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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九月 20, 2007

丁学良：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

北大改革关键在于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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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留美三博士 by 留美三博士 on 9/20/07

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

如果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聘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6月5日，本版发表了有关对北京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持反对意见的文章；这期我们组织了六位学者专家全盘支持北大方案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 http://www.tecn.cn )

六位学者专家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执教甚至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他们熟悉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运作体制，了解内地大学的情形。他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

1968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讲座教授，现为香港科大荣休教授，研究方向：植物学，遗传学，中药现代化。孔著《我的科大十年》详述他们一群海外华人学者如何将世界主流的研究型大学体制引入香港科大的经历，对北京大学这次教改方案的制定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孔宪铎信奉的办学名言："Thebestwaytolearnistolearnfromthebest"（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向最好的学习），"Recruitthebestandkeepthemhappy"（礼聘学术高手，使其安居乐业）和"新聘的教授一定要比现有的教授更好"，在华人教授圈内广为流传。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

197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Agassiz讲座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座教授，美国全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研究方向：中国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汉藏语言学。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

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兼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与现代化，大学制度。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北大在教师聘用和晋升中引入竞争机制。有人批评它是"丛林规则"；学术研究和教育具有特殊性，竞争会破坏人文精神。您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任何改革只要是往好的方向走，假使他是一个强者，就会欢迎比赛；假使他是一个弱者，觉得自己会败下来，就会反对比赛。一个橘子若没有压力，永远不会变成橘子水。人的最大的潜力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产生出来的。当然压力有很多的形式，要讲究比赛的规则公正合理。 ( http://www.tecn.cn )

任何行业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学要有名，要在这一行里做到最好，就要找最好的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开竞争。 ( http://www.tecn.cn )

所谓北大的人文精神，就是说在从前，北大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人才在那里，建立起来这个精神。

假使现在没有一个淘汰机制，张王李赵都来的话，没有选择，人就不是最杰出的，那么北大的人文精神也就没有了。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会坏了他的得过且过；真正的人文精神，外边来了人竞争，只会进一步高扬。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我并不觉得竞争规则会破坏人文精神，而且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用这个方法。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求进步，精益求精，这就要求对于教师怎么样晋升、怎么样聘用、怎么样评审他们的成果，都要有一个正常的淘汰程序。对于人文方面，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方法，我觉得北大方案的原则没有问题，当然细则可以讨论。 ( http://www.tecn.cn )

比如，对于人文学科，我不赞成量化，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可以量化，每年写几篇文章在什么杂志发表，但是人文方面不一定，人文学者可能要三年写一本书，我们要容许这种情形存在。但是"优游自在"地做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你积累的学问总要有所"表现"吧，你总要写文章写书吧。一个人的创造力，在年轻时候是很强的，"压力"只会增加学者的成就，不会损坏人文精神。 ( http://www.tecn.cn )

北大绝对不只是现在北大人的北大，她至少是一个中国人的北大。我生在台湾，连我都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台大"最好的校长就是傅斯年，他也是"史语所"的所长，他就是北大的，他的精神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精神是什么？是兼容并蓄，是精益求精，是做到最好。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如果这次北大改革能让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北大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龙头，能够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了不起！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有人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领导"，不仅要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更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您怎么看？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在上个世纪，一个大学要有名，主要靠校长。北大有蔡元培，清华有梅贻琦，南开有张伯苓。为什么要靠校长呢？靠校长的名誉、声望、资历去影响、招聘、留住好的教授。蔡元培在北大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请来了胡适之、傅斯年这样第一流的人才，而这些名教授来了以后，又像滚雪团一样，带来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北大有名，从名义上看，最是靠校长。但一个好校长的结果还是要找来很多好的教授。一个学校有了好的教授才有好的学生，有好的学生，有好的教授，再加上有好的校长，就是一流的学校。 ( http://www.tecn.cn )

现在世界的主流，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之所以出名，主要不靠校长，而是靠她的名教授、名研究员。无论加州大学也好，哈佛也好，他们第一个要讲的话，是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教授拿了诺贝尔奖，或其他著名的奖项，或者呢，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占全国的百分之几。这表示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是教授。从趋势看，以校长出名、以校长为号召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在那个以校长为主的时代，号召力最后的结果还是要请来好的老师。现在的时代，好大学完全是因为有好的老师。 ( http://www.tecn.cn )

改革的时候，一个大学从不正规化走向正规化，好像开一部车从崎岖之路走向平坦大道，这要靠校长来引导。引上大路以后的发展，要靠教师们。改革要靠领导来推动，因为改革是把坏的东西去掉，把好的东西引来。改革是一个新的事物嘛，在这个环节上，"领导"的作用非常重要。 ( http://www.tecn.cn )

现在，我正在鼓吹并且试图推动，中国的大学校长不要公派，可以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有全校代表性的，然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开招聘。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有机会来竞争北大的教职，就需要北大教职有空缺。如果没有淘汰机制，怎么会有空缺呢？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强制的办法，比如说由讲师晋升不成副教授的，就淘汰。另一方面，该退休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休，空出来的岗位统统对外开放。这样，经过一个五年或者十年的过渡期，空缺整个都出来了。 ( http://www.tecn.cn )

我是觉得，似乎不应该硬性规定副教授这一层有四分之一的人应该离职，讲师这一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离职；似乎应该保留若干的弹性。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北大改革方案希望把自己的永久聘书（Tenure）定在正教授这一级。如果一个讲师经过两次（共六年）晋升不成副教授，一个副教授经过三次（共九年，人文社会学科有四次共十二年）晋升不成正教授，得不到永久聘书，但都不离职，哪里能来空缺？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这个可以讨论。像哈佛大学就一定要正教授才有永久聘书，副教授没有。北大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美国的大学，是副教授就有永久聘书，他有了永久聘书以后，即使晋升不成教授，也可以留在副教授职位上，作长期的学术研究规划。 ( http://www.tecn.cn )

但是，如果副教授甚至正教授得了永久聘书以后，就不怎么做研究了，一辈子就那样。怎么办呢？这个恐怕要用一点"资本主义"的办法了，就是各个人的薪水不同，同样是教授，你干不好你的薪水就停在那里，你的同事的薪水可以比你高一倍。 ( http://www.tecn.cn )

当然，这些讲师、副教授离职以后，是不是要离开北大，这个也可以讨论。我想北大还有很多相关的、非正规的课，例如成人教育、教外国人学中文等等，他们可以换一个工作单位。学校可以设计一些出路，减轻这些老师在职业上的忧虑。 ( http://www.tecn.cn )

《21世纪》：有人提出，像中国的文史哲等专业，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果聘请海外教授来作评审，会很荒唐。这个似乎涉及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规则和标准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的大问题。 ( http://www.tecn.cn )

孔宪铎：你要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第一个你要知道国际学术舞台的标准是什么，"门"在哪里。假使你达不到国际的学术标准，你就上不了舞台。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是国际上定的。当然中国的学者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可以对国际的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首先你得能够走向国际的学术舞台，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 ( http://www.tecn.cn )

请国际上的名教授对本校的教师聘用、晋升作评审，不一定要全部专业都这么做，但要有海外的华人或者纯粹的洋人学者参与。因为我们要找国际性、公平性。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大学搞近亲繁殖，找身边的人评审，已经出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国际同行来参与。 ( http://www.tecn.cn )

丁邦新：文史哲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域性，这方面教师的聘请或晋升，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评审条件。但是，聘请海外或校外的学者来作外部的匿名评审，完全应该坚持。 ( http://www.tecn.cn )

说到历史，譬如说思想史，余英时先生是权威，他是华人，难道北大的晋升材料不能送给他评审吗？再譬如说研究陶渊明的诗，受到民族语言很强的限制，但是不要忘记，在外国的汉学家中间，也有很好的专门研究诗的专家，他对诗学的一般性的认识可以有很高的水平。 ( http://www.tecn.cn )

说到我的专业，研究中国方言，我们跟国外的交流真是太多了！资料是中国的资料，是中国的方言，但是研究的方法、标准，以及研究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水准，都可以交流。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很奇怪，做汉学的人不多，但有两三个人，做的研究很前沿，很精，面也广。这种人很难得，我们请他来作评审，他做研究的方法，他的眼光，绝对可以让我们大受裨益。 ( http://www.tecn.cn )

我们香港科大请人来作评审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人要晋升为教授了，在你看来，如果他在你的大学里，他可不可以晋升？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请国际上的学者来评审，他们都是我们仔细找来的，都是哈佛、斯坦福或其他大学的名教授。我们问这个人在他的大学里能不能晋升，他一回答，就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基准。当然我们也可以问，这个人在"一流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这也是一种基准。 ( http://www.tecn.cn )

就北大的教师晋升而言，我觉得应该问，这个人在最好的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要找汉学家或海外

