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日, 五月 27, 2007

RSS Feed邮件评测 月光博客

 
http://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905.html

  对于邮件和阅读器相比,大多数人对于邮件会更了解,如果不使用阅读器,而使用邮件系统来订阅全文Feed,也是一个选择,我自己也试用了一些邮件订阅的软件,因此我就评测一下常用的RSS FEED邮件订阅。
  Rmail
  这是我推荐的邮件订阅器,我的博客就推荐用这个订阅,根据我FeedBurner的统计,使用这个订阅的人也最多。Rmail订阅的好处在于,邮件标题是文章的标题,易于辨认,特色是邮件中会包含当天评论的内容,就如同浏览实际页面一样,底部还有订阅评论的链接,非常方便实用。在网站上增加Rmail的订阅链接也很简单,只要在http://www.r-mail.org/profiles.aspx/后面加上你的RSS FEED地址就可以了,实际效果可以参见这里。
  通过Rmail还可以方便的实现各种其他方式的邮件功能,比如对某一篇文章的评论订阅,一有新的评论,就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个人信箱,实现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增加一条链接即可,链接的格式参见本文底部的"将本文最新评论发送到我的信箱"的链接。
  虽然Rmail非常好用,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服务的用户量并不大,根据其订阅排行显示,我博客的订阅量只有137,但已经排在总排行榜的第34名了。
  FeedBurner
  FeedBurner自己也带了一个邮件订阅,有不少自定义功能,可以自定义订阅确认邮件的内容,自定义发送时间和发送标题,自定义发送人,看起来似乎不错,我以前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FeedBurner的邮件订阅功能试用"来介绍这个功能。但是后来我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一些不方便,因为所有邮件的标题都一样,必须点进去才能看到内容,这就很不方便,另外文章中不包含评论,这点就不如Rmail,还有对于Feed订阅不灵活,只能订阅FeedBurner自己的Feed,不能订阅其他Feed。因此我现在基本上不使用FeedBurner自带的邮件订阅了,以前通过FeedBurner自带邮件订阅我博客的用户,建议你使用Rmail重新订阅一下。
  RSS邮天下
  这是一个国内开发的RSS邮件订阅系统,不知道是我gmail邮件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问题,我在这个系统下订阅的内容,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邮件。估计这个系统还处于测试阶段吧。
  其他RSS邮件订阅服务还有RssFwd 、Feedblitz等等,但感觉都不好用。
  上面是几个主要的邮件订阅RSS的服务,对于一些惯用邮件的用户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用邮件,而使用Gtalk、MSN等IM软件,那么可以使用Anothr(哪吒)来实现类似的订阅。


《RSS Feed邮件评测》的相关评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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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还要作自行车大国? 薛涌

 
http://blog.sina.com.cn/u/45f00ef401000afp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以一版半的篇幅报道了世界各大城市的自行车热。中国作为头号自行车大国,竟仅在文章最后被当作反面的例子提及:2005年,北京有30.3%的人骑车上班,比起2000年来下降了8.2%。如今自行车最盛的地方已经不是中国的城市,而是阿姆斯特丹。那里有大约74万人口,70万辆自行车,40%的人骑车上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骑车上班,政府在市中心还提供"公用自行车",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也大多分行。如果以自行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方便性来衡量,中国很快将不是自行车大国。
 对许多人来说,当不当自行车大国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自行车是不发达的标志,是没有私人车的结果。但是,看看当今的世界:自行车兴盛的地方,往往是发达国家。即使在美国这个地广人稀的汽车王国,骑自行车的大多也属于中高产阶层。他们不论是从文化教养还是生活水平上,都比不骑车的一般人口要高一些。甚至在科罗拉多的博耳德市,骑车上班的人已经达到21%。其他城市也都在寻求为骑车人提供方便和服务,骑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在发达国家,自行车行情看涨,在中国则行情看落。
 是中国人不愿意骑车吗?当然不是。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中国拥有私人车的人仅占人口的1%,公共交通又不发达,自行车是大多数人生活之必须。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是围绕着这1%的人的利益来设计交通体系,给私人车大开方便之门,刁难骑车的人。根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去年底的调查,九成受访者认为骑车族被忽悠了。在那些放弃骑车的人中,34%是因为骑车越来越不安全,19%是因为骑车越来越不方便,18%是因为出行距离远了,只有11%是因为买了车,另11%是因为公交系统改善。也就是说,只有22%(后两项)的人放弃骑车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剩下的68%放弃骑车是因为环境恶化。而调查还发现,自行车道被挤占,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没有停车地方,配套服务少等等,是骑车变得不方便的主要原因。
 再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哥本哈根计划在未来三年增加一倍的经费,来修建自行车的基础设施,丹麦则计划增加两千公里的自行车道,阿姆斯特丹将在主要的火车站修建有一万辆自行车容量的停车设施(目前的停车场有两千容量,但经常有四千辆自行车停放在那里)。这两个城市还都有教移民骑车和训练孩子骑车的课程,并正在建设自行车专用桥梁。巴黎将在全城以低价出租数千辆自行车。纽约也准备在交通拥挤的闹市向私人车收费,同时增加自行车的车道。
 骑车也变得越来越安全。美国随着骑车人的增多,自行车事故减少,禁止机动车辆的自行车道越来越多。在丹麦,骑自行车的死亡人数从2004年的53人下降到2006年的31人。哥本哈根对骑车人保护得如此之好,乃至骑车带头盔显得有些"冒傻气"。不仅孕妇骑车,孩子骑车,有人骑车还端着两杯咖啡,或者抽烟,吃香蕉。医院急救室里骑车受伤的,有一半是醉鬼(医生说这些人往往自己撞在电线杆上)。另外,机场也有许多自行车的停车位。
 欧洲人喜欢骑车,开始主要是因为交通拥挤,骑车上班更方便。现在则因为环境意识增加,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尽最大的可能以自行车代替机动车。根据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分析,短程的汽车交通排放的废气,占汽车废气排放总量的6%。荷兰自行车联合会不久前的报告也指出,如果现今荷兰7.5公里以内的汽车旅行被自行车所替代,全国的废气排放量将减少240万吨,这是为达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废气排放削减量的八分之一。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为世界的自行车之都,许多路都对汽车封闭,汽车的停车费奇高,但锁自行车停车架却遍布全城各个角落。伦顿,慕尼黑,苏黎世,和几个美国城市的官员都到阿姆斯特丹学习其以自行车为中心的公交系统。挪威则希望将自行车旅行在所有旅行中所占的比例由现在的8%提高到2015年的16%。瑞典则希望把这个数字从现在的12%提高到2010年的16%。
 中国作为自行车大国的衰落,是城市忽视大多数市民利益片面追求发展的结果。比如,无休无止的拆迁,把越来越多的市民驱赶到城郊甚至远郊。上班远了,骑车就变得不现实。可是,远距离通勤完全可以用地铁或轻轨与自行车结合。二十年前,北京地铁站周围就堆满了自行车,空间拥挤,秩序混乱,而且还收费。而阿姆斯特丹一个七十多万人的城市,竟要修万辆自行车的停车场。中国千万人以上的城市,有这样的服务吗?在丹麦,买一辆汽车的税高达180%,大多数欧洲城市都有极高的停车费。相比之下,在中国开车太便宜,骑车太累。当大众的自行车被少数富佬的私人车挤得没有地方去时,自行车业就衰败了。如今发达国家的自行车,有单人的,有双人情侣式的,有三人以上全家型的,甚至有能带八个孩子的。我们则基本还是一色的单人车。更不要忘记,世界20个最污染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达到四十万人,比世界第一汽车大国美国的交通死亡人数还高将近十倍。现在所有中国人都要好好想一想:放弃了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的地位,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学校为什么需要体育? 薛涌

