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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二月 19, 2007

上海一年换四个一把手人事调整密度前所未有

上海一年换四个一把手人事调整密度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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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闻　200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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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被立案检查到今年10月27日俞正声入沪履新，十三个月
> 内，包括韩正、习近平、俞正声在内，上海前后有四人担任"一把手"，绝无仅有。
> 这一年，上海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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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末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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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的文章称，俞正声，上海新领导人，这座城市十三个月里的第四位"一
> 把手"，入沪第一站，与他的前任习近平一样，选择参观一大、二大会址，那里是
> 中共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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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俞正声旋即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尽管报道寥寥，但"俞氏风格"已震动上海官
> 场--下去调研不为肯定成绩，只为寻找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
> 与此同时，社保案余波仍在延续。国庆期间，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被曝拥有24处
> 高档房产；11月，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康燕接受调查，据称与申能集团副总经理王
> 维功案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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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一审获刑十六年，而其律师表示继续上诉，周
> 本人则认为自己无罪。在沪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表示，该查的案子还将继续查处，
> 反腐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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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岁末，另一新闻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实际举措竞相出台，江浙沪三地高层会
> 商国际论坛。这一早于2005年即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试点的举措，一度"雷声
> 大，雨点小"，终在习近平任内实质性重启，现在则由俞正声急速推进。
>
> 人事大变局
>
> 坐落在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大院，与陕西南路上的马勒别墅，一度是上海最具政治意
> 义的地标。人事调整成为这里最撩人的主题。2006年9月24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
> 良宇被立案检查，前后十余位市管干部相继下台。
>
> 领导层的调整接踵而至，市长韩正迅即接任代理书记一职，原副市长杨晓渡调任统
> 战部部长；原统战部部长沈红光调任组织部部长，原政府秘书长杨定华填补副市长
> 空缺，原组织部部长姜斯宪调往海南，原市委副书记王安顺调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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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后，习近平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亲自主持交接，并称"
> 中央对上海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对韩正这段时间的工作是肯定的。"
>
> 被寄予厚望的习近平在上海只工作了七个月零四天，但他任内主持召开的上海九届
> 党代会，顺利完成了中央对上海领导层的最终布局。
>
> 四位新常委出现，其中包括两位出生于1960年代的年轻官员。值得注意的还有，新
> 一届上海市委委员，由55名扩大至83名，上海市19个区县的书记和区县长第一次同
> 时入选。市委扩容力度之大，被视为"有意识加强上海市委的集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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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势得到进一步稳定，到了6月，著名证券公司申银万国，在其投资风险报告里
> 称，"社保风波已定，习近平的到来宣布上海即将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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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更加大气、更多和气、更添锐
> 气喜听上海新涛声"》，总结并肯定上海自社保案后的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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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期间，总书记胡锦涛赴上海出席特奥会，并走访上海各地。上海市委一官员回
> 忆说，"终于有了云开放晴的感觉"。一个月后，习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湖北
> 前省委书记俞正声入沪履新，成为13个月里，上海的第四位"一把手"。
>
> "这是上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事调整密度，"在沪工作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刘吉称，"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季晓东则连用不寻
> 常、不平凡、不容易归纳过去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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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设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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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调整的背后，是上海的重新定位。事实上，早在3月下旬，《解放日报》新辟署
> 名申言的评论文章，已开始检讨上海的缺点或问题，并屡提学习和借鉴字眼。"申
> 言"被认为直接体现市委主要领导的意思，甚至有些文章直接来自主要领导的讲话
> 或授意，如《上海要有更宽广的胸襟》。
>
> 另一串否定句，比如要认真"做事"而不是"作秀"，要真正"造福一方"而不是"造势
> 一时"，解放思想，绝不是鼓励闯红灯、打擦边球，被反复提及。
>
> 习近平试图从根本气质上重新定位上海形象，将上海城市精神扩充为"海纳百川，
> 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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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新上海呈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方向，对上，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九届党
> 代会新常委见面会上，习近平曾专门强调，要自觉维护党的权威，确保中央政令在
> 上海的畅通。
>
> 而横向，则体现在与周边友邻的融合上，最明显的体现是重启长三角一体化，以及
> 强调世博的共办共享。
>
> 5月15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上海主持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并
> 提及邓小平及江泽民当年的重托。两个月后，习近平即亲率四套班子及其他负责人
> 造访浙江。《东方早报》评论，上海正以全新的政治生态和发展心态打底，酝酿多年
> 的长三角区域合作，有望渐入佳境。
>
> 上海正主动放下"老大哥身段"，卸除"老大哥包袱"，被习近平要求"授人玫瑰，手
> 有余香"。他同时批评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
>
> 还有两年即将举行的世博会，习上任后明确强调国家主办概念，与兄弟省份共办共
> 享的原则，一年前世博筹办一度被国展局主席吴建民批评为"未给外省市更多参与
>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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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转身
>
> 上海的下一步，正成为政府和学界共同研讨的热点，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 说，社保案表面上是干部作风和贪腐问题，背后则是上海既往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
> 上海面临的挑战则日益显见，航运中心建设，短短一两年里，江浙沿海已经出现大
> 批港口群。天津近年的一系列金融创举，黑马之势明显；而浦东的综合改革配套实
> 验区，也并非独此一家，现在有了天津滨海和成都重庆等诸多新对手......
>
> 履新不久的俞正声在一次公开场合用爬坡比拟上海现实的处境，上任感言中曾鼓励
> 在民主气氛中发表意见，现在上海各系统、各研究机构均收到类似通知，市委公开
> 纳柬，"言论无禁区，只要建设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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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中，三场市委组织的务虚会悄然进行，发展、改革和社会民生成为主题，务虚
> 会来自执政党的历史传统，主要探讨具体事务之外的方向、战略等宏观问题。上海
> 市政府咨询专家，社科院学者杨建文解读为，"不是清旧账，而是着眼未来"，杨
> 说，时间紧迫。
>
> 目前来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被视为上海的重要出路之一。习在任内还曾关注到
> 崇明岛的开发，并出具课题请上海社科院研究，可惜未及实施，人已调任。但从既
> 有的发展路径中真正转身，何其之难？
>
> "首先是政府层面干部相关的知识结构和行政能力欠缺，上海干部多工业基础设施
> 建设经验；其次是改革的内在动力足不足，上海多年来一直有政策依赖的习惯，需
> 要抛弃。"杨建文评价。看来，留给新领导人的难题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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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关于列宁主义的一席话/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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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关于列宁主义的一席话/姚监复

via 教育与学术 on 9/15/07

姚监复：從李銳談溫煇批列著作說起

——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民粹主義

李锐先生的一席话

今年八月初，我从美国回到北京。那天酷暑炎炎，我和受气喘病之累的李锐先生见了面。在简短的谈话中，提到温辉先生重印的著作《列宁主义批判》（一九八九年初版）。李锐先生指出：「温辉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很有意义，从理论上对俄国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教训，进行的分析，很有启发。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体化为共产党的专政，又将党的专政简单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法律束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促成了斯大林、毛泽东式暴政的实践，把经济资源、政治权力和人的思想都完全垄断在一个党，甚至一个人手中，最后造成历史悲剧、人类浩劫。因此，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正确的。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温辉的《列宁主义批判》在十八年前就尖锐地指出「必须批判列宁主义」，而且首先从理论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深刻批判。从温辉的批判中，人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苏共、中共选择了陈独秀说的「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列斯毛选择了黑暗道路

陈独秀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的文章，尖锐、鲜明、深刻地指出：「现在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选择的是黑暗的道路。但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九○周年之际，人们发现，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亡党了，苏联不联，反而瓦解了；还发现列宁、斯大林批示杀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者，制造了红色恐怖的冤狱和死亡；毛泽东向斯大林学习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发动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斗争，文化大革命、文化中革命和文化小革命从未停止。事实证明，中共应该以苏为鉴，应该走向「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指出的方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