教授来作评审，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委员会应该整个地想一想，校外有哪些专家可以胜任？我们请人写评审的时候，评审人要附他的履历书，上面有他发表的研究成果。你一看就知道他够不够资格来作评审。 ( http://www.tecn.cn )

海外华人圈这么大，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欧美的，大有够资格来给内地大学的教师晋升作评审的学者。现在中国内地已经有一大批出去留学、学有成就的人了。别的不说，我知道的，仅北大毕业出国留学、拿到学位、现在在外国教书的人，就有好多，这些人难道不够资格来评审北大现在的教师的晋升吗？所以说，境外学者来作评审，绝对可行。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我想接着两位先生的话稍作补充。

中国的高教和科研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牵涉到中国教育的整体素质。在国际上，我们去作学术报告--咱们撇开语言因素不谈--它牵涉两个东西。第一，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水平如何？而这个研究的水平，其衡量的标准，应该得到国际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譬如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或当代史，不管是经济史、宗教史或政治思想史，在广义的历史学上，国际学术界跟我们是有共同的对话基础的。不要以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中国人或者只有华人在研究。 ( http://www.tecn.cn )

在当今世界，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洋人学者不知道有多少！其中大师级的人物也是群星灿烂！

我们不能说在这些领域，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不具有可比性。

第二，外国学者做研究做得很深入很专门，就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里，学术的规范、研究的训练等等，一直是在西方最重要的大学里面"生长"出来的！他们的这个学术传统没有中断过，积累起来的研究方法的素质非常坚实！他们的语言也许比不上国内学者的地道，有些资料或许掌握得还不够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久经磨练。成名学者的功力，真令人佩服。 ( http://www.tecn.cn )

所以，如果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只能由中国人来做研究，在国际舞台上跟外国学术界（遑论海外华人）不具有可比性，这只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他实在对国际学术界太少了解了；第二，他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愿意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他就没有优势了。 ( http://www.tecn.cn )

我们就讲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国学的几个大师，包括陈寅恪和胡适，也包括现在在香港的饶宗颐教授，他们的学术成就一样是在海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得到承认的。他们研究的中国"古董"那么偏，连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看不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国际同行中找到有鉴别力的知音。 ( http://www.tecn.cn )

我以上讲的只限于文史哲即人文学科。若论到社会科学，像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等，国际上能够对中国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作出评审的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不是找不着外部评审人，而是你敢不敢找外部评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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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空股市或已迫近

看来空军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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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煮炭燃芋 by 煮炭燃芋 on 9/20/07

继北京银行IPO冻结市场资金1.9万亿之后，建行回归A股冻结资金达2.26万亿，这是IPO冻结资金连续创历史纪录。在A股流通市值8万亿至10万亿这个区间之内，除了机构持有流通市值的相当一部分之外，仅IPO就冻结资金达2万亿以上，说明现在市场资金之充裕，市场上的短期流动资金很可能在2万亿左右约占流通市值的四分之一，资金推动型的牛市正是这种局面的写照。

从2万亿左右的短期流动资金规模来看，其流向新股发行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打新股的收益率要比二级市场的收益率高，但是新股收益率有多高呢？近来陆续有新股上市后跌破发行价，而有些新股的收益率也属于中低水平，整体上看新股收益率也不乐观，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新股收益率不算乐观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流向新股？另一个则是，对短期流动资金来说，二级市场的收益率到底已经低到了什么程度？

大规模短期流动资金打新股，这说明股市对资金仍然具有显著的吸引力，尽管随着央行连续加息部分资金回流储蓄，但是仍然有大规模的短期资金驻留股市。至于短期流动资金的规模到底是否为2万亿，这只能是根据IPO冻结资金规模的一个粗略估计，其中自然可能有一部分是长期存在股市的资金，当然也有二级市场的短期流资没有进入新股，如果今后IPO的规模继续增加，像中石油和神华回归等，可能冻结资金的规模也会继续创出天量。

这2万亿资金是否可以确定地定义为短期流动资金还需商榷，但是其在新股与二级市场之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在没有损及二级市场各项运行指标特别是日成交量等指标的情况下，2万亿和四分之一流通规模的空间等于告诉我们股市的大概承接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比新股高，或者说二级市场存在可观的盈利空间，那么这2万亿左右的资金可能就会注入二级市场的运行中了。

有流通市值约四分之一规模的资金注入，那么牛市的前景还是很吓人的，可能大盘在目前的位置上至少还要爬升四分之一，大约在6600点左右才会见顶，这相比罗杰斯的10000点的估计还差得很远呢。问题在于，二级市场为什么没有把这2万亿规模的资金吸收进去呢？其中收益率指标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有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已经游离出来，说明二级市场收益率已经从2006年至今走过了一个上升和快速上升最终回落的过程，IPO冻结资金的规模越放大，说明对短期资金来说二级市场的收益率越走低。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假设，在中石油回归时冻结资金会达到多少呢？中石油的规模抵得上现在的银行板块，那么其IPO冻结的资金完全可能会接近3或4万亿，这大约是流通市值的一半规模，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二级市场收益率回落至谷底的时候。在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接近40倍，中石油回归之后天量打新资金需要快速撤出的未来前景之下，股市还会继续爬行吗？对短期流动资本来说，中石油完成IPO之后，二级市场的收益率就能完成回落而出现回升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显然，无论是从保障中石油安全地回归并避免大量短期资金随后抛盘，还是从规模巨大的短期流动资本对二级市场收益率水平的要求看，做空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做空之后，既可以维持一个创纪录的IPO冻结资金的规模，以保证中石油和神华这些巨型"海龟"，又可以从二级市场为各路资金营造可接受的收益率水平，做空就成为迫切的需要。

当然股市的长期资金却未必会轻易让步为短期资金营造客观的收益空间，但在平均市盈率达到40倍后做空的空间已经显著放大，如此创纪录的冻结资金也说明，做空的力量已经长期蓄积，从全球股市连锁暴跌震荡反复来看，做空的时机也是唾手可得，正如"股灾的来临没有任何预兆"一样，在做空的空间、力量和时机都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做空事实上已经成为摆放整齐的多米诺骨牌，只待推牌手的轻轻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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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学术研讨会书面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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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留美三博士 by 留美三博士 on 9/19/07

丁学良："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学术研讨会书面发言稿

2001年11月10号，《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题为"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的学术研讨会。我觉得这次会议的题目拟得非常好，时机抓得也很准。套用一句1970年代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政治术语：这次研讨会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答应在11月上旬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会议以后，还想趁机去印度尼西亚，考察一下那里在1997-9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的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试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效果如何。所以，我不能来北京参加"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学术研讨会，很抱歉。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做一个书面的发言。发言基本上分成两个大部分。在第一个部分里面，我想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谈一下为什么对"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这样一个主题，现在进行认真探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在书面发言的第二部分，我想结合国际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看看这些经验能够为我们在中国进行政府公开方面的实践，提供什么好的参考。 ( http://www.tecn.cn )

第一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讨论"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真是非常的必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两年里，在国内的公众生活中，在中国的媒体上，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都提出来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像福建厦门远华那个大案，为什么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可以那么操作？牵涉到几百个高级的、中级的、基层的干部，卷进去的面是那么广，不仅仅是具体的一些负责经贸的，还包括其他方方面面部门里的人，都牵涉进去了。与这个案子同样引起国内各界高度关注并讨论的，是沈阳前市长、前常务副市长慕绥新、马向东的案件。这个案子到2001年10月中旬，经过审判，差不多把沈阳市政府的18个市局的一把手、二把手都给卷进去了。在国内报刊上多次看到人们提问：像这样的案子，涉及面这么广，牵涉到这么多干部，怎么可能在那么多年里，没有得到及时的监管？涉案者没有得到更早的惩罚？我想原因很多，但是绝大部分国内的讨论都同意，关键是在用人的政策、用人的措施、用人的制度方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很显然的，在筛选重要干部的机制上缺乏透明度，在关键环节和过程上不公开，因此才使得一些早年就已经被其他的部门、其他地方的群众和媒体所老早公认为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有机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使得在别的地方已经犯下严重过失的干部，还能够易地做官，并且得到提升。如果用人的制度和过程有相当程度的公开、透明度，如果在对干部的考察、监管、任命、提拔、调动方面，存在有效的公众参与的话，那么，像远华大案，像沈阳的大案，绝对不可能演化到后来的情况。 ( http://www.tecn.cn )

所以，这两个大案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只有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得到足够的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才能够，第一，减轻在我们中国对于各个层面的干部和官员进行监管的成本，这里的成本既包括财政的，更包括政治的、社会效果方面的。它可以减轻政府最高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对于各级、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官员日常监管的成本，为中央政府分担监管的责任。 ( http://www.tecn.cn )

