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红军最大冤案？！

陈昌浩--红军最大冤案？！

分类:记忆专区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位于悉尼西区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Ｎ（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１９６７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 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１９３０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谓 "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 "气势"令二方面军"自惭形秽"。 
  
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军杰出将领徐海东；５０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１９９２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 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 "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 "红霞公寓" 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１９３７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 "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 "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 "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 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 ？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 "左路军" "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 "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 "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 "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 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 "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莫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西路军”覆灭秘史

"西路军"覆灭秘史 

王若望

http://www.wangruowang.org/3-3.htm

另参李敖同时代文章

中共党史与解放军作战史，历来都是只写打胜仗不提打败仗；关于"西路军"在祁连山下遭马步芳军围剿而全军覆没的这段历史，始终守口如瓶。我所遇到的张琴秋、陶万荣与刘瑞龙等，他们正是那场战争中的幸存者，或是被俘者。张大姐讲到的第一手材料，还是有顾虑、有保留的。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至今还是谜。比如说：（一）当初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战争呢?（二）谁是"西路军"的主帅?（三）为什么"西路军"被打败后尚有一部分流落四方的幸存者长期处在走投无路无人关怀的境地?（只有少数几个幸运儿获得当地政府的生活照顾。）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尘封的这段历史开始露出一点曙光，"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逝世前出版了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九八八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徐著"），其中有两节透露了兵败祁连山的真相。他是第一个出来承认解放军也有打败仗的战役，而且是全军覆没的大失败。一位元帅打破了沉默，接着又出版了《西路军魂》（刘秉荣著，以下简称"刘著"）、《将帅落难记》(郭晨著）两本实录。这样，毛泽东和他领导的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神话站不住了，所有记假话的党史、军史出现了再也掩盖不住的大漏洞。虽然上述三本实录，在触及上述三个疑点仍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因为透明度太大的话，这三本著作也就出不来了。   

