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位制[转贴]

 

学士上面是硕士
硕士上面是博士
博士上面是博士后
那博士后上面呢？如果你够勇敢,再读2年是勇士
再读5年是壮士
再读7年是烈士
烈士以后呢？教育部会推出圣斗士
读满2年是青铜的
5年是白银的
7年是黄金的
毕业以 后愿意再读上去的女孩子有机会考出--雅典娜～
女人读书不宜多，因为在男人心目中 --- ---
大专生是小龙女
本科生是赵敏
研究生是黄蓉
博士生是李莫愁
博士后是灭绝师太
硕博连读更可怕，是东方不败！
男人读书不宜多，因为在女人心目中 --- ---
大专的男生是韦小宝
本科的男生是段誉
研究生男生是丁典
博士生男生是陈家洛
博士后男生是欧阳峰
硕博连读呢？就是岳不群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转个贴子)

 

这次出差，和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唐舰
　　但是现在此人是克拉玛依的市长和石油管理局的局长，不知道是否是大火时喊出让领导先走的道德败坏的牲口唐舰，也许世界太小了，太容易重名了吧，也许。
　　
　　 在一家学校门口的横行道旁边，立着一个广告公司 的广告牌，很旧了，但是一直没有更换，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让孩子先走。
　　
　　 可能是一些有良心的广告人做的吧，在克拉玛依待的时间太短，一场大火，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作为回忆。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到底谁在抛弃中国(转)

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博讯 boxun.com)

    
    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
    
    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
    
    昨天在网易商业报道上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之。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而是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
    
    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工（我不知道具体是那所大学的简称）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
    
    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1、美丽大陆的黑色陷阱
    如果你有幸到过非洲大陆一些美丽的海边城市，你会被她的风景立刻折服，你会发现笔直宽阔的大路边有白色的别墅，还有那椰子树也是风情万种，这里住着这个国家的上等人，包括总统的亲戚们、外国公司的代表、本国的大商人；从这里向内地，沿着公路开车，你会发现尽头一般是一个大矿，比如金刚石、矿石，都在这里开采，你会看到外国的技术员和本国的工人们；从矿区向外，就没有公路了，沿着土路步行，几分钟后你就会看到一个个的草棚子，尖尖的顶，糊着泥巴，而且没有窗户，当然白天里面也是黑洞洞的，草棚子外面是一个个瘦瘦的农民（不会有一个胖的），他们一辈子也买不起几件衣服和一双鞋子，一辈子花过的钞票不会超过500美元。在美丽的非洲大陆，这种海边的巨富和内地的绝对贫困不和谐地结合了，而且二战后的60年里，不管这些国家怎样独立、民主、改革，内地的农民们依然赤贫，而这些国家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成倍增加、GDP的明显增长到了离海岸10公里的地方就好象没发生过，于是苦恼的经济学家们管这种现象叫“非洲陷阱”。
    