列宁主义实质上是崇拜暴力的民粹主义

温辉是反对混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在「否定列宁主义的必要性」这一章中，他指出，「中共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列宁主义」。

继温辉的《列宁主义批判》，又出现了金雁、秦晖关于批判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一系列有史实、论据和新论点的重要文章，使人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列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斯大林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斯大林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邓小平理论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更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共把完全不同的和以后更为不同的提法变异为新种的思想，硬拉扯、捏合在一起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无非是向人们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正统性」、「合法性」，道义上和理论上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民粹主义认为，俄国可以利用村社从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怎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要在一个封建帝国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基地上，同苏联竞赛，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都说毛是「唯意志论」。毛也是民粹主义。如果列斯毛只是幻想家人们还好生活，世界还可以安宁；但是，他们是崇尚暴力的民粹主义者，要革命，迷信暴力；要夺权和保权，也迷信暴力、依靠暴力；垄断权力、资源和思想后，对一切不同意他们思想的思想者和领导人，斯大林认为是「反对派」、「托派」、「人民公敌」，毛泽东认为是「AB团」、「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统统打倒，甚至肉体消灭。列宁、斯大林在肉体上消灭了公开主张和赞成民粹主义的反对派以后，自己却继承、接受了民粹主义的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暴力革命、铁的纪律、领袖权威等一整套思想，列宁主义实质上是民粹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和批判，是另一个话题）。毛泽东思想是从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那里拿了一些实用的概念，为我所用，在「中国化」的口号塞进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朴素要求和游民帮派作风，如实行五斗米教的张鲁的传记就曾被钦点为中共中央会议文件，徐水创立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亲自带队祝贺，奉命送去的礼物是康有为的一○○本《大同书》。这些思想怎么是马克思主义呢！

支持「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

早在一九八二年，温辉就思考否定列宁主义的必要性，后来（一九八八年）又写出了「批列宁、出歧路」、「出路唯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对策，特别是「保障每一个公民（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人权、民主、自由不受侵犯」，「反对暴力革命、权力集中、阶级专政」，「以民主方法建立机会均等的福利国家」，「实行多党派的政治制度」，「社会集团和个人和谐一致、互相博爱」……等等。

我支持温辉「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不赞成「以暴易暴」、「以血还血」，不希望「暴民-暴君」反复循环的中国农民革命悲剧一再上演。真诚地期望新一代领导人能摒弃实质是民粹主义的列宁主义，摆脱专制、迷信、神权的思想束缚，推进政改，真正给公民以自由、民主、人权，走向陈独秀九十年前指出的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这样，才能不辜负伟大的时代的重托与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至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来去匆匆的一位过客。

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转自《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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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发表谢韬辛子陵新作: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附]奚兆永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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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发表谢韬辛子陵新作: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附]奚兆永的批评

via 教育与学术 on 10/17/07

谢韬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以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
      

     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

    那么谁代表"公"呢？回答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谁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业的干部，以及领导这些企业干部的政府官员。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把本该回归社会的财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全国人民都成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诫不要把"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设施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2页）。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公有制、国有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公有制、国有化的比例越高就越好。这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这些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不以赢利为主，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是混合经济，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种"左"倾愚昧。

    不执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这一条，实行绝对的国有化，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热情，注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永远赶不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原因可以说出许多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最根本的是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第136页），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与"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联系。劳动人民欢呼革命之后发现，政府成了"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自己的"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谓"全民所有"是一种空话。这使人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一个著名口号："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5页引）。执政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国财富；在舆论上执政党还"代表人民"讴歌这种剥夺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业必然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成为产生特权阶层的土壤。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必然会尖锐化起来。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 10日答记者问）。

    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执行马克思的第二步，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可以发展起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衰退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这一套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非的不是尘封的历史文献，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邓小平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比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倍。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左"倾主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社会主义战胜假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是这个中国，还是这些中国人，中国崛起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万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了 21万亿元。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政纲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将土地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第一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第二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是一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纲具有极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土地革命和农民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的那场全国土地改革是正确的，问题出在立刻搞合作化和公社化，"一大二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来，打破了农民建立个人所有制，发财致富的梦想，用共产主义的大话和空话教育农民。我们党取消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政纲，也就失掉了农民的支持，遭到了几乎毁掉一切的惨败。

    为了使大家明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三分钱，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三分钱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二元五角三分，换不回口粮。全队二百二十四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人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公有财产——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

    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又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三年，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在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几乎山穷水尽的日子里，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6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刘少奇等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更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果然，危机缓解以后，毛泽东同志高扬列宁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弥天大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逝世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承认毛的话语权，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喊着"三面红旗"万万岁去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同志一变话，刘少奇的盖世功劳立即变成弥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今天我们就较较真："三自一包"究竟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谁违反马克思主义？提到理论上说，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三自一包"的继承和发展，是"三自一包"的发扬光大。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国营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卖给个人经营，大企业改为股份制，都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左派同志却一口咬定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论据是列宁、斯大林，也包括晚年毛泽东同志的话。改革派直接去请教马克思。结果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倒是列宁、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的论著中，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许多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起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彻底地错了，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失败证明错了，被苏联饿死1300万人、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错了。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搞的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不应成为衡量今日之是非的标准。我们要高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在13亿中国人民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大家尽可能多地积累一点财产。尽管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会不同，但要让大家共同富起来。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贫穷的大祸饭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背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平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

    避免两极分化是对的，但认识上有误区。有两种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所谓同向分化，就是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有的增得多一点，有的增得少一点。反向分化是少数人增加，多数人减少，多数人减少的部分进了少数增加者的钱袋。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反向分化；对同向分化不能反对，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反同向分化，必然要走向平均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有人看到比尔·盖茨有500亿美元财产，住那样豪华的房子，就产生极大的义愤。他们没看到比尔·盖茨对美国、对人类作出了多大贡献。比尔·盖茨振兴了美国乃至世界的IT业，美国经济增长80%来自IT业，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问题。他和妻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们拿出来救助非洲穷人的慈善捐款就达 288亿美元，占他的财产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对这样的人没收财产，把他下放农村劳动，灭了这个冒尖户。所以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还自我欣赏说我国劳动人民地位高。现在中央改变了这种狭隘的、短视的、哗众取宠的平均主义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提高的过程中，给有本事的人（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制定《物权法》，保护他们个人合法所得的财富，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成功不仅属于个人，也给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不是修正主义，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创了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附] 奚兆永：评谢、辛新论《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几个月前，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他为辛子陵先生的一部书稿写的序言即《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由于文章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作者的观点又存在明显的错误，因此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批评。我从2月到6月也写了16篇评论文章，对其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谢先生的回应文章。不过在《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上却看到了谢韬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合写的新论《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由于作者是老对手，论题又是我过去曾经研究过的问题，谢、辛的新论自然引起了我的兴趣。

       比较前后两篇文章，《模式》一文涵盖的问题比较多，牵涉的面比较广，而《试解》一文所讨论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理论问题，涉及的面比较窄，但是它们都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值得我们给予一样的关注。我在阅读新论的过程中发现：在前一篇文章中用得最多、强调得最厉害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作者甚至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口号）在新论里没有再出现，而对论敌们提出的种种质疑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人们要问，是不是谢、辛们已经放弃了他们原来的观点了?情况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从两篇文章的比较里我们可以看到，后一篇文章虽然较前一篇文章有所收敛，但是，他们在所有制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并没有任何改变，相反，他们更加强化了否定公有制、要搞私有化的主张。因此，我们要像剖析、批判其前一篇文章一样开展对于其后一篇文章剖析和批判。