我们从徐著的字里行间约略可以窥见欲言又止，半隐半现的文句，例如：在《组成西路军》一节，一开头便说："渡河后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出击。"（徐著五二二页）照此看来，"西路军"的建立与它的战略目的，头一条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了。    对照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三册（以下简称"张著"）《会师与内争》一章第二节《懋功之会》中写道：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国焘等召开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有一段对话："毛在会上提出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巳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二二六页）    张闻天的回答是毋容置疑的，十个月之前长征还未开始，那时的张系党中央的第二位首长，专门负责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所以由他站起来说明是可信的，有权威性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有下述一段话：    "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派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是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动的有利条件。"（引自刘著四页）这里还未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只是抽象地讲"有利条件"，没有超出张闻天转述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会见林育英（他是联共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曾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系林彪的哥哥），他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等待通知。"徐著也说："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徐著五一五页）    徐帅在总结西路军惨败的教训一段中谈到：苏联"为支持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张著五五七页，刘著根据徐著的说法，有同样的"补叙"）    根据"事变"中，由斯大林亲自拟稿的致中共的指示，强调蒋介石是领导抗日的唯一的人物，要求张、杨释放他，团结他，而斯大林的电报的头一条，竟说张、杨的捉蒋系受日本间谍的授意。证明斯氏一贯蔑视中共的"农民革命"，再检验一九四五年大量解放军向东北进发的历史，中共军队收缴关东军及伪满武装，或缴获日本军用品仓库，凡苏联红军已先到达地区，总是百般阻挠，声明将移交给合法的蒋介石政府（这些情况过去绝不许外传，据说是为了照顾中苏友谊，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云云）。    在上述的背景下，怎么会发生"在指定的中苏边界某个地区，供应中共大批军事装备"呢?因此，徐著哀叹苏联军用物资何时到达，还是个未知数，是肺腑之言，是十分沈痛的话。    那么，苏共许诺的运至中苏边界的军事装备究竟有没有呢?据说是有的，不过送给了新疆的盛世才了。这就怪了，以前讲的是"红军靠拢外蒙古"怎么跑到新疆去了?出发至外蒙古或新疆，不论从相距远近和地貌障碍，去新疆远得多，还得穿过戈壁沙漠。当西路军被迫进入祁连山的死胡同，败局已不堪收拾，军委主席团的电报还希望残部"率三团人马突围向外蒙古冲去。"（刘著一八七页）事实上，在祁连山大败中，只有李先念率四百人突围成功，他们转辗千里，步行四十日，才到达新疆。    再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覆电中有一句："远方的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你们自己奋斗，打开局面。"（刘著一O三页）这条电文的意义很重要，党中央己觉悟到所谓苏联的军事物资（电文中称"远方"），是靠不住的空心汤团，你们不要再抱幻想。    刘著中曾提到苏联打算将军事物资屯积于新疆边境一事：陈云、滕代远飞至迪化参加盛世才主持的"五一劳动节"后，与逃至新疆的"西路军"残部会见，陈云行至苦水时说："听说，西路军西征，苏联把武器送到了边界，准备给你们装备，后来知道你们失败了，只好撤了回去。"（二五七页）这是徐著中涉及苏联军备最后给予盛世才的原始来历，陈云是为了安抚"西路军"之残部才说这番话的。第―，他是"听说"；第二，中共方面从未知悉苏联武器屯积在新疆的具体地址；而在一九三四年，盛世才倒是获得了苏联的大量军援才得在新疆称王称霸；如果苏联真有一批支持红军的物质，后来因"西路军"失败，苏联也不会"撤了回去"。第三，徐著说是"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这跟陈云所说的有出入了。    根据上引的数据，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推理：斯大林准备在中国西部边境输送军援物资给中共一事并无诚意，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斯大林口惠而实不至，本来就没有那回事；一是真有一批军援物资运到新疆，不过不是给红军，而是支援盛世才的。    至于斯大林不愿帮助中共，宁愿援助以亲苏为幌子的军阀盛世才，这一思想同样贯彻在他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意见中。中共领导层欲包着盖着，秘而不宣，让全党全军继续保持对斯大林怀着美丽的幻想，甚至徐向前、陈昌浩也被愚弄了。因此在遭到惨败之余乃采取酸葡萄法去安抚军心（其实，连酸匍萄也没有），好像"远方的援助"真有那么回事。――（正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闭口不谈斯大林的干预，只说是毛与周如何英明。）    不过，徐著还是通过隐晦的语言透露了个中的信息，例如：他说"苏联军事援助是个未知数"、"打通国际路线只是'鼓动口号'"等语句。毛的特长之一就是善于提口号，大部分漂亮口号虽则符合行为心理学（例如：把"万不得巳时可靠近外蒙古"上升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这就需要行为心理学与艺术加工的技巧）。