    2、“非洲陷阱”的直观化描述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怪现象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矿在某非洲国家开始开采了，立刻雇佣了1000名工人，这个矿第一年赚了100万美元，其中60 万分给1000名工人，40万分给10个股东，1000名工人有钱了，立刻买东西，买衣服、买家具、买食品，还得盖房子，都是照着1000套以上买，更重要的，这些工人娶了1000个媳妇，生了2000个孩子，为了供应这4000人的衣食住行，矿区周围有500个农民种菜、棉花、粮食，还出现了10个以上的裁缝、理发师、医生，有了还几家商店、一所学校，然后一个小镇就出现了，周围20公里内的人都感受到了小镇的需求，人口迅速向这里集中，迅速达到近万人。矿主们分得了40万，他们发现这个小镇上还没有游乐场、电影院、小酒馆，于是拿出30万来开店，挣的钱再次以60%的比例分给雇员，雇员们再去娶媳妇、生孩子、买东西。几十年以后，当矿快挖光了、第一批工人退休时，这里已是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有上千家大小工厂，矿主们也建立起了上百家工厂商店，成了亿万富豪。其实这个故事在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已经出现过，加州的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但是换一种分配方式，这个矿还是雇了1000工人，赚了100万，其中90万分给10个股东，10万分给1000个工人，这些工人的收入刚够自己吃饭，他们没钱买衣服、买家电、盖房子，为了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矿区外面只有100个农民（种点玉米白菜，别的没人买）、一个理发师、一个裁缝（主要是补衣服），没有医生，工人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矿主们每年都有90万的收入，他们也想搞点别的生意，结果他们发现，这里只有1000个穷工人，什么生意也干不成。拿着钱怎么办？只好买了几辆奔驰、几个豪宅，养了几个小蜜，奔驰是外国的，所以几百万给了德国商人、几百万给了房地产商，还有几十万给了小蜜（这些漂亮的小蜜都是矿工女儿，于是有几十家矿工还算比较富裕），还有几百万存了银行，银行拿着钱想往外贷，一看除了矿什么工厂也没有，于是只好歇菜，看着老百姓不富吧，银行的存款还在增，而且形成较大的存差。于是几十年过去了，矿区周围还是一片贫苦，工人还是一无所有，农民们也还是自种自吃，没人买他们的东西，他们也没见过钞票，矿主们等后来挖完矿就带着几百万存款走了，1000名工人全成了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没办法，都做小生意自救，于是一夜间多了很多小商店、小酒馆，但是大家惊奇地发现，工人们都没钱去别人的店里消费，于是自己的店里也绝不会有人来花钱，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矿工的媳妇、女孩到沿海的大城市卖笑，男孩们则干起了黑生意，有点钱都不知道怎么来的，但也有很多蹲监狱、枪毙的。呵呵，我想大家伙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事情好象还有点眼熟吧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样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3、分配制度为什么不能制造有效需求？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生产会创造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参与劳动的全体人员（不仅是工人，还有高管、董事会成员，这是我对马克思理论的小突破，只有那些不参与劳动的股东才是完全的食利者）共同拥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剩余价值的物质体现是本工厂制造出的一部分商品，价值体现则是被工人、高管、股东分配的工资奖金分红。
    
    但是不同的分配制度会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果，如果偏向少数股东，就会造成有效需求（直说就是付得起钱的购买欲望）集中于少数股东，而少数股东也就是玩玩车、房子、女人，不会对一般消费品（吃、穿、用）有大的需求，全社会的富人都不花钱，则社会扩大再生产就没了需求动力，有时甚至造成简单再生产也没有需求动力，你挣的钱不花，你不买别人的，别人没钱，别人也不买你的，整体经济将萎缩不前；如果偏向广大工人，则情况就大不一样，突出表现为一般消费品的销售大量增加，社会生产被需求刺激的猛增，股东们也可以开更多的工厂，钱不够就用工人存在银行里的小额存款（人均不多，总量不少），这样整体经济就进入良性循环，更多的农民被卷入工业化生产，几十年以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出现了。
    
    综上所述，良好的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倾向广大劳动者的分配制度，就没有有效的社会需求，就没有商品经济循环的“滚雪球”效应，就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4、从分配不公看中国的几大怪现象
    
    A：外贸依存度高是好现象吗？
    我们的分配制度有没有问题？就说广东吧，十年来，GDP也增了几倍了，但是2000万外来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这些农民工除了吃饭，基本不花钱，也没什么钱花，他们的工厂了也生产便宜的衣服、鞋子、CD机，但是这些工人自己又买不起，东西不卖出去怎么能挣钱，靠几万工厂老板能用完这些东西吗？于是只好出口，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这些老板喜欢做出口，喜欢给国家挣外汇，而是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买不起这些东西，只能出口，要知道，几十美元他们就向外卖DVD、手机，比国内的价格低多了，还要出口，为什么，不就是国内没人买吗？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一个商品在生产出来时就自动有了对它的有效需求，因为要给生产它的生产者付钱，每个生产者都有钱购买和自己的产品等价的商品，社会产品和经济都是均衡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要卖给外国那么多鞋子、衣服，没挣钱吗？生产它们的民工为什么没钱买它们？只能说该付给民工的钱被老板占有了。
    
    我们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日本这个小小岛国，有的经济学家出来叫好，好象我们比小日本强大了、先进了，真是无知（如果有知就是无耻）极了，会让那些在血汗工厂里一天干12个小时的工人问候母亲的。
    