                  一、无中生有的所谓"隐瞒"、"修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说

       谢、辛在《试解》一文中说，"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

       谢、辛的这段话完全是无中生有。试问，谁"隐瞒"、"修改"了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重建"的说法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中。原话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832页)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社会革命，阐明了建立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必然性。严格地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只是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说的一句话，将其扩大为一个"理论"并不恰当。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自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马克思自己曾经在文字表述上作过细微的修改，但是从未有他人加以"隐瞒"和"修改"的问题。事实上，因为《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生前就已出版的著作，并未经过任何编者的编辑和整理，他人也根本不可能对其加以"隐瞒"和"修改"。在这方面，且不说德文原版，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法文版、俄文版，显然都不存在所谓的"隐瞒"和"修改"，就是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英文版及其它文字的版本，也都不存在所谓的"隐瞒"和"修改"的问题。以中文版来说，无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解放前由读书出版社在1938年出的第一版、在1948年出的第二版，还是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出的修订版、在1963年出的第二版，抑或是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在1975年和2001年出的两个版本，也都不存在所谓的"隐瞒"和"修改"问题。在今天，任何人只要读《资本论》第一卷，不论是读什么版本，都可以读到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知谢、辛的"隐瞒"和"修改"说所出何据？在我看来，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这一说法，不仅不存在什么"隐瞒"和"修改"，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不止一次地对这一说法进行过解释。首先对这一说法进行解释的是恩格斯，他在《反杜林论》中解释说，"靠剥夺剥夺者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恩格斯的这一解释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所指的只是消费品。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解释是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付印前曾经将该书读给马克思听过，也就是说，该书的观点是得到了马克思的同意的；而且，恩格斯在解释时还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关"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进行了佐证，那么，这样理解正符合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对这个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理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所有制应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消费资料的所有制。应该说，提出这种怀疑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定恩格斯的解释而提出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却是很不郑重的。为此，我曾在 1991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各种各样的新解释进行了评论，并且着重支持了余名汉同志关于《资本论》中译本对Eigentum一词存在误译的观点。（余文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拙文见《中国经济问题》1991年第1期）由于在德语里，Eigentum一词具有"所有制"、"财产"、"所有权" 等不同含义，应该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分别选取不同的含义进行翻译。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由于individuelle  Eigentum只限于消费品而不包括生产资料，因此它应该翻译为"个人财产"，而不应该译为"个人所有制"。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就明确指出过，"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但是一些人还是继续坚持把"个人"所与"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起来，谢、辛的观点也是这样。显然，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格格不入的。

      谢、辛强调说，搞不搞所谓"个人所有制"是一个"行则一言可以兴邦，违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对于《论语》里的这句话应该取分析的态度。并不是言语对国家兴亡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作用，问题在于这个言是不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就能够兴邦，否则它就不能兴邦，而要丧邦。在谢、辛们看来，仅仅搞公有制、国有化就要丧邦，而大搞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就可以兴邦。在我看来，情况正要相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这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套用谢、辛的话，这才真是一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试想，如果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最基本的理论观点，那还叫搞马克思主义吗？如果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那还能叫共产党吗？如果不知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知搞私有化，那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

                  二、无中生有的所谓马克思的"两步走""设想"的杜撰和伪造

     《试解》一文说，"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有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寻找一定的社会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成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原文为劳动，而非劳动力——奚注，成就，而非成绩——编者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读谢、辛的这段话，联系他们在上一篇文章里大肆吹嘘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否定暴力革命的观点，显然很矛盾：既然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没有暴力革命发生，这里怎么又出现了"革命胜利后"的字样了呢？莫非他们已经改变了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自然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对读者负责任的作者，自己的观点改变了，总应该向读者说明这个观点是怎样改变的，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才是，而事实是没有。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指出的，作者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所说就和前一篇文章的观点互相矛盾，出现了逻辑混乱，自己跟自己打架了。这样的情况在一篇理论文章里是不应该出现的。

       更重要的是，谢、辛所谓的马克思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两步""设想"是毫无根据的。按他们的说法，"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 832页"，可是，在那里，连"两步""设想"的影子都没有。关于《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应该论述的全文，我已经在本文第一部分作了引述，读者可以认真地找一找，看是不是有谢、辛所说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实际上，马克思在那里讲的是两个否定：一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以雇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至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什么也没有说，有何来什么"两步走" 的"设想"？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是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阐明资本主义是怎样取代小生产的，而资本主义又怎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至于说未来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那根本不是马克思所面临的任务，而是未来的人的任务，马克思不想制造"乌托邦"，他怎么会提出什么"第一步"、"第二步"这样的"设想"呢？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问题了是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这个公有制只限于生产资料，至于消费品，那还应是个人的财产，因为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需的一个条件。这一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和消费品的个人所有是同时实现的，这里也根本不存在谢、辛所说的"两步走"的问题。

      总之，所谓马克思提出"两步走"的"设想"完全是谢、辛无中生有的杜撰，是强加于马克思的伪造的假理论，理应予以推倒。

       退一步说，即使谢、辛未把所谓"两步走""的"设想"说成是马克思的，而是作为他们自己提出的观点，也是很错误的。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国家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本身就是国家作为社会代表所采取的行动。恩格斯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31页）这就是说，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是国家真正作为社会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国家所有也就是社会所有，根本不存在国家再将这些生产资料 "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问题。而且，"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同上）也就是说，当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时，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亡了，哪里还有什么第二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根本就不应该把已经公有制或已经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再变成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这对任何一个稍谙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来说都是和不言而喻的。

                  三、驳所谓"股票"既是"社会财产"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形式"的谬论  
                
       谢、辛在《模式》一文里曾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用来论证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遭到了人们的批评，在《试解》一文里，他们又用同一个论据来论证"个人所有制"问题。文章说，"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

       这里又一次暴露了谢、辛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了解。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指出，马克思是在写好了《资本论》全部草稿以后才开始对第一卷进行加工润色的，因此第一卷是在写了第二、三卷草稿以后才出版的，而后来马克思因为进行新的研究，一直未能对第二、三卷的草稿进行加工和整理，这个工作是在他去世以后由恩格斯完成的。因此要说《资本论》的写作时间，实际上是第一卷晚于第二、三卷。而按照谢、辛的说法，是先写了第一卷，然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写第二、三卷的；在写第一卷时还没有股份公司，只是"到写《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才有"股份公司出现"。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资本论》的创作史，也不符合股份公司出现的历史。事实上，股份公司的出现要早得多,当然它的大发展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不仅出现在第三卷，也出现在第一、二卷里。比如，在第一卷里，马克思就讲到，"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页》）他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同上，第688页）《资本论》第二卷里论述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地方比第一卷更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题在于，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又哪里来什么"股份公司"和"股票"呢？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许多地方都说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些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就是说，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里，没有商品，也不存在价值，当然也就更不存在作为"增殖价值的价值"的资本，哪里还有股份公司和股票这样一些东西呢？谢、辛说什么马克思由于出现了股份公司因而"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 '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其实，马克思说的"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正是共同所有，而谢、辛居然硬把它说成是"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完全是对马克思极其粗暴的强加和歪曲！

      谢、辛在《试解》一文中还引证说，"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

      这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极其严重的歪曲！试问：恩格斯在这里是论述"股票这种占有形式"吗？根本不是。这里我们不妨把恩格斯的论述完整地摘录在下面，让大家看看谢谢、辛究竟耍了一些什么花招：

