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幼儿园天价补贴，公务员未必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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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广州市财政局近日公开2009年114个市本级职能部门的预算报告，此举受到舆论高度评价。但有心人士查阅这些预算发现：“为上千万广州人服务的公交系统，一年得到的财政补贴资金才7000万元，可九间政府机关幼儿园一年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就有6000万元。”

    那九间幼儿园共有就读幼儿约3000名，算术平均一下每个孩子每年接受补贴2万元。由于其中很多幼儿属于“系统外”借读的，对 “系统内”孩子的补贴实际上还不止2万元。

    机关幼儿园通常免场租，开支大头是教师工资。按师生比例1∶7来计算，每名幼儿教师每月接受财政补贴大约1.5万元，这比很多机关单位的办公费还高。

    改 革开放前不仅行政机关亲自办福利，而且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大包大揽办社会，看起来很多人享受福利，可实际上谁都不自在，因为没得选择。没有被选择的压力，服 务者提不起精神，被服务者无可奈何。改革开放之后，企业福利货币化，全社会的效率都得到提高，财政收入随之迅速增长。

    财政收入增长是机关事业单位货币和非货币收入改善的前提条件。现在平均主义已经没有了市场，机关干部和公务员收入高于普通市民是公认的事实。

    政府腰包鼓了，给自己人改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政府的钱也是钱，花钱要讲求效率。如果交给民营企业去办，同样的教学质量肯定花不了这么多钱，很多钱在各种环节中被浪费掉了。或者说，同样的钱交给民营企业去办，肯定会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样化的服务来。

    孩子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兼顾。为了长大后出国，可以从小上外国语幼儿园；为了长大后接班，可以从小背诵马恩列斯和毛邓三；为了长大后当个文人雅士，可以从小诵读古代经典；为了长大后做个淑女，可以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琴棋书画和礼仪。

    虽 然同在一个系统，每个家长的心思和偏好肯定不同。政府办幼儿园却剥夺了公务员家长的选择权，可见政府出钱办幼儿园是多么蠢笨的方法。将9所幼儿园改制推向 社会，那每年6000万元补贴直接发给公务员，他们会笑得更欢。不应该把市场化与公务员收入对立起来看，他们相辅相成。

    收入货币化不是什么新鲜事。近30年来一直在走的路子就是企业取消福利，收入全部货币化。过去还有意识形态制约，时至今日想不出什么理由不让公务员的收入货币化。

    虽然公务员收入待遇都不错，可是我个人还是有些同情他们，他们在生活中受到的束缚太多，选择太少。他们的生活品质与他们所占有资源不成比例，却在社会上挨了骂名。

    像那6000万元幼儿园财政补贴，“系统内”家长能获得市场上相当于2000万元的服务就不错了。也许因为有委屈，所以一直以来财政对公务员的各类补贴都不愿意见光。但愿今次部门预算网上公开，能够反向推动公务员收入货币化。

人大校长语出惊人：中国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

文章提交者：幽蓝深邃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提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昨天在杭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据了解，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 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如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 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200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昨在杭召开人大校长纪宝成点评"学术权力行政化"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昨天在杭州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昨日在杭州开幕。在论坛上，50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高校院校长、党委书记及中外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中，学术权力是以学术开展和发展为目的，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例如，老师批改学生考卷、相关部门评定老师职称，都 是行使了学术评价权，此外学术权力还包括规范权、资源配置权等。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使用是否得当，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位资深校长坦言，现在国内高校里学术权力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力，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

　 　其次，学术权力现在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 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 而不是教学质量"。

　　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以上误区，影响了学术权力在高校的适当使用，从而也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纪校长说。

　 　据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2001年起开始举办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国际高等教 育的发展趋势，确定一个中心主题，进行较高水平的国际性研讨。目前，这一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峰会。前8次的论坛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 的融合"等论题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本报记者沈蒙和

钩头自述钓鱼:曾7分钩14辆车 手下曾被打穿耳膜

钩头自述钓鱼:曾7分钩14辆车 手下曾被打穿耳膜

http://news.online.sh.cn 2009-10-28 07:04:05 [来源]：重庆晚报

    上海钓鱼执法“金牌钩头”自述

    被“钓鱼”的司机终于赢来一次胜利。前天，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梁公开承认，查扣孙中界金杯车的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并且，这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的局限”。说得直白些，即“钓鱼”执法在上海广泛存在。

    与“钓鱼”执法同时存在的，自然是“钩子”。近日，记者采访了一名自称金牌“钩头”的上海人——金生(化名)，不过，他在2006年已经“金盆洗手”。而金生曾经的“带头大哥”正是孙

中界的“冤家”——指使手下“钓”孙的“钩头”蒋国辉(本报昨日曾作报道)。从金生的口中，我们可以近乎全貌地了解他们这个群体。

    天生材料

    “可以骗得水鬼上岸”

    金生做过许多小生意，比如修摩托、卖电器、开黑车。2000年前后，一个在闵行区做钩子的朋友邀他入伙。 开黑车时，金生被钩过两次，总共交了1万来元才完事，那阵子他恨死钩子了。可一旦有机会做钩子，他却是毫不犹豫，“我不做，别人也会去做。再者这也不违 法，是执法大队让做的。”