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同时也会增加各级政府的效能和效益。"有效能的"英文应该是effective，"有效益的"是efficient，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但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效能"指的是，政府确定一项公共政策，它能够在所预期的时间里，把这项政策有力地推广下去、贯彻下去。"有效益"是指：给定政府运作的资源是有限的，它怎么能够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得恰到好处，产生最好的公共效应。我想，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如果能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得到稳步落实的话，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各级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施政的效能和效益。第三，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也能够保护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利益。这一点我想几乎不用作多大解释。因为政府公开就必须使政府施政的过程，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贯彻、政策的验收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体现中国宪法对政府施政目标的界定，那就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最后一点，我还要强调的是，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落实，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误解的或曲解的，目的是整干部、和官员过不去，给当权的、在位的人制造麻烦。如果我们从长时期来看，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也会使中国绝大多数的官员和干部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促进。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中，对于个人犯不犯错、犯不犯罪，对于个人行为的解释，一直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不管一个人地位有多高，如果他犯了错或犯了罪的话，中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指责他道德素质很低。这种批评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克思早在年轻的时候，在发展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就指出，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们犯错和犯罪的环境、社会因素、社会根源；只有在这方面有了足够的剖析，并且找出相关措施，才能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减少个人犯错和犯罪的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的诱因。在中国，像远华案牵涉到几百个干部，沈阳那个案子牵涉到18个部门的一把手二把手，倘若在这些地区，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政策得到早一点的重视和贯彻的话，很多牵涉到这两个大案的干部，在他们一开始犯错的时候就能得到适当的纪律和法律的警戒，不至于闹到后来，很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缓，更多的人被判长期的徒刑。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也能更有效地保护绝大部分官员和干部的利益和他们的身家安全。 ( http://www.tecn.cn )

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国际角度来看，落实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也变得非常必要。我们都知道，中国很快就会完成加入WTO的程序，变成这个重要组织的一员。加入WTO，就使得中国对外部的开放，外部世界进入中国的市场，乃至进入社会生活、法律生活、文化生活这些方面，有着全方位的纵深推进。我们晓得，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和市场，有这么多的人口，当我们在全方位上同外部世界之间进行更多的交往和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局势，就是中国国内现有的这些体制、制度的各个环节，政策也好，习惯的做法和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好，从此以后，再也不是关起门来自个儿玩了，而是和世界上重要的国家、重要的大公司、重要的国际组织在一起玩。当你关起门来自己和自己玩的时候，玩错了当然也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基本上是肉烂在锅里，或者说，出了问题是在船的内舱里，不会影响到船的整体的航行和安全。但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同全世界全方位地互动，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条件下，如果国内的体制、制度、政策、做法、思维这些方面，不加快与国际上主导型的体制、做法、机制接轨的话，中国就会受到具破坏性的冲击。而这个冲击的后果，就不是关起门来自个儿玩，不是问题出在内舱里，而是可能会把船体冲成大洞，把船的引擎和外壳给撞毁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还是对中国公民个人的利益，都会有严重的后果。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举个最近的例子看一看----印度尼西亚。我们都知道，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多二十年里，只要翻一翻世界银行、IMF、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贸易机构的统计数字，都可以看出来，印度尼西亚保持着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差不多把一个原来处于部落状况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初步发达的国家。但是，被那么多的国际组织、那么多的公司等等所看好的印尼，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和经济，竟然在1997-98年的金融危机中，被一次沉重的打击弄得，如果不是分崩离析的话，差不多也是接近于这个状况了。他们的货币贬值，工厂倒闭，政治乱套，社会暴动，种族冲突。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最重要的几个原因，现在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其中之一就是：印尼在十几二十年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它的政府缺乏透明度，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实施以及实施效果的验收方面，都缺乏基本的透明度。因此，他们国家的最高层对他们的经济，对他们社会里面潜在的病患认识不足，大大落后于现实情况。印尼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问题、错误投资、官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在1997年之前的十几二十年里没有导致对社会的致命打击和毁灭性的破坏，一个基本的大环境原因就是，以前印尼对外部的开放尺度是比较小的。到了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印尼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变得与外部世界更加互动，那些原来是"肉烂在锅里"，把问题藏着、裹着的状况，一下就改变了。印尼那种信息不透明、政府不公开、政府运作缺乏透明度的状况，当然对外来的投资者也造成一些坏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外国投资者、外国银行，他们运作的速度、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大大地超过印尼政府和印尼老百姓。外国的银行和投资者，他们在看好印尼这个市场的时候，大批的金融资本就投进来了，进行短期的炒作、赚钱。一旦发现你这个国家出现严重危机状况的时候，在现在这个金融、信息高速流动的国际态势之下，别人按一按电钮和键盘，几秒钟之内，大不了几分钟之内，就能把庞大的资金从你这个国家抽走。换句话说，当你这里有机可投、有钱可赚的时候，外来的投资者在你这个国家玩上玩下，寻找巨额的回报；当你的社会发生危机、严重不稳的时候，他们拔腿就走。有些外国的投资公司和银行也亏了钱，但从总体来看，最终承受这个打击的，是印尼本国的人民，是印尼自己这个国家。因为对于印尼这个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有特别地位和特权的人，才享有比较自由地流向别的国家的机会和资源。对于绝大部分的印尼人民，他们只能够呆在本国承受那个苦难。换句话说，印尼的教训是：一个国家如果在政府公开、公众参与方面的程度很低，并且不愿意主动实行改革的话，当它和整个世界交往得越来越多，卷入全球化的速率越来越快，不透明所造成的后果，一定会在某一个时期引发总体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一旦引发了这个大危机，外来的投资迅速飞走，就把烂摊子、把最严重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后果留下来给你。这是跑不掉的，受苦受难的就是你本国的公民。 ( http://www.tecn.cn )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随着中国加入WTO，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对外部世界开放和交往，中国的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推迟的关键时刻。只有中国的政府公开和公众参与坚定地落实下去，才能从方方面面增加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总体健康、灵敏度和反应能力。这个道理我想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庞大的经济来讲，信息如果不真实、政府如果不公开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不到医院去做定期检查，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点小毛病，不做检查，信息不公开，医生当然不知道，没办法对你采取及时措施。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到你实在已经痛苦不堪，身体出现严重症状的时候，一检查，完了！那时候大手术造成的痛苦，对你身体健康的打击，不知道严重多少倍，有时候甚至都无法医治了。所以我想，中国参加WTO以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全方位的对外互动的状况，使得我们必须把政府的透明度、政府公开和公众参与提高到一个迫切的角度来认识和实施。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中国就不能够享受全球化更多的好处，有时候很可能会被迫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多种坏处。全球化是一个机会多多同时也是危机多多的复杂过程，在今天的地球上很少的地方能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如果全球化是整个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地区所不能避免的大趋势的话，我们就必须思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少受伤、多得益。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增加社会中信息本身的素质即保真度，增加高素质的、真实的信息的流动程度，就会大大地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各级政府里的决策者，以更快的速度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且实行，发现问题能得到尽快的纠正，以较小的代价重新找到正确的新办法。 ( http://www.tecn.cn )

我发言的第二部分，想就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提一点观察，供研讨会的其他诸位专家考虑。要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里推展政府公开与公众参与，牵涉面非常广。哪些方面更关键呢？根据自己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里学习、工作、做研究的经验，我觉得有两点可能更关键：第一个是政府用人的制度、措施、做法，这个过程的透明度很关键；第二个则是政府用钱的制度、做法和过程的透明度很关键。一个是用人，一个是用钱，这是现代政府运作的基本方面。那么，要想使各级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在用人和用钱这两个方面的透明度提高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监管的任务只交给政府部门本身。就像我们不能把执行交通规则、保障交通畅通的责任和权力，完全交给开车的人，不要警察、不要红绿灯、也不要路边的标记。同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餐馆卫生的监管责任，完全交给餐馆自己的经营者。当然他们负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不能完全交到他们手里，必须要有外部的相对独立的制衡机构、监督机构起作用，才能使"透明化"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变成现实的过程。而且不是只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透明一下，在其他时候又不透明了；或者在某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上，而不是在持续的用人、用钱的过程中，都保持透明度。要想达到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并且是不断进步的状况的话，政府以外的机构的监督，它们不断地索取信息、不断地对索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和验证，看看信息的真实程度怎么样，这个权力是不可或缺的。 ( http://www.tecn.cn )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对中国宪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各级人大的权力要有很好的落实，他们才是中国十三亿人民对自己的各级政府和官员们进行监管的最重要的制度化的安排。那么，人大怎么能监管各级政府用人和用钱的透明度呢？当然它就要问政，要质询。除了人大这个最重要的制度化的安排以外，公共媒体对政府施政的公开和透明，负有极重要的搜集信息、扩散信息、使用信息的责任。除此之外，在中国的传统下，大学、学术部门等等的研究机构、知识分子、学者们也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应该是社会的公器。不论是人大代表去质询，还是媒体去搜集信息、散布信息、使用信息，还是研究部门去分析信息、评估信息，并且找到把信息变成新的更好的政策过程中的必要因素，这些都涉及到围绕着信息的公共权问题。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中国是否有"信息法"？"信息法"在不同国家名称不一样，在有的国家叫《信息自由法》，有的国家叫《信息公开法》，有的国家叫《信息取得法》等等。它牵涉到主要由政府控制的信息，哪一部分能对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公开到什么程度、使用到什么程度，并且在什么时候公开。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信息法》的话，那么政府公开、公众参与都会流于空话，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扭曲。 ( http://www.tecn.cn )