 
http://blog.sina.com.cn/u/45f00ef401000agu

在美国的中国人,许多都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人真幼稚!可是,时间久了,你就觉得这幼稚之中,有许多东西可学的。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我1994年作为一个陪读的家属来到美国,到学校健身房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几乎每天都去锻炼的"大老粗"。到2004 年找到工作时,已经十年过去。记得临走前的一天我十分感伤地告诉他,我不得不离开这里了。他先向我道贺,然后对我在学校里竟泡了十年感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以大老粗特有的好奇和直率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你大概挣多少吗?"我告诉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他睁圆了眼睛:"你没有开玩笑吧?这是教授的工资吗?"我告诉他没有开玩笑,而且这个数在我这行里还挺高呢。他一下子爆发了:"哈哈,这是劳工的工资呀。你学这么多年就为这个?这实在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糟糕的地方。你问问那些大学,他们给教练开多少工资!孩子上学是为读书还是为打球?"我对他的义愤表示感谢。不过也告诉他,可惜他不是校长。另外,我当然希望钱越多越好,不过,我和我这行里的许多人,对这种的工资也并不是太在意。
 美国一个大学里的著名教练,可以比一个名教授的工资快高十倍,更不用提我们这等刚刚出道儿的助理教授了。学校是传授知识,还是NBA的训练基地?这不是典型的"脑体倒挂"吗?可是,在美国社会,大家一般还认为这挺公平(我碰到这位"大老粗"算是个特例)。其实你观察西方社会,历来是如此。比如中世纪,贵族大部分是文盲。有文化的,是听他们使唤的文书。如今的美国,知识经济大行其道。但是,大老粗们还是常常要压满肚子墨水的人一头。要是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到美国算是投错了门了。
 大学给教练(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体育老师吧)付的工资比名教授高十倍,你会觉得美国人实在幼稚,不知道尊重知识。但是你再看一看,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都在美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们嚷嚷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纯粹成了起哄了。
 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得如何复杂,都需要领袖。而这种领袖,是课堂上培养不出来的。在中世纪,什么人是领袖呢?如果你英勇善战,并且有魅力和信誉让许多勇武之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你就是领袖,你就是贵族。需要有人帮你算账,作记录时,雇个文书就可以了,你自己识不识字倒并不是那么重要。后来美国打独立战争时,人类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文明的发达,也未必能使文人硕儒高过一介武夫。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富兰克林大概是最耀眼的文化巨人了: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头衔你就数吧,数得再多也难免漏掉一个。另外,亚当斯,杰佛逊,都是学富五车之士,汉密尔顿也是个天才,美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仰仗他来奠基。可是,领导这些巨人的,是华盛顿,一介武夫,一个"大老粗"。当时有人甚至说,他成为领袖,一大原因就是个子高,往那里一站,把别人都镇住了。
 领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你未必读了多少书,但你需要有触动人心的东西,能找一帮人,让这些人信服,让他们跟着你走。自古以来,领袖绝大多数是在战场上产生的。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大部分人没有沙场经验。但是,在和平社会中的领袖,同样要具有感召力,能找到跟从者,能让大家相信你。所以,培养领袖才能,就是大学的首要使命之一。这也怪不得许多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人反复对毕业生说:"你们是你们这一代的领袖,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说起培养领袖,球场比课堂是个更合适的场所。球赛不仅更接近战场,而且球队之中时刻面临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要出风头才能成为领袖,但你要只顾出风头,就会遭别人嫉恨,失去队友的信任。真正的领袖,要有办法让队友心悦诚服地把重大责任交给自己,在关键时刻不负众望。同时,还要维持全队的团结,让队友相信,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队里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教练也正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人物,必须把一群孩子王捏合在一起,形成高效率的战斗集体。这一职责,当然不容易。
 美国大学里的一个名教授,可以是自己学科中的泰斗,人们对他或她异常尊重,但他的影响一般局限在学科中,成不了所有人的领袖。而一个德高望重的橄榄球教练就不一样了,他常常是所有人的英雄。一个橄榄球队长,毕业后到华尔街也往往比一个全优生更有价值,其卖点也是成绩单上没有写的领袖才能。
 这样的体育教育,在过去的中国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领袖是上面指定的,不需要对下的感召力,只要上面喜欢就行。我们从小就由老师任命谁来当班长,毕业听学校分配,工作后任领导分派。所以许多"领袖",都是拍马屁式的出身,为周围的人所怨恨。但是,在市场经济中,那种能把大家攒在一起折腾出些事情来的人,那种受大众爱戴的人,就变得难能可贵了。大学培养不出这样有组织才能,有创意,有感召力的领袖,就是大学的失职。这也是我一再主张大学需要体育的原因。

官场交易的三种机制 吴思

 
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ka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刘少奇就说到一种现象:"有人把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50多年之后,这些"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的官爵已经在一些地方进入"市场"流通了。
  不过,假设绥化市真成了马德的独立王国,他一定买官鬻爵吗?其实未必。因为这样做不合算,前人算过账的。
  清朝有纳捐制度,一旦遇到战乱或灾荒,财政困难,朝廷就大开捐例,卖官应急。这时反对者就会替皇帝算账,说这种生意不合算,人家花钱买官,一定要加倍捞回来,搜刮百姓,最后毁了江山社稷,吃亏的还是皇上。皇帝也认账,但他另有理由:既不能听凭百姓饿死或反叛蔓延,又不能抢劫富人,只好卖官应急。缓过劲来就不卖了。总之,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卖官不合算。
  马德卖官与皇帝卖官不同。首先,官职并不是他家的,他卖的是自己临时代理的人事权。其次,收入完全归己,而不是用来救灾。再次,天下不是他马家的天下,卖官的恶果也不用他马家承担。
  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卖官机制,即"官天下"的机制。
  李刚向部下卖官,他在卖别人的东西。马德向李刚卖官,也在卖别人的东西。韩桂芝向马德卖官,卖的仍是别人的东西。至少在可以考证的四个环节的交易之中,每个交易者都不是主人,都是临时代理人,都在追求代理人的眼前利益。
  我们知道,每个交易者都有任命他的上级,但上级仍是代表,并不是主人。在理论上,中国人民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中央政府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而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由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省里由县里选,县人大代表才由选民直接选。那么,一个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例如县委书记李刚手下的乡镇党委书记,距离真正的主人有多远呢?
  至少隔了十个环节。按照血缘关系计算,早已出五服了,不算亲戚了。在这十个环节中,每个环节即使只搀杂十分之一的私货,经过十次搀杂,主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代理人还可能插手选举,在每个环节搀一点私货。如此这般闹下来,一个代理人的短期行为盛行的社会,一个无人负责的"官天下",就算发育完全了。
  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只能指望官员凭借超人的道德对抗利害趋势。这种对抗肯定是有效的,但马德认为效果有限,他甚至建议纪检官员下去进行破坏性试验,看看他们能否顶住买官和送礼潮流。
  如果我们不把马德看作天生的恶棍,我们就没有理由漠视失足者的惨痛经验。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看,税收与服务,官职与选票,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交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报还一报的对应机制,吃亏者不能反击,背德者不遭报应。
  这种报应关系密切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村级海选中看到一个雏形。在那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出现贿选的时候,卖官钱进的也是民众的腰包。在这种机制里,人们无须指望超人的道德,只要当事人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不甘心一次再次地吃亏,大体公平的交易就会实现。譬如,在贿选的情况下,选民发现自己选出来一个贪官,100元卖出的选票导致了200元新增的苛捐杂税,他们就会汲取教训,不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主人买卖自己的东西,自然会选最好的货色,争取把自己的权力卖一个最高价。这就是公民招聘公仆的机制。