但仅仅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本来就不打算实行者，其精神上的鼓舞作用往往胜过物质的实际价值。    在阐明指挥这场"西路军"大败祁连山战役是谁的问题上，徐著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西赂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决定命令行动的。"那么，中央军委的成员有些什么人呢?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为军委主席团，周恩来暂不参加。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主席团的首脑是毛，我们从徐著讲述中得知毛在中央军委中的作用是总揽一切，事必躬亲。    这个重组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里的决策情况（只是新增了两名四方面军的首脑，因那时该军仍是红军的主要力量，为搞平衡只能如此。直至四方面军的主力葬身于祁连山下，平衡破坏了，张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司令，延安抗大内组织了大规模的批斗张国焘及其党羽的斗争即拉开了序幕），在张著中有简略的评价：    "……他这个军委主席（指毛）过去是独揽一切的，总司令部形同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所有军队文件、情报与作战计划、人事调动等等，都由他拟定办法，交由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与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由他一人唱独脚戏。"    这一段批评正是继懋功之会后毛提出了北进宁夏，靠近外蒙古的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徐著中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下行动和作战的"一语是转了弯的指责，"西路军"的覆没，主要责任者是毛。他在总结祁连山之败的教训一节中，曾用愤慨的话指责"西路军"政委陈昌浩：    "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徐著五六三页）拿陈昌浩开刀，实际是指着和尚骂贼秃，请参考上文引的"'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下"，皆用了"自始至终"的语句，前后呼应，其苦心可知矣。    徐著有一段描述：他认为"西路军"再回倪家营子是自寻灭亡，陈昌浩则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否则就是"右倾逃跑"，他（指陈）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架没有结果。"西路军"只得硬着头皮重返倪家营子，果不出所料，与马步芳主力血战九昼夜，五千人进去，生还突围者只剩三千人了。    徐后来总结西路军失败，自己作检讨云："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总计徐著中所述，先后有五次机会可以扭转败局，转危为安，但对照复查了毛领衔签发的电文后，更明显地看出毛的一意孤行，一反他从孙子兵法学来的使用得相当熟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兵法，一定要下属机械执行远在八百里外的指令性命令，不惜用政治压力、紧箍咒收紧的办法强迫部队首长执行。这里试举两例，看看他是如何施加政治压力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再加上党中央书记处下达的电文：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过去政治错误与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这是毛惯用的给下属施加双重压力的手法：一个组织衔头不够有力，再加一个中央书记处，这是层面上的"双重"，老账新账一起算，这是威慑力量的"双重"，这就迫使徐帅心情忧闷，不敢吭声了，这更使得陈昌浩奉命唯谨、俯首帖耳，头上生了紧箍儿了。    还有一条等于是强迫全体指战员去送死的。同月二十一日电文称："希望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奋斗到最后一个人……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为你们的后盾。"（刘著一六O至一六一页）直到二月廿六日，中央来电称："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采取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部队已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中央还在下令坚守五十天，岂不是开玩笑!    这里提到"正在采取有效方法援助你们"，这又是仅仅为了鼓舞士气而作的假动作。据徐著称，发电之次日，中央军委确实组成了"援西军"并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援西军"的任务不是"援西"，它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剩下三千人，如果快速接应，保存下三千人是有把握的，令人生疑的是：既然起名"援西军"却下令"援军不得西进过远"，说是援西军前往援救自己的部队，生怕刺激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云云。（徐著五四八页）准备牺牲三千余人的生命，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闻。这三千余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下，终于在祁连山下成了英明领袖谈判桌上的�鬼。    我们从毛的一生实践中，来检验他在葬送四方面军两万一千余人的战役中，暴露出一系列反常的、不能理喻的过失，说他昏庸、愚蠢也未始不可，但他在指挥其它的战斗和战役中，确实表现过杰出的军事才能。为什么指挥四方面军与地方杂牌马家军交锋就进退失据一错再错，全盘输光呢?我军的拿手好戏，"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　死打硬拚，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　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时，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徐著五六O页）毛为什么在这―仗中把上述运用自如的战术通通丢光，还三令五申禁止"西路军"将帅灵活机动自作主张呢?