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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四月 16, 2009

陈绍基王华元涉黄光裕郑少东案被双规



 在香港发行的《中国黑金》披露,温家宝在一份密报上�字批示抓捕黄光裕和郑少东之后,公安部门可用大地震形容,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及辽宁省公安厅仍在任上的多名厅局级警界要员。

苹 果日报:中国省级政坛大地震!广东省公安厅前一哥、现任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广东省纪委前书记、现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传近日分别被中纪委「双 规」(即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代问题)。消息指,陈涉嫌与公安部经侦局前局长郑少东案有关,也有指他收受某港籍粤省政协委员贿赂;而王除经济问题外,还与 生活腐化包二奶有关。深圳学者指,当局的反腐行动不能激励民心,因为中共惯有借反腐败为名排斥异见的做法。

有消息指,陈绍基是上周日(本 月12日)被中纪委双规的。广东省委前日在内部通报事件。而据广东媒体报道,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本月5日在珠海出席中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纪念馆揭 幕仪式,陈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亲自为纪念馆揭幕。有在场人士指,当时陈已显得神情寂寥,难见笑容。
http://www.gdga.gov.cn:82/gate/big5/www.gdga.gov.cn/xwtd/xwzt/hbyl/zxxx/W020080521743980528545.JPG

广东省公安厅前一哥、现任省政协主席陈绍基


消 息指,陈绍基出事与早前被中纪委双规的公安部经侦局前局长郑少东有关。陈与郑早年在粤省公安厅是上下级,正因陈大力提拔郑才官运亨通,官至公安厅长副厅 长,后又被北京看中调入公安部。消息指,郑因对陈感恩曾赠与不少财物,郑被双规后向当局交代。郑为敛财,曾以委�理财之名将千万元人民币巨款交给国美集团 前主席黄光裕,黄则按「100%回报率」,返还给郑。

王华元调往浙江后被查

也有消息指,陈与本港某位粤省政协委员交往甚 密,帮助该港商在广东营商发展,港商则回报钱财好处。该港商前不久已被当局拘查。陈成为继广东省人大前副主任欧阳德以来,第二位因经济问题被拉下马的省级 高官,更是广东省30年来首位被双规的正省级高官。事件在广东官场引起震�。

据悉,现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亦于近日被中纪委双规。原因主要是早年他在广东任职期间,涉嫌收受商界贿赂,而且生活腐化,屡被举报,06年底中央将他调往浙江后,开始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王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为本月10日举行的浙江省纪检监察调研工作会议。

被质疑借反腐排斥异己

深 圳学者朱建国15日接受本报电话�访时指,陈绍基被双规如属实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有腐败行为,但因政治上不与更高层保持一致,被以腐败为名铲除;二是现 任省委书记汪洋到任后,在广东唱高调、放空炮,令地方干部怨言十足,甚至有传省长黄华华向中央告状,故不排除汪洋假中央之手反地方主义,借反腐之名排斥异 己。朱指,中共官场贪腐成风,但「如果不是跟错人,或政治犯错,经济问题不会怎麽样,可大可小。」

 

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

 首个省纪委书记「双规」

 

明报:据中国消息透露,继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双规」(在规定时间及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调查后,06年底才从广东调离的现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亦在杭州被「双规」调查。王之前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他是内地首个被拘查的省纪委书记。

首个省纪委书记「双规」

消息称,陈、王二人的被拘有一定关联,是由中纪委统一�取的行动。

昨天,浙江省纪委监察厅的官员在回应本报查询王华元受查一事时,仅答一句「不清楚」。而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值班室的官员,对于陈绍基是否「双规」以及他近日有无上班的问题,也一律答「不知道」。

消 息称,王华元是于本周一(13日)凌晨在杭州的住处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而在之前,中纪委专桉人员则于周日(12日)下午在广州宣布对陈绍基实施「双规」 的。目前王华元已被押至北京,而陈绍基仍在广州接受调查,但对其监控的武警都是来自北京,广东省纪委只是协助中纪委调查。

今年60岁的王 华元是安徽宣城人。原是空军军官出身,曾任空军航空兵9师政委、南京军区空军训练基地政委。1995年转业至广东,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纪检组组长。一年后 升任省纪委副书记,以后平步青云,1998年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02年升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06年11月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他也当选中共十五、十六、十七大中纪委委员。

与陈绍基郑少东涉同桉

消息透露,王华元被查,主要是因涉及内地首富黄光裕一案。而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据说也是与黄光裕桉及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被「双规」有关。他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5日以中国乒协副主席的身分在珠海出席纪念容国团的活动。而周日当晚,他被「双规」的消息已在广东政坛流传。

专揭黄光裕案的《中国黑金》一书作者说,将有更多涉黄光裕一案的高官落网。

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


                             

                                  袁伟时

 