城乡身份推算 吴思

 
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lm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   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我问:城里人也可能失业,那么多人下岗了,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说,那可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子,开销不大,失业了心里也不慌。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整天花钱不挣钱,就得赶紧回乡来。   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对他们来说,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买房、供孩子读书,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其实,深入追究下去,这些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错觉。在当代四川农村,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连糊口都难,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   传统的"农村收入≥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两栖状态依然存在。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是一个过渡地带,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维护城市生活质量,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花两三万元建成,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民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在我的访问对象里,有两位参加过罢工,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罢工的目标都是提高加班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对中国农民工来说,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带头"闹事"的工人都被开除了。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但在当代中国,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于是,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罢工自然减少,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在身份转化公式里,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就业不稳定,收入难以提高,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资本-官家主义:比权贵资本主义更准确 吴思

 
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m9

  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云云已经不值得讨论了,资本主义似乎也有问题。吴敬琏先生近年警告说,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这个概念和一度流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很有洞见。但这两个说法暗含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或即将进入资本主义,只是官僚或权贵色彩比较浓重。我不敢给未来下结论,不过,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描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本末倒置之嫌。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产阶级说了算,资产阶级控制了暴力,掌握了立法权,那么,中国可曾有过资本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所以,把"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才比较准确,即"资本权贵主义",或"资本官僚主义"。   权贵和官僚这两个词仍不够准确。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权贵通常与贵族有关,而贵族是世袭的。官员虽然也难免沾染世袭色彩,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不占据核心地位,至少不如科举或选拔制度重要。可见"权贵主义"不如"官僚主义"准确。但"官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意思――办事拖沓,欺上瞒下,刻板教条等等,使用起来容易产生歧义。更何况,中国也不完全由官僚说了算,皇帝才是官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我认为更恰当的概念是"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官家"这个词有多重涵义,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些涵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由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作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官家主义"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   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如果在小农那里卖得最高,就是"小农官家主义"。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地主官家主义"。   1949年之后,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官家直接指挥生产,计划经济,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工农官家主义"。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确定积累率,计划经济,对劳动者实行物质刺激等等,那么,官家似乎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反对走这条路,把有这种倾向的同事称为走资派。他另外提出一条在创造新人的革命中发展生产的道路,并树立了大庆和大寨这两个依靠革命精神(集体主义道德感召和阶级斗争威慑的混合体)发展生产的样板。胡绳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民粹主义,更常见的标签是空想社会主义。但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视角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满怀创造新人和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   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轮冲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由此在各个局部和层面完成的"一个人的革命",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说官话的利害计算 吴思

 
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qh

  说官话,还是不说官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选择问题。我看过清朝人笔下的几个对话,都出现了话语体系抉择的场面,其中还有迫使说官话者改口的场景。细品当事人的应对和选择,颇有一番能够以利害计算出来的道理。    1853年9月4日,小刀会在上海造反,擒获上海道吴健彰,与上海一湾之隔的宁波顿时紧张起来。小刀会本是洪门天地会的一支,活跃于宁波上海一带,宁波人加上海人与广东帮和福建帮并列为小刀会三大帮之一。如今上海的吴道台被小刀会擒了,生死难测,宁波知府心里该如何想?    宁波知府段光清感觉到了治下的造反骚动,他立即组建民间联防体系,安排联防队巡夜。具体办法是:各户轮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轮。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劝谕商人捐献粮食,给巡夜的联防队员们熬粥当夜宵。当然,事出紧急,这些措施只能算临时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续多少是有一点问题的。    在落实土政策的过程中,一个地保找段光清告状,说城西有个开小铺的营兵,派不动,就是不肯去巡夜。营兵是清朝正规军绿营的兵,在八旗腐烂透顶的情况下,绿营已经成为主力部队,并不归地方行政系统管辖,地保派不动营兵并不足怪。不过左邻右舍攀比起来,追问这个开小铺的凭什么白白让大家保卫他,公平何在,确实也够让地保为难的。    这时段光清出面了。他来到营兵家,问他为什么不去。下边是段光清记录的二人对话(注)。    营兵跪对余曰:"营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且尔既吃粮当兵,日中则当操练,夜则缉贼,是尔营兵事也。何以来城西开店?我带尔去见营官,问尔真是营兵否?"    营兵无语,惟叩头承允出丁巡夜。    这可真有意思。一个当兵的坚持要说官话,一个大官却威胁他,不许他说官话,这"官话"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官话表述的是一套有关军队的性质任务之类的正统说法,据说这支军队的士兵每日白天操练,夜晚随军官巡逻,辛苦得很。一旦进入这套说法,就进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规则体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按照规定为国为民奉献出来了,当然没时间参加民间巡夜。这套官话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这套话噎住了。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准确点说,段知府拒绝了"北京话",代之以"宁波话"。宁波话表述了土政策,一旦进入这套规矩,营兵就不能不参加巡夜,否则就不公道。试问:平民百姓凭什么干那些本该由军人干的事?那些职业军人每个月拿四两银子的饷,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逻,才给一碗粥喝。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职业军人躺在家里睡觉,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卫他――那套"北京话"维护的现实未免也太不像话了。    总之,话语之争,其实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而规则之争,说到底又是利益之争。    我们继续拆解这个故事,看看决定胜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继续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营兵两句。这位老兄可真够傻的,还算职业军人呢,难怪清朝绿营那么不中用。孙子兵法云: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孙子兵法又云:多算胜,少算不胜。难道这样的仗也可以打么?对那位营兵来说,输赢无非是熬几十天夜的问题,而对段知府,输赢却关系到联防体系的建立和稳定,关系到维护这种稳定所必需的权威,而这些又关系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说双方的地位如何悬殊,单算战斗意志,算奋战到底的决心,营兵已经算不赢了。    我猜,营兵从一开始就没有算过,别看他是开小铺的,眼光只够看一步棋。他以为地保根本就请不动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胜利了。没想到地保也是奉领导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难推给领导,知府也不得不出来为地保撑腰。此时,骄兵恐怕就要阵脚大乱。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早已想过了,并且准备顽抗到底。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着么?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参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这是营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盘。段知府却比营兵算得深远,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并且把这三步棋摆给营兵看。    段知府说,你按我的规则玩,虽然难免熬夜,对你也是有利的,保护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这是第一步的利害计算。    如果你非要碍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规则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你以为按你的规则玩我就赢不了你么?用不用我带你去找你们领导去?我不仅要让你的如意算盘落空,还要让你损失惨重,鸡飞蛋打,连老本都赔进去。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胁。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闹到官场上去,发生条条块块之间的利益之争,知府真能在那些骄兵悍将手中占到便宜吗?万一绿营的军官害怕为小兵的过失承担责任,要为他做主,联手抵抗知府呢?这就是知府要考虑的第三步棋。段知府考虑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数。    段知府说,在和你们领导下棋的时候,我会问他一句,你这个城西开小铺的是不是真营兵?这是一个暗示出顺杆爬对策的提问,其潜台词是:你们军队系统的领导无须为管理不严承担责任,我也无意追究这种责任。你可以说这营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这个小瘪三身上。试想,军官们要害一个小兵有什么难的?又不是自己的儿子,砍下他那颗给领导惹麻烦的脑袋还可以吃空额呢,每月四两银子。    按说,算到这第三步已经可以分胜负了,营兵惨败,知府完胜。不过,万一军队的大老粗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或者,万一那开小铺的就是某军官的儿子,军官们不肯以顺杆爬的方式了断此事,我们可以发现,知府的那番话里还埋伏了第四步棋。假如军官们真要与知府叫劲,那么,宁波驻军就可能在整体上受到追究,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守土职责,需要宁波百姓替他们巡夜。在这方面军官们必定心虚。这种心虚,也保证了不会有任何军官与段知府叫劲,除非他们在整体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当官的程度。    段知府的威胁是可信的。他若不肯对付这点麻烦,治一治不听使唤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干活,宁波就可能沦陷,知府的损失就太大了。承受一点小麻烦,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况且,连一个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里摆?小民的面子都值钱,知府面子的价值就更不要说了。    总之,段知府算路深远,且步步都是胜算,步步都是"打将"式的命令手――不想输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对局者不是疯子,知道趋利避害,知道丢卒保车,乖乖就范便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往极端处说一句:规则选择者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制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我们的营兵虽然棋艺不高,人还是明白的。在整个故事中,营兵只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表明他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按照官话表述的规则玩。第二句表示认输,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规则玩。这两句话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一句话,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知府制订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说通了"宁波话",放弃了北京话,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段知府不过寥寥几句话,为了分析清楚这几句话背后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不同选择的不同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闭嘴了。可是,史学特别不喜欢孤证,为了向史学的模范靠拢,我不得不继续罗嗦下去,再抄两段话,然后再解释几句。    刘鹗(1857-1909)也是当过知府的人,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讲了一个尼姑庙变妓院的故事,也牵涉到官话问题,原文如下。    老师父说:"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您只可同华云(引者注:庙里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您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    这里的老师父主动声明不讲官话,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这里的"官话"与上一个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涵义近似如今的"普通话"。以"官话"比喻官方的正式规则,这种用法初见于段光清写的《镜湖自撰年谱》。到清末《老残游记》的写作时代(1903年――1906年),这种比喻又扩展出泛指各种正式规则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规则也收在其中了。不过这么说有点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领导也有官授的品级,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们熟悉的处级道士、局级和尚一样。即使当群众级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报批备案,官府收了钱,发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当上了。这样说来,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还有一点提请读者注意:老师父的实话透彻地分析了正式规则向潜规则转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转,庙就成了半清不浑的庙,虔诚的信徒不愿意在此施舍了,正式规则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减少。这就是损失。为了补偿损失,想在潜规则中获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写一笔功德钱。倘若这笔钱给得少,不足以补偿转入潜规则的损失,谁肯放弃正式规则和官话呢?如果给得不少,那么,在这种转变中,当事双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损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誉。当然这是整体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庙和本人先赚了才是要紧。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不讲官话的,也有坚持讲官话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讲到一个在河道上把关收税的小官,揪住四川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贩卖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话,无论怎么求情行贿都不改口的故事。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学政过去害过他,他想报一箭之仇,所谓"官报私仇"。在那个故事里,小官坚持说官话,同样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体系,难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时也解救了七十余位姑娘。自然也有反过来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气不那么大,收一笔银子就改了口,他和学政就可以在潜规则中双赢,倒霉的则是那七十余位姑娘。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注: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镜湖自撰年谱》,本文讲述的故事来自该书咸丰三年的记载。