    B：色情行业真的是万恶不赦吗？
    色情行业是个不良的行业，每年都会有“扫黄打非”，我也觉的这个行业实在是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现代文明，于是很有人要发誓彻底灭掉这个行业。但是站在纯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色情行业却发挥了重新优化纠正社会财富分配、创造有效需求的作用。全国有多少从业人员，不好说，除了直接从业人员，大家还要注意到里面的保安、服务生、清洁工，人数会超过直接从业人员，围绕着这个行业，有餐饮业、服装业、美发业、交通业、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很多人，还都靠小姐们的生意来维持，一万个小姐，会创造五万个就业机会。在分配机制依然不佳，社会财富过于集中的时候，是小姐们让富人们大把花钱在境内，让很多人有了职业，是她们向偏远的农村寄钱输血，让自己的父母盖上房、弟弟读起书。如果没有分配机制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没有农村经济的实质提高，则突然停止一切色情行业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会加剧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会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可预计的压力。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坊锥形的社会结构。
    
    看到那位网友的话真的倒吸一口冷气，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尽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罗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做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nnd，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狗屁！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启，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
    
    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tnnd，又是教育，教育，tmd的中国教育，被这些狗屁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狗屁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 “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
    
    现在我依然说这话。
    
    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最后，想起一句话，如果一个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什么权力要求自己的人民去爱他的政府。
    

江青与唐纳、郑君里、赵丹等人的旧情事

2003年春日赴杭旅游，泛舟西湖，隔山遥见那雄伟古朴的六和塔依然无恙。它曾见证着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的婚礼：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小鹃，6位俊男靓女在塔前由白须飘然、德高望重的爱国大律师沈钧儒证婚，大明星郑君里主持仪式。此事曾轰动上海滩。

　　多像一个美丽童话中的情景！可是，好景不长，蜜月尚未度完，蓝苹和唐纳就演出了一幕你死我活的戏来。据说蓝苹忽然提出要回山东去探亲，唐纳新婚难舍，蓝苹在车站惜别时说：“不出十日即回。”谁知三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讯，影视界就传开了蓝苹失踪的新闻。到了第四个星期，唐纳才收到蓝苹寄给君里转来的信。信上说，她已厌倦了城市虚伪的生活，想回农村去做些事情，希望唐纳在事业上多努力；若有人问起蓝苹，就说她得了脑膜炎死了算了。

　　唐纳得此信息，像丢了魂似的。君里和赵丹极力安慰他，给他买了车票让他去山东找蓝苹。唐纳到了山东，四处打听才找到蓝苹母亲的家，蓝母和蓝姐对蓝苹的行踪也不清楚。唐纳无限悲伤而痛不欲生，就在旅店内服毒自杀，被发现报警，并送医院抢救。蓝苹见报道才赶到医院。

　　两人回上海后暂安无事。山东事件，大家认为是夫妻间性格冲突所导致的小事而已。 　　

　　蓝苹原名李云鹤，来自山东，从小想当一名京剧演员，长大后就进了山东京剧学院。据说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当局注意而潜来上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戏剧联盟，从事革命戏剧活动。她身材适中，脸形端正，因受过京剧训练嗓音响亮，吐字准确，又善于表现人物性格，在演出活动中颇得好评。

　　1934-1935年间，左翼戏剧联盟在严峻的局势下，一改过去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取消了“剧联”，成立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以大明星和出演世界名剧为号召，面向社会，保存实力。协会筹演三个世界名剧，蓝苹又获得了主演《大雷雨》女主角的机会。她在第一次公演《娜拉》时演了女主角娜拉一角，由赵丹、金山和魏鹤龄这些大明星配合演出，获得了成功，蓝苹于是在上海也赢得了声誉。这次她演《大雷雨》的主角，又是赵丹、郑君里和舒绣文等大明星给她配戏，使她演的角色更加出彩，声誉倍增。但遗憾的是，她在银幕上却是一筹莫展，进了联华这样的大制片公司，只有演配角的份儿，如《狼山喋血记》中演猎夫之妻，戏分不重。几位电影大导演说，蓝苹没有Cameraface，说她的脸不上镜头。从此她对几位电影大导演怀恨在心。但是在联华公司，蓝苹与剧联盟友郑君里相处很好。郑是联华的一名著名演员，也是位非常老资格的剧联盟员。在朋友间商量重大问题时，他是位善于辩证论事的智谋之士。蓝苹需要这样的朋友。