中山大学传媒学系今年毕业的同学一再催促为他们写几句话。

有没有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这是大学毕业生合格与否的首要标志。专业知识要不断更新,公民素养的养成和安身立命基点的坚守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1492年 哥伦布远航到达美洲,开启了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地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而无法抗拒的过程。五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盛衰沉浮,无不取决于是抗拒还是 适应这个进程。这是伴随血与火的惨烈过程,又是文明迅猛提升的过程。20世纪以来,这个进程更是文明与野蛮交错纠缠,令人惊心动魄!离开对这个基本态势的 体察,不可能对世界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康德、马克思到梁启超、鲁迅,都公开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或世界人。这些中外哲人安身立命的基 点蕴含着时代和历史的大智慧。汲取先哲智慧有助于识别前进路上的陷阱。 

当前就有一些色彩斑斓的路标在招手。

                   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甘阳先生力图把中国变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喋喋不休鼓吹中国必须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从而建构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提出事关内政和外交的纲领性主张,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公民应有的言论自由,应该尊重。但其内容应该仔细推敲。

这个主张披着维护国家主体性和民族尊严的外衣,煽动被侮辱和被伤害的感情,涉世未深的年青人听来最容易热血沸腾。

要不要保护和继承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值得讨论的伪问题。任何国家的文化都需要保护和传承;而且所有的文化遗产,不管人们眼中是精华还是糟粕,都 应该保护。中国人保护和传承自己的灿烂文化更是责无旁贷。“破四旧”等反人类文明的罪行不容重演。问题是怎样保护,如何传承?

文化的特点是自然淘汰,自然传承;其中一部分必然转化为化石或木乃伊。21世纪的中国妇女,大约没有什么人愿意把自己的脚改造成三寸金莲。但是,博物馆却应该收藏裹脚布和裹小脚的有关文献。应该坚决禁毒,但鸦片烟枪等历史垃圾也应博物馆的收藏品。

儒家思想是建构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支柱,其核心是三纲六纪。甘阳说他要继承的是儒家的亲情。在私人生活领域,世界上各主 要文化体系无不重视亲情,谈不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征;何况按照中国传统,亲情不能脱离三纲,与现代社会人际关机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进一步看看海峡 两岸的当下实际情况,离开法治讲亲情,更是腐败的温床。从陈水扁贪污案到横行大陆不少地方的大少、衙内、命官夫人和亲戚、故旧,在亲情脉脉中,掩盖着多少 罪恶勾当!面对这样的传统和现实,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甘阳鼓吹把中国演变为儒家国或儒教国,实际包含三个可疑的内容:

1. 如果不是要复活传统社会的等级和专制制度,就是冀图把源自西方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拒之于国门之外。

甘阳大约不致于糊涂到主张前者,但他最近一再扬言中国当前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从西方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意图就值得人们玩味了。

2.明目张胆要把中国演变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个主张理论上是向现代宪政理论挑战。而在实际生活中,当今世界除了备受甘阳攻击的政教分离的土耳其比较稳定以外,大部分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仍在社会动荡的威胁下生活。我们能走那条路吗?

3. 摧毁公民和各民族联合的基础。

现代世界几乎没有纯粹的单一种族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同民族的公民在民主、宪政基础上的联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文化传统作为国家的基础,把中国演变 为儒教国,岂不是为文化传统与儒学迥异的少数民族提供分裂根据?何况文化取向纯属公民个人的自由,儒学信徒日渐稀少,他们有何权利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 鼓吹者又有何权利挑起公民的分裂和对立?

思虑不妨再彻底一些:假如传统文化真是如此美妙,中国早该民富国强,洋鬼子哪能耀武扬威!

再说继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那三十年的一切成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当然是中国人不能抛弃的财富。事情有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三十年,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包括在上层建筑全面专政”;经济上是计划经济;文化领域是“兴无灭资”;这些都是改革开放要冲破的桎梏,能继承下来吗?

甘阳说要继承这三十年的“平等”。但是,要不要具体说说当时的“平等”内容?按领袖语录宣布一部分人为敌人,把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农民列为改造或“教育”对象,这是真正的平等吗?牢牢栓在农村户口上的农民与其他人有真正的平等吗?

                       为“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而高兴?

另一拨人新鲜出炉的主张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路标指向民族主义,前面是危险的大陷阱。

商业世界,总是有人炒作,冀图名利双收。几个愤青自封国家代表,太僭妄了!说什么“中国不高兴”,其实是他们几个不高兴。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凑成一本书,自称核心思想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论常识,殖民体系早已瓦解,现代国家一律平等,谁是领导,谁是附庸?

回顾历史,以20世纪来说,法西斯德国冀图领导世界,军国主义日本要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罪恶昭彰,不必词费。苏联要与美国争霸,苏化世界,一度领导占人类三分之一的阵营,其代价是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干预“兄弟国家”内政,加速了自己的瓦解。

美国至今仍以领导国自居。她曾不惜巨资推行马歇尔计划,拯救了西欧。此后自封世界宪兵和救火队,几场局部战争打下来,负债累累,一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影响力下降的趋势无法扭转。任何国家要当领导国,势必同美国争锋,图虚名,得实祸,重蹈苏联覆辙。为什么要往这个陷阱跳?