年销售30亿以下的民营企业的共同点 王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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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行一天到晚不看别的光看企业了。看的企业多了,自然会发现一些规律。    去年年底,易凯确立了把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行业作为我们2007年主攻方向的发展战略,希望在传媒娱乐这个传统优势领域之外打造"第二支柱"。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同事们接触了相当多的民营优秀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企业。    它们大都是自己细分市场中的佼佼者,年销售额在3亿到30亿元之间。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企业家心比天高。坦率地说,这是优点,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连士兵不想当元帅都不是好士兵,更不用说大将。这些企业家大多不到50岁,事业初具规模,行业地位初步确立,在业内和媒体上声名远播,再加上中国GDP连年两位数增长、本土市场迅速崛起的大背景,正是如鱼得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时候。因此,个个都有鸿鹄之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做成一家世界级的企业。有些还真有可能。    2.         开始考虑战略问题。以前都是机会驱动,现在开始考虑一些"我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样的战略问题。虽然一时半会还不可能完全转变为战略驱动,但是那些有悟性的企业家至少会在一些不靠谱的"机会"到来的时候让战略的大图适度地平衡一下自己对短期利益头脑发热的追求。    3.         开始学着忽悠资本市场。企业发展到这个规模,势必开始引起投资人的关注。先是投资人主动上门忽悠,可企业家多聪明啊,结果被他们忽悠的企业家听多了也跟着学会了以忽悠对忽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企业全面进入了与资本市场在忽悠与反忽悠中对接的时代。    4.         企业往往都处在节骨眼上。这些企业要么在从这条增长曲线到那条增长曲线的"拐点"上,要么在从这个商业模式到那个商业模式、或者从这个发展战略到那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中,还有个别的竟然要一边拐着一边转。    5.         账面亏损或微利的,往往其实很赚钱。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企业很多账面上都是亏损或微利的。这也不能全怪他们。    6.         但"很赚钱"还是没有企业家心里以为的那么赚钱。企业由于财务不规范,很多该付的费用没有付(如四险一金),因此企业真正经得起审计的盈利能力往往连企业家自己都不清楚。比较靠谱的估计是企业真实的盈利水平大都介于税务局看到的数字和企业家头脑中的数字之间。    7.         普遍没有财务预测能力。这个阶段的企业通常都还没有学会预算管理,不要说站在今年看明年,就是站在这个季度看这个季度有时候都会看走眼。财务预测能否准确,反映的其实不是公司财务预测的能力,而是精细化管理的能力。    8.         企业家往往公私不分。他们之所以能住着洋房开着名车却拿着区区一两万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工资,就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把公司锅里的和自己碗里的混为一谈。这种状态下的企业,报表外交易和关联交易有多少,是一件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到的事。    9.         老板无比敬业。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各有各的辛苦但是都很辛苦,他们往往事无巨细一手抓,没日没夜不休假。我时候我看着他们工作的状态,会觉得他们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但是再一想,又觉得他们要想有更大的成功,还真的需要改变一下这种状态。    10.     没有真正的股权激励。你问这些企业有没有员工激励计划,他们通常都说有。但是等你真的要求看相关的法律文件,又会发现这些计划其实只停留在企业家的脑海里。你爱一个人有时候只说不做时间长了对方都不干,更何况你要让人家跟着你发财了。    11.     都在喊"最缺的是人才"。这些公司往往都会说自己和二十一世纪一样最缺的是人才。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公司都面临的问题它还是问题吗?