我们一方面知道，在任何一个大国，它的政府掌握的信息中，有一部分牵涉到军事机密，当然不能随便公开。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很自由化的国家里，军事信息也保留一些机密。但不是说永远保留在那儿，是有时效尺度的。比如说我和美国的研究人员讨论，他们就说，我们美国的军方，在二战以后多次在海外出兵用兵，包括一些规模很大的战争。至于这些战争本身的效果怎么样，战争以后回顾一下是否真有必要打，代价是否适当。像这些问题，你永远不能指望美国军队自己会作出非常中立的、客观的、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被蒙蔽、或者有意去误导的分析和结论。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嘛，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是怎样能够不断地检讨美国军队的海外用兵的得失，很基本的，就是研究者要索取信息。这就牵涉到保密问题。有些东西军方是不会给你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公开，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就不能改进，就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就得有一部法律规定哪些信息保密到何时，有一个时效。比如在美国，它有的文件五十年解密，有的四十年解密，有的三十年解密，有的二十年解密，所以法律要有一个技术上的规定。在今天的世界，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政府信息，也牵涉到保密问题。无论是金融方面、还是经济政策方面，当然有些东西是要保密的。但是一个现代社会不可能对于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秘密，没有清楚的分界；如果没有清楚的分界，就会造成至少是极其严重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那些不应该被保密的东西，主办部门之外的政府其他部门、人大、媒体、学术部门就得不到。只要这些信息被当作机密保在这里，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分析、找到更好的办法去改进。比如说，你要去问某某人、某某干部，或者这一类干部，为什么他们得到提升了，能不能把他们过去在别的地方施政那么多年的重要资料公布出来，让我们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能不能查看他们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间里，有没有检举，有没有对他们的揭发，这些检举和揭发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纪律和法律处理等等。假如说，人大代表或媒体去要这些资料，组织部门说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干部档案中的最机密的部分，不能给你。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保密"措施，人大怎么可能对政府的用人过程进行监管呢？还有，如果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跑到某一个政府部门说，中央给你们拨了两亿元的专款，专用于保护环境生态。那么在过去两年中，你这两亿元钱是怎么用的？究竟给了谁？是怎么给的？为什么有的地方得到，有的地方得不到？钱是不是真正到位了？是不是用在了那些专款必须用的项目上？有没有挪用的现象，甚至有没有贪污现象？如果你跑到政府那里去问的时候，他告诉你，不行，这些是我们政府的机密，不能给你。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法律界限，哪些信息必须对人大、对媒体、对研究机构、对公民公开，如果没有这样一部法律，你是不可能对政府运作过程中"用人"和"用钱"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改进。 ( http://www.tecn.cn )

所以，制定一个《信息法》，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制度化步骤。而这个《信息法》必须要参照别的国家，那些规模比较大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有的小国连军队都没有，当然情况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卢森堡大公国，没有军队，很多的机密就不存在。要看一看，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国家，他们在哪些方面保密，怎么个保密法。既要考虑到保密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解密的必要性，要给出一整套在技术上、在度量方面，使执法机构、公众、人大、媒体、研究部门能够客观对照和把握的尺度。有了这样一部法，才能一方面使国家最重要的机密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使政府运作过程中很多其他的信息得到及时的、适当的公开，使得对政府用人和用钱方面的监管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实施。我想，信息对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大家都有所认识。就在我们这个研讨会不久前，2001年诺贝尔奖已经宣布了。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三位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位还是我们以前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A. Michael Spence。这三位经济学家之所以得奖，是因为在多年之前，就指出并且论证了信息在现代经济中极其关键的作用。如果信息能够反映经济本身运作的实际状况，那么收集这些信息的代价是什么？这些信息应该怎么使用，并输入进有效的经济政策的过程？如果在信息失真的情况下，通过什么其它的办法，来得到补救，获得其他的signals，等等。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对信息在现代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重要论证，都可以适用于对社会的管理，适用于政府这个巨大的系统管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这方面的理论成就，给予这么高的奖励，也从学术的角度提醒我们，随着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国际化，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必须设法使信息变得更加真实，信息的素质变得更高，真实的信息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伟大的名言，在我们中国的媒体上，如果不是每天也是每个星期都要被重复几次的，那就是：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念书的话，就听过老师提到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大学者，在二十世纪前期，说过一句话：财富的垄断是很可怕的，但是权力的垄断一样是可怕的。如果我们看看二十世纪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竞争的结果，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竞争的结果，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可以宣示：财富的垄断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权力的垄断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我还要加上一句：信息的垄断也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换句话说，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信息不能透明、不能公开的话，那么政府的透明、公众的参与等等，都不可能起步，更不要说推展。因此，我非常希望在座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法律的各位专家们，对于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在国内和国际的大趋势之下，怎样拟定一部比较公正的、比较有效的、能够兼顾到各方面重大利益和考虑的《信息法》，进行有益的探讨，提供可贵的建议。我特别强调的是在一个后发展的国家里，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里，《信息法》的制定，一定要看看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因为，如果你只守着中国过去的传统做法的话，那些法律的界定在很多方面比较含糊，一含糊就使得执法者和受法律影响的所有的人，都无所适从。信息本身又不像一个具体的物品，看不到摸不着，因此制定《信息法》一定要考虑到，很多方面一定要可测度，一定要在技术层面上能够客观的度量和把握。如果没有这些方面很清楚的、自始至终一致的、不互相矛盾的法律条款的保证，就一定不可能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府的行为、公众的行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公民的利益、中国的国际交往（包括商业交往）等各个方面起到巨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 http://www.tecn.cn )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以前翻译了一些书，你一打开，能看到"内部发行"，这是个在法律上非常含糊的概念。什么叫"内部发行"？这些书本身在西方就是公开发行的东西，到中国变成内部发行。不想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内部发行，常常是因为以前牵涉到国际版权的纠纷，才变成内部发行，决不表明这种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书里面牵涉到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个状况，或者如果有人想给别人制造麻烦，你把这个所谓内部发行的书，要带出境，或者要送给境外的人、要交流的话，他就说你泄密，你怎么办？这个在现代法律意义上看起来是很荒唐的。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发过通知说要制止这种状况，就是：各个部门有点权力的，都要办个刊物。按照中国的规定，办公开发行的刊物你要申请一个刊号，这就很麻烦，很多单位申请不到。只有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办成一个刊物又不需要刊号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办个内部发行的，"工作需要"。并不是说这个刊物本身的信息有多么高度的敏感和机密，而是因为想办刊物又得不到刊号。办这个刊物的动机，可能是工作需要，可能是这个系统各个部门之间交流工作经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赚点钱，本系统各个部门各个办公室都要订一份，不订不行，这是行政命令哪。那么，如果你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你在研究报告中，用了这个内部刊物的名字和信息内容，有人找你麻烦怎么办？其实这些信息根本不是国家机密，但都有可能成为你研究政策问题、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经济问题、研究政府的施政问题时候可怕的陷阱。这些例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举出几十条几百条来。这些问题在制定《信息法》的时候，都要理顺，规定得很清楚。如果理不清楚，你看着好了，中国加入WTO以后，和国外全方位接触的时候，哪怕是把中国执法部门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来保护所谓的机密，来应付纠纷、打官司，都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换句话说，如果缺乏一部制定得比较客观、比较科学、比较具有可测量性、在技术上可实施性的《信息法》，只会导致你这个国家应该得到保护的机密，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而不应该被隐藏的信息，得不到及时的公开和有效的使用，结果就会丧失对问题和危机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最终吃亏的是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 http://www.tecn.cn )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几位以香港为工作基地的学者，成立了一个"全球化研究组"，重点是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华人社会。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协调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资源，我们就会成立一个"全球化研究所"。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对华人社会之间的互动的影响，这是未来五年十年里我们着重探讨的大问题。 谢谢，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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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媒体同声"陷害政府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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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留美三博士 by 留美三博士 on 9/19/07