徐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秘密，真知道了，他也不能讲出来，不过他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么写道："'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徐著五五五页）参照上引的一段话便体味到这里的"绝无仅有"四个字的分量，它凝聚着满腔悲愤，满腹狐疑，简直是败军之将在阵亡前发出的绝望的抗议!    为什么"绝无仅有"还是发生了?实因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敢于闹独立（是否真的闹独立，姑置勿论），敢于向军事独裁者分庭抗礼，在党史、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联系到六个月前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发生了分裂的龃龉，毛在上述提供的史实里表现出的反常、荒唐、阴险、残忍等等，才找到了解决一系列疑窦的钥匙。只要参照毛泽东后来如何处心积虑陷害刘少奇致死，迫害所有追随刘少奇路线的黑线人物，对上述的数据和论证：即毛蓄意削弱甚至消灭四方面军和张国焘，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当然，尚待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作出历史的定论。    徐著绕过禁区尚留弦外之音，但他决不说假话!    禁区是毛一手制造的，他是一党之主，他说的话即使是假话、错话、混帐话，全党全国部不能有异议，碰不得禁区即此之谓也。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西路军之惨败做了如下的总结"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的反动力量，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段话显示了毛的罗织罪名，嫁祸于人，力图自圆其说的领导技巧，迹近于奸诈了。毛的上述一段话就是禁区，连元帅徐向前也不敢碰，须等毛死后十五年，李先念藉哀阵徐向前的机会，才公开宣布"西路军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弄清楚前边两个关键的情况后，对本文前面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共为什么对"西路军"幸存人员继椟采取歧视和打击，也就迎刃而解了。    被俘过的"西路军"官兵，流落四方，生活无着，当地政府不予补助，甚至不承认其军属和军龄，特别因政治运动频繁，每有政治运动，他们往往成为最早被揪出批斗对象，特别在十年文革年代，很多被斗的人含冤而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曾任"西路军"组织部长，与张一同被俘的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解放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皆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散处各地的"西路军"落难战士流传着两句愤激的话：马家军没把我打死，马克思倒把我整得要死!    这里转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王定国一九八三年十月写给中共有关领导的信的一节："……在甘、青、宁三省的原西路军同志，目前尚存一千一百余人，其中甘肃八百余，青海二百余人，宁夏一百以上，他们多数是四川人。他们中有很多是女同志，遭遇更惨，不是被迫做劳工，就是被逼沦为敌人的妻妾，有的被转卖改嫁多次，受尽凌辱，男同志大多流落到农村、牧区，靠拉煤、帮工和乞讨度日，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分配过工作，不仅在生活上一直十分贫困，更加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作'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抬不起头，解放后仍然翻不了身，说起来声泪俱下，满腹牢骚。"    请注意"几乎无一幸免"一句，以及一顶特殊的侮辱性帽子："张国焘走狗"，说明毛对四方面军宿怨未清，还在对张的部下算老账，搞株连。王定国女士的这封信就解答了本文开头所提出的第三个疑问。这位王定国成为女俘的经历可歌可泣，在刘著十六章中有详尽描述，她自己成了女俘，还设计保护了改名为荀秀英的张琴秋，后逃出马家军韩起功部下被监管居住，逃亡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留下她工作，后与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结婚。她若不是中央的司法部长及内务部长的夫人，无人敢于给党中央写这封信，即有人写了，也不会被《西路军魂》的作者照录原信在案，（原信刊于刘著三四二页，"监管居住"一词系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成为正式法律用语的，此处系借用，说明当年马步芳处早就发明了这个拘禁俘虏的办法，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也是用的"监管居住"，非中共首创也。）    如果把毛对四方面军的误导，甚至宁愿将其置之于死地，看作是个人恩怨的��相报，这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将被俘的人员看作是"向敌人低头"的人而加以歧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个牢固的观念，本书第二部里《杰作不得意》一节中，写及一位从北平日本俘虏营中逃出来的军官的遭遇，就反映了我们几位负责领导对他歧视的态度。再如：抗美授朝停战后，从南韩放回来的两万余志愿军俘虏，回祖国后竟把他们流放到北大荒种植棉花大豆，一部分则集结在江西垦区，都不让还家，只是从美军的俘虏营转入国内的劳动集中营罢了。    解放军有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有一条是优待俘虏，尊重俘虏人格，这是对敌军俘虏而言。谁知中共当权派的实践却是对回归本军的自己的同志，反其道而行，政治上歧视之，政治运动来虐待之迫害之，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荒唐的作风，大概其来源于封建帮会（青红帮）的家法与共产国际一贯反人道主义的思潮也。一九九一年六月（原载《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号）