模糊了的国籍与明朗了的人性 王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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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另一端,又一波并购狂潮。    先是昨天世界第四大汽车集团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正式宣布,私募股权基金Cerberus资本管理公司将以55亿欧元(约合74亿美元、550亿元人民币)收购克莱斯勒集团80.1%的股份。克莱斯勒的新东家Cerberus成立于1992年,管理资金和账户高达165亿美元,是全球最著名的私人投资公司之一,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出任其董事长。    接着今天晚上又看到最新的消息:加拿大媒体巨头汤姆森集团和英国路透集团已就合并事宜达成一致。根据汤姆森提出的并购条件,路透股东所持有的每股路透股票可获得3.525英镑现金和0.16股汤姆森股票。这起并购交易涉及总金额高达87亿英镑。合并后的公司将拥有4.9万名员工,年收入约为120亿美元,在全球金融信息市场占据约34%的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    两起交易,一起是老牌的美国公司在卖给老牌的德国公司十多年后又被一个新锐的、由美国前财长掌舵的私募股权基金买了回来,而这个私募股权基金所管理的资金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人。另一起是一家加拿大公司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组成全球最大的金融数据与资讯公司,新公司将同时在四个股票交易所(多伦多、伦敦、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进行交易。    这说明了什么?    第一,     股权是流动的,今天你可以把公司买走,明天我还可以再买回来。既然克莱斯克可以被多次转手,谁又敢说十年之后(也可能用不了十年)汤姆森不会把路透重新嫁给别人?    第二,     在全球经济中,随着投资人越来越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籍"正在日益虚化,变得越来越模糊;跨国公司逐步变为"有祖籍、无国籍"的全球性公司。    按照某些国人的逻辑,汽车应该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了吧?信息产业也应该算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有影响的战略产业了吧?可为什么人家还是该卖照卖呢?    我们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游戏中去,就要有足够的心胸和心智来适应全球经济的规则。    有些事其实不必看得太重。    回到汤姆森和路透的合并,这场交易之所以可以很快达成,固然有很多战略和成本方面的协同价值,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受购方汤姆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哈灵顿已近年届六十,本来也差不多要下岗,因此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容易地靠经济利益摆平。于是,被收购方路透的年富力强的首席执行官格劳瑟正好可以再上一层楼出任合并后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就这样,一个经常成为企业并购绊脚石的重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任何公司的合并其实说到底都是人的合并。因此,在并购中,人的因素往往是决定交易成败的最主要的因素;并购是明朗人性的一面镜子。    能把企业做到那个份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和梦想需要实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虚荣心需要满足,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需要保护。所以,无论对外多么的冠冕堂皇,关键人物能否得到合理的人事安排才是真正决定很多交易有无可能完成的最为重要的砝码。    因此,我们在参与企业间并购交易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最关心的往往并不是企业的价值评估(虽然这对股东来说十分重要)及其它商业条款,而是并购完成后未来的人事安排以及两家公司的高层之间的"化学反应"。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买账,要想完成并购同登天一样难。    有些事一定不能看得太轻。

传统企业内部打造不出黑石 王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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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刚刚写了一篇《全球投资圈的话题:黑石》,前几天就传出消息,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计划以30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了即将上市的黑石公司将近10%的股份。      中国政府有可能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一"石"激起千层浪。    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资了一家国外的金融机构,这是坏消息,因为这家公司不应该直接像股民一样满世界选股。如果把这看成是通过投资一家全球顶级的投资机构而把一部分资金交给这家顶级的投资机构来管理,这是好消息,因为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在全球范围内借助一流的专业力量来管理自己的部分资产。    昨天又看到具体负责这项投资事宜的汪建熙先生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示这家新成立的国有投资公司的目标是"在很多的公司中持有很少的权益";投资公司的主业将是"投资组合管理"而不是"收购兼并"。    我曾经在95年的时候就因为一个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项目结识了当时还在证监会任国际部主任的汪建熙先生,后来又在一些场合碰到过他。他的低调、务实、干练和全球视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汪先生能够参与主导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我认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说明理性和国际化在需要理性和国际化的地方正在发挥作用。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一些企业。这些年有很多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赚了很多钱。有了钱就想投资,这个时候又听说国外有KKR、黑石这样的收购型投资机构,因此很多企业都琢磨着能不能把自己的各种诸如"资本运营部"、"投资发展部"等不知道英文该如何翻、怎么翻都别扭的部门打造成"中国的黑石"。他们甚至幻想没准最后哪天"黑石"这边会超过现在的主业,集团摇身一变将成为一个现代金融集团。    这是非常危险的思路。因为一家做鞋的或者卖服装的企业很难吸引到一流的金融人才,而没有一流的金融人才你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金融机构。这不是你给多少工资的问题,这是文化与气质的问题,是土壤与空气的问题。    有些人会以联想弘毅为例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不错,联想弘毅是一家值得尊敬的、有大目标的公司,到目前为止也在投资方面做出了一些业绩。但是严格来说,联想弘毅不是体内繁殖的产物,联想控股在里面更多地只是扮演了一个发起人的角色。它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境外机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海外,领军人物赵令欢先生更是有多年海外的工作经验。况且,柳传志先生在中国企业界教父般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国际一流人才的感召力也不是轻易可以模仿的。    因此,我更愿意把联想弘毅看成一个特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我觉得他们沉淀下来的资金除了不断发展和扩大主营业务之外还是应该像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那样,学会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资金交给专业的、有声誉的资产管理机构去管理,而不是试图在自己内部打造出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去进行直接投资。    除非你本身就是一家金融机构,否则与其模仿黑石,不如把钱交给黑石或者未来中国的黑石。

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 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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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世人两千多年的爱情神话
   在中国戏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折子戏,不少剧本都不约而同地以它命名。其实,戏曲中"琴挑"一词最早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这位文学家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不过,此司马可是非彼司马,二者绝对不能够同日而语。他一生名利双收,可谓命运的宠儿。那么,这位司马先生又是谁?他的"琴挑"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位与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的文学家就是武帝朝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据说孩子取个贱名容易成活。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自己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家境富有,因此,凭着家庭的富有而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认为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一定资产可以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谈得来。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中写下的"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缪为恭敬",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县长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是临邛两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长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作为民企老总,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长先来到卓总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文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长卿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长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长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免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憾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之人(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长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长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这出戏引得王孙总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长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长一再相邀,最后,拗不过去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长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弹琴。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司马相如弹这两支曲子,到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总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长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大家特别注意司马迁"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句话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有意装出来为王县长抚琴一曲,但是,实际上此曲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啊!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长王吉的邀请来临邛之时,跟随他来的车马非常多,来到之后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听闻,只是无缘相会。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十二万分仰慕,还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接表白。"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直晕。卓文君于是决心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跑到司马相如下榻的宾馆。司马相如一见卓文君到来,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当夜带她立即离开临邛,回到成都自己家中。司马相如情场得意,是因为他的浪漫。他不惧两家经济地位的巨大悬殊,不畏担当恶名;经心谋划,该出手时就出手,终于抱得文君归。
 到了司马相如在成都的家中,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的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司马相如此时指着这间只有四面墙的小屋,对卓文君说:这就是我们爱的小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前此的"以赀为郎",后面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我们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回成都了。气得他嗷嗷直叫,但是,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的卓王孙,自然有自己的杀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也不给!有人劝卓王孙,文君是自家亲骨肉,何必苦苦呢?但是,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分钱不投!
 两个"恋爱大过天"的年轻人度过蜜月之后,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非学有效啊!第一个受不了的是卓文君!卓文君自幼长于豪门,富日了过惯了,哪能过得惯穷日子?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随便借点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了,何苦天天在这儿受穷呢?
 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自己的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文君当卢),自己穿戴上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着犊鼻�T,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富有戏剧色彩: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非常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穿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酒,夫妻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这一生过得都是富贵日子,现在落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于是商定到临邛(原文"成都",当误)开酒吧,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总丢人(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h�t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T涤器,以耻王孙)。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到成都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我们看《史记》《汉书》《西京杂记》的记载,都说是卓文君率先提出要回临邛,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开酒吧。
 卓王孙的富有不是一般的富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专门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徒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都国家级的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所以,卓王孙应当是当年上了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身穿大围裙,和佣人一样打杂干活,实在是太让卓总丢人了,卓王孙因此大门都不敢出(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卓王孙之所以不取出门,原因大概有如下三点:
一是自己引狼入室。
 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拐走自己的女儿,是因为自己让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长做的婚托儿,一位民营企业家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二是卓文君不顾礼仪。
 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私奔司马相如,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三是丢人丢到家门口。
 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吧如果开在成都,至少舆论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吧开到临邛,生意做到自己的家门口,在临邛这么个小县城里,自己是国中首富,这不是丢人现眼吗?
此时的卓王孙是又羞又气,还无处发泄,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所为。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于是纷纷从中斡旋:卓总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现在已经成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司马相如又是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完全可以依靠。再说他还是王县长的贵客,你又何必如此制裁他呢?
 卓王孙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并给了她一大批出嫁的衣物。
 有了这一百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吧,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成为成都的大富翁。
 自此,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一个美丽的典型。
 