       恩格斯说："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在这里，恩格斯论述的明明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让位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状况，而到了谢、辛手里却变成了是论述"股票这种占有形式"的。在恩格斯的论述里，所谓的"股票这种占有形式"提都没有提到，连这个词的一点影字都没有，而谢、辛居然可以无中生有，把它当成是恩格斯论述的主词，如此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哪里是做理论工作，简直就是变戏法糊弄人！为了糊弄人，谢、辛还故意不用人们容易找到的《选集》本，而用过去发行量极其有限的大字本，一方面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一方面也想用此法让别人难于找到他们所引用的话，好欺骗人。用这样的手段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读者，从学风上来说是极其恶劣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为人，实在也是很下作的。

       不仅如此，谢、辛还做了这样的发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对于这一段话，我以为应该把开头的一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首先删去，因为在这句话后面讲的一切，有的是杜林的杜撰，有的是谢、辛自己的思想，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的思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惟独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惟独不是什么属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的东西，而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明确坚决反对的东西。

       我们知道，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说成是所谓"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的，不是马克思，也不是恩格斯，而是杜林杜撰出来强加给马克思的。杜林说，"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驳斥道："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放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73页）谢、辛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竟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的思想，什么是杜林强加给马克思的思想，再一次重复和杜林一样的错误，实在是很可悲的。

      在这方面，谢、辛不仅重复了杜林的同一个错误，还进一步发展了杜林的错误，提出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统一"。这两个所谓"统一"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先说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他还强调，"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0、491页）在这里，恩格斯说得够清楚了：公共占有和个人占有是互相排斥的，二者的关系不是"既是……又是……"的关系，而是"或者是…… 或者是……"的关系；无产阶级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利益，都要求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而决不在于维护所谓个人占有。谢、辛把公有制说成是"以工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等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居然还说成是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现在再说所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统一"。马克思在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根据社会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前者用于生产消费，后者用与生活消费。当然，有一些产品既可以用于生产消费，也可以用于生活消费。马克思就说过，"谷物不仅可以用作生产工人等等的生活资料，而且可以用作牲畜的饲料，用作酿酒，制淀粉等等的原料。牲畜(肉用牲畜或役畜)也不仅可以用作生活资料，而且可以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即毛皮、皮革、油脂、骨、角等等，同时还可以部分地为农业本身，部分地为运输业提供动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555页)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207页)就是说，一个产品虽然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是在再生产过程中它的作用是一定的，它成为生产资料就不再是生活资料，成为生活资料就不再是生产资料。在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既是……又是……"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统一"这样的"混沌世界"。实际上，恩格斯对于"重建"问题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生产资料有社会占有，而个人占有的只是生活资料。在我看来，界限是如此清楚，谢、辛提出什么二者的统一之类的"理论"不过是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制造理论根据罢了。

                  四、要害是要在中国实行私有化

                  
       谢、辛在《试解》一文里大谈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理论兴趣，想解决这个在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他们的意图其实很清楚，就是通过这问题来否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否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为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现私有化开辟道路。这一点，在他们的文章里也是说得很清楚的。他们说：

        "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事实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

       在谢、辛看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错了，因为他们都忽视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们都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剥夺"，真是大言不惭、荒诞不经，就凭他们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极其错误的理解，就把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三位伟人否定了？就把苏联、东欧和中国半个多世纪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给否定了？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谢、辛未免太过高估了自己、太自不量力了，历史和事实早已铁板钉钉，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岂是你们这些"半瓶醋"所能动摇得了的？

      说到消灭私有制，那不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提出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的。这一庄严宣告成了一切想搞私有化的人的一个最大的理论障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一会儿说翻译有问题，一会儿说这个私有制是指什么而不是指什么，还有就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上做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却暴露了他们自己。现在谢、辛再次拿"重建"做文章，其结果也决不会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谢、辛否定列、斯、毛，但是并不否定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否定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不敢正视"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只好在歪曲"重建"上做文章。这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邓小平，他们也不敢涉及，因为邓小平也是主张公有制、主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是肯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他一再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好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现在有些人不大喜欢邓小平强调公有制的这句话，而喜欢引用邓小平说的没有提到公有制的另一句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第373页）其实，这后一句话里就包含着消灭私有制和主张公有制的内容。试想，如果不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让私有制万岁，又怎么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果不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而让一些人掌握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又如何能够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道理是如此清楚，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谢、辛在否定列、斯、毛时，说他们"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这里用了两个"一切"——"消灭一切私有制"和 "一切归公"，我认为这是谢、辛在故意制造混乱。事实上，无论是马、恩，还是列、斯、毛，都没有说过这两个"一切",恰恰相反，他们只主张生产资料归公共占有，而并不主张"一切归公"——连生活资料也归公。这是马克思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里就已提出的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因为这些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是模糊的"财产公有"——他们把生活资料也列入了公有的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财产"（生活资料），正是对这一原理的运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非常注意关心人们的个人利益，并没有搞什么"一切归公"。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苏联集体化过程中制定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可以了然。该示范章程规定，从公有化的土地中为每个集体农户拨出1/4到1/2公顷（不包括住房用土地，个别地区可达1公顷）作为宅旁园地（菜园，果园）。章程还规定，在畜牧业发达的种植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 2-3头母牛，外加小牛，2-3头带仔猪的母猪，20-25只绵羊或山羊，家禽家兔不限，蜂20箱以下；而在种植业没有任何意义的游牧区，每个集体农户更可以自养8-10 头母牛，外加小牛，100-150只绵羊或山羊，马10匹，骆驼5-8头，家禽不限。（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577页）怎么能说他们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和"一切归公"呢？至于毛泽东，他也不否定个人利益，甚至还说过"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这样的话。当然，中国也犯过刮共产风这样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现并且纠正了这个错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谢、辛们还硬要批评什么"公有制、国有化的比例越高越好"，不知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谢、辛在文章里还说，"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谢、辛的这些说法对吗？按照这样的说法，只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所有制形式岂不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了吗？因为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任何一种经济成分，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它们是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应该说，奴隶制的、封建制的所有制关系在历史上也都曾经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难道因为这样，它们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了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每一种所有制形式或经济成分，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所有制形式或经济成分的质的规定性，如果因为它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么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经济成分之间还有什么质的不同、还有什么区别呢？

       以上我们剖析和批判了谢、辛的种种错误观点，那么，谢、辛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些经不起推敲的错误观点呢？答案很清楚，他们提出这些观点，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制造舆论。要害就在这里。他们自己也说得很明白："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是混合经济，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种'左'倾愚昧。"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公式只能是：消灭私有制，让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虽然消灭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但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决不是什么混合经济，而必然是公有制经济。尽管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将来还要搞共产主义，在思想上就不应忘记要消灭私有制，并将代之以公有制，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谈不上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了。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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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金燕关于十月革命真相的长文在网上广为传播，标志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神话和历史谎言终于开始被系统地清算。
许多人第一次读到了卢森堡，普列汉诺夫这些共产主义运动风云人物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严厉批判。对十月革命反思和批判的高峰，是南方周末在12月6日发表的陈
独秀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批评。文章的题目是"往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经发表，立即在网上广为转载。陈独秀的大幅照片下面是这样一行引文："1936年莫斯
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

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关键词：十月革命

（本文是十月革命座谈会发言之一，作者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十月革命的解释体系面临的困境

说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错，这场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过去90周年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体系。过去十月革命被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以此为题材的著作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部著作，多是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明茨也说，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缺乏逻辑、太贫乏无力和残缺不全了"，苏汉诺夫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至今还没有一部客观的、科学的、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十月革命史。