论实力,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各国排名一百以后,仍然是不发达国家,各个领域举目皆是与先进水平的差距。连印度都不稀罕你的领导,胡吹什么“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这样的喧嚣出现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煽动狭隘民族情绪,无非冀图又一次构筑自我封闭的堡垒,甚至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陷阱。

                 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要不为诸如此类的愚昧鼓噪所惑,唯一途径是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我是谁?”千古一问。最佳答案何在?我是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是视野宽阔的世界公民。

有志走在世界前列的公民应该懂得古今中外。读经典,本国的,外国的,兼收并蓄。研究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不要俯伏在任何偶像和圣贤脚下,应该站得比他们更高,敢于评点万事万物的是非得失。

怀疑和好奇是提升自己水平的起点。自由思考,自由辩论,不息探索,是一个成熟公民必由之路。

老马不一定识途。以上意见是箴言还是蛊语?亦请冷静鉴别。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国企赚钱分给谁?


中国石油利润过千亿 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

央视《新闻1+1》:国企赚钱分给谁?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名列全球十大赚钱企业,闪亮业绩却一直未见上缴利润数额。国资委发布政策,结束国企 13年不缴红利时代,但上缴比例最高却只有10%。现状之下,国企利润究竟流向何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究竟又该在利润上如何体现全民所有?《新闻 1+1》为您解析。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里有一个常识,那就是谁投资谁受益。但是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有的时候常识还真不一定就是常识,更别提它是一个现实、一 个事实,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全体中国人投资的国有企业几乎没有给国家上交任何利润,更别提给我们这些人进行分红了,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 产生的,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改变?稍候我们就会进行解析。今天我们请来的媒体观察员是王志安,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解说:《谁来回答“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这是近日网上转载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核心内容就是为什么三家大国企一年赚3000多亿,只上交国家 200多亿。这三家大国企分别指的是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度税后利润1108亿元,乃全球最赚钱银行。中国石油2008年度净利润1144.31亿元, 仍然保住了亚洲最赚钱企业称号。中国移动2008年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

事实上,国际利润从上缴到不缴再到上缴,经历了几次波折,早在1993年以前,国企是要向国家交利润的,199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 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做出了明晰的划分,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收征率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即在 一定时间内不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要从过去的国家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因此还本付息都要由企业来负担。另 外,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因此国家才出台此规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的这份文件也明确规定了“要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 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因此,暂停收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只是过渡措施,而后,随着国企改革和社保体系的建立,国企的经营状况和社 会负担与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国企分红却迟迟未动。

2006年2月,市行的一份关于国有企业的分红的报道引起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关注,该报道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而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相关场合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分红问题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认真加以考虑。

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

2007年9月15日新闻:

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意味着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力要求国企向政府分红,而国有企业持续了1年的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结束。

解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 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三年内暂不上缴。应该说,无论是5%还是10%,相对于连年创新高的国企利润来 说都是个比较低的起点,那么未来国企上缴红利的比重是否会逐步加大,最终能否实现出资多少比例,分享多少比例,红利还可以用于哪些方面,如何逐步增加对社 会的回报,这都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先说国资的投资主体是谁,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全中国的公民都是它的投资人。

王志安:对,没错,是的,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国有”二字就清晰地说出来了这个国有企业的性质,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从全体纳税人手中收上来钱,委托给 政府进行投资,成立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从道理上来讲,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显然是应该归全体国民的,它获得的投资收益首先它应该把投资收益上缴给权力所有 人,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委托机制委托给了政府,政府中间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来管理这笔钱,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国有企业的盈利应该首先上交给国家的财政 部,当然如果一个企业的正常向前发展是需要公积金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红利未必一定都要分掉,因为企业正常利益我们知道一家上市公司不是说你所有的挣了钱都 分掉的,它如果为了企业的发展,如果留存的话,或者继续要投资的话,它也应该经过财政部的批准,你制订一个计划财政部批准之后重新给你再把这个钱划拨回 去,我觉得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主持人:你看,引起人们争议的,比如说像工行、中石油、中移动三家央企在2008年的年收益就是纯利润加起来是3000多亿,但是他们给中央上交的只有200多亿,您怎么看这个数字?

王志安:我觉得这个问题显然是说这样一种状态是不太正常的,因为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背景,1993年之前,所有的国企实际上是上缴利润的,有一个统计数字表明,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国企积累的未上缴的利润大致有几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需要调整。

主持人:您指什么政策?

王志安:就是国企继续不再向国家上缴利润这个问题。从2007年国资委又制订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把我们整个的企业分成三类,也就是竞争性行 业,我们要求它上交利润的10%,比如说烟草、移动、资源性企业,知道我们中国移动实际上就属于这个方面的行业,但是它的上缴比例只有10%,所以你刚才 说一年的利润有一千多亿,但是如果按照10%的比例算起来,它只需要上交一百多亿。

主持人:就相关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先生。

王主任,您好。

王忠明(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您好。

主持人: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办法是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最高才10%,这10%是干什么用的,另外一个,剩下的90%去哪了?

王忠明:上缴的都给财政了,剩下的90%用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

主持人:垄断性的国企,它上交给国家的利润是封了顶的,就是10%,但是它的高管在今年以前是不封顶的,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是吗?