但是,据我看来,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司马相如为什么想不到与卓文君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的计划呢?
 司马相如是在无法维持生计的落魄之时应密友王吉之邀来到临邛的。他来临邛之前也许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到了临邛之后,特别是在与密友王吉密谈之后,司马相如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司马迁没有将其挑明,而是暗中点出。
 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司马相如这个阴谋揭示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特别是偏爱他的文章。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才全文引用了司马迁的那么多大赋和文章,这在司马迁整个创作的《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唯的一一个例外。既然司马迁如此偏爱司马相如,司马迁就不能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一段不大光彩的婚史,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代良史,他又不能违背他作为一代史学家的道德底线,他还必须将他最喜爱的这位大作家的这件事揭示出来。因此,司马迁只能用曲笔来写,你看看《史记・司马相如传》中"临邛令缪为恭敬"这七个字的中的一个"缪"字,再看看"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的"缪"字,这个阴谋就昭然若揭了。
 所以,司马相如到临邛之后,大肆摆谱,制造声势,实际上文人与县长联手,钓卓王孙上钩。虽然最后一钩钓出了两位老总:卓王孙与程郑。但是,司马相如锁定的目标非常明确――卓王孙。
 如果司马相如能够制订出一个如此周密的"钓鱼"计划,让商场上精明老到的卓王孙上当受骗,至少说明司马相如确有老谋深算的一面;一个如此老谋深算的司马相如,岂能想不到主动提出来回临邛,开酒吧,让卓王孙丢人现眼,逼他出血,狠宰一把呢?肯定不可能。
但是,司马相如为什么不主动说回临邛呢?
 一是丢人啊,一个男人要靠女人吃饭,在中国古代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肯定让人轻视,即使在今天,恐怕也让人觉得这种"爱情"得加一个引号;
 二是万一卓文君拒绝了怎么办?如果卓文君非常有志气,宁肯受穷,决不开口向老爸要钱;这件事此后就再难提起。
 三是如果司马相如提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狠宰卓王孙一把,可能会让卓文君想到你当初上演"琴挑"这出戏之时是否已经有了这个计划。这将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司马相如究竟爱的是我卓文君,还是爱我老爸的钱?你是为我而琴挑,还是为了宰我老爸而琴挑?
 因此,司马相如自己绝对不能说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这个计划;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苦熬!熬到卓文君自己受不了,卓文君主动提出来,自己再来个顺水推舟;
 果然,在咬着牙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受不了穷困的卓文君终于主动提出来回临邛的主张。我想:司马相如此时一定是内心一阵狂喜啊――苦日了到头了!如果我们将此事向前再推一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它关乎到我们对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评价。
首先要谈的是卓文君美不美?
 为什么要谈文的美丑呢?如果卓文君是一位丑女,那么,一切都明明白白了:司马相如琴挑一位全国首富的卓总的丑女,目的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为国色天香。只有《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如果《西京杂记》的这个记载可信,那么,卓文君一定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十七而寡。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了与王县长密谋琴挑文君一事。而且,司马相如有糖尿病,由于喜爱卓文君,不加克制,导致自己病情加重,最后死在糖尿病上。那么,为赢得爱人而耍点小计谋,怎么看都是情有可原的吧。
 当然,卓文君非常漂亮,只能说明琴挑文君的目的之一是抱得美人归;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意在劫色之后还有其他目的;如果先劫色后劫财,比起只劫财而言是人财两得的双丰收啊,当然,就人品而言,也更为人不耻。
第三,司马相如回临邛是否为了劫卓总的财呢?
 《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言之,但是,《西京杂记》写了非常值得玩味的四个字"以耻王孙"。如果我们相信《西京杂记》记载属实,就得承认司马相如在临邛开酒吧是为了宰卓总。此为其一。
 其二,酒吧开在哪儿不行啊?非开在临邛,你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卓总丢人呗!让卓总丢人干什么?目的还不是为了卓总的钱嘛。
 其三,《史记》、《汉书》都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吧,带着太太回成都了。
根据以上三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吧,目的就是为了宰卓总。
第四,司马相如宰卓总的计划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
我们先看看下面五个问题我们能否承认:
(1)司马相如深知卓总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深信自己可以用一个周密的计谋琴挑文君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这个"家徒四壁"的家根本不可能养得住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血;
(5)司马相如深信卓总受不了丢人一定会极不情愿地出血;
 如果上述五个问题我们都承认,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
 我非常希望"琴挑文君"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爱美丽,但我更爱真实;史实让人相信,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

司马相如是“情圣”吗 王立群

 
http://blog.sina.com.cn/u/4a61db90010008om

司马相如是"情圣"吗  
    声明:本文所引材料仅限于《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西京杂记》与"情圣"将另文专论。敬请发表意见者亦在《史记》《汉书》记载的范围内予以评论。
 我在"百家讲坛"《琴挑文君》一集中讲述了汉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学家司马相如,播出后受到了一些责难。主要原因是我在讲此集时引用了《西京杂记》的文献。为了不因文献而引发争论,本文对文献的使用做了严格限定,只限使用《史记》《汉书》中《司马相如传》的文献。
 我们看看,如果只使用正史材料对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一事进行讨论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一、司马相如在什么情况下去临邛
 《史记》《汉书》都记载,梁孝王死后: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因此,司马相如是在生活穷困,没办法谋生的非常时期前往临邛的。
二、司马相如去临邛想干什么
 司马相如与临邛县令王吉是密友,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前往临邛,王吉利用职务之便,将司马相如安排在县中宾馆,王吉是装作十分恭敬的样子,天天去拜访住在宾馆里的司马相如(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
 王吉为什么要"缪为恭敬"?为什么要天天去拜访?司马相如毕竟是一个生活无着的人,被老友安排住进宾馆,应当感激不尽,何至县长大人天天来访,司马相如竟然只接见了几天就不再接见(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如此,王县令只要让宾馆按标准收费,司马相如就得立即离开临邛;但是,王县长不但为老友买单,还对"忘恩负义"的司马相如"愈益谨肃"。
 原来临邛盛产铁矿,富翁颇多,顶级富翁卓王孙是全国首富,其次是程郑。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的一番作秀引得卓王孙和程郑坐不住了:县城宾馆里住着县令如此看重的贵客,自然要宴请一番,向县令示好。但是,到了宴请这一天,县长以下的所有宾客都到齐了,主宾司马相如竟然借口身体不适而不来。县令只好亲自去请。
 《史记》写"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司马相如如此作秀究竟想得到什么呢?
 酒酣耳热之际,王县长奉上一副琴,要相如抚琴"自娱"。司马相如又是一番谦让,然后一连弹了几支曲子(为鼓一再行)。
 原来,王县长献琴明里是让司马相如"自娱",暗里是要司马相如以琴音挑动卓文君奔己(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一个"缪为恭敬",一个"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一个"为不得已而强往",应当说,司马相如大肆作秀的目标是卓文君当无疑义了。
三、司马相如如此费力地"琴挑"文君为了什么
 第一,司马相如极其帅气,远比卓文君漂亮。《史记》《汉书》形容司马相如都使用了六个字:"雍容闲雅,甚都。""雍容闲雅"是风度翩翩,"甚都"是非常漂亮。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一亮相,"一坐尽倾"。可见,司马相如非常漂亮。但是,《史记》《汉书》对卓文君的长相却未置一词。此中至少可以看出来,卓文君并非国色天香,其容貌远不及司马相如;否则,为什么《史记》《汉书》只写相如之美而不写文君之美呢?
第二,司马相如是未婚青年,卓文君是寡妇。
 卓文君既不漂亮,又有婚史,甚至于这个寡妇多大都不知道,而司马相如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未婚青年。
第三,司马相如从未见过卓文君。
 卓文君是趁宴请之际从自家门缝里(从户窥之)见过风度翩翩的司马相如,因此而产生了极大的爱慕之情,而司马相如却从来没有见过卓文君。
第四,琴挑当夜司马相如立即表达"爱慕"之情。
 没有见过面,又不知美丑,还是个寡妇,时间又在琴挑的当晚,司马相如为何如此急匆匆地买通关系表达爱意呢?文君夜奔,司马相如连夜走人,似乎连县令王吉也未及通知。
 如果仅仅依靠《史记》《汉书》的文献,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目的只有一个:劫财!
四、司马相如意在劫财吗?
 司马相如不知道卓文君是万金小姐吗?不知道自己的家只是一个"家居徒四壁立"的空房子吗?不知道自己养活不起卓文君吗?
 司马相如当然知道这一切。既然知道这一切,司马相如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琴挑卓文君呢?
答案只有一个:司马相如想通过卓文君劫卓文孙之财。
 最终,受不了苦的卓文君提出回临邛,司马相如立即同意,并变卖了自己琴挑卓文君时置买的豪华车骑,与文君到临邛开了一家酒店。
为什么司马相如想不到回临邛开酒店呢?
 司马相如能够制订出一个如此周密的"琴挑"计划,让精明老到的卓王孙上当,至少说明司马相如确有老谋深算的一面;一个如此老谋深算的司马相如,岂能想不到回临邛开酒店,让卓王孙丢人现眼,逼他出钱的计划呢?不可能想不到啊!答案只有一个:不愿主动提出!
 至于酒店为什么要开在临邛,目的就是为了让卓王孙丢人,丢不起人拿钱(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店,带着太太回成都了。
司马相如宰卓文孙的计划形成于在琴挑之前还是形成于琴挑之后?
我们先看看下面五个问题我们能否承认:
1、司马相如深知卓王孙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深信凭着自己的美貌、风度、琴技、名气、"富有"完全可以让文君私奔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家徒四壁"的家不可能养得住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钱;
5、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孙丢不起人一定会拿钱摆平;
 如果上述五个问题我们都承认,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以劫财为目的骗局。
这样一位司马相如还是"情圣"吗?