二、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我认为，十月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 世纪还在慢慢爬坡，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不靠谱。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3%，但是比较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这在其它国家是少见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理论上叫"逆向操作"。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当时对革命即将来临也表示过怀疑，说"我们这些老头子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国可以胜利，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导火索，没有世界革命做后盾俄国革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当时有一点说得不错，十月革命"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1905年革命是一个关键。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和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当过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斯托雷平（1911年被民粹派暗杀）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合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于是发生了"1・9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皇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抑强扶弱"，是弱者的沙皇，"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紧接着革命爆发。为了调查1・9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各方人士参加、工人占相当比例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古俄语（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老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后来在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存活了五十天。
05年革命当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沙皇下决心镇压，自由派右转。
05年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沙皇也象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完成者。所以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政治上开禁，允许杜马存在（杜马是以西方议会为设想的），给予公民言论自由、结党结社自由等等，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工人的四十五票，农民的十五票，资产阶级的三票，等于地主的一票），但是它毕竟拉开了这个闸门。
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列宁是四月十七日回国的，托洛茨基是五月十七日，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二月革命是因为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二月革命在彼得堡死了6个人，全国一共死了1315人。正如列宁在几个月后指出的，这次夺权是"轻而易举的"。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统治着，由于孟什维克的组织要更好一些，又有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能够左右苏维埃的"大伙伴"。但他们回避了掌握政权，有两点考虑：1、象05年革命中那样，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2、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势力会分裂进步势力；3、按照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俄国正在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政权。 7月以后马尔托夫提出过成立"民主主义政府"的建议。
但是这并不排斥革命的先决条件在此前的奠定。
杜马是革命催生的合法母体。1905年沙皇迫于形势的压力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 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标志着沙皇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 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终于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宣言》以后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此后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正应了那句话："亡国之君一般是仁君、弱君"。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正如人们评价的，"任何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极其显著的。
反政府的力量逐渐扩大。首先是分裂教，谈十月革命时我们很少提到历史最久远的"分裂教徒"。早期俄国的东正教有很多的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自由度很大。1666年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统一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出现过几万人的自杀狂潮，大批人员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他们约占人口的1/10。接下来几百年他们就是为与沙皇抗争而活着，每次农民起义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始终不认同沙皇，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而且文化程度比较高。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我的勤劳，我的积累财富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我不认同现在官方的东正教，东正教在民间。他们聚敛财富去资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大家都在想布尔什维克那么多年在地下活动，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分裂教徒。分裂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使得布尔什维克可以在地下到处活动，到处都有老百姓掩护。十月革命的时候，分裂教徒达到1000万人，这是一支多大的力量！
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教徒，1915年该家族的工厂中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能够把那么多工人组织起来，就是因为厂主是分裂教徒，允许建工人组织，建赤卫队，建反沙皇的力量。萨・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05年革命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他自杀以后把财产委托高尔基的妻子捐献给俄国社民党（1918年6月整个家族的企业被全部没收）。
关于这笔钱还有一桩公案。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又不分，莫罗佐夫给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指定给哪个派别，所以两派都争。高尔基跟列宁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宁一直没有跟高尔基发生冲突，这也是个原因（其实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经常说："让高尔基下去。"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把这作为列宁主张跟工农兵相结合的例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向孟什维克动手，高尔基老在给他们求情，我又不能对高尔基怎么样，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我们还要让他争取外援，争取资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没法动手。所以"赶快让他下去，只要他赶快离开首都去哪里都可以"）。这笔钱最后一直闹到委托第二国际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个人来掌管，其中考茨基向着孟什维克，蔡特金向着布尔什维克，最后钱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我介绍这个公案，主要想说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争论（如布、孟政见之争）掩盖了其中有利益争夺的因素。
其次，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布孟两派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数量很大，因为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
革命队伍中犹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为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20世纪初沙俄有530万犹太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孟什维克中占了绝大多数呢？孟什维克深受西方社民党的影响，而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强、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经历使他们能包容自己队伍里的不同意见，倾向一种松散的联盟。1903年，孟什维克同崩得派（现代犹太语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崩得派的方案被否决以后退出俄国社民党。几年以后，崩得派的领导人总结经验说，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同孟什维克如此接近，这样继续分裂下去对双方都无意义，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一直到十月革命两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于无法把崩得的领导人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区分开来（斯大林把孟什维克称为"犹太帮"）。
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这个民族历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
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别林斯基的左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人人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在俄国思想史上兴起"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是不适用的，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称呼不对，它只有革命没有民主，革命的方向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它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体的民主，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1、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对托尔斯泰那种"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是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与托尔斯泰分手的真正原因；2、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不如"人民专制"；3、反对资本主义，不承认它的进步性。它的致命点在于反对沙皇专制虽然很坚决，但是把旧时俄国理想化作为参照物，所以反掉了沙皇专制就会重建布党的专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现存社会的情绪十分强烈，列宁非常欣赏他摧毁旧制度的果敢和勇气，
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最密切，他们是抱着十足的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后双方差距的拉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变了，而是布党变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盟友非常失望：布党在每一个领域里恢复等级高压控制，人民委员会在革命词句下压制争取自由的行动，军官不是选举而是按照沙皇的军队原样克隆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按自己要求的那样管理工厂，农民的地方组织被架空，或者是通过他们强制征粮。无政府主义也在镇压之列。
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无政府主义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
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很轻易地可以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直至被开除教籍。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 "温文尔雅"的理论家，认为"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的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俄国的孟什维克就其思想渊源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俄国，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坏的时刻，社会在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惩罚。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的流氓活跃起来，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的给予抵制。
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
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他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给他说中了，但是现在人们早已把这个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
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 "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经济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政策不应优惠农民，就像不应优惠封建主义一样。"农民越多，叛离马克思学派的人就越多。
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反沙皇，向后看，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其实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
一战造成的外部条件。因为一战，俄国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 7.2%，军人在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国打输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月-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100万。但是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和平成为首要问题。这越发加重经济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乱，"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 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的分化组合以及列宁为最高目的的多次调整。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 ）――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以上各点，是十月革命得以爆发的基本背景或者条件。

三、1917年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被挤下舞台？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主流是自由主义的。
到了1917年，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向右转。1、10月17日法令在沙皇的政治体制上打开缺口，自由主义对沙皇的让步欢欣鼓舞，马克拉科夫说："尽管还有些不完善之处，但是比绝对专制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认真对待"。他们与孟什维克有相象之处：立宪民主党渴望俄国民主化，孟什维克渴望俄国工人运动欧洲化；2、05年的暴动使他们感到暴民政治的可怕以及担心革命的代价可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它逃离了天然的盟友，从05年的立场上向后缩，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结果在沙皇的铁板和革命的铁锤的双重打击下被打得粉碎；3、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把更多的自由主义吸收进来管理国家，他们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加强国防、防止革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4、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又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5、他们对战败总结时认为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而列宁认为是普遍厌战，竭力瓦解军队和后方的士气。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6、自由主义的涣散、教条、缺乏应变能力；7、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那样做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8、他们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立宪民主党欢迎列宁回国，孟什维克为列宁与德国的关系百般辩解，他们曾设想，革命先推出温和的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推出极端的党，以极端的党对抗掉沙皇以后，极端主义是群众厌恶的，理性温和的党将再次上台。
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有各种原因：社会和他们自己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们希望通过法制渠道解决问题，希望联合社会上的积极力量（协商模式、立宪会议），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自由的局面下他们做不到；临时政府有"权力恐惧症"。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 。另一些人认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党派必须相互让步结成神圣同盟。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太年轻，如试图执掌权力，就肯定失败；对国家制度不尊重的氛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它甚至连纲领都没有"。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成员迪尔科娃说"从3月到10月存在的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它把一切都推给了立宪会议" ；过于依赖苏维埃。"屈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说服基础上企图理性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内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孟什维克是死守"资产阶级革命"教条的无所作为（早在几年前孟什维克就制定了革命的理论：俄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执政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
要特别强调的是，孟什维克其实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
由于以上的原因，自由主义终于在1917年被挤下历史舞台。

