有正式编制，造成相关人员的工资待遇无保障，更添后顾之忧。金山区的做法，一是从乡镇政府扶持合作医疗的基金中拨出部分（约占总额33%），二是从药品的批零差价提取。崇明县的做法是乡镇财政解决50%，用于支付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按乡集体企业标准，每月400～600元不等）；另50%即工作人员补贴，由合作医疗管理站自行解决，其途径主要是药品的批零差价。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明显缺陷，或多或少地影响合作医疗成本及效益。待遇的不稳定及过低，则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想要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精干高效的郊区卫生管理体制，政府必须支付一定成本――通过给编制、给工资，从合作医疗经费中剥离管理人员的利益。上海市政府部门2002年8月制定的《关于巩固和完善本市郊区合作医疗的补充意见》中也已明确：“区县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般配备2～3名工作人员，乡镇至少配备2名工作人员，其编制由各区县结合各自情况研究决定。” 　　4.乡村医生待遇问题。根据有关政府文件，乡村医生属农村技术人员，在职时享受农村条线干部待遇；当其被录用为国家正式职工时，其当乡村医生的工作时间可以与成为国家正式职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乡村医生的这点利益并未得到体现。比如在浦东新区城市化过程中，原乡村医生的工龄不被征地单位承认。这使得部分乡村医生感到委屈和不满。还有一些乡镇自1998年起就取消了包括乡村医生在内的条线干部养老补贴（每年2.5元），乡村医生对此意见也很大。更甚的是如崇明有些地方，乡村医生3年没有一分津贴了。 　　5.新形势下的行业监管问题。实地调查中，大多数农民对医疗卫生系统中存在的唯利是图现象非常反感，对药品及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表示担忧和不满。他们认为前者是社会风气败坏的结果，也是政府教育管理不力的表现；认为后者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超越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两者间存在关联，一些医疗费用上涨，与医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密切相关。比如不管什么病，动不动就是全身检查。金山区村民举例说：20世纪70年代开阑尾炎只需化27元；现在没有3000元休想出院。一些村民对当地“医院升级”目的提出质疑：将乡镇卫生院提升为区（县）中心医院分院，收费标准即随之大幅度上升。此外，名为“义务献血”，实际各村每年都要承担不小费用，如崇明通济村2001年交纳了3200元（算8个名额），金山新春村每年都须花50000元（约40个名额），否则过不了关。这些费用最后又被转嫁到村民头上（新春村2001年每户承担“献血互助费”50元）。虽说让村民承担某些义务或费用并非不可以，问题在于是否与其享受的权利对等。 　　6.如何提高合作医疗参保率问题。上海市政府已明确提出：至2005年，上海市郊的合作医疗参与率要达到95%以上。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很大。因为合作医疗属互助共济性质，必须以自愿为原则。而据2000年金山初保办对本区未参加合作医疗村民的抽样调查，其主要理由如表7所示。 　　表7 2000年金山区未参加合作医疗村民的主要理由单位：% 　　在“对现行合作医疗制度不满”者中，因“报销比例低”占49.50%，因“报销范围小”占49.32%，因“服务管理不行”占1.18%.“其他”包括不愿承担老人费用等。2002年对崇明及浦东新区的调查结果也不致相同（见表8）。 　　表8 2002年浦东新区不参加合作医疗村民的主要理由单位：% 　　“身强力壮”38“小老板（空户）”50经济困难（不含五保户）12 　　同样是“经济困难”，但起点不一样――浦东新区2001年个人的筹资标准平均150元；2002年村集体收入（有说是“利润”）不满30万元的即为“贫困村”。许多中青年村民明确表示：自己身体健康，没有必要参加合作医疗。在他们看来，自己参加合作医疗只是付出，而不能得到。 　　要想在两年内根本扭转这种局面很难，它不仅需要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村民互助共济意识，更需强化制度保证，如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使绝大多数村民不能不参加。浦东新区一些镇就明确规定：只有上年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才有资格享受当年的大病补偿。也有管理人员主张，必须补足空缺年份的费用才准予报销……。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此外，努力减轻村民负担，对经济条件稍差的地区扩大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也至关重要。如崇明县堡镇镇通过调整个人的收费（由过去人均50元，改为30元），使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2003年已达74%.崇明县新北村2002年完成了55%的参保率，高于县平均水平，其具体做法是：村集体为每个村民出资13元，村民个人出资22元。其中10元交县，作为县级抗大病风险基金；12元交乡镇，13元留村卫生室。在村卫生室看病，最高可报销300元。2003年，由于上海市府增加了投资，村支书对完成70%的参保率充满信心。最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如浦东新区，由于其合作医疗有着丰厚回报，因而吸引周围小区的城镇居民也纷纷要求参加。不过尽管条件如此优越，浦东新区也仍有“不予理会”的人，如金桥镇2003年尚有7～8户，计14人未参加合作医疗，占0.2%.只是这点遗憾已无碍大局罢了。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文章来源：原载《管理世界》2003年第5期