王忠明: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应该说这些年在高管的收益方面也一直作为一种改革的探索,所以说它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有时候会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有各种各样的议论都非常正常。

主持人:那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10%,国企把它的利润上交给国家,那90%,您刚才说是国企用来企业的再生产。

王忠明:积累。

主持人:积累,但是您想想我们就拿刚才我们说到那三个公司为例,工行、中石油还有中国移动,每一个企业的盈利都是一千多万,那么他们除了交给国家10%以后,900多亿都用来干这个事吗?还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我们是不知道的?

王忠明:应该说用途的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是说今年剩下的90%当年都得花掉,它也有一个计划性。

主持人:王主任,前年两部委出台的管理办法,它是规定上交10%,90%留给自己,您觉得虽然说是这么规定的,自留10%是不是合理的呢?

王忠明:就目前来说,作为一个管理办法,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探索性,随着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国资监管往前推进,我想发现问题也会加以解决。

主持人:好的,谢谢王主任,稍候我们会再跟您连线。

我们再回到演播室,志安,刚才王主任说,这个900多亿的利润留给自己是用于企业再生产,然后进行积累用的,您怎么看企业自留的这90%的利润?

王志安:这个需要解释的有两个方面,我刚才讲了,即便企业要留存用于企业发展,在程序上首先这笔钱应该上缴财政部,当然不一定从账上划拨,但程序首先是,然后你需要的话重新做报告,然后再给你返还回去。

第二个方面,我们从一个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讲,这个钱如果企业要想用于再生产,它其实需要董事会来决定,董事会是出资人,而不是说由企业经营者自 己来决定,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复委托机制,怎么解释复委托机制?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国有企业是全体国民投资兴办的企业,也就是 说13亿人每一个人都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但是由于它太分散了,每个人不可能直接对这个企业进行管理,所以我们把这个权力委托给了国资委,但是你要知道,我 们中国的央企有许多家,还包括有许多其实不是央企的国有企业,那么作为国资委来管理这些企业来说,它涉及的面就特别广,那么它管理这些企业从整个规模上来 讲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造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最为诟病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也就是说, 当委托人的利益和代理人的利益出现了不一致的时候,这个企业实际上经营者就开始为让这个企业的经营,为自己经营者谋求利益,而不是投资人谋求利益。

主持人:还有一个,他自留90%这个问题,你这个利润产生的巨额利润这三家公司三千亿有多少是你管理层的辛勤工作,靠你的智慧得来的,我觉得这利润 应该刨除的是什么,这利润里面有垄断性产生的利润,还有一个资源稀缺性产生的利润,你不能说建立在一个计划经济上,你取得来的资源、你取得的利润,你留 90%,然后你只给国家交10%,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体现?

王志安:对,你说的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从垄断角度来讲,有两种垄断,一种是资源性垄断,一种是垄断性垄断,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其中在这两种情 况下都存在,但是由于垄断产生的租金如果是分配给了全体国民,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对这种垄断,可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妨碍,但是至少是它实际 上让每个人都分享到了这个利益。但是如果这部分的租金变成了经营者自己的利益的话,那问题就大了,破除垄断、打破垄断的努力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主持人: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1+1》。刚才我们在探讨的问题就是国企自留的90%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讨论会继续关注这部分利润到底应该分给谁,我们的节目稍候继续。

解说: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就提出,“政府收缴一半国企利润,以增加居民消费。”他表示,大型国有企业2008年整个利润9000多亿,应当用一半作为他们再发展的投入,一半财政应该是收回。

事实上,近两年来媒体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国企利润分红发表了众多评论。

2008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央企红利应该给全民分红》,文章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人民,群众理应享受国有资本收益,现在是必须回到正规轨道的时候了,在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后,国资委收取的央企红利应该给全民分红。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全球最赚钱的中国企业为谁赚钱》。文中说,微薄的分红现状使得国企很难“为全民赚钱,这对于广大公众的福祉构成了一种不利,既是直接遭受垄断盘剥的不利,也是垄断势力作大后妨碍市场竞争秩序形成所带来的不利。

网友吴酩最近在人民网发帖《谁来回答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全民所有企业到底是在为全民赚钱还是在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上司赚钱,90%以上的巨额利润都哪里去了,是不是被利益群体瓜分了?

2009年1月,《上海证券报》发表评论,《从消费券发放到分享国企红利》,国企的红利是国有资本的收益,应该惠及全体人民,把国企的红利平均分给全体老百姓,再自然合理不过。

2009年2月,《澳门日报》发表社论《顺应民意,让国企红利向大众倾斜》,文中称,政府应顺应民意建立更加合理的国企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国企红利更多的向大众倾斜,让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

2009年3月,有网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章《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分红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文中称,国企利润直接分配给全体公民,一方 面可以迅速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企业内部资金留存,防止企业投资主导的通货膨胀,因而兼有促进经济与抑制通货膨胀两者同等的效果。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王主任,我们都知道,国资委的监管作用目前是比较难发挥的,所以有人建议,应该把国资委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您觉得这个建议是不是可行?