　　那时，喜逢君里结婚。他的婚礼极简单，只邀了几个老朋友来为他的婚礼作个证而已。新娘黄晨小姐，是南京金陵大学学生，结婚那天从南京赶来上海，君里特地委托蓝苹专程去南京护送新娘来沪。婚礼上没有女眷和别的女宾，就是蓝苹一人陪伴着新娘并照顾新娘。这足以说明蓝苹和君里的关系确非一般。解放后，蓝苹变成第一夫人江青，身份十分特殊。她去外地活动，住处一定很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见君里夫妇到她住处晤谈及用餐。这种殊荣，连她声称也是好朋友的赵丹也享受不到。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蓝苹的两个好朋友都受到迫害，君里的遭遇比赵丹更惨。据说“四人帮”之一、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是奉江青之命行事的。他对君里、赵丹家先来一次特级搜查，所有的照片和图片、有字迹的纸张，足足装了两大麻袋，然后连人一起带走。

　　郑君里和赵丹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两年以后，赵丹的小女儿桔桔要上山下乡，黄宗英借此机会，恳求上影厂领导向上面疏通，让孩子向她父亲道别一声，这才特准桔桔去监狱见她已经形同枯槁的老爸爸。 　　

　　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有幸地被“解放”出来，又转去农村干校接受5年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但是，曾受过江青特别关怀的君里却一直没有“解放”。文革结束后我去上海探亲访友，特上君里家去看望君里的夫人黄晨。她告诉我，君里被抓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有人来通知，说君里病了，已转去医院治疗，但也不准家人去探望。再过些时候又有人来通知，说君里死了，可以让儿子去医院认尸体，但不准她去。儿子见到了爸爸全身发黑的尸体。

　　“四人帮”被打倒，中央电视台曾播放了公审江青的实况，黄晨作为原告，在法庭上控告江青迫害君里致死。但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道君里的事情，还对黄晨故作关心状，令人觉得虚伪。

　　郑君里祖籍广东，中山县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田汉开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并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积极从事革命戏剧电影工作。抗战前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抗战后与蔡楚生联合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解放后导演了《聂耳》与《林则徐》等影片，是革命进步电影一员主将。

　　他与江青有非一般的友谊。可到了“文革”，君里却被关闭起来直到死去，这让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细想，在上世纪30年代反动势力非常嚣张、革命者被捕被杀频繁的时刻，江青独自离家去山东而失踪一事，似乎是个谜。也许那时江青有求于君里帮她解决困境而告之真相，因此，解放后江青所以会厚待君里。如今，江青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谜藏在君里肚子里，也都化为灰烬了。

　　文革中幸运没遭到江青迫害的，是她的前夫唐纳。唐纳在山东自杀未遂回上海后，与蓝苹的感情总不稳定。唐纳又一次因发觉蓝苹与某导演有问题，一气之下就到吴淞口跳海自杀，被救后他向警局自报是职业剧团员工，我们只好派人去接他回来。

　　唐纳是苏州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较好，曾是某大报的影剧副刊记者，曾力捧蓝苹。唐纳是白面书生，温和柔弱；蓝苹是铁骨心肠，刚强好胜。这两人结为夫妇，性格迥异，实难和平共处。抗战之后，唐入英国领事馆工作，蓝苹去了延安。后来唐知道蓝改名为江青而当上了第一夫人，深感以后他在国内处境尴尬，通过英领事馆的关系去了英国，跟一位中国女人结了婚，在伦敦开了一家餐馆当老板，安然避过了文革一劫。

人权大还是主权大的问题（转载）

 

 

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是对这个的探讨，极少上升到原则性的、哲学性、伦理性的高度，都是政治批判。譬如说，我们有A国和B国，A国借口B国人权问题，老是干涉B国主权、内政，对B股指手画脚，说白了只是为了A国自己的利益。因此，人权大于主权论是错的。这个批判是政治批判，不是哲学批判。它和人权与主权谁大这个原则无关：它探讨的是什么情况下，对这个原则的适用是错误的。