上海农村、农业、农民的变化

这次回崇明乡下，感触最深的是水泥路基本修到了家门口，可能这是中央新农村建设最大的举措，当然，这是上海的农村，市财政有所支持，其他地方的农村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问了一下老爸老妈这里有什么变化：这里03年就取消农业税了，05年的粮田补贴增加了30元，现在是80元一年了；这里的农民65岁以上有70元/月的养老金；本来想问问清楚农村合作医疗的事情，老爸说也就是一年交个50元，具体报销措施也没搞清楚；

北大发生性质最恶劣的剽窃,校方长期包庇不予处理

> 北大发生性质最恶劣的剽窃,校方长期包庇不予处理
> 【2006年01月30日报道】据中华传媒网和凤凰网论坛，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谢新洲被其研究生告用自己名字发表该研究生的文章，并递交到复旦大学的学术会议上。该学生向校方举报已二月有余，校方至今不能给该同学及舆论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此事本来是黑白分明的，网上发表既是发表，白纸黑字，无可质疑。节外生枝的是，谢的研究生助教出来为导师担错，说是自己不小心将学生的论文当成老师的给发表，并递交到会议上。该同学还有一系列“巧合”的说法，证明是自己粗心之过。这些说辞使谢抄袭案看似复杂，其实，只要校方认真调查，不难看出其中的漏洞和不和常识之处。北京大学对调查处理这类学术规范事件，有明文规定的时间限制和程序。现在已经大大超其自己规定的处理期限，而迟迟不见结论。使人不禁要问，校方是否有诚意？是想掩盖，还是要严肃整诉？舆论向来对北大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凤凰网，中国教育网和中华传媒网都先后有论坛帖子揭露此事。又有跟贴说，谢曾经以请该人来学院授课为交换条件，要求该人将著作的章节以谢的名义发表。此说如属实，则这样赤裸裸的学术腐败行为在谢就不是偶然的。令人生疑的是，网上的这些帖子在发表后一天既被删除，这里面的原因使人更加生疑，使这件事变的更加扑朔迷离。然而，当此信息时代，信息和舆论是掩盖和压抑不住的，不管是谁，不正视问题，遮遮掩掩，只能是欲盖弥彰。对北大来说，维护她中国第一学府的名誉的最好办法就是正视问题，清除腐败。以下是凤凰网的帖子：http://bbs.phoenixtv.com/fhbbs/viewtopic.php?t=1842700时间: 2006-1-08 周日, 13:12 标题: 又出剽窃丑闻！在中国最高学府啊！！！--------------------------------------------------------------------------------《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22日报道，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因被他人在网上揭露有严重抄袭行为，主动辞去教授职务.还有更加厉害的!中国最高学府出了更严重的,完全剽窃,不是部分剽窃!偶朋友的同学说，在他们那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北大的教授/博导,新闻系主任谢新州,已经有多篇文章剽窃,拿学生的文章拼凑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拿学生文章当作自己的成果去国际研讨会发表,还发表在网上.偶刚去看了他的简历,本来列的上百篇他的成果已删除了,只留下好多年前的了!心虚了吧!中国的学界是怎么了!有一篇是从学生毕业论文剽窃的:(好象也删了谢新洲：论网络对社会的结构与解构www.XINHUANET.com　2005年08月22日 14:39:56　来源：新华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谢新洲摘要：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网络对现实社会框架的结构与解构功能。这三个方面主要是性别关系、代际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从这三个横剖面，观察网络对于社会结构的巩固作用以及对于现实社会结构的消解作用。指出网络虽然存在着解放性的因素，但是由于现实结构的强大，一项新的技术在进入人们生活视野的过程中，必然被现实社会结构所框定。这样，致使网络的解放性因素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但是，网络的消解功能依旧是存在的。关键词：网络 社会框架 性别 代际 权力另有消息,谢新洲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三个研究生帮他凑起来的.其中一个学生叫王宇,现在是谢的博士生.