四、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但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 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 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 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 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苏联时期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总是说："人民一致拥护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决议，这种掩盖事实真相的乌龙说法实在是太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 "一致拥护"何愁布尔什维克不能高票当选？既然要求"解散"为何当初去踊跃投票？既然"一致"为什么内战中任何人都高扬着"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大旗？这显然都是事后拿"人民"来给布尔什维克强权做遮羞布。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于是十月革命刚刚完成接着就演变成一场"骨肉相残的国内战争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 "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1994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政党史》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放弃了建党时候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观念、背离了他们原来追求的政治变革的目标，这是成为后来政治冲突和流血事件的根源"。 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许知远:从上海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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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从上海到西安

via mindmeters思维的乐趣 on 12/19/07

一

从衡山路出发，浦东机场遥远得像另一个城市，出租车穿过大厦、工地和一望无际的农田。

因为飞机的出现，时间距离取代地理距离重新划分了世界。从上海飞往的西安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而为了到达机场要用上一个小时，在机场里排队再用上四十分钟，我觉得从酒店到登机口，似乎与上海与西安间一样远。

在机场的书店里，我买了一本《新闻周刊》和蔡美尔的《帝国时代》。坐在悬挂着很多蓝色吊柱、特别高的顶蓬的浦东机场里，我开始翻阅它们。这本《新闻周刊》是2008年特辑，探讨美国在世界的角色。

我对其中的三篇文章印象深刻，一篇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他的论调和文题一样醒目《为亚洲崛起让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过去几年中最热门的陈词滥调，人们似乎轻易就忽略了一个基本概念，其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亚洲，最初它是西方闯入者给予这片广袤土地的泛称，而今天它仍是由彼此截然的区域所组成，亚洲的概念经常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对抗西方过分强大的话语面前被迫采用的联盟。马凯硕引用了一位印度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区分，印度人拥有开放的社会，头脑却是封闭的，而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却拥有开放的头脑。他称今天美国的主要危险就是认定自己注定要领导世界，是例外者。

第二篇是资深记者克里斯托夫·迪克的《机器的灵魂》，他从个人化的视角，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化这个巨大的机器如何将越来越多的地区、人口、物品，卷入其中，那些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正被迫消退，就像法国那些小咖啡馆正在被连锁店取代。与1870——1914年那此全球化不同，今天的全球化动力不仅来自于西欧和美国，也来自印度、中国、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我们需要的是捍卫这种差异，去喊出，我爱这不同"，克里斯托夫·迪克写道。第三篇则是哈金的短文，他回忆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热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他们渴望向美国学习"，认定今天的热情消退是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密切相关，哈金相信，或许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改革出现时，中美文学间交流的分隔才有望弥合。这篇文章写得酸涩、狭隘，我读不到他对于故国的半点温情。但我承认，中国社会的学习精神正迅速衰退，自满情绪正在取代二十年前的自我怀疑，自我沉溺正在替代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坦白而言，我从未相信过那些专家们的预测，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力、技术与情感上的储备，来在五十年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这一天西安大雾，准备把我们从上海运往那里的飞机，仍滞留在咸阳机场。等待的人们坐满了长椅，其中几位带着白色的小帽，腮边的胡须茂盛，眼窝有点下陷，他们是穆斯林。西安住着很多穆斯林，我经常住的酒店紧邻着大皮院，是他们的聚集区，有时我会穿越窄窄的莲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沫。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卖白饼的姑娘神情沉静的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兰经》。还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头店喝啤酒、吃羊肉串，老板娘身材滚圆，笑声爽朗，她说她的祖先来自沙特阿拉伯，自从唐代以来就生活在西安——那个时刻，她叫长安。

这些记忆的碎片是因为我开始阅读《帝国时代》时更加鲜明。在这本书里，祖籍福建、如今是耶鲁大学教授的蔡美儿追溯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兴起衰落，它们既有遥远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也有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容貌清秀的蔡美儿用超级强国（Hyperpower）来形容这些国家，它们不仅在各自的时代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主宰了态度、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

我掠过前言和一些章节，直接跳到她对于唐代中国的描述。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于唐朝心怀一种既模糊又强烈的情感。汉朝给予了中国人最初的统一身份认同，我们都是汉人，而唐朝则是中国人最甜蜜的记忆——我们强大、繁荣、开放，我们折服了蛮族，创造了瑰丽的诗歌，我们谈论山水，还会品评美人……当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对于强大往日的记忆变得更加迫切与浓烈，那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建造的都是唐人街。但是，我们对于唐朝的认识又是模糊的，是什么使它强大，又是何原因让它衰落。中国的政治历史被伦理与道德的过度强调所笼罩着，个人品德被视作王朝兴衰的关键，更复杂的因素经常被遗忘。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给出关于强权兴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很多人从一个角度切入，蔡美儿选择的是宽容。她发现，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而衰落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于是，在蔡美儿的笔下，唐代盛世建立于一个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唐代继承了蒙古—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来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拓展了唐代中国的版图，而长安城中则是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还能轻易寻找到这种痕迹，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留学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飞机总是不来，让我觉得西安和上海间的距离又被拉长了。我沉浸在蔡美儿轻快而紧凑的叙述里，偶尔抬起头，看到旁边的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兄正聚精会神的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是布满各种曲线的价格表，他正透过无线网络在进行股票的买卖。他的表情和这庞大的机场空间，都提醒着我正坐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二

我想起了一个小时前穿越黄浦江隧道的场景。从浦西来到陆家嘴的金融区，像是一个新世界。宽阔的马路取代了拥挤的小街，那些玻璃高楼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三脚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戳在那里，像是来自一部科幻电影，本地人喜欢让你数它到底有几颗球。像所有的试图在新一轮全球金钱与权力竞赛中获胜的城市一样，上海也力图用高度来展现自己。468米的电视塔的旁边是420.5米的金茂大厦，它为自己拥有世界最高的酒店大堂而自豪。紧邻金茂大厦的是仍在兴建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492米的高度有望在2008年春天竣工时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尽管这个纪录不会保持太久。

这些高楼让黄浦江对面的那排暗灰色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建筑失色了。那些老建筑曾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怡和洋行的总部，它们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繁荣的象征，也代表着上海人念念不忘的年代，那时，它是远东的巴黎，是哈同、杜月笙、胡蝶和张爱玲的出没之地……

现在的上海更喜欢谈论的是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距离1851年的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世界变得又小又透明，异域风情的吸引力早已消退，但同样的拜物精神从伦敦传递到上海，这背后或许也正是历史力量的转移，19世纪的世界工厂是英国，而21世纪则是中国。我记得

1851年的海德公园里的"水晶宫"，这５０００根钢柱、３０万块玻璃构筑的建筑，是英国工业革命精神与技术能力的象征，直到今天，这钢铁与玻璃的结合仍主宰着建筑材料的风尚。2010年的上海有能力开启这个时代的新风格吗？

此刻的上海经常被视作中国再度崛起的领导性城市。在《Newsweek》的特刊上，它的编辑Fareed Zakaria在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将占据我们时代历史的中心，这篇文章所配图片正是黄浦江的港口，在那张迷漫着不知是清晨还是夕阳的黄晕的图片中，在两架起重机吊臂中间是隐隐约约的高楼，东方明珠的尖顶正亢奋的刺向天空。

飞机终于到来了。我要从150年历史的上海前往超过5000年历史的西安，从正在被污染的长江到日趋干涸的渭河，从今日的荣耀到昔日的荣耀，他们的气质是是如此不同……

三

在机舱的尾座，我读着空姐赠阅的《环球时报》。这份八开大小、16版的报纸，是中国最被广泛阅读的报纸之一，它的发行量超过100万，或许只有《参考消息》的影响力堪与匹敌。