王忠明:各种议论都应该允许发表,我想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国资委这些年的工作也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跟利润分配及其他各个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国资监管的工作,事实上在目前阶段都定位在探索的范畴内,所以说应该允许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主持人:这个探索您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财产实在是太巨额了,因为它探索一年的话,恐怕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的利益就要损失很多,探索下去还要多长时间?

王忠明:比如说您原来是没有的,你现在要有一些,要上交10%,如果大家觉得还不够,或者是现实还有这种可能性,你自然还可以再多。

主持人:我看了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像法国,它的国有企业应该交的税交完以后,它的利润要上交50%给国家,这是法国的例子,其余像瑞典、丹麦、韩国这些国家,他们国家的国有企业至少要交税后利润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给国家,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借鉴一下这些国家的经验?

王忠明:对于有一些国有企业,事实上可以往这个方向上靠,但是对于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今天主要要解决的是一个重组的问题,联合重组行政性推动,以及资源结合的重组,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及时的解决的话,还谈不上这一步。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一个不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现在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到了一个时候,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国有企业应该怎么样留利润,怎么多少上交给国家,多少留给自己,多少给投资人进行分红,您觉得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吗?

王忠明:如果已经有这样的条件,其实谁都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给它界定。

主持人:您指的条件是什么条件?

王忠明:比如说国有企业在相应的产业分布当中已经能够达到像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稳态,现在国务院国资委最早成立的时候是198户,现在已经到了140 多家,接下去还要往前走,在数量、规模上还要缩减,这些都是战略性的国有经济的布局及结构调整,这些工作如果相应能够到位,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条件比较成 熟了。

主持人:王主任,另外很多人建议,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案应该是国有企业渐渐退出市场,您怎么看?

王忠明:恐怕这也需要有一个时间进程,事实上一方面国有资产要实现一定的战略集中,还不完全是一个退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可能是往这个方 向走的,越来越少,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国有资产并不等于等比例减少,我们还进行必要的战略集中,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中去,这个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认为对于利润分配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耐性。

主持人:好的,谢谢王主任。

刚才我们说国企的利润大家纷纷诟病,您觉得解决的方法和方向在什么地方?

王志安:我觉得刚才王主任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困难,需要引起整个政府和全体社会的国民来注意,长期以来,国企 占有了大量的利润,而没有上缴利润的话,现在分配上缴的比例又这么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游说作用,这些企业的利润现在没有上交 给国家,留存给企业了,这些钱留存在企业之后,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变成了这些企业经营者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利,如果这个钱要上交 给财政部,也就意味着这项权力的丧失,所以说这些经营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它也会尽量去游说政府的部门,尽量维持现有的既定格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 常值得警惕的倾向。

如果从解决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根本的方法就像王主任说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竞争性行业应该逐渐的退出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只要我们允许民营的资本金进入,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格局,国有企业从这里退出,其实已经不存在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利润的问题。

主持人:现在我们看到事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三家大的央企,实际上他们都属于资源型的行业,它属于垄断型的,恰恰他们产生的利润是最大的。

王志安:资源型行业在国外其实通行的做法是要对这笔资源产生了自然垄断,要征收特别收益金,比如中石油在去年油价上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其实当时财 政部也制订了一项政策,就是对油价上涨到多少块钱以上,要征收特别收益金,这是一个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只不过我们应该把这个做法规范,所以有人建议把这个 特别收益金名字叫“暴利税”,其实“暴利税”不准确,应该叫资源所得税,因为这部分资源按照我们国家来讲,它属于全体人民,这一部分钱实际上不是企业正常 靠经营获得的,它实际上靠垄断这部分资源获得的,这部分钱政府就应该通过税金的方式将它收上来,这部分收益应该归全体国民所有。

来源:新华网

陈志武:国有资产应该真正实现全民共享


    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 模式的好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让公民个人直接拥有国有资产更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 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只有把财产权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 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2008年7月,我提的一个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共32个,把全 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在50万亿元左右,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账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元人民币。而民间到 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总值是21万亿元。这意味着,国有资产是城镇居民金融财富的三倍多,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好处少、经济模式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最近,很高兴地看到,对我的民有化改革建议和理由,越来越广泛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邹恒甫、谢国忠、张维迎等从不同角度谈到类似的建议,上海一位政协委员 正式提出了专门提案,设计如何率先把上海的国有资产实现民有化。当然对于我的民有化建议,也有很多质疑,为了避免一遍遍的解释同样的问题,我想就几个质疑 做一个集中回答。
    
    第一个,很多人关切,你这个建议听上去挺好,但政府是什么态度?会接受么?在政治上民有化能否被接受?
    