我们再构想一个理想情况：这个星球有十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在从事大规模的种族灭绝，造成百万人死亡。另外九个国家能不能够组成一个联合力量，去拯救这个国家里面的正在被灭绝的族群？如果你认为是，那么表明你在原则上赞同人权大于主权，只是对它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有保留。

近代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有。譬如上世纪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造成一百万人死亡），以及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清洗（造成六百万人死亡）。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因为它们最为野蛮和极端。

当纳粹在灭绝犹太人的时候，用你的道德直觉去判断，其他国家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拯救犹太人呢？我们注意拯救行动有两个内涵，一是彻底颠覆纳粹主权，二是人道主义干涉，拯救犹太人，但不颠覆主权，但二者的实行都证明了人权高于主权。（我们这里暂且忽略纳粹已和盟军开战的历史，因为种族清洗同样可能在纳粹国内发生；它也在土耳其、波斯尼亚、卢旺达、柬普寨和目前的苏丹发生着）

对一般人的道德直觉或良心而言，你会认同派正义的力量去对抗这个邪恶的政权，拯救数百万的无辜受害者。如果你承认这种可能，那么说明你承认，主权不是至高无上的，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人权有时候要逾越主权。

如果你拒绝援救犹太人或者其他受到种族清洗的族群，那么你需要出示一个理由：为什么主权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国家是一个最高的道德主体？你必须给予伦理上的论证。

我们今天说，主权是为民服务的，这就代表主权具有外在价值，而群众具备最高的内在价值。主权的价值，取决于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保证人民的人权。

摘引人民日报的《人权问答》一段：“国家主权与人权并不矛盾，它是一国人民享有人权的前提；没有主权或主权遭受践踏，就谈不上人权。”

国家主权是人民享有人权的前提。但这是不是永远真实的。然而犹太人的人权如何和纳粹德国的主权统一在一起？只有践踏纳粹的主权，才能保证犹太人的基本人权――甚至是起码的生存权。这个也适用于土耳其、卢旺达、柬普寨和目前的苏丹等许多发生过种族清洗的国家。

国家主权有可能被一个占主流的族群所操纵，针对少数族群，侵犯其人权，甚至对之加以肉体上的消灭。这些少数族群的人权，如何同这个国家的主权调和呢？对在纳粹德国的犹太而言，“[纳粹德国]国家主权是[犹太]人民享有人权的前提”这句话有何意义？

主权在特定的时候会和人权发生冲突。当冲突到了极其严重的时候，道德直觉告诉我们，需要求人道主义干涉。主权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主体，拥有无限的价值：它同样需要被限定条件。一个反人类、种族灭绝的主权，为何需要保护呢？至少我本人，没有在道德哲学上看到满意的论证。我也怀疑今天还有哪个哲学家会去做这种论证，因为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具有反人类性。

国家主权是历史产物，并不总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存在而存在，具有历史的偶然性
(historically contingent)，并不是固定的。把国家视为最高的、逾越一切的道德主体，是一个惊人的主张，惊人的主张，也需要惊人的论证。

如果你同意了在极端情况下，需要对邪恶的政府进行人道干涉，拯救无辜受害者，那么就代表你在原则上赞同人权高于主权。你所不同意的，只是究竟在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就人权问题对一国主权进行干涉。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具体适用的问题。

实际上，对何时才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哲学家和法学家是做了大量的探讨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条件也是极其严格的。让我们看看以下的标准，只有在此时，才能进行人道干涉，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一国主权：

1 一国内存在的一个对人权的大规模并且是严重的侵犯。
2 侵犯应当具有明确的、客观的证据
3 该国政府不愿意或者无法进行补救行动。
4 有明确的紧迫性
5 只有在用尽了所有其他选择的最后关头，才能使用武力
6 人道主义干涉目标和意义必须在公众和国际社会中得到清晰明确地解释。
7 干涉的目标仅在于停止人权侵犯
8 行动应该得到它试图帮助的那些人的支持 （如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
9 得到该地域周边国家的支持
10 干涉行动必须有极大的成功把握
11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决定干涉结束后的和平建设如何进行。
12 使用的武力应该和试图达到的目标成比例
13 在行动中，遵守国际法
14 由合法机构来认可或领导行动（如联合国）

这一系列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正义战争理论的具体适用。
我们看到，它包括了所有正义战争的七个条件，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发展。