丁学良:"媒体同声"陷害政府不浅

近来每次回国讲学，我都会强调"媒体杂声"比"媒体同声"的制度优势。因为像中国这样超巨型的社会，每日都可能出点问题；频繁出现局部的、小的乃至中等程度的危机，都属于常态。持续的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政府欲提高执政能力，笔者认为信息是关键的----它在大系统的运转中起着调节器的功能，决定着该系统里其他类的资源能否在适当的时刻被适当地调动到适当的部位，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决策者不可能在低素质的、更不用说错误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当代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超级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信息扭曲的状态实在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大事。信息扭曲对于上层或其他的部门来说，至少会导致第一，他们得到信息太晚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第二，他们准时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不足以适时作出正确决策。不来的、迟到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决策，削弱整个国家体系执政的能力。 ( http://www.tecn.cn )
有人会反驳说：不下达广大民众的信息，会及时地上报给领导高层。但是问题在于：信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被持续地对比、检验和辨识。把在国际上多半公开流传的信息置于严密封锁的互不相通的保密管道里向上传递（此乃国内的惯常做法），至少会导致四种负面后果：第一是信息持续地扭曲失真，因为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知情者没机会及时指出这类信息中的哪些是全假或半真半假。第二是帮助特殊利益小集团或少数人垄断高层领导的耳朵，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第三是促使本国的专业研究素质的整体退化。 第四是搜集信息的低效益和浪费，因为各个秘密传输的管道之间互不相通，一定会有大量的重複搜集和过时搜集。 ( http://www.tecn.cn )
有选择的保密的信息体制有其必要性，对於大国来说它的价值尤其不可否定（因为大国的政策中国际安全的比重超过小国）。然而，有些人往往过高估计秘密信息体制的素质和效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国家高层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严重决策错误的具体事例，有三个可以在这里提及。 ( http://www.tecn.cn )
第一例，1986年4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样规模的核事故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有关核电站的信息是被垄断着的，向政府高层的汇报一直把安全问题描述得几近完美无缺。灾难发生后，苏联的信息系统晚了几个小时才报告给总统戈尔巴乔夫，而且报告时也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灾难，这使得戈氏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灾难，结果严重影响了政府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定，其不可补救的悲惨后果，永载史册。 ( http://www.tecn.cn )
第二例，2003年春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为什么连连出现严重失误而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战之前，萨达姆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在他治下，那些凡是敢於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辞职了，要么坐牢了，要么被处死了，结果他的情报系统只拣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向他报告，即所谓的"报喜不报忧"。这就导致在战争过程中，他经常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命令，最后他当然成了他一手造就的那种体制的受害者。 ( http://www.tecn.cn )
第三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森（Amartya Sen）对印度的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的经济作比较，发现中国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印度40年里饥荒所造成的死亡总数，原因就在於印度的信息系统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饥荒或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媒体（异於"媒体同声"）送出的信息有助於纠错的机制及时启动，不致造成全面长期的错误决策。而当时中国只有惟一的一个信息渠道，信息被长期扭曲，导致发生长期大面积的饥荒。 ( http://www.tecn.cn )
跟四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发生了诸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权化、地方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地方分权有其长处，容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有其严重的短处，它造成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导致信息扭曲又多了一个利益动机。唯一能抵抗这种负面趋势的，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媒体杂声"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发生问题的部位尚未被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连续呈现给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资料被加工过，所有上层的或其他部门、地区的人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被无意或有意扭曲了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决策者、行动者可能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形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单元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单元在发声。政府误判了，还有民间和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具备这样持续互补的性质。它能弥补被人忽视的部分，弥补被人砍掉的部分，弥补被人作出错误判断的部分。优越的机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常规工作中是可悲的状态，在危机时刻是可怕的状态。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内，政府和社会接触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到来之际，警报器就不至於全面哑声。这样，不仅是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整个社会都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你要想陷害你的国家，就维持媒体同声。你要想你的国家少栽大跟头，就推动媒体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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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 白益民：上广电：日本财团的摇钱树？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说："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中国第一个彩电制造商上海电视机一厂，本应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支柱企业，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变迁，却被日本财团牢牢套住，陷为日本人手中的一张牌，成为长谷川庆太郎名言的一个最好脚注――

 

谁在打造"中国的索尼"？

 

2006年5月30日，日本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三井物产是一家贸易类公司，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多为负责"推销"，三井物产在全球贸易上的优势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三井物产已与上广电签订战略协议，目标是将它打造成"中国的索尼"。

 

在整个1980年代，上广电（上海广电集团）和日本财团的合作都仅限于生产设备的引进。1987年，日本海外产业拓展的指挥官――三井物产（综合商社）携手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共同为上广电提供彩色显像管，帮助其成立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1993年，三井物产、东芝和上广电又合资成立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1994年，来自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和三菱财团的旭硝子公司也加入和上广电合资的行列，合资成立的上海旭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彩色阴极射线管用玻壳。

 

2000年10月，住友财团的松下公司和上广电合资成立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有限公司，上广电与上海工业投资银行合计持股49%，松下持股51%。公司以等离子面板至整机的生产为主，拥有国内第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2003年11月，和松下公司同属住友财团的NEC与上广电合资成立上海广电NEC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

 

按照上广电的规划，上广电NEC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上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将主要负责中游产品液晶面板产品的投资以及参与一部分上游企业的投资；上广电的关联公司"广电电子"，将参与上游控股合资企业的投资，以及其他等离子、OLED产品的投资；另一关联公司"广电信息"则将具体负责下游产品的制造和营销。然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三井物产作为日本综合商社而非中国企业，却将上广电的这一产业组织规划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2年12月，三井物产作为日本三井财团的核心组织与上广电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广电将对产业链、供应链、销售服务链进行全面疏通和整合，并通过与三井物产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人员交流等诸方面的协作，名义上是为了扩大高端音视频产品的出口。

 

2003年11月，三井物产和上广电合资成立广电三井物贸公司。这是国内首家外资物流企业与本土制造企业的合资，得到商务部的特批，并取得在中国国内代理销售其他国内外产商品的权利。广电三井物贸公司的成立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是中国本土第一家具有外资成分的贸易企业。

 

2004年5月，住友财团的住友金属和上广电合资成立上海广电住金微电子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2700万美元，上广电拥有30%的股权。

 

2006年5月，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电气硝子和上广电合资成立了电气硝子玻璃(上海)广电有限公司，总投资4550万美元，电气硝子、上广电、住友商事分别持有65%、20%和12.5%的股份。

 

2006年6月9日，日本大和证券SMBC宣布向上广电NEC注资2500万美元。完成增资之后，大和证券SMBC成为上广电NEC的新股东，上广电NEC的注册资金达到714.8亿日元，其中上广电旗下广电光电子出资75%，NEC出资21.36%，大和证券SMBC占有剩下的股份。据了解，在合资之外，大和证券SMBC担任上广电财务顾问，为上广电的经营战略、财务战略的策划和实施提供全面的支持性服务。

 

2006年8月，上广电和富士财团的富士胶片合资成立上海广电富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大尺寸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用彩色滤光片（CF）。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美元，总投资2.67亿美元，广电电子占合资公司75%的股权，富士胶片占25%的股权，合营期限为二十年。

 

上广电和日本企业的联系之广，岂只是"一衣带水"，完全超出多数人的想像！

 

上广电的无限资源

 

在上广电发展的过程中，日本财团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缺什么给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财团培育了上广电，其实并不过分。读者一定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广电得到如此的关爱？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间，中国取得的诸多经济成绩中，最显眼的恐怕就要数电子信息产业了。而作为电子行业中的佼佼者，上广电堪称该行业中的支柱性企业。在1987年开始的电子信息行业百强企业评选中，上广电从来没有在榜单上消失过。历经多年的积累，上广电在国内电子信息行业中，可用风光无限来形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

 

1、规模巨大，罕有匹敌

 

根据上广电的官方网站，其全球雇员超过25000人，2004年销售收入达423亿元，利润16亿元，出口25亿美元。除了主业电视机，上广电还生产包括白色家电、数码产品、网络设备等在内的类型众多的电子产品。这样的规模和实力，使得上广电连续数年名列中国电子信息十强企业前茅。

 

2、"中国第一"为数众多

 

上广电拥有多项"中国第一"的头衔：中国第一个彩电制造商，中国第一届电子信息工业百强企业，中国第一条第五代TFT-LCD生产线，等等。这些"中国第一"显示了上广电领先同行的技术实力。

 

3、政府支持，关怀备至

 

1993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实施"大公司战略"，把上广电等六家公司列为部抓大公司，予以重点支持，并发布了《电子工业大公司实施方案》等配套文件。资金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如2006年1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国资管理部门共同为上广电、京东方和龙腾光电的合资项目提供不少于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4、行业联盟，彰显实力

 

众多的业界联盟都能看到上广电的身影，从行业协会到3C标准联盟，从中彩联到AVS联盟，上广电无处不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上广电的巨大影响。

 

被日本财团套牢的上广电

 