    我想这确实是国情,如果管理层不推动,事情会难以办到。除了给社保基金划拨一些国有资产股权之外,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这当然是一件大 事,也是下一步十分关键的改革,得到政府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
    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身份、名字具体落实,所 有者是虚的、缺位的,而我建议的是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把“全民所有制”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后的一步给走完,也就是,把 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他接着 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 ”。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那是非常好的政策主张。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
    所以,从上述几方面,我看不出民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什么障碍。
    其次,尽管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利用垄断向社会高收费,也享受了那么多优惠政策和银行贷款,甚至得到纳税人的财政补贴,但这些年来,它们没有给“全民”分红过。从这个道理上,现在也是通过民有化给老百姓回馈过去的付出的时候。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们做教授的人,我的首要责任不是先考虑政府会不会采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讲清楚如果不进行民有化改革又 会怎样。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 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有给市民发红包,发消费券的举措,也让人感到今天的中国 在进步。
    
    第二个问题,民有化改革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操作障碍?
    
    操作起来比想象的肯定要复杂,但是,今天的银行、证券与基金管理行业能够有条不紊地服务好几亿银行客户、一个多亿基金账户、几千万证券投资者账户,处理13亿公民权益基金账户,不会有问题。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 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这些并入的资产价值可以慢慢评估核算,但精确的评估不重要,因为分到老百姓手里的是公民权益基金股 份,让他们自己、专业评估机构和投行去评估吧。各级国资委系统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把属于国家的企业和资产理顺了许多,打下了基础。 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
    从一开始,我比较理想化地提议一次性建立全国公民一人一份的权益基金。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 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至于一些大型国有 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 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
    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不 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
    
    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
    
    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 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 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没有买卖过任何 股票,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所以,很容易就卖了。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改革之后,这些企业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 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 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 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 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 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 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但是,正如上面谈到,我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 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 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人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 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我想把这几点理解清楚,对于民有化最主要的顾虑应该可以打消了。
    以前,我们总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保8”、要8%的GDP增速才放心?这是因为老百姓感受到的GDP增速和实际的GDP增速是两回事,因为在国有制之 下,民众没有多少资产性收入,他们主要或说完全靠工资生活,而资产升值和财产性收入主要进入国家手里、不能转换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的国有制 抑制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也就抑制民间消费需求,进而,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带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已经不是问题,但造出来的东西由谁来买,这才是增长的瓶颈所在。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 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所以,中国经济从 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所有制结构,把国有产权中属于每个人的那部分产权分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升值的 财富效应、增加国内的民间消费需求。
    
                                                 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

“鹰派”张召忠将军猛曝:中国公务奢华令人触目惊心


 编辑:[今日军情关注]  http://yufu.blog.china.com
游客:

  张教授你好:从伊拉克战争只到今天 经常看到你在电视评论,受益匪浅,你作为军事评论员,大家也看到你精彩,深奥的理论,高深渊博,有扎实基础,是军事界泰山北斗,你的学术,广泛受到欢迎, 我们经常称呼你,军事首席,军事一号,重量级人物,作为教授,导师,教员,你不遗余力,赢得尊重。如我直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做理论,做学问,你 是一流的,世界都可以公论,但你又有自弱一面。从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出,你评论和整个战争不相容,有夸夸其谈之嫌。当今战争战略,战术,你还没有掌握好, 当年美军侵略伊拉克,美军界,智囊,主要采取,用最现代技术进攻,用中国古老孙子兵法参战,消灭伊拉克军事,欧美主流报道,美军军事参战人员必带要带孙子 兵法,伊拉克灭最要原因,是和外界断连。当今老美又想灭伊朗,朝鲜,未来那里是最吸引世界眼球地方。

  张召忠:谢谢你的褒奖和批评。我只是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草根儿知识分子,至于我的学术水平高低那实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说你行不行 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在文人相轻的当今时代,一个草根儿学者要想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公认与推崇那是非常困难的;在浮躁奢华的时代,一个学者要想踏踏实实 做点学问实在是太难了,因为面临的诱惑和批判太多。我认识于丹的时候她还没有出名,当她出名以后就当了副院长,网上关于她的争论就多了去了,有的追捧,有 的咒骂,这很正常。当然,这样的现象也同样适用到阎崇年、易中天,当然最近还有文怀沙。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好,死猪不怕开水烫,本性喜欢清静,不喜欢炒作, 说我好说我坏对我而言都无所谓,我始终对自己很清醒,也没有太高的追求,就是想研究点问题,尽我所能做的只有国防教育而已。党和人民培育我这么多年,我只 想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和军队做点事情,没有别的想法。

  隔行如隔山,学者都是划分专业领域的,就像于丹,你看她一谈起论语就眉飞色舞,妙语连珠,你如果跟她聊一聊军事,她肯定就不再是那个状态了。很 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的去年,也都是大胆预测,引诱人们炒股票、买房产、搞投资,可今天呢,他们大都集体失语了,因为奥运会以前的预测 基本上都是错误的。索罗斯厉害吧,巴菲特厉害吧,比尔.盖茨厉害吧,李嘉诚厉害吧,他们在最新的财富排行榜上都大幅度后退,有的个人财产缩水了一两百亿美 元!由于专业领域的限制,由于知识的不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一定的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为此,我长期以来尽量减少自己的知识盲区,希望让我大脑的搜 索雷达扇面不断地拓宽,以便发现更多的敌情和新的目标。从科学技术扩展到海军导弹、潜艇、舰艇、飞机、鱼雷、战略导弹、战术导弹、雷达、声纳、坦克、装甲 车、枪炮弹药等等。