再看看美国对伊战争，能不能用人道干涉这个名义来证明为合法：

对伊战争至少不符合条件中的4, 5, 6, 7, 9, 14; 在第8, 11, 13中有争议。这说明对伊战争不可能是一个人道干涉。虽然大概没有一个人道干涉能完整的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当上述条件中间的大量并未达到时，一个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的。

只要我们认同了完美意义下的人道干涉是可能的，就等于在哲学和伦理上承认了
人权要高于主权――只不过条件极其苛刻罢了。
当你在具体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正当的人道主义干涉时，当你在探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应当进行时，你已默认了在适当的时候，以人权为名义对主权的干预，是合理的（换言之，你同意人权大于主权），而你关心的，只是在何时这种干预才是正当的。换言之，在大多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只是正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时候并未到来。

只有否认上述14个条件下认可的人道干涉是合理的，你才可能是认同主权大于人权。如果你采用这个姿态，如我前面所说，你需要提供一个伦理依据，证明主权为何拥有至高无上的无限价值，证明为何我们不应该在纳粹德国、卢旺达、土耳其这些地方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对那里人的人民伸出救援之手。

回到人民日报的“人权问答”：“西方国家则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领域，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对世界上其他“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压或进行干涉。”

我们看到，这个论述不构成对“人权大于主权”这个哲学理念的批判。它只是一个政治批判：发达国家在利用人权干涉实现自己的利益。它没有回答，在出现了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之时，满足了人道干涉的十四个条件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制约纳粹的行为，拯救犹太人。如果它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便说明它并没有回答人权大还是主权大这个原则的问题。它的批判，完全可以被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包容进来：如“只有联合国授权和/或领导的，在紧迫情况下，对世界上某个严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压或进行干涉，才是正当的; 而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对世界上其他‘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压或进行干涉是坚决错误的！”

中南海倾向于人民民主

路透社这两天的报道虽然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关注，但明眼人一定能理解这些消息的背后含义。胡温政府自从萨斯危机以来，出招连连让人意外，外界只能事后就事论事，还不能理出个中内在逻辑联系、以及背后的战略考量。不过，自从第一智囊――夏勇院长出任保密局局长之后，很多东西也逐步浮出水面。

夏勇是谁？民权宪政专家、前香港四大护法。他的被重用有多种解读，国内宪政派诸君将夏的高升解读着成”政法系现象“，认为政法系将在下面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我仔细阅读夏勇的著作《中国民权哲学》《依法治国》，却品味出另外的意思。

《依法治国》一书是夏勇从政之后的作品，《中国民权哲学》时期的真诚不复，但却更是夏勇的成熟表达。该书明确把民主定义成人民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权必须要体现民意。这和西方政治学中的民主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自由民主不是什么体现民意，而是选举授权、分权制衡。民意，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集体词汇，它假设人民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愿，然后通过适当机制体现。但是在高度分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假设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幻觉。

如果按照夏勇提示的这种思路走下去，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广泛体现民意、强化政权基础”的政改道路。从物权法等关键法律草案公示、听证会成为常态来看，这种民意扩充进程已经开始。如果用“以行政吸纳政治”来评价之前的政改，那么以后的就是“以民意吸纳民主”。一些对政权没有威胁，却容易获得民众欢迎“叫好又叫座”的一系列措施，会陆续推出。

夏勇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领导人，以“体现民意”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害怕。至于宪政派诸君谈论的“民权宪政”，也完全可以嫁接成民意政改、宪改。“欢迎加入民意的大家庭，我们其实不分彼此。”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共试探民主，路透抢先透露，我等权且观之思之。

专制并不可怕/南峰 (转)

专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专制并不可怕，当民众觉醒的时候，它的支撑点是脆弱的。 只要合力齐呼就足以令其魂飞魄散、命奔黄泉。 (博讯 boxun.com)

    可怕的是在专制面前颤抖，在强权面前苟且求安，默许专制逻辑趋向合理化。
    
     明明白白人民是水，他是鱼儿，可他厚颜无耻地认为：没有鱼儿摆尾，那不过是死水一潭。
     明明白白是人民养育了他，可他毫无羞愧地说：没有我的恩赐，你的温饱生活从哪里来？
     明明白白“自由民主”是国家的希望，可他非要高举着刀枪棍棒维护那人间的极权罪恶。
     明明白白“独裁专制”是历史的垃圾，可他硬要拥抱着它当宝贝，让人民承受痛苦艰辛。
    