甚幺地方可买到丹麦的产品? 支持自由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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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漫画引发伊斯兰怒火 出版自由激烈碰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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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月31日电，据英国泰晤士报消息：丹麦因其国内出现亵渎伊斯兰教的漫
> 画正面对来自全球范围内穆斯林的责难，这一事件已经引发了丹麦政府和伊斯兰国家的
> 外交、贸易危机，欧盟也对此事表示出极大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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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亵渎回教创始人引发伊斯兰怒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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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30日，丹麦报纸《Jyllends-posten》刊登了这12幅关于伊斯兰教创
> 始人穆罕默德的漫画，这些漫画的作者曾经抱怨没有任何人敢于刊登他的作品，但是
> 《Jyllends-posten》以言论自由为大旗将这些漫画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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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中将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描绘成戴有炸弹图案头巾的形象，而且文字的描
> 述更让穆斯林无法接受：穆罕默德向死去的“人弹”表示，用来慰劳自杀袭击者的处女
> 已经用完。这些描绘对于伊斯兰教来说绝对是一种亵渎，目的可能是限制穆斯林对偶像
> 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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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来自10个穆斯林国家的大使已经向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发出责难，
> 拉斯穆森以干预出版自由为原因拒绝干预此事。但是当本月这些漫画出现在挪威基督教
> 报纸《magazinet》和其官方大报《dagbladet》的网站上后，矛盾急剧升温。伊斯兰的
> 阿訇们在布道时也纷纷指责丹麦，穆斯林按捺了许久的怒火再次指向西方世界。这一切
> 在上周五沙特政府召回驻丹麦大使之后达到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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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焚烧丹麦国旗等街头抗议事件。利比亚也跟随沙特，从
> 哥本哈根撤出了驻丹麦的大使。世界各个伊斯兰国家和组织包括英国穆斯林协会均对丹
> 麦表示谴责，并在伊斯兰国家中发动了对丹麦货物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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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1月30日)阿拉伯世界的反应也非常强烈，利比亚关闭了丹麦大使馆，埃
> 及议会也要求政府采取这一行动。科威特和约旦政府则召见丹麦大使要求他们给予解
> 释。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对卡通漫画表示谴责：“我的国家不能接受所有对宗教的不敬和
> 侮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司法部长则宣称“这是赤裸裸的文化恐怖主义，绝对不是所
> 谓的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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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沙的情况还要严重，武装人员占领了欧盟在加沙的办公场所并警告所有的
> 丹麦人和挪威人离开。更有甚者，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大街上焚烧丹麦国旗表示
> 抗议。一些著名激进伊斯兰组织比如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
> 会成员也要求得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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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方面，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突尼斯。阿
> 联酋、也门均从国内超市撤下了所有来自丹麦的货物。欧洲最大的奶制品公司之一，在
> 中东地区的年销售额为4亿3千万美元的丹麦阿尔拉食品公司表示，对丹麦货物的抵制已
> 经导致该公司在沙特的全面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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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迪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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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英籍印裔作家拉什迪，因一本《撒旦的诗篇》而获罪真主安拉，惹怒
> 了伊斯兰世界，被当时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咒为“大撒旦”，并下令全世界的穆
> 斯林追杀其终生，至今拉什迪也不敢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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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旋涡中心的《Jyllends-posten》报纸的主编卡斯腾-贾斯特已经收到了死亡
> 威胁，他重金雇佣了保镖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卡斯腾-贾斯特仍然强调“出版这样
> 的漫画不违背丹麦法律”，但是“我们冒犯了许多穆斯林，看起来这是我们应当道歉的
> 地方。”他又补充“漫画并非激进的作品，也不代表向穆斯林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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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担心所谓的“反犹太主义”会
> 被“反伊斯兰主义”的偏见所取代，从而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并批评诋毁伊斯兰创始
> 人的漫画是“无耻和令人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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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拒绝道歉坚持媒体出版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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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政府已经向国民发出警告，不要到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巴
> 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旅行，并撤回了丹麦派往加沙地区的援助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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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算如此，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仍不道歉，他说:“宗教信仰将人们妖魔
> 化，但是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去影响媒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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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外长穆勒昨晚也在布鲁塞尔宣称，丹麦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谴责任
> 何亵渎行为，我们希望尊重神灵。但是我们不能干预，此前我们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
> 干预媒体是法律的事情，并非政府行为所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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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警告伊斯兰国家抵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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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穆斯林协会主席明日将和丹麦驻英大使会晤，他对媒体拒绝为亵渎伊斯兰
> 教一事道歉表示悲观，他认为亵渎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行为该受到天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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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昨天欧盟各国外长举行会议并申明，警告任何支持或者参与抵制丹麦货物
> 的国家政府，将会把它们的行为诉之于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则
> 对伊斯兰国家抵制丹麦商品的事件发表看法，表示如果沙特政府鼓励了对丹麦商品的抵
> 制行为，那幺他将把此事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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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两个例子有什么感想...... (紫香阁)

 

教育研究学者张国庆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对我说，他在美国的访学的时候，一天晚上，与朋友出去回来晚了，大概深夜两点钟的样子，路过图书馆，发现有灯还亮着，进去一看，偌大个阅览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在看书，但所有的灯都还点着，空调也开着，出去的时候正好碰见管理员给这个学生送来一杯热咖啡。教授问管理员：“您们还没下班吗？”管理员说：“我们是昼夜服务的，而且只要有一个学生在读书，所有的服务就都在进行着，哪怕是十个人为他一个人服务，因为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教授与学生之间的隔绝靡非先也。这就是梁漱溟说的“不关心学生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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