  在了解了武器装备之后,又开始研究武器装备与国际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军种战略之间的关系,其中当然涉及到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科 技水平等等方面,于是,又开始向这些领域进军。中美撞机、中国货轮被俄罗斯击沉、无暇号南海侦察测量、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黄岩岛问题等等,全都涉 及到国际法,如果不懂法律,就靠感情、经验来进行评论,那是宣泄"不高兴"的一种方式,所以是极端危险的!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海洋 法,90年代中期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国际法和海战法,学习法律之后,就从逻辑上、法理上明白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仍然不够,因为军事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所 以,我又开始学习两个重要的专业领域。一个是联合作战指挥,要学习中国军事思想,战略战役战术指挥,研究作战问题,这个是在国防大学学习了一年;另一个就 是国防管理和危机处置问题,比如国防部的管理业务,抢险救灾和危机冲突的应急处置等,这个是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的。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40年过去了,可总感觉还有很多知识盲区没有涉及,比如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传统军事谋略等等。饭总是要一口一口 吃,事情总是要一件一件做,我已经学了很多也做了很多,但是还很不够,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所以,我只能就我熟悉的领域进行评论,对于超出我专业领域 的问题我从来不敢妄加评论。尽管如此,仍然感觉捉襟见肘,知识不足。无知者无畏。每当我看到那些没有知识积淀、对问题没有甚解的军事专家在评论军事话题的 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换了我可不敢!每当到这种状态,我就特别感受时代变了,真的进入一个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不管你水平高低、有无资历经 历,只要无知就能无所畏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出来还真的就没事儿!

  游客: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 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 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 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 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 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 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 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 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 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 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 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 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 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 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 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 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 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 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 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 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 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 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游客:

  张教授您好,最近航空母舰的话题炒的很热,我们国家要不要航母,要什么样的航母是讨论的热点。我认为航母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其实很差, 目前7,8倍音速的导弹都出来了,打击航母简直易如反掌。那么为什么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还在大造航母呢?我看航母在和平条件下确确实实是个好东西,它具有 其他舰艇不可比拟的优势,保护航路,远洋作战,威慑敌人直接而有效。但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前提是在和平条件下,众所周知航母不同于一般的舰艇,在发生一般 性,局部性冲突的时候,没有人会直接攻击航母,因为这等同于对他国宣战,会引发全面战争,这属于政治范畴而不是军事范畴的事,所以航母其实就是要挟弱国的 一种手段,我可以在你面前示威甚至驱赶你,但你不敢打我。同理,我们国家发展航母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的航路和经济专属区,在和周边国家发生局部冲突的时候, 把航母往那里一摆,让别人知难而退,他们敢打,就等于同中国宣战,那样就会引发全面战争,我想没有国家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话说回来,航母要有但绝不能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航母要有所创新。我们可不可以制造专门起降预警机等大型飞机的专用航母(比如张教授提过的浮岛 式)和其他轻型航母相配套,比如尼米兹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我们用配套的办法来实现。这样难度和经费都可以降下来,航母的机动力和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兼顾。 不过真要是战争全面爆发,以现在航母的生存力来说,没有挡住饱和攻击的可能,他的目标这么庞大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的总结:航母肯定要,但要有新意,数量 不需要很多。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让张教授见笑了,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张召忠:我原则上同意你的观点,但稍有补充。航空母舰不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所有关键技术在二战中都已经突破。对于航母的生存能力,二战中已很说 明问题,日本27艘航母,基本上都被摧毁、重创或击沉。在现代海战中,航母的生存能力较差,在这点上无法与核潜艇相提并论,所以在发展航母的问题上各国争 论较大。为什么航母的生存能力差各国还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航母呢?因为航母在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和局部战争中能够发挥巨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能够快速投送兵 力到危机区域,遏制危机和冲突,打赢局部战争。现代航母的创新应该集中在信息化方面,比如加装相控阵雷达,提高航母的侦察监视和预警能力,加装垂直发射的 导弹,提高自身防空反导的能力,加装C4ISR系统,提高航母的综合作战能力,与其它作战力量成龙配套,联合作战。此外,在舰载机起降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 和创新,不要拘泥于美俄使用的蒸汽弹射器和滑跃式甲板模式,可以大胆探索美国福特级航母正在采用的电磁式弹射器,当然这个难度较大。在这些航母技术创新方 面,我感觉日本最新服役的日向号非常典型,做了很多改进和创新,这艘舰艇的作战能力应该不亚于印度四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所以,今天建造航母观念应该超前, 在这些方面还是应该好好学学日本,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拥有航母的国家之一,也是使用航母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更是我们经常打交道的邻居和对手。

  游客: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祖国60岁生日快乐!我想问一下我们中国的海军怎么样?质量上,数量上。和周边的国家相比那?有何优势和劣势?请您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啦!