    明明白白的做人，糊糊涂涂的做事，同样是误人、误己、误国、误民的荒谬人生。
    
    专制的逻辑――人民的血汗，君王的功绩。
    
    
    叠 叠 群 山 现 壁 垒，
    绵 绵 长 墙 显 雄 辉。
    百 万 孤 魂 千 年 梦，
    跪 拜 秦 皇 立 丰 碑。

毛时代比现在平等吗？

对平等的感知的变化:从毛时代到当代

下面我想谈一谈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的问题：毛时代和当代可能有什么不同。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是在一点思索下形成的。

实际上如我所说，毛时代的不平等在政治理念上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客观存在，因为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平等本身反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当时的政治理念是人为的把人群划分为阶级，不同的阶级由于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不同，被赋予不一样的政治・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个体的地位以及对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占有，就由其（父母）的出身所左右。当时的政治理念强调阶级斗争，煽动斗群众，而这种思想可以成为那些试图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人们的最佳幌子和借口。而这种理念的可怕性乃在于它是反人道主义的，容忍暴力的（“秋风扫落叶的”，“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以结果论证手段的。“造反有理”四个字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这种哲学。

现在看来，当时的斗争实在很有意思，为了占据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斗争的双方都在努力把对方指责为敌对阶级（即资产阶级），为自己引得攻击对方的合法依据。四人帮指责刘邓官僚体系（即一批务实、经验派干部）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走资派，这倒不是新鲜的事，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在1975年着手搞整顿，清肃极左势力的干扰，也把极左们指责为“资产阶级”，如把各地的派性斗争指责为“资产阶级派性”，把文革派造反势力指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见邓小平1975年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胡乔木等起草）。

当时人们的政治策略就是把对方指责为资产阶级（或其他敌对阶级），进而将对方在政治小消灭。实际上“资产阶级”一词本身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任何负面的品质都是资产阶级的，而在文革的语境下，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被形容成是负面的（见前面的文章《文革帽子一览》），所以实际就是互相揭批，互相上纲上线的斗争。各方都希望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论证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把对方批倒批臭。当时的各种论战几乎都是政治性的，根本没有多少严肃的学理或逻辑性可言，而最终的审判权也就只在一个人手里，即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最后给你定性时，大家都可以臭骂对方为资产阶级，把自己视为最革命的。

而一旦成功地将对方定性为资产阶级，那么也就等于在政治上消灭了对方。而这个被封为资产阶级的不幸者的后果则必然是悲惨的。轻的在政治上被消灭，或者在经济上、社会上遭到致命的打击，重的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在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人人自危，只能力争上游，发奋图强，多快好省地比赛革命，把对方打倒，然后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不得翻身。

这样的根本上野蛮的、反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怎么可能和平等有所关系呢？我们说的平等，只能是人人平等。工人之间平等，工农之间也要平等，干群之间平等。红五类和黑五类子女也要平等。判定两个主体是否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就是看二者是不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而这种平等哲学是被当时视为庸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调和阶级矛盾、模糊敌我斗争的错误哲学（又是资产阶级的！）。

当时存在的不平等，主要是群体之间的大快大快的不平等，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不同阶级出身/成分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诸如此类。这样的不平等是广泛存在的，普遍存在的。

而为什么如此不平等的一个时代，却被视为代表平等传统的呢？这就是个非常发人深思的问题。它反映的实际就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的问题。平等不光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意识的结果。当你感到不平等的存在，不平等也就存在了。

先不谈毛时代，可以谈谈过去的旧封建社会。广大群众百姓可能差不并多，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存在着交流与发展的机会。处于最最高高在上的就只有一个人，皇帝。显而易见，老百姓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皇帝的地位和资源占有是不平等的，但是老百姓怎么能和皇帝去争平等呢？他是 皇帝 啊！不平等本来就是完全合理正当，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等级制的封建伦理都在为这种不平等提供论证，君君臣臣，要求人民各安其分。所以，皇帝掌握大量资源很可能并不能使人们感到强烈的不平等，因为人们并不把皇帝作为一个比较对象，比较对象这个词，也接近于社会学里的reference group――参考群体。 一个人倾向于和哪一个群体的人，去比较他自己的地位、状况好坏。