《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据说是毛泽东开创了这一传统。他想知道那个冷战年代，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样看待中国，他担心宣传部门扭曲了原意，就要求他们全文翻译刊登。信息即权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份报纸必须在一定官阶之上的人才能订阅。我不清楚它何时开始出现在报摊上叫卖，在1990年之后，追逐商业利益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份报纸的主办者发现，被政治权力垄断的信息也可以兑换成现金。有趣的是，在一个互联网、电视与五花八门报纸杂志纷纷涌现的年代，人们对于《参考消息》需求并未减弱，在泛滥的信息中，读者们更渴望清晰与客观的声音，尽管它的提供者主要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主要媒体。

你可以说这些英语世界的媒体充满了偏见，有时对于中国问题尤其如此。但如果你翻开《环球时报》，你会发现这份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态度的报纸，才是偏见的展示厅。

我手中的这期《环球时报》出版于2007年12月20日。它的头条新闻是《美核实验室被黑赖上中国》，导读是"声称绝密网络遭到袭击恶意夸大中国黑客能力"，这则新闻是由该报驻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特约记者所撰写，但通篇皆是对《纽约时报》、《时代》报道的转述，似乎他们在当地的采访就是阅读报纸，当他们的摘译完成后，北京的编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市民化的题目，"被黑"、"赖上"这样的词语像是出自市井之口，而不是严肃的报人。

头版的右下角是本期导读，它们分别是：欧非峰会总提到中国；日外务省急扩"中国科"；台编造"防空识别区"吓百姓；陈水扁强迫两蒋陵搬家。

在我对这份报纸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它在已出版的1500多期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总是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报道的腔调是一贯的，美国与日本对中国总是用心险恶，台湾则是它们经常利用的工具……

自1990年代之后，廉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填补意识形态破产后的价值真空的手段，也是刺激销售额的有利工具。这份报纸富有标本意义，它的主办方《人民日报》标志着那个破产的意识形态，而当它试图进入市场时，它迅速拥抱了煽情主义与市民心态。

除去没完没了的美、日、台问题，剩下的版面留给了国际问题的摘译，其中有一版是娱乐事件，一版则是《读者文摘》式小品文，国际论坛版则是这份报纸的主张与言论，其中一个常设栏目是"做自信的中国人"。这一篇的名字叫《超越西方视角才能有自信》，它像是一篇高中式的议论文，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你熟知的陈词滥调。弥漫在文字间的是内在焦虑，与西方媒体上充斥的"中国崛起"论调不同，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缺乏基本的把握，感觉自己仍生活在西方话语制造的浓烈阴影中。

阅读《环球时报》的经历是沮丧的，这种感觉从它的报名就开始了。"环球时报"四个字印在红色块上，并有Global Times的英文翻译，在报名的色块旁则是黄色的丑陋广告——"骨质增生专用药膏"。

不管是中国人依靠这份报纸来了解世界，还是一个外来观察者通过它来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其伤害都是惊人的。如果它被认作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报纸，那显然，中国人对于崛起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即使不是浑然不决，所知的大部份也是错误的，那种受伤者的心态和阴谋论的倾向，经由这些报道，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四

这份报纸我断断续续的读着，两杯茶，睡了一觉之后，咸阳机场到了。除去历史书上的秦始皇那久远短暂的年代，这座城市从未进入我的视野。据说它在过去二十年中成为了一座专门生产保健品的地方，满街都是各式保养品的广告，其中最知名的一家人是来辉武神功元气袋，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时，很多中国人的腰部都戴着它，医治日渐脆弱的脾胃。

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开车的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西安夸耀自己是12朝、或是13朝古都，其中秦与唐是他们最喜欢提及的，它们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也的确如此，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的节奏缓慢、容易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我都看到了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心里更期待自己是"长安人"。就像我的那位朋友所说，那时我们坐在市中心的King Coffee，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

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文化融合时，经常忘记了一些时代人们早已如此。去读读那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吧，唐朝前叶的中国人多么自信的体验一切外来品，与外来者融成一片。唐代的强盛也一定给后人留下难以改变的印记。

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她的周围要么就是那些弱小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

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他们的文化却显著的低于中国；那足以对中国构成挑战性的古罗马，或是阿拉伯帝国，遥远得构不成威胁与竞争。

但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她的变化，总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从来如此。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二千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的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

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绝吧。所以，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了吧。

但是，如何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的古代中国，与《环球时报》的此刻中国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我们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1930年代感慨说，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三百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你看，当车行驶在西安的太白路上，我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感，又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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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钩者无期徒刑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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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钩者无期徒刑

via walkalone2008周维律师的博客 by walkalone2008 on 12/17/07

引用

wuyuesanren 的窃钩者无期徒刑

中国有句箴言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现在看来应该改成"窃钩者无期徒刑"了。为汉语词汇做了如此巨大贡献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银行的ATM出了毛病，导致其取1000块钱只显示取了1元，他喜出望外之下，取了17.5万元，然后被抓获、然后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们知道，在ATM机上取款的时候，你根本就取不出来一元的钞票，这个机器出的错误是相当离谱的。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个数字的钱就能让人蹲一辈子大牢，这罪过赶得上抢银行了。

按照判决书的意思说，这是因为他偷盗的是金融机构，所以有这么重的惩罚。偷盗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如果说他是趁别人不在把ATM机搬走了，或者使用别的手段窃取了里面的钱，那自然是算是偷盗。如果银行的机器出了毛病而胳膊肘往外拐的话，这人最多算是不当得利。利用漏洞来得利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与偷盗或者抢劫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有句话说的好，利用别人的愚蠢而得利固然不对，但愚蠢还是应该得到谴责。在这里，银行的机器出了问题，等于诱导别人犯罪，而银行却没有承担这个事件中的任何责任。之所以说银行没有承担责任，是因为毕竟这个数目怎么也不够死刑的标准。要是银行承担了责任，也不至于到无期徒刑的程度。

这简直就是强悍到令人发指的一种逻辑：作为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别人利用你的问题得利固然不对，但竟然这么毫发无损的把整个事情的责任都让这个人承担，实在是让所有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情。蠢都蠢得这么霸道。

另外一个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在我们这里动辄百万、千万的大案频发的地方，这么个不当得利的案子居然判得这么重，应该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情。国有企业从银行骗贷款咱们就不说了，那基本上跟抢银行也差不许多，就是那些把银行当作提款机的权力人物，那个不比这个数目大得多？要说起社会危害性来到底谁大是一目了然的，金额差距也是一目了然的。当然，那些弄到千万或者上亿的人没几年就可以出来，也是一目了然的。

或者有人说，那种毕竟是幕后交易，至少是骗嘛，这个未免太明目张胆了一些。可实际上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不信任是整个社会对于特权阶层的不信任，而这个小伙子最多造成对于银行的ATM不信任——前段时间我还从ATM机里提出过假钱呢，要说不信任也不始自这个案例——两者孰轻孰重，也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这个事件除了为汉语成语做出贡献以外，还能提醒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句成语的后半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们平时一般就用前半句，这次倒是提醒我们后半句说的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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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被高估了40％，还是只被低估了150％？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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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被高估了40％，还是只被低估了150％？

via 郭凯经济笔记 on 12/18/07

下午，从NBER走回系里。路上碰到了系里的老教授Dwight Perkins和夫人，他也是哈佛经济系里唯一一个中国经济专家。我们聊了聊找工作的事情，聊了聊前段时间Perkins写得关于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预测的文章，他夫人在一边打趣到，必须预测的足够远，这样到时候不会有人再记得他的预测。我接着就提起了世界银行把用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中国GDP调低40％这件事情。聊天中，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世界银行的数据其实不是世界银行自己做的，而是另外一个国际机构做的。