尽管上广电有如此众多的优势，但却有一个明显的劣势――自主研发能力低下。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这个劣势的存在，前面所有的优势都会变得毫无意义。1982年，生产线竣工投产。谁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上广电还在重复着"引进―再引进"的老路，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和痛心。

 

无论是哪个年代，来自日本的支持都是上广电获得其业界地位的基础。然而，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来自日本的支持阻挡了上广电获得真正发展的脚步。在CRT时代，集众多优势于一身的上广电，坐拥"金星"、"上海"和"凯歌"三大主流品牌，却还是败在了来自绵阳山沟里的长虹。

 

到了新世纪，原本可以借助日本财团的支持获得平板产业的优势地位，但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日方在中国的大型加工厂。在每台挂着上广电"SVA"商标的产品中，有多少利润是属于上广电的，恐怕只有它自己才知道。在SVA-NEC的生产线上，忙个不停的是购自日本企业的设备，操作这些设备的技术工程师也基本由住友财团的NEC公司派驻。另一方面，中方人员主要从事的却是管理、销售这些与技术无关的工作。

 

今天的SVA-NEC拥有的是五代线，很难保证今后上广电不会对更高级的六、七代线感兴趣。据统计，建设六代以上的生产线，至少也需要200亿元以上的资金。如此算来，按照上广电2004年的收入计算，就算是把上广电全部抵押，也才勉强凑齐一半的资金。在没有技术又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下，想要生存就必须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就必须购买昂贵的设备，也就只能一次次地跟在日本设备供应商的后面亦步亦趋。

 

在配套的产业链上，上广电同样得依靠日本企业。它和富士胶片成立的上海广电富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和住友金属成立的电气硝子玻璃(上海)广电有限公司，都为上广电提供了充分的产业链配套支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上广电只是徒有"覆盖全部产业链"的虚名，实际上已经被架空，离开日方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个全球化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奉行残酷价格战的行业环境中，大量出口自然就成了上广电寄予厚望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井物产和上广电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上广电走向海外市场的引路人。这个引路人究竟会把上广电引向何方，还有待时间来回答。

 

另外，大和证券在向上广电注资的同时也成为上广电的财务顾问，为其经营战略、财务战略的策划和实施提供全面的支持性服务。至此，日本财团已完成对上广电全方位的包围和控制。

 

综合一下上广电的合资企业，不难发现，在生产加工、配套产业链、物贸、金融和咨询诸多方面，上广电实际上已经被牢牢绑定。只要是上广电还想赚钱，就不得不按照日方定好的路线前进。想要摆脱受制于人的现状，上广电要付出的代价绝对是它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上广电已被套牢了。

 

一张危险的多米诺骨牌

 

在上广电确立液晶五代线绝对优势地位的过程中，日本财团也在一刻不停地为上广电的未来积极筹划。积极扩产、全线降价和技术口水仗逐一登场，在热闹的背后，是国内的平板市场一次次地向着有利于日本财团的方向演变。

 

2005年年中开始，日本平板制造商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扩产浪潮。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它们强调的是市场需求，但实际上真正要对付的就是类似长虹的中国竞争对手。如果对这些对手置之不理，它们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其不意地拥有数量众多的液晶面板生产线。用扩产和升级来威慑和拖垮这样的对手，才是日本财团的真正目的。

 

2006年春节前后，以三井财团的索尼为代表的日系平板电视全线降价，降价的幅度又是似曾相识的10%。对于真正要在平板产业有所作为的企业来说，这样的争论具有潜在的巨大杀伤力。京东方的遭遇无疑是最合适的例证。2007年年初的时候，被升级和扩产引入歧途的京东方通过了资产重组的股东决议，历经多年痛苦的烧钱之后，京东方终于下定决心剥离液晶业务。

 

这样的降价，对于面板占据绝对成本份额的平板电视制造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痛苦。面对降价，中国本土的制造商只有再一次寻找廉价面板的供应商。这个时候，SVA-NEC适时抛出上马六代线和七代线的消息，再一次巩固了自己在中国平板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在升级扩产和全线降价的同时，所谓的"液晶"和"等离子"的技术之争开始如火如荼地上演。这个本来就是"鸡同鸭讲"的假命题被国内业界炒作得轰轰烈烈。产业、学界、研究机构、媒体全都参与进来，"分辨率"、"响应速度"等技术术语成了大众茶余饭后热衷的谈资。

 

不论是液晶还是等离子，中国人都不会造。如果被眼前虚假的技术争论所蒙蔽，就会放弃探索的勇气，从而继续拉大和尖端平板技术的差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企业就仍然必须购买外国企业提供的面板。理由很简单，中国人造不出这种东西。

 

事到如今，这三大战法仍在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威力。联想到索尼的OLED显示器、佳能和东芝的SED，这些技术的前景虽然并不明确，但其中的任何一种演化成熟，都会对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到时候，已经落后到放弃抗争的中国平板行业，就只有顺从地把自己嵌入到日本财团的产业链条上，碌碌无为终其一生。

 

SVA-NEC的危害显而易见，但还有一种危害是国内电子企业所忽视的。这种损害虽然是间接的，但危害同样巨大，它的名字就是"行业联盟"。上广电参与众多的行业联盟，然而运作成功的并不多见。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主观无意，或者是客观被动，上广电在众多的产业联盟中实际上起到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濒临破裂的EVD就是一个反面典型。

 

上广电有充裕的资金购买外资设备，并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金额屡次烧钱，却不肯为EVD提供区区几百万美元的帮助，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既然不想让EVD成熟，那为什么还要热衷于国内标准的建立呢？考虑到EVD前身――国内九大影碟机厂商联盟――的成立是为了摆脱巨额DVD专利费，那么EVD联盟的破裂实际上已是第二次摧毁了国内产业界在数字高清标准上独立自主的信心和能力。

 

上广电在EVD联盟的破裂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如果仅仅用利润至上来解释，就太说不过去了。上广电所起的负面作用，客观上就是为扼杀中国本土的自主技术能力提供了有力推动。类似上广电这样的联盟者，实际上就是联盟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这样的联盟，除了打击产业自立与升级的信心，以及消耗产业界的能量之外，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好处。其对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危害，自然是显而易见。

 

之所以说上广电是一张危险的多米诺骨牌，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电子信息产业是不够的。对外资严重依赖的上广电还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恶劣影响。被日本财团套牢的上广电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举足轻重的支柱性企业，该区域的任何国民经济活动都必须考虑和照顾到它的利益。利用这一点，日本财团就可以通过上广电对长三角的区域经济施加深入、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这样，多米诺效应最终超越电子信息产业，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

 

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上广电的陷落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如何避免故事的重演，是每一个中国企业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于真正负责任的企业管理者来说，长期被日本财团控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财团长于相互协作，通过统合战略将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来谋取长期的战略利益。一旦被意志坚定、行动周密、精于部署的日本财团所控制，想轻易摆脱几乎不可能。

 

培育企业和种树类似，没有好的生长环境，就不可能成长出好的企业。东芝、松下、索尼和NEC之所以能成长为影响业界气候的巨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日本财团全方位的支持。一方面，日本财团持续不断地为成长中的企业提供必须的资金、人力、商业情报支持。另一方面，它们还会把那些已经成熟的企业组织起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以达成长远的战略目标。

 

在资金方面，财团的主办银行在与企业进行融资业务往来时，进行的是投资而非简单的借贷。不到万不得已，主办银行绝对不会抽出在企业中的资金。而财团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则保证了财团企业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在涉及企业未来发展关键的研发项目上，财团也会给予大力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价值观念和协作手段上与日本财团企业都有很大的不同。当前的中国主流企业文化深受美国影响，唯利是图、好勇斗狠、目光短浅、人员频繁流动等缺点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达成有效的组织与协作。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离开国家微观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仅凭企业努力是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散乱局面的。

 

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制造不平等：对外资开放过度，对内资控制却比较严格。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中国的企业在流通领域的能力还是很弱，我们过去的贸易公司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制还是不行。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建立一些类似日本和韩国的综合商社，通过进出口代理制把某些产业组织起来。假如不注意这种情势，后果是很可怕的，那时候我们就变成世界制造业的"车间"，都不能说是"工厂"了。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2004年5月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写道："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但我们应感谢这位学者，因为他所说的是事实，而且说得那么坦率。难得听到这样的话，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愿说这类话。这些话听来刺耳，细想有益，值得我们警觉、深思和反省。

 

长谷川庆太郎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这篇文章值得我们领导人、经济部门、科研部门、工业企业以及专家、学者们一读。读起来可能有点苦涩，但我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他写的是否基本上属实？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受制于、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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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香港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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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7-9-20 通过 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巴曙松 作者：巴曙松

http://stock.jrj.com.cn/news/2007-09-20/000002703981.html
一个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市场

