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星期三, 十二月 19, 2007

许知远:从上海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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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衡山路出发，浦东机场遥远得像另一个城市，出租车穿过大厦、工地和一望无际的农田。
因为飞机的出现，时间距离取代地理距离重新划分了世界。从上海飞往的西安需要一小时四十分钟，而为了到达机场要用上一个小时，在机场里排队再用上四十分钟，我觉得从酒店到登机口，似乎与上海与西安间一样远。
在机场的书店里，我买了一本《新闻周刊》和蔡美尔的《帝国时代》。坐在悬挂着很多蓝色吊柱、特别高的顶蓬的浦东机场里，我开始翻阅它们。这本《新闻周刊》是2008年特辑，探讨美国在世界的角色。
我对其中的三篇文章印象深刻，一篇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学院的院长马凯硕，他的论调和文题一样醒目《为亚洲崛起让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过去几年中最热门的陈词滥调，人们似乎轻易就忽略了一个基本概念，其实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亚洲，最初它是西方闯入者给予这片广袤土地的泛称，而今天它仍是由彼此截然的区域所组成，亚洲的概念经常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在对抗西方过分强大的话语面前被迫采用的联盟。马凯硕引用了一位印度学者对中国与印度的区分，印度人拥有开放的社会，头脑却是封闭的，而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却拥有开放的头脑。他称今天美国的主要危险就是认定自己注定要领导世界，是例外者。
第二篇是资深记者克里斯托夫·迪克的《机器的灵魂》，他从个人化的视角，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化这个巨大的机器如何将越来越多的地区、人口、物品，卷入其中，那些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正被迫消退，就像法国那些小咖啡馆正在被连锁店取代。与1870——1914年那此全球化不同，今天的全球化动力不仅来自于西欧和美国，也来自印度、中国、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我们需要的是捍卫这种差异，去喊出，我爱这不同"，克里斯托夫·迪克写道。第三篇则是哈金的短文，他回忆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热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他们渴望向美国学习"，认定今天的热情消退是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密切相关，哈金相信，或许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改革出现时，中美文学间交流的分隔才有望弥合。这篇文章写得酸涩、狭隘，我读不到他对于故国的半点温情。但我承认，中国社会的学习精神正迅速衰退，自满情绪正在取代二十年前的自我怀疑，自我沉溺正在替代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坦白而言，我从未相信过那些专家们的预测，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智力、技术与情感上的储备，来在五十年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这一天西安大雾，准备把我们从上海运往那里的飞机，仍滞留在咸阳机场。等待的人们坐满了长椅，其中几位带着白色的小帽，腮边的胡须茂盛，眼窝有点下陷，他们是穆斯林。西安住着很多穆斯林，我经常住的酒店紧邻着大皮院，是他们的聚集区，有时我会穿越窄窄的莲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沫。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卖白饼的姑娘神情沉静的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兰经》。还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头店喝啤酒、吃羊肉串，老板娘身材滚圆，笑声爽朗，她说她的祖先来自沙特阿拉伯，自从唐代以来就生活在西安——那个时刻，她叫长安。
这些记忆的碎片是因为我开始阅读《帝国时代》时更加鲜明。在这本书里，祖籍福建、如今是耶鲁大学教授的蔡美儿追溯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兴起衰落，它们既有遥远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也有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20世纪的美国。容貌清秀的蔡美儿用超级强国（Hyperpower）来形容这些国家，它们不仅在各自的时代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主宰了态度、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
我掠过前言和一些章节，直接跳到她对于唐代中国的描述。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于唐朝心怀一种既模糊又强烈的情感。汉朝给予了中国人最初的统一身份认同，我们都是汉人，而唐朝则是中国人最甜蜜的记忆——我们强大、繁荣、开放，我们折服了蛮族，创造了瑰丽的诗歌，我们谈论山水，还会品评美人……当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对于强大往日的记忆变得更加迫切与浓烈，那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建造的都是唐人街。但是，我们对于唐朝的认识又是模糊的，是什么使它强大，又是何原因让它衰落。中国的政治历史被伦理与道德的过度强调所笼罩着，个人品德被视作王朝兴衰的关键，更复杂的因素经常被遗忘。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给出关于强权兴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很多人从一个角度切入，蔡美儿选择的是宽容。她发现，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而衰落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于是，在蔡美儿的笔下，唐代盛世建立于一个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唐代继承了蒙古—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来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拓展了唐代中国的版图，而长安城中则是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还能轻易寻找到这种痕迹，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留学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飞机总是不来，让我觉得西安和上海间的距离又被拉长了。我沉浸在蔡美儿轻快而紧凑的叙述里，偶尔抬起头，看到旁边的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兄正聚精会神的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是布满各种曲线的价格表，他正透过无线网络在进行股票的买卖。他的表情和这庞大的机场空间，都提醒着我正坐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二