毛泽东赞誉李先念：果真英雄出少年 相见恨晚

 

 

毛泽东赞誉李先念：果真英雄出少年 相见恨晚

   

 

 
抗战时期的李先念

一、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１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领导权重新被确立后，即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３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到５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行军作战，疲惫交困，"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就在这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国焘、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中央红军各部，一片欢呼。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徐向前详细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第二天，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力量分散，现在好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1984年6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指红一方面军）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给他们补充了一千多人。确切地说，做得太不够了。当时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经过"西路军"征战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晚饭后，在十分详和的气氛里，毛泽东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棉衣，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但坚持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李先念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中国。中国何处去？毛泽东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剑锋直指解放区。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一）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二梯队立即星夜出发，暂在边区待机一时，协助控制山地，调整阵容。最好能留在边区，则可整编四至五个旅，应付内战，更有把握。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8月15日，毛泽东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其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在应邀去重庆谈判前，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10月11日，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基本恢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你不当财政部长，只好把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这一决定，所以并不觉得突然。尽管人已经来到北京，但他内心还是感到难以胜任，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理解他，请中央另物人选。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安排了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与他见面。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

　　正是由于李先念的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锲而不舍，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9月25日，毛泽东为李先念的检讨报告是否下发的问题，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给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讲述这次谈话的情况。

　　李先念说：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没有起床。他叫我进书房，一见面他就说，杞国人来了。接着就问我知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习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很吃惊，就坐下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情况。

　　李先念说："我在你面前是不会撒谎的。今天我得知济南市的粮店都开不了门，就将运往阳泉市的一列车粮掉头赶运济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还提出一些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泽东听后，尽管心情很沉重，但对李先念的态度却有了根本的改变，请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不仅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再次真实地了解了李先念，不仅对李先念的气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所做的各项工作。

　　此后，李先念指导粮食部门摸清粮食的实际产量，消除虚假现象，为此还采取了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过秤入仓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中城市粮食不脱销，李先念不仅仔细研究、亲自计算粮食部的每期粮食购、销、调、存进度表，还向各省打电话询问或者找人来听取汇报。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来并毛泽东报告，提出先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议，以解决急需。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20亿斤更好。后来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抢运到国内粮食43亿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李先念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保证粮食供应，不仅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立了大功，也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1966年，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全国出现了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这个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轰"。

　　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当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制止他们这种行为的工作组时，李先念为避免混乱，从大局出发，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还要求工作组不能撤，要顶住，要稳住阵脚，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攻击他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财贸口走资派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想打倒李先念，夺财贸口的大权。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周恩来说，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们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不信任他呢？我们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并于1966年11月制造了所谓"出国风波"。

　　当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泽东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日下午，李先念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领导王治国、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尔王国年轻的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来到韶山。

　　一下车，李先念就转身对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说："在五十年代我就想来。六十年代也想来，可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终于来成了。比斯塔首相，我应该谢谢你。"

　　"我们尼泊尔应该谢谢中国，谢谢毛泽东。你们是一个大国，自1955年两国建交后，我们一直和睦相处，中国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诚地说。

　　"你们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呀。去年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和尼泊尔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李先念诚恳地说。

　　宾主笑意盎然，步履轻轻，走向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座落于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冲中的毛泽东故居泥砖青瓦，土木结构,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普通农家住房。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简直不敢相信地问了两次："毛泽东就是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农民？"大家一个个地点头，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无话可说，他与夫人亲切地耳语着。美丽的夫人听完后，笑了起来。

　　首相说的是什么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着。比斯塔首相向翻译点点头，示意翻译。

　　原来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讲的是他在美国哈佛读书时的一次"豪赌"故事。当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学攻读学位时，曾与同学讨论二十世纪各国领导人谁最爱读书？谁的结论被大家共同接受，谁将获得50万英镑。有的人认为是英国的丘吉尔，有的人认为是法国的戴高乐，有的人认为是美国的罗斯福，最后一个人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大家互不相让，各自摆出关于他们举出的领导人的理由，他们的著作，他们写第一篇文章的年龄，用他们的书治国的才华，简直是旗鼓相当，不分伯仲。就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提毛泽东名的那个学生表示他还有话说，他问了三个问题，全球什么职业的人最多？农民。哪个国家的古书最多？当然是中国。那么，当今领袖哪个能够在马背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能读书写出第一流的诗篇？这个学生说：毛泽东的伟大是无所不在的。所有的参赌者都服气了。