　　一个当天买入股票当天就可卖出的市场

　　一个正在向境内投资者开放的市场

　　开放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应该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我不赞成让中小投资者做开路先锋，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上市公司做调研，而香港市场恰恰是个高度强调风险自负的市场

　　8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开放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在中国资本市场即将对国际市场以更大幅度打开大门的前夜，中国的投资者多了一种投资可能，那就是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香港，并且透过香港投资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联系从此将更加紧密。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里，现在可能同时会有17块钱的中石化，也有8块钱的中石化；既有十几块钱的仪征化纤，也有3块多钱的仪征化纤。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将由此获得两地联通的机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可能会更多地研究两个市场的股票，证券公司的QDII方案正在推进中，基金公司的QDII方案也正在如火如荼的申报中。南方基金管理公司的QDII作为第一单试点，其受追捧程度已经超乎市场预期。

　　从香港方面来说，反应也是超出预期的。

　　"8·20公告"的当天，港股本来下跌了约1200点，但当天下午这个消息一出来后，大盘立刻扳回来1000点，第二天又继续上涨1200点，随后接连上涨4天。香港恒指从最低的19400多点，一直上升到接近24000点的高度。在面临美国的次按风波带来的金融危机的担忧中，香港资本市场的这种表现显得难能可贵。

　　眼下，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和完善试点方案的实施细则，这正好给投资者一个熟悉香港市场的机会，因为投资者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这个市场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中国Ａ股市场的投资者对"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的风险提示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当投资者从内地转战香港时，这个风险会更大。而作为中介平台的金融机构，在风险揭示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香港市场的历史和概况

　　香港最早期的证券交易记录可追溯到1866年。1891年香港经纪协会成立，香港开始有正式的股票市场，该协会1914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至1972年，香港有4家股票交易所正式运作。1980年，4家交易所合并，成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于1986年4月2日正式开业。

　　自1986年起，香港证券市场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发展。1987年的股灾暴露了香港股市的不少弊端，结果是，两年后，即1989年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成立，成为香港证券市场惟一的法定监管机构。

　　2000年3月，香港联交所及香港证券结算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合并成为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于2000年6月在联交所上市，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香港市场分为主板和创业板。创业板市场于1999年第四季推出。创业板市场对上市公司没有行业类别及公司规模的限制，且不设盈利要求。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也不须像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那样必须具备三年业务记录，只须显示公司有两年的活跃记录，因此不少具有发展潜力但发展历史较短的公司会通过创业板申请上市交易。

　　香港创业板也由香港联交所负责营运，但毕竟是创业板，交投不活跃。

　　丰富多彩的交易品种

　　香港市场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多、产品丰富。这与当前内地缺乏大量的、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多样化产品，正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财形式，这就相应地要求市场必须提供能覆盖投资者不同阶段需求的理财产品，而国内目前的产品还比较单一，没有充分认识到公众的需求。举一个简单例子，每次我们国家加息，银行就排长队，这个长队应当被中国金融界引以为耻，这说明当前中国的金融界并没有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使他们不得不为了0.27的利息去排一个长队。当然，不能提供多样化产品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对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过于严格的管制、基础产品比较少。

　　香港金融市场的产品非常多，主要有股票、认股权证、股票挂钩票据、交易所的买卖基金ETF、单位信托。

　　拿股票来说，截止到上个月，联关所有1206只港股。大的有哪些呢？汇丰，可以视为传统的香港市场上认同度比较高的股票，每个季度都分红，每年下来有百分之五六的样子。香港人经常会说，"圣诞钟，买汇丰"，在圣诞的钟声中买汇丰，据我的观察，汇丰的股票往往也是在圣诞之后有一波不大不小的行情。尽管现在汇丰已经风光不再，让位给中国内地的大量优秀企业，但是汇丰身上还是凝聚许多老香港投资者的感情，因为相当一部分老香港投资者踏入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就是从买汇丰开始。

　　在内地股市相对低迷的时候，以中移动、中石油为代表的很多优质内地公司进入香港市场，香港市场一度似乎成了事实上的中国主板。2005年，香港市场上中石油一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就是国内1400家上市公司的总和。在当时内地市场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把最优秀的公司贡献了出去。2006年，经过证券市场改革、上市公司盈利出现暴涨，但是在香港上市的前20家内地的公司的利润仍然是内地1400家经过爆炸式增长的公司的利润总和。2005年是"1＝1400"，2006年是"20＝1400"。尽管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但是确实集聚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上市公司。

　　到2000年，港交所为了寻求国际化，引进了微软、思科、英特尔等七只纳斯达克公司赴港挂牌。不过，几年下来，"纳市七雄"成交极为清淡。如果你看好微软，你可以在港交所购买微软的股票，尽管交投比较清淡。

　　在香港可以进行融资融券交易。融资是指客户可以以自由证券做抵押、通过证券公司借入资金购买股票或申购新股。融券也称卖空。卖空是指投资者预测股票价格将会下跌，于是向经纪人交付抵押金，并借入股票抢先卖出。待股价下跌到某一价位时再买进股票，然后归还借入股票，并从中获取差额收益。卖空是高风险的。国内现在没有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但是我相信随着投资者的成熟，这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来说，可以算是一个风险的预演习。

　　权证是香港市场的另一交易品种，分为股本权证和衍生权证。股本权证由上市公司发行，港交所规定全部行权后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的20%，期限为1至5年。衍生权证内地称备兑权证，是由投资银行发行，其标的资产可为普通股、指数、一篮子股票等，期限为6个月至2年。目前香港股市的权证数量超过2000只，且绝大部分为备兑权证。

　　在香港还可以投资于一些衍生产品。香港交易所旗下的期货交易所是亚太地区主要的衍生品交易场所，期货交易所的衍生品有股票指数、股票及利率产品三大类。

　　包括股票指数产品，目前主要为以恒生指数及其他指数为基准的期货和期权产品；股票产品，以个别股票作为相关资产的期货和期权合约；利率产品，期货交易所提供的利率期货；以及汇率产品等。

　　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

　　香港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是一个说中文的华尔街，其中机构投资者占主导。但是拜香港发达的金融业所赐，香港居民的投资意识也很强，因此个人投资者占的比重也不小。总体说来，本地个人投资者、本地机构投资者、海外机构投资者各约占三分之一。

　　现在国内开放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对外开放投资，我不赞成让中小投资者做开路先锋，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上市公司做大量的调研。所以，以机构投资者和高端客户作为主力较为合适。因为这与香港市场的结构是一致的。

　　现在国内1．1亿的开户股民中，得有八九千万是投资经验在3年以下的新股民。这里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是一个新股民开户以后，问一个次新股民该买什么股票，次新股民指教说，你就专门买带"ｓ"的，带"ｓ"的是好股，带两个"ｓ"的是重中之重，带星号的是重点推荐，新股民于是看都不看就买了。这个笑话说明什么？说明大部分投资者还是严重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他去香港市场，他容易出问题，容易被海外投资者视为"解放军"。

　　香港市场是一个高度强调买者自负的市场，出了问题无法找别人。我不希望大家去香港股市上做他们通常意义上的"解放军"，而希望内地投资者成为非常理性的资产配置者。

　　不同的游戏规则

　　从交易规则的角度来看，港股的开通会增加投资者的工作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Ａ股市场的上午9点半开盘、11点半收盘，然后是下午1点开盘，3点收盘。而香港市场是上午10点开盘、12点半收盘，下午2点半开盘、4点收盘。这与Ａ股的交易时段有明显差异。投资港股后，大家要多工作一个小时，连吃饭都得赶着了。

　　港股的节假日也与Ａ股不尽一致。由于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在"五一"、"十一"及春节三个假期中，香港股市的休市时间比内地股市短，但香港的小节日多，在每年的圣诞节、佛诞节、重阳节、中秋节等中西方节日时，港股根据假期时间休假。再一个，香港如果出现大的台风，股市也停止交易，台风一刮过来，整个城市都陷入停顿。对国内的投资者来说，权威的信息渠道是香港交易所的网站www.hkex.com.hk，它会披露很多动态的变化和交易时间等。

　　另外，在香港这个自由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比如说看即时行情，也需要交费，如果你的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你的委托机构会免费提供即时行情，否则，你只能看延迟15分钟的行情，对做交易的人来说，15分钟也是很重要的时间。顺带说一句，如果真要做海外投资者，还是买一个即时行情的浏览权较好，因为要做短期交易，必须要有非常及时的行情。

　　再有，香港市场的每一手的数量不一样，与Ａ股市场的每手100股不同。股票每手数量不尽相同，使购买不同股票的入场费差别极大，比如汇丰控股为每手400股，而工商银行为每手1000股。

　　以上都是最基本的一些情况，下面的两点特别重要，这是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非常不同的地方。