我不想就购买力平价的细节多做评论了，购买力平价是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充满了争议的东西。最简单的说，这个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都不是同质的，即便是麦当劳的巨无霸在不同国家也不是同质的：中国和美国卖的巨无霸也许从用料到做法都完全一样，但巨无霸价格里反映的用餐环境差别，卫生标准差别，市场结构的差别都使得两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巨无霸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商品不同质，他们的价格就很难比较。但购买力平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相同产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因此，购买力平价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做了无穷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对结果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所以用购买力平价的GDP蹦上去50％或者蹦下来50％并不奇怪。更何况，这些都是数字游戏，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中国的真实GDP是不会因为世界银行的估算而改变的。

我要说的是新闻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我可以对此事想出三个标题：1. 世界银行承认估算错误 2. 中国GDP被高估40％ 3.中国GDP只被低估了150％，而不是原先的接近300％。

我不知道媒体为什么似乎更喜欢第二个标题，似乎想要传递某种信息。不过，不管怎样，从空中给中国增加了3万亿美元GDP又拿掉的是世界银行，不是中国的统计机构。更何况，即便拿掉了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还是给中国增加了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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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要求陕西林业厅对"虎照"等材料进行鉴定

开始踢皮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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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要求陕西林业厅对"虎照"等材料进行鉴定

via walkalone2008周维律师的博客 by walkalone2008 on 12/19/07

国家林业局要求陕西林业厅对"虎照"等材料进行鉴定

2007年12月19日 10:38:39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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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推荐：

】

新华网消息 2007年12月19日上午10时，国家林业局在216会议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先生发布近期林业重要工作，并就林业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会上，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司司长卓榕生就华南虎照片事件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陕西镇坪的周正龙拍摄华南虎照片事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国家林业局是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华南虎照片的鉴定做了哪些工作？

保护司司长卓榕生：10月12号，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镇坪县的周正龙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的信息，公众对该地区是否存在野生华南虎和所拍摄的照片的真伪提出了质疑。国家林业局听取了陕西省林业厅的汇报，组织专家进行了分析、研讨，并派出由多部门、跨学科的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到陕西镇坪开展野生华南虎等珍稀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调查。依据信访条例对公民的举报给予了回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了决定。对公众质疑虎照真伪问题，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林业局积极协调，推动虎照鉴定。陕西省林业厅是"虎照"信息的发布方，是负责本行政区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鉴定结果的后续处理事宜由地方政府负责。因此，12月9日，国家林业局已要求陕西省林业厅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和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等原始材料依法进行鉴定，并如实公布鉴定结果。

新华网视频部记者:还是关于华南虎事件的问题。刚才卓司长介绍了12月9号林业局已经委托有关机构对照片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什么时候公布？还有关于责任认定的方面，如果照片有假的话，陕西省林业厅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保护司司长卓榕生：我刚才已经说了，国家林业局对公众质疑虎照真伪是关注的，对公众希望能够对虎照予以鉴定是理解的。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正在积极协调，推动虎照的鉴定。刚才我说了，国家林业局已经要求陕西省林业厅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对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的原始材料进行鉴定，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推进过程当中，鉴定结果将要如实地向大家公布。后续的处理问题，当然需要依据鉴定的结果进行处理，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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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为吴晓灵错了其在温停开港股直通车后的言论就可判定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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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为吴晓灵错了其在温停开港股直通车后的言论就可判定

via walkalone2008周维律师的博客 by walkalone2008 on 12/19/07

刻意打压人民币资产价格得不偿失

2007年12月19日 08:29:49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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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内外压力齐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以封闭的市场心理有意做低人民币资产价格无疑得不偿失。从长远来看，将继续付出被外资"洗劫"的严重后果。

中国资产价格被人为压低，最大的威胁是被外资抄底。

给国内资本市场降温的原因不在资本市场本身出了太大的问题，而是境外热钱所占比重过大与

目前的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已经使资金泛滥情况无法遏制。

日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指出，"要控制M2的增长，当外汇占款不能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必须控制国内信贷的投放，才能使M2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将目前严控信贷的底牌合盘托出，因为外汇占款无法控制，导致基础货币发行过多，央行不得不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典型的"皇帝生病，太监吃药"。

据初步统计，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30%到40%是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热钱，在总投资中央行的信贷政策只能影响20%的部分，其余的已不在央行控制的范围之内。这是不是意味着央行调控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未必，从凯恩斯到格林斯潘都提出过对于利率的预期才是真正影响投资者的大事。

严厉的信贷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房地产、资本市场等已经显示出其致命的威胁。货币紧缩政策对于实体经济影响有多大？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可以参考的现成案例是，广东数千家鞋厂破产，如此重大的经济事件预示货币紧缩政策将对中国的经济与就业、城市化进程产生严重的影响，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已顺利进行了产业梯度转移，从广东转移到江西、湖南等地，否则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如果蔓延，就意味着下一轮经济下降周期将很快来临。

今年，在A股市场发行的15家最大新股，有8只股价低于其交易首日的价格。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重汽及中外运航运股价上市当天就低于开盘价。很多相信中石油等垄断资源投资价值的人，迅速成为被二级市场套牢的悲情英雄，这家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给它的追捧者带来了难言的痛苦，一向坐享一级市场无风险收益的特殊投资者们，现在也尝到了股市消化不良的滋味。央企的重组并购整体上市仍将是2008年A股市场的一个重头戏，A股市场的消化不良已经逼迫许多企业将IPO计划延后。

境内人民币资产价格被人为压低，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投资者眼中这些资产一样低廉不值得投资，事实刚好相反，海外投资者现在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把手中的美元资产置换成人民币资产。

今年10月24日，巴菲特出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公司IMC大连新工厂的开业庆典，这是巴菲特控制的资金对于人民币资产的直接投资，这离他清仓中石油H股不过一周，对于这位股神来说，显然不是因为刀具比石油对他更有吸引力，而是人民币比日见衰落的港元与美元潜在价值大得多。无独有偶，美国思科公司也在近日大手笔对华投资，未来三年共投资160亿美元，2002年以来，思科在中国投入总值已经超过85亿美元。这160亿美元，将用于中国本地采购的显著提升，并增加在教育、融资租赁、研发、直接和间接投资以及销售和服务运营等方面的投入。具体项目包括:与国家开发银行建立联合投资项目，为创新型中国企业提供资本与专业技能，针对职业教育新增300所网络技术学院。同时，思科系统（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增设约4亿美元资金，向思科在中国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思科CEO钱伯斯说："以前在思科起步的时候，惠普等大公司也帮助过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帮助中国公司的时候。"思科真是活雷锋吗？不，他们只是在实行一个美元与人民币的置换计划，就像巴菲特与花旗所做的一样，耐心等待着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市场扩大的双重大礼包。

相比于这些零敲碎打的置换，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使金融与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速度将大大加快，合资券商审批将在明年正式重启，监管层将"外资参股比例上限由33％调高至49％"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并将颁布新的合资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则。依据相关审慎性规定，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虽然这些措施何时大规模开闸尚不确定，但所有这些条件的提出无不与增加人民币资产相关。

如果数万亿美元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将在一夜之间让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彻底失效，中国会成为资金的泡沫浴场，人民币资产成为目前高估的美元之下的囊中之物。既然内外压力齐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以封闭的市场心理有意做低人民币资产价格无疑得不偿失。从长远来看，将继续付出被外资"洗劫"的严重后果。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在加息与抑制通胀之间选择抑制通胀，但这是一相情愿，外资源源不断进入，无论加不加息通胀几乎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佳的选择是让通胀成为又一轮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催化剂；最坏的选择则是压低人民币资产价格，以抑制通胀为名，为外资准备好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餐。（叶檀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