是学界的悲哀还是报界的无知――王立群答《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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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界的悲哀还是报界的无知
――答《深圳商报》
 本人在《百家讲坛》"琴挑文君"一集讲到司马相如的婚姻瑕疵――劫色劫财之后,受到一些媒体的误读。其中,《深圳商报》公然提出这是"娱乐界的幸事,却是学术界的悲哀"的观点。
 我一向非常敬重《深刊商报》,认为这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报纸,但是,这一次《深圳商报》的这篇文章却使我大跌眼镜,一家有影响的媒体怎么会有这么无知的记者?
 近年来报界个别记者为了追求所谓的"眼球",不惜有意抛出一些错误观点,严重误导读者,极大地败坏了报纸在观众心中的地位。不但没有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反而使读者对报纸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提出司马相如劫财的并非是我,而是历史定评:
"汉赋四大家"之一的扬雄在其名作《解嘲》一文中第一次提出:
 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灸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其后,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指出:司马长卿,窃赀无操。
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再次指出:相如纵诞,窃赀卓氏。
 这些都是古人名著,今天的"文化人"都不读了。《解嘲》一文收入大名鼎鼎的萧统《文选》,《颜氏家训》是家训之祖,《史记索隐》是"《史记》三家注"之一。这都是非常平常的书,并非难找。作为一个"文化人",这些都是必读之书。
 因此,我讲的劫财是以古人的定论作为文献依据的,但是,无知者无畏,竟然侈谈什么"学界的悲哀",其实,真正悲哀的是某些报界的无知。
 但是,全国大多数类似报纸并无像《深圳商报》这位记者竟然既无知又大胆,这么重大的话题,自己不读书,还要信口妄言,真不知这位记者是否该向读者作个道歉。

dell insprion700m 进水记

今天电脑终于恢复正常可以使用了,感觉还是有必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一下。
24日下午 笔记本进水,电脑马上跳掉;开机进水,性质比较严重,本来还想凉凉干,然后自己再开机试试,想想风险还是太大,所以立马找了一家笔记本修理公司,打了的士就过去了。
到了修理公司,马上拆机测试,主板有部分氧化现象,得先清理,对方让我先回去,修理好了再打电话给我;
第二天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说还没修好;
第三天我催促了一下,对方让我过去,说主板已经点亮,但是键盘还要我把硬盘拿过去后才能测试(硬盘送修当天我就拿了回来);硬盘拿过去后,发现机子竟然找不到硬盘,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硬盘也烧坏了。对方说数据恢复要2000左右,我想想买一块新的也就500,所以就算了。
接下来发现光驱竟然也没有认出来,于是又550换了一个新的combo光驱,最后发现主板上的网卡芯片也坏了,这下麻烦了,再把主板换一下,可马上超出预算了,所以就用了一个替代方法:买了一个pci插槽的网卡:120(二手)。
最终花了【400(主板清理)+500(日立80g)+100(装系统)+550(光驱)+120(网卡)】×1.065(开发票票点)=1780元 总的来说价位还可以,也控制在了2000元以内。
 
 

我和我的书-----袁伟时

 
http://bqcs2004.bokee.com/6220302.html

我和我的书
――追寻近代中国变迁的轨迹
    (答《名牌》月刊记者)
     袁伟时

     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永远谦卑,不断学习
     记:地道的书生。读书有什么经验,可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袁:我出生在一个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图书馆中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高中在广州念,天地就开阔了。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宋云彬的《中国通史》等等)、哲学(如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则每一期都买来读。我成了革命青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脑子国家富强梦,在中山大学念本科和在复旦念研究班学的都是经济。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发现经济是研究的禁区,事事统一口径,赶快转到史海中探寻。
    在宇宙和知识海洋面前,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必须谦卑,必须不断学习。68岁学电脑。没有把握的字、词和知识,查工具书或者请教别人,不敢马虎。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吧。

                修身和治学格言
    记: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袁:有三条格言,让我终身受益。
    客厅里挂着书法家尚涛给我写的古代格言:"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虚静修身,独立俯仰,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一条印在一部书的封面上:"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意识形态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还有一条刻在闲章上:"不疑不悟",边款是:"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这是黄宗羲的话。