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强调种族斗争的种族主义社会一样，都人为地把人分成不同群体，割裂群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你们”，“我们”“他们”的群体对立。群体之间处于矛盾状态，流动被最小化，而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分而治之”所要的那种结果。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逐步实现了种族政策。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和日耳曼人的地位在几年内越来越不一样，你遭到歧视，被剥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乃至基本的保障。这个过程中，你的比较对象/reference group也在不断缩小。比如说你是个富裕的店铺老板，一开始你还和别的店铺老板比较，看到你的财富越来越少；慢慢地你就只跟一般的人比较，如工人或小职员。再慢慢地，你就不再将你的状况和日耳曼人这整个群体相比较了――这种比较慢慢地会成为一种荒诞，因为你是犹太人，他是日耳曼人，你们是根本不一样的人，之间无法比较。随着比较对象的缩小，你倾向于只跟同一个社会里，和你种族是一样的那批人做比较，估量你的生存状况处在什么水平。如果别的犹太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比你高，你可能会嫉妒或不满，而如果日耳曼人的生活水平比你高，你可能也会不满，但是程度可能要轻很多，因为你的比较对象群体是犹太人。

当这种把人分而治之、差别对待的意识形态通过制度被制定下来，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人们对平等状况（乃至其他的一些状况）的感知。

毛时代也是一样的。人被人为的分割成不同的群体，其标准有数个，一是阶级出身，二是在国民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位置。由于毛时代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个体沦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而已。而这颗螺丝还缺乏基本的自由和许多的权利。比如说你不能通过自由的劳动市场去任意调动工作，改变行业和住地，而要被束缚在你的单位户籍所在地，为国家所控制，替国家工作。你的命运被国家主宰。

在这样架构复杂的庞大国家机器里，不同人因为处在这个机器里垂直和平行的位置不同（条、块位置的不同），可能会享有截然不同的待遇。不同人群之间是割离的，很难做比较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农民会把自己的待遇和城市里的高干的待遇联系起来，他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群体，没有可比性。高干拿着高工资，而农民在温保线上挣扎。农民充其量会把其他农民视为自己的比较对象。这除了不同的农户、村庄/生产队，也可能是大队、公社，乃至社队干部。但局限在某一个地域里的农村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又因为不同人的阶级（如地主、贫富中农等）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待遇或发展机会。

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在新的共产社会里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表现。在强大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主导下，个人的reference group被相当程度地缩小。

那么以平均主义为代表的平等观有没有？有！在一个农业合作组织（如生产队、公社）里，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机关里。在同一个单位组织里，不同人的物质差别是很有限的，而且大家都一样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精神。人们从大到收入，小到日常穿着，差别都是很小的。建国后以毛为背景的极左派不断努力的是反对按劳分配，反对收入差别，鼓吹绝对的平均主义，要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种平均主义就在一个个的单位里实行下来，而刘邓等务实派则在一次一次的斗争中试图努力纠正这个倾向，又一次一次地被视为搞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而言之，毛时代的状况，是把群众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群体、组织，再各个组织内部实现平等，而在群体之间实现不平等。

也恰恰是由于不平等往往不是基于这些群体、组织的，一方面，人们的reference group被缩小，只局限在自己的群体内；另一方面，人们不认为社会宏观结构上的不平等是针对个人的，所以个人对不平等的感知就不那么强烈，相比今天，甚至会误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平等的。这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并非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及社会结构做出认真考察的结果。

当这种人为划分的条条块块被消除，社会各阶层、群体、单位、组织又能发生互相的流动，这时农民可以变成工人，可以变成高级国家干部，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和预期扩大了，人希望拿来和自身比较的对象也自然而然扩大了；而以小群体或阶级为本位的不平等基础被消灭，人成了自由的主体，开始作为一个个人在市场上竞争，因而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他人（也是作为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不同的两个时代里，两个人可能会对同样水平的物质差别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所谓主观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越是这种开放的、尊重个体、认同普适价值、允许社会流动的、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越能激起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这种情绪，如果被积极地利用，也可能成为建立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有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