　　比斯塔首相说：亲爱的中国同志，请你们猜一猜这个赢了钱的学生是哪里人？接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加动作。

　　这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语。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点了点额头又捏了捏鼻梁笑了。首相相视一眼也笑了，说："您猜对了。"

　　李先念解释道："脸面又称台面，鼻梁弯弯的，自然是台湾了。"李先念话一说完，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毛致用笑着对李先念说："过去在湖南一直听说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铁算盘，今天看来你还是一把不动声色的活算盘哩。"

　　"你说错了，毛主席的铁算盘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们教我学会了搞经济。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师，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经济的老师，毛主席是我一辈子革命的导师。"

网易退市的可能性

（无意中发现原来网易在纳斯达克这么便宜，不知道为什么？）

网易退市的可能性

在百度股价超过200美金，总市值68亿美金的时候，李彦宏很兴奋。

在腾讯总市值超过560亿港币，折合70多亿美金的时候，马化腾更兴奋。

不过郁闷的人也不少。

网易，曾经中国概念股中市值最高的公司。丁磊，曾经的中国首富。

网易最风光的时候应该是06年上半年，当时网易的股价一度接近100美金。不过自从网易把自己的股票一拆四后，网易的股价也开始疲软。

截止2007年7月7日，网易股价18.89美元，总市值24亿美金多点，本益比不到15。而其他的中国概念股呢？新浪本益比62、搜狐52、百度179、携程47、E龙258、盛大38、九城19，就连因为股价被低估而一直准备退市的TOM，本益比也有15.76，都比网易高。

比起张朝阳天天说华尔街不懂中国互联网，丁磊内向、腼腆了很多。但是并不是说丁磊对此就没有反应了。丁磊的行动说明了一切。最近网易公布了一项股票回收计划，总额1.2亿美金。加上以前回收的股份，网易总共已经回收了价值3.7亿美金的股票。粗略算了一下网易现在的市值，大概在24亿美金左右。而虽然我没仔细去打听网易的流通股有多少，但是从一些网易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不超过30%。如此一算，网易现在流通股不过7亿美金，加上这次，网易手中已经拥有了总流通股的一半以上。

另外，看了一下网易股票最近在纳市的交易记录，好象不是很活跃，说明张朝阳说的是对的，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概念并不是很狂热。

另外，盛大也说美国对中国的游戏企业看的比较低，以网易现在以游戏为主的赢利模式，和主力游戏西游系列的逐步老龄化，网易短时间内股价获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网易现在不缺现金，丁磊在网易也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的，再加上现在网易股价被低估，如果网易要从纳斯达克退市，我不会惊讶。不过，以丁磊的性格，我觉得网易可能会慢慢进行自己的回购计划，等流通股收的差不多了，再退市，这样从成本上讲能节省不少。不过，我不清楚纳斯达克的规则是否允许一个企业手握大把自己的流通股。

而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系列举措说明中国现在很希望国内企业在国内A股上市。国内现在股市的盘子比较小，很容易出现大幅的震荡，虽然前一段大牛市的时候，国家出台了银行调高利息，股市交易税上涨到千分之三等措施，但说到底，政策不是调节股市最好的办法，正常还是需要市场去自己调控的。而鼓励企业在国内A股上市应该可以为中国股市的稳定提供一定的帮助。

所以，就算网易从纳斯达克退市了，也完全可以在国内A股上市，看看现在的网盛，网易得到的追捧的场面一定非常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