  张召忠:本周的《防务新观察》就要录制一期庆祝海军建军60周年的节目。中国海军建军60年来,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 那个时候主要是打基础的阶段,虽然质量有些差,但该有的武器装备都有了,比如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潜艇、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特种飞机、鱼雷和舰 炮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与周边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虽然当时武器装备不是太好,但海军打赢了很多局部战争,对保卫我国海疆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9年这20年。此间,人民海军没有太大的发展,因为这个时期是军队忍耐的时期,海军是一个花钱的军种, 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海军装备就难以发展。这个时期,国家进行战略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转移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国家由过去的以安全为中心转变为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军队投入的经费很少,这20年中基本上每年军费80-90亿美元。这么一点钱,300多万军队,分到海军就很少了,基本上没有钱买装 备,海军的军费大都用来维持生活,装备费也多用于维修保养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海军落伍了,本来差距就大,在这种情况下差距就更大。

  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以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被炸,这个事件直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深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落后就要挨打 的教训再次警醒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军队结束了忍耐,国家逐年加大对军队的投资力度,到目前为止, 军费已经增长到460多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在前几位,比俄罗斯要多一些,与日本差不多。由于军费得到大幅度增加,加上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能力明显提高, 国际环境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好转,所以1999年以来的这十年虽然时间很短,但人民海军的发展速度却非常快,十年相当于过去几十年!

  4月23日,海军将要举行观舰式,这是中国海军向世界展示自己力量的一个好时机,我想届时将会有很多新装备展示出来。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海军 的武器装备要落后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但比其他国家要强。从周边国家来看,虽然印度拥有航母,但就武器装备质量和水平而言,比中国海军要差得多, 差距至少在十年以上。日本海军虽然在宙斯盾舰艇、轻型航母和常规潜艇方面比较先进,但就综合作战能力而言,比中国海军还是要差一些,起码规模要小得多,另 外它没有核潜艇、没有核导弹、没有远程导弹。韩国海军水面舰艇较好,有轻型航母,但与中国海军相比,差距更大。中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在亚太地区应该是名列 前茅的,这是我个人的评估。

  游客:

  因为不经常上网开名人的博客,今天偶尔来看了张召忠将军的博客,感觉很好。所以想到现在的舆论工具为什么就不能多介绍,多宣传象张将军这样的人 的博客,让更多的人来吸收一些正面,有愿意的思想和方法?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去报道花边八卦新闻,这些东西看多了对人们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 舆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都想着各种办法去吸引眼球,提升厂家广告的投入量。连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不也是这 样吗?北京奥运会前的新闻闹剧不就是如此吗?不知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提升人们的思想素质和理想情操?而且要能最大范围内的提升。这使我想起小时候一直都被灌 输"在黑暗的旧社会",所以,我一直到小学5年级以前,一直以为解放前就是我看到的阴天,没有太阳,只有在解放后才有了太阳,白毛女在被救出来的时候,太 阳才出来了。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我想应该是有办法的。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让人民的素质提高了,必然也会造就一个好的政府,就算是一党执政,也 能把我们伟大国家的复兴并强盛。胡温有信心,我们大家都要有信心。

  张召忠:在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报纸都是四开的,很少有八开的报纸,那个时候信息单一传输,我们只能读报纸、听广播,因为电视还没有普及。现在 信息传输平台多元化,不仅平面媒体,还有了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等等。但是,平台多元化了,传播的内容质量却大幅度下降了,这是一个遗憾。我接触电视行业近 20年,深感这个行业的发展是突飞猛进。在技术上,当时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三的带子,最近我到北京电视台新台录制节目,一看全都是数字高清了,已经进入到 无播出带时代了,全都是数字化传输。在从业人员的规模上,20年前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也就是十几个人,号称十八棵青松!可现在,人员翻了几十翻,成立了解放 军电视宣传中心,今后还将设立专门的国防频道。十年前,我在接受新浪网做"沙漠惊雷"行动网络直播的时候,新浪网还在一堆破破烂烂的小平房里办公,可今天 的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各自搬进了中关村一带最豪华的办公大楼。

  硬件的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业人员的规模不断地翻番,但是我们清醒下来仔细想一想,我们科学发展了吗?统筹兼顾了吗?其中缺少了什么?我感 觉最缺乏的是媒体从业者个人素质的提高,尽管他们很努力,但他们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还相差较远,因为这个行业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他们每天忙于工作,没 有时间充电和学习。下个礼拜,我将应邀到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去作报告,这个集团旗下的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等传媒非常活跃,经常采访我,他们在百忙之中还 记得听报告、学习实在是很不容易。媒体从业人员如果素质低下,就很难对采访报道的内容进行科学策划和后期把关,传播内容的水平和质量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就 会出现一些八卦新闻和无聊的内容。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加强舆论宣传,尤其是对外宣传已经成为提升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重要任务,我真心希望媒体从业者加强 自律,认真学习,从提高自身修养开始,不断提高宣传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远离八卦,引导受众享受一些品味高雅、内容健康的信息和观点,而不是那种低俗的、极 端民族主义的、没有任何品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