　　首先，香港股市，采用的是"T+0"交易方式，也就是说股民当天买入的股票当天可以卖出。这种交易方式的好处在于提高市场的交易量，当投资者发现自己犯错误时，也可以马上止损。新入市的股民往往喜欢利用这点来频繁买卖，做超短线的交易。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香港股市没有涨跌幅限制。香港股市没有涨跌10%的停牌制度，无论是新上市股份还是已上市股份，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所以在香港看盘，每天都能看到被腰斩的股票，涨到了很高，突然又跌了下来。

　　关注过香港股市的股民应该知道，香港股市开盘跳空高开或跳空低开情况很多，裂口出现的次数要明显比Ａ股市场多。原因主要是美国股市对港股影响巨大。道琼斯指数涨了，香港的股市很少不涨。但是现在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内地对香港市场的影响在增大，有些时候道琼斯指数跌了，港股可能还会涨，原因就在于美国因素和中国因素都在香港市场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因素起的作用又在逐渐加大。

　　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因素的加入，香港市场将更加成熟，更为多元化。

　　巴曙松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资料

　　蓝筹股、红筹股和国企股

　　大家经常说起蓝筹股、红筹股和国企股。在香港，蓝筹股特指恒生指数成份股。恒生指数原有33只成份股，并且多年未变。近年来恒指服务公司接纳H股进入恒生指数，恒生指数成份股的数目随着Ｈ股的纳入而增加，目前已有39只，非Ｈ股的恒指成份股数目保持在33只。

　　红筹股泛指由中资企业直接控制，或35%股份由中资企业控制的公司。

　　国企股又称"H股"，是指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并由内地政府机构或个人控制的公司。香港股市中又有"国企H股"的说法，概念等同于H股。其中"国企"指"中国企业"，即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企业 ，并非是"国有企业"的概念。中国企业的交易量、市值在香港市场上超过50%，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的一个重要平台。

　　红筹股与国企股的差别在于，前者在海外注册，后者则在内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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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浙大开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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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7-9-20 通过 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巴曙松 作者：巴曙松

巴曙松浙大开讲座
美国次级债风波给中国什么启示

本报通讯员 周明露

日前，知名金融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巴曙松教授来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MBA高级研修班上，就当前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做专题讲座。尤其是对于当前引起较广泛关注的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波，巴曙松博士从风波的起因、传导及现状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案例回放
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早出现于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这次危机始于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的破产。因房地产危机出现，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不良贷款数额升高，银行要求追加保证金，导致这些公司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因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参与投资的机构众多，次按危机出现之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石油市场等都出现了大幅滑落。8月17日，香港恒生指数最大跌幅达到1200多点，国内A股市场也受拖累曾出现连续三天下跌。随后，以美联储为首
的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向金融市场注资救市，暂时稳定了市场,但是目前危机并未完全结束,9月18日美联储在存在物价上涨压力下还依然坚持大幅降息,也显示了对次按冲击的担忧。

分析
"现在中国的银行都喜欢按揭贷款业务，因为作为风险相对较为容易控制和识别的零售业务,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可是西方成熟的金融机构不是这样。"巴曙松解释，比如美国的按揭贷款业务已经非常成熟，有按揭能力的客户都已经被挖掘完了，为了扩大业务，金融机构开始想办法向不具备按揭能力的中低收入者贷款,这些贷款人往往没有收入证明,没有固定住所,也提供不了充足的抵押等风险保障。而中低收入者依靠房价上涨再按揭，每月勉强归还银行贷款。
巴曙松博士总结，此次风波的起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次级按揭贷款业务过程中降低了评审标准，二是美国房价的持续上涨掩盖了次级按揭贷款借款人偿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美国商业银行对次级按揭贷款资产进行证券化并通过投行面向全球发售，加剧了风波在全球的传导，最终导致资本市场上相关金融机构股价下跌和全球股市下跌。
"从大的市场背景看，持续的流动性过剩，是引发这次危机的基本导火索。"巴曙松分析，银行将这些原来视为高风险的次级按揭贷款业务转让给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对冲基金以高风险的杠杆率来投资于证券化了的次级按揭贷款债券。同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扬，掩盖了美国的次按业务及其证券化中的风险，一旦房价逆转，以及流动性在市场冲击下出现突然性的紧缩，就引发了一场危机。
在谈到次级按揭贷款风波下一步的影响时，巴曙松指出，当前形势仍不容乐观，主要有以下不确定因素：
第一是全球金融机构损失的不确定性。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宣布自己因投资次级债亏损的金融机构都是世界一流的，比如高盛、汇丰、巴克莱等等。但是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
构没有浮出水面，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这些中小机构有可能比大机构的损失还要严重，那么所受影响将比大机构更严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应对损失，一旦宣布破产，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广泛且严重的威胁；
第二是中国市场反应的不确定性。中国市场与次按风波关联最大的是贸易市场与资本市场。贸易市场的影响取决于美国的消费情况，一旦当前美国消费过度的情况得到校正，
那么中国的出口和国内大量的产能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资本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国际金融机构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调动。
巴曙松认为，次按风波对我国金融管理有三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加强中国按揭贷款业务的管理。二是要加强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关键是要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吸
取国际经验和教训，把风险防范的工作落到实处。三是要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如果市场较多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评级机构也不尽职,就可能导致风险的误判;另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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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中国人

看来海外招聘中组部要统一组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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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7-9-20 通过 郭凯经济笔记

下午在学校的网站上查文件，突然看到了学校国际办公室做的一个表格，是截至去年11月份，各国留学生的人数和分布情况。这个表格里面，大陆，台湾和香港是分开统计的，因为来自这三个地方的人持有不同的护照，交税的时候也交不一样的税率（台湾学生不享受大陆和美国签订的税收协议中的优惠，因此不少时候台湾学生的税率要比大陆学生的税率高）。

截至去年11月，哈佛大学正式注册的学生中来自大陆的403人，这中间不包含在哈佛的访问学者，博士后和短期培训人员，否则这个数字翻一倍估计都可以，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加拿大471人。如果考虑进来自台湾的113人和香港的26人（哈佛似乎没有澳门学生），那哈佛学生中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就是中国人。

在大陆的这403个学生中，有241人是在文理学院的研究生院，也就是哈佛大学培养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士(Ph.D.)的地方，其它学院也会授予被我们称作博士的学位比如说JD和MD，但是在美国这些东西是分开的。所以，哈佛的中国学生中大概60％的人是在读博士。

第二大中国学生聚集地就是商学院，有33个人，这些人应该都是读MBA的。

接下来不分伯仲的是本科生部(27人)，建筑学院(27人，多数人在2－3年的硕士项目中)，公共卫生学院(26人，我知道一些做生物统计的人似乎在这个学院，但是这个学院我非常不了解，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牙医学院离校本部比较远，可以想成北大和北医那种感觉吧)和肯尼迪政府学院(24人，多数人在2年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管理硕士项目中)。

剩下还有的是法学院(15人，中间大半应该是在1年的硕士项目中，读JD的大概有一两个人，SJD的大概也就一两个)，教育学院（9人）以及神学院(1人)。

医学院，牙医学院以及继续教育学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医学院里有很多中国的博士后，这些人不进入统计，医学院和文理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在统计上被归入了文理学院)。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毕业之后选择回国，但我相信，这400多人中的半数以上会选择留在美国继续自己的事业。我没空写很长，我知道一些人不回国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经济原因，一样的工作，留在美国可以比国内多挣很多。拿经济学说，一个刚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到一个大学里教书，税前工资8－10万美元是可以有的，好的大学可以给到13万，商学院可以给到20万，华尔街的工资就更别提了。国内大学，在少数几个已经"国际接轨"的经济系或者商学院，工资大概是20万－30万人民币，但绝大多数学科和绝大多数经济系是挣不到这个的。我知道有些人不回国是因为生活的惯性，在一个地方待了几年之后，也就"懒得动了"。我知道有些人是为了自己事业长期的考虑，比如说，对一个做研究的人而言，中美两国的研究气氛和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我知道有些人不回国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国：说实话，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在美国申请一份中国的工作。中国绝大多数的用人单位还没有招聘海外人员的成熟机制，很多来美国招聘的人员也就是打着招聘的幌子行出国旅游之实，我就亲眼见过这些人的丑态－拿着一张A4纸，用圆珠笔写上自己单位的名字，问什么什么不知道，最多说：好说，好商量，会考虑，能安排，没问题。这叫回答问题吗？这不就是在打发事情吗？但是这还算是负责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处长主任们，干脆只有一张A4纸，连人都看不见，不知道去哪里玩去了。当然，还有一些大学校长，来美国不知道是来招人的，还是到这来做政治表演给国内人看的，哈佛的舞台特别，很多人都想来秀一下，所以我格外有眼福见识各种丑态。

当然，海龟没什么了不起的。光一个哈佛就这么多龟了，海龟变海带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posted by anuod @ 10:10 下午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