                  拨乱反正看晚清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一部两度增订,都增加了不少内容。依次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2003年出了此书的第一次增订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出第二次增订繁体字版:《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近代中国论衡》(20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大国之道》(2007)。还有一部是编的资料书:《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
      记: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在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
      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郭嵩焘在对外战争中的气节不逊于林则徐,而更为冷静,后来的认识和主张更非林则徐所可比拟,为什么对两人的毁誉迥异?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假立宪、假改革……清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假的,那怎样才叫真呢?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为什么民主共和制度却不能在中国生根?……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特别是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你笔下,样子都变了。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执著捍卫新文化运动
   记:多年来,您都在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执著还是顽固?
   袁:在我看来,系统研究过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坚定不移地捍卫新文化运动。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输入现代文化,批判僵化的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传统社会和相应的道德观念,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新的思想和知识驱动力。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甲午战争前为萌发期;甲午战争后出现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进入第三阶段,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高举人权与科学大旗;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其基本内容未变;而且这些内容与上两阶段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它只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不全盘反传统。
    二是方式文明,自由论辩,与文革绝然相反,君子动口不动手。
三是从结果看,对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更宽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等被视为瑰宝,墨学、佛学、道家等研究空前繁荣,水平更大大提高。许多新学科生长起来了。各个学科都涌现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明明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硬把它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捆绑起来,实在匪夷所思。
    从1988年开始我就写文章反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2004年出版了:《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林毓生教授是谦谦君子,我们一直是互相尊重的朋友。
                    冷眼看"国学"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从我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个倾向。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
    就整个社会来说,几天前接受沈阳《华商晨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过:"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对中国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等遗产的研究必然越来越繁荣。中医的研究也会空前繁荣。但这些都是少数学者的事业。对一般公民而言,古代诗词和修身格言会越来越熟悉和喜爱;传统节日会成为欢乐的休假;违反教育规律、摧残儿童性灵的读经运动会日益式微。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包括节日也会逐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形成同生共育的自由文化生态。"(见2007年1月11日该报)
    不过,在我看来,国学和读经鼓吹者动机各异,却共同存在四大认识盲点:
    第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缺乏真切的了解。
    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要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规划组建"大儒"和圣贤、帝王后裔持有否决权的变相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
     第三.对中国教育的全局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
     作为个人爱好,不论读哪一国的经典都很高雅。
     但是,翻翻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就会知道,中小学生要熟背200多篇中外优秀诗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诗文。在义务教育阶段熟习一百多篇中国诗文,即使不够也应在严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他们说中国教育抛弃了传统文化、割断了文化传统,纯属危言耸听。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事关一亿多孩子,如此轻率,并不可取。
     第四,对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走向的认识陷入偏执。
     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中国要复兴儒教,成为准儒教国家"!这些恐怖语言,不单与儒学的温柔敦厚品格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也彷佛对18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到20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
                     健康秘诀:四句话
      记:您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工作如常。有什么养生秘诀?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历史是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眼光看世界,总会瞥见曙光,藐视横逆。此外,"天跌下来当被�荩ǜ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广州人喜欢讲的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四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内脏和动物脂肪,不吃辣);五多(青菜,水果,鱼,脱脂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早睡早起,11点睡觉,六点左右起来,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不知安眠药为何物。
     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每天早晚做,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早晚各走一小时路,步速颇快。这叫:"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休息就听古典音乐,看小说,看电影。
几十年如一日。呆板,快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心甘情愿享受探索的艰苦和发现的喜悦。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删节后刊载在《南方周末》主办的《名牌》月刊2007年2月号

颠覆中国教育的一张答卷

 


大仙  2007-05-27 00:18:33  



   

    这个人,这个名字,这张答卷,都值得一记。此卷一出,中国的教育制度立马崩溃,其实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早被文革摧毁了,而这张答卷是崩溃的一个标志,这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论"在一个典型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
    这个人叫张铁生,1973年他23岁的时候,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被生产队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该考生在做理化试卷时,仅做了三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致"尊敬的领导"的长信。信的主要意思是――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
    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惑,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记得还总算可以。
    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够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需要说明的是,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的考试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加一封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张铁生在信中所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的要求,果真被他盼来了。这封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上了大学,突击入党,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成为全国瞩目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与"反潮流英雄"黄帅、大寨的陈永贵、大庆的王进喜,一度成为毛泽东时代基层革命的"四大天王"。
    时过境迁,1991年10月16日,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回到社会。目前,张铁生已是辽河饲料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并兼任监事会主席。靠"天地牌"饲料起家的他,目前所在的公司净资产过亿元,是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而张铁生早已是千万富翁。

吴晓波:“学术猎人”周其仁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5531

曾问张五常,最欣赏国内哪个经济学家,老先生说,周其仁。五常老70寿时,周其仁摔断了腿,还拖了病腿飞去贺寿。当然,他们的惺惺相惜,并非为了这点私交。
之前买了《挑灯看剑》,仔细读了,把书划成一个大花脸,今天买回《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好书。
周其仁在完达山当过10年猎人,这份传奇打成了他的学术生涯中一个很奇妙的底色。他搞学问,从没有脱离现实中国这只"猎物",一旦咬住,打死不放。前些年,追电信垄断的事情,一路猛打,硬是逼出了一场改革,如今追医疗改革,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最近已经写到了第16篇,据说,打算写100篇。我写"时代背影",题材要比他广得多,已经写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追一个主题,却能10几二十篇地往下打,用功之深和韧性之大,实在骇人。本月,长江商学院在上海开论坛,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流畅而生动,长江的人说,上午他又跑去跟上海的医院院长切磋去了。
为学当如周其仁。中国学者太多通才,往往夸夸而谈,不识五谷,稍有知名,便求功利。真学者,当有真情性,当有济世的胸怀,当在专业的事情上说专业的话。周其仁追电信、医疗,如猎人追大狗熊,可不可得,那是天意,敢不敢追,那是职业的血性。
周其仁在美国留学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同时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于是,"猎人"回国。他在《真实》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读张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启发是最多的,一点也不奇怪,张五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对真实世界里的学问着迷。"回国后,就到处调研,有一次,为了追科龙的潘宁,凌晨三点从北京起身,驱车到石家庄去听潘的演讲,下午又开车送潘宁去首都机场,科龙衰败后,他写《可惜了,科龙》。
喜欢那些有血性、真情性、愿意把时间化在中国身上的学者,吴敬琏,张五常,周其仁,郎咸平。下月有机会在中欧跟敬琏老当面求教,蓝狮子可能有机会为他做一本图书,书名想好了,叫《良心》。
中国现今是一个商业的大时代,经济学者承担了超乎其学术意义之外的公共责任,这个猎场中,水草丰茂,百兽云集,打些小兔子小狐狸,到处都是,但真要当个大猎人,却是凶险得很。如果有机会为周其仁做书,就叫《学术猎人》吧。comment

业务学习-三联为什么牛逼? soho小报

 
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659714

礼拜二开选题会,苗炜发言:我觉得三联应该多关注亚洲国家,别老盯着欧美---丫刚从泰国回来,玩High了。蔡伟接着发言:我觉得应该多关注美国,别老盯着欧洲---丫刚从美国回来,玩High了。我接着发言:我觉得三联应该多关注南美,别老盯着北半球---我刚从南美回来,玩High了。其实我这次玩的不如上次High,因为这次是被深圳电视台请去拍录像的,每天都抗着摄像机在工作,连美女都没时间欣赏。去过阿根廷的同志们都知道,这他妈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回来后,我写了篇阿根廷游记,用了一章的篇幅巧妙?..

读唐浩明《血祭》偶感

    手机中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收藏了很久,一直没有细读,今天无聊重新拾起,马上感叹唐浩明的学术水平实在是不亚于潘旭澜,正好最近对太平天国有兴趣,《太平杂说》也是最近刚看完,再来看曾国藩三部曲正好是互为补充;下面节选自《血祭》中议论王船山的一段,读者看过之后方知李亚平写《岳飞必须死》原来只不过是步船山后尘而已。
 
"欧阳老人说:"涤生所论甚是。前明之末,我朝开基之初,将黄南雷、顾亭林、王船山并称为三大儒。其实,南雷党同伐异,器宇太狭窄;亭林为学支零破碎,未成体系;唯船山公学问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人品更是高洁,非黄、顾所及。"
  觉庵说:"船山公书中处处珍宝,只要留意,开卷可拾。且议论多发所人前未发,其精到细微,非世人可及。就拿对岳武穆的评价来说,后人都说武穆愚忠,为他可惜。船山公慧眼独具,说武穆正是不忠君,与高宗针锋相对才遭杀害的。"
  世全说:"家先祖认为,武穆是要将抗金进行到底,而高宗赵构却要向金求和称臣,因此高宗不能容武穆。"
  觉庵说:"更骇人的是,船山先生公然认为武穆灭掉金后,再来攻宋也是无可非议的。"
  国葆说:"船山公言之有理,赵构昏庸,武穆取代有何不可!"
  罗泽南也说:"此议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