    金生加入的是个小团伙，只有10来人，钩头是蒋国辉。

    第一次钩车的情形，金生称已记不得细节，“那是晚上，几个人一起上的车，还有好多人等在前面，不觉得有什 么可怕，很轻松。”金生说，钩车两三次后，他就变成了熟手，很快又成为金牌钩子，“可以骗得水鬼上岸”。做钩子约1年后，他联合30多名黑车司机，集体举 报蒋国辉向黑车司机收取保护费。结果，蒋国辉被判刑3年，他则成了钩头。人手最多时，他手下有12个钩子。

    刚开始，闵行只有金生一帮“专业钓鱼”的，后来增加到三四帮，其中一帮是蒋国辉出狱后纠集的。

    装备精良

    配700多元一支的录音笔

    金生做钩头时，每次钩车，地点自定，时间则由执法大队提前一天通知。

    关于地点，金生说他喜欢挑路面开阔、人车偏少、容易脱身的地方，并且常是一次设三四个点。一切联系安排妥 当后，金生自己开一辆车，再让人开另一辆车把钩子们全部送到街上。到了某个点，一次放两个人下去，等这两个人钓到鱼，再放两个人下去。钩子扬手招车时，金 生把车停在不远处盯着。一旦有车被钩到，他立刻打电话给守候在目的地的执法人员，告知被钩车辆的型号、颜色等，让对方准备收网。以前，金生用执法大队发的 对讲机与执法人员联系。2004年，执法大队丢了一部对讲机，为防泄密，双方改用手机联系。与此同时，开始用录音笔取证。金生买给手下的录音笔，是700 多元一支的名牌货。

    动作迅速

    收网半分钟就能搞定

    钩子拦车，不会先辨认哪辆车是黑车，站在路边扬手就招。金生说，停下来的绝大多数是黑车，其他或是临时起 意想赚小钱的，或是经不住美色诱惑开门的，等等。偶尔遇到愿意免费搭载的，他的钩子一般不坐。因为如果录不到讨价还价的声音，就无法证明这是黑车，罚不到 钱。不过，孙中界的遭遇说明，金生的做法只是一家之举，钩子不需铁证如山才出手。

    收网之前，钩子会用付钱来分散司机的注意力。本来说好10元的，一般给20元、50元或100元面额的钞 票，趁司机举头辨别真假或低头找零时，钩子和埋伏着的执法人员迅速扑上去，拔出车钥匙、对车前车后拍照、打开车门将司机拉下来、把车子开走，半分钟内就能 搞定。金生说，动作慢了，一则会出事，去年3月份，因为没有及时打开车门，女钩子陈素军被司机捅死。二则，容易引起后面被钩来的车的警觉。如果司机把门锁 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举锤砸碎玻璃。接下来，便把司机带到其他车上，让其签字承认在开黑车。遇到激烈反抗的，金生等人会把司机塞到两排座位之间的空隙，让 其喘不上气，晕头转向，然后再威胁加哄骗，“最后，都老实了。”

    最强“业绩”

    10多人一年钩1059辆车

    金生说，从出发到收工，最多不超过两个钟头，有时20来分钟就搞定。他那一伙最快记录是，7分钟内钩来14辆车。“业绩”最好的一年，十多个人钩了1059辆。人手少时，天天“上班”，人手多时，一周出动四五次。

    “钓鱼”也有空手而归时。金生说，二三十分钟内钩不到，就换个点去钩。如果还是钩不到，就掉头走人。钩子 们散去后，金生还要把录音存入电脑，然后再拷到U盘上。转天，把U盘送给执法大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钩了什么牌号的车，金生都有记录，尽量不在短期内钩 同一辆车。这倒不是心存怜悯，而是怕欺负得太厉害，车主会来找他们拼命。

    付出代价

    手下曾被打穿耳膜

    钩车的劳务费，一个月和执法大队结一次，金生每次去领钱会留下签名。如果想知道某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有无放倒钩，申请查看该大队的财务支出情况即可。金生说，逢年过节，钩头都要给执法大队的领导送礼，以物为主，以钱为辅，他曾送过照相机、手机等。

    结束谈话时，金生总结性地说，做钩子这一行，“会骗的话，一点都不危险。”他一再表示，钩车是单“轻松活”，但却又说道，他的手下曾被安徽籍黑车师傅绑架，被打得耳膜穿孔，交了1万元才赎回来。

    钩子相

    钩子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金生曾雇佣过一个来自湖北的7岁女孩。多数钩子是青壮年，有的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个白领；有的腆着大肚子，戴着暴发户式的金项链，一副老板模样。

    金生说，面善，脸上没有疤痕等明显标记，会开车，会演戏，手脚快，心理素质好，都是做钩子的好料子。

    几年前，还有警察扮钩子捞外快。金生被钩的两次，其中一次就栽在一个特警手中。为此，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告状。“现在，相当一部分钩子是两劳人员。”

    钩子史

    事实上，钩子在上海已出没十几年。

    1995年，上海首次颁布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具备本市常住户籍，“擅自从事 出租汽车经营的，由市客管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或者非法所得十倍的罚款。”金生说，就在这一年，有了钩子。“刚开始抓黑 车，只要认定是黑车，不管当时有没有拉客，拦下来就查。上午扣车，交3000元，下午就能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