我想起了一个小时前穿越黄浦江隧道的场景。从浦西来到陆家嘴的金融区，像是一个新世界。宽阔的马路取代了拥挤的小街，那些玻璃高楼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三脚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戳在那里，像是来自一部科幻电影，本地人喜欢让你数它到底有几颗球。像所有的试图在新一轮全球金钱与权力竞赛中获胜的城市一样，上海也力图用高度来展现自己。468米的电视塔的旁边是420.5米的金茂大厦，它为自己拥有世界最高的酒店大堂而自豪。紧邻金茂大厦的是仍在兴建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492米的高度有望在2008年春天竣工时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尽管这个纪录不会保持太久。
这些高楼让黄浦江对面的那排暗灰色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老建筑失色了。那些老建筑曾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怡和洋行的总部，它们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繁荣的象征，也代表着上海人念念不忘的年代，那时，它是远东的巴黎，是哈同、杜月笙、胡蝶和张爱玲的出没之地……
现在的上海更喜欢谈论的是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距离1851年的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已经一个半世纪了，世界变得又小又透明，异域风情的吸引力早已消退，但同样的拜物精神从伦敦传递到上海，这背后或许也正是历史力量的转移，19世纪的世界工厂是英国，而21世纪则是中国。我记得
1851年的海德公园里的"水晶宫"，这５０００根钢柱、３０万块玻璃构筑的建筑，是英国工业革命精神与技术能力的象征，直到今天，这钢铁与玻璃的结合仍主宰着建筑材料的风尚。2010年的上海有能力开启这个时代的新风格吗？
此刻的上海经常被视作中国再度崛起的领导性城市。在《Newsweek》的特刊上，它的编辑Fareed Zakaria在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将占据我们时代历史的中心，这篇文章所配图片正是黄浦江的港口，在那张迷漫着不知是清晨还是夕阳的黄晕的图片中，在两架起重机吊臂中间是隐隐约约的高楼，东方明珠的尖顶正亢奋的刺向天空。
飞机终于到来了。我要从150年历史的上海前往超过5000年历史的西安，从正在被污染的长江到日趋干涸的渭河，从今日的荣耀到昔日的荣耀，他们的气质是是如此不同……
三
在机舱的尾座，我读着空姐赠阅的《环球时报》。这份八开大小、16版的报纸，是中国最被广泛阅读的报纸之一，它的发行量超过100万，或许只有《参考消息》的影响力堪与匹敌。
《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据说是毛泽东开创了这一传统。他想知道那个冷战年代，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样看待中国，他担心宣传部门扭曲了原意，就要求他们全文翻译刊登。信息即权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份报纸必须在一定官阶之上的人才能订阅。我不清楚它何时开始出现在报摊上叫卖，在1990年之后，追逐商业利益席卷了整个中国，这份报纸的主办者发现，被政治权力垄断的信息也可以兑换成现金。有趣的是，在一个互联网、电视与五花八门报纸杂志纷纷涌现的年代，人们对于《参考消息》需求并未减弱，在泛滥的信息中，读者们更渴望清晰与客观的声音，尽管它的提供者主要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主要媒体。
你可以说这些英语世界的媒体充满了偏见，有时对于中国问题尤其如此。但如果你翻开《环球时报》，你会发现这份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态度的报纸，才是偏见的展示厅。
我手中的这期《环球时报》出版于2007年12月20日。它的头条新闻是《美核实验室被黑赖上中国》，导读是"声称绝密网络遭到袭击恶意夸大中国黑客能力"，这则新闻是由该报驻美国、加拿大、德国的特约记者所撰写，但通篇皆是对《纽约时报》、《时代》报道的转述，似乎他们在当地的采访就是阅读报纸，当他们的摘译完成后，北京的编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市民化的题目，"被黑"、"赖上"这样的词语像是出自市井之口，而不是严肃的报人。
头版的右下角是本期导读，它们分别是：欧非峰会总提到中国；日外务省急扩"中国科"；台编造"防空识别区"吓百姓；陈水扁强迫两蒋陵搬家。
在我对这份报纸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它在已出版的1500多期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总是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报道的腔调是一贯的，美国与日本对中国总是用心险恶，台湾则是它们经常利用的工具……
自1990年代之后，廉价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填补意识形态破产后的价值真空的手段，也是刺激销售额的有利工具。这份报纸富有标本意义，它的主办方《人民日报》标志着那个破产的意识形态，而当它试图进入市场时，它迅速拥抱了煽情主义与市民心态。
除去没完没了的美、日、台问题，剩下的版面留给了国际问题的摘译，其中有一版是娱乐事件，一版则是《读者文摘》式小品文，国际论坛版则是这份报纸的主张与言论，其中一个常设栏目是"做自信的中国人"。这一篇的名字叫《超越西方视角才能有自信》，它像是一篇高中式的议论文，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你熟知的陈词滥调。弥漫在文字间的是内在焦虑，与西方媒体上充斥的"中国崛起"论调不同，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缺乏基本的把握，感觉自己仍生活在西方话语制造的浓烈阴影中。
阅读《环球时报》的经历是沮丧的，这种感觉从它的报名就开始了。"环球时报"四个字印在红色块上，并有Global Times的英文翻译，在报名的色块旁则是黄色的丑陋广告——"骨质增生 专用药膏"。
不管是中国人依靠这份报纸来了解世界，还是一个外来观察者通过它来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其伤害都是惊人的。如果它被认作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报纸，那显然，中国人对于崛起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即使不是浑然不决，所知的大部份也是错误的，那种受伤者的心态和阴谋论的倾向，经由这些报道，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四
这份报纸我断断续续的读着，两杯茶，睡了一觉之后，咸阳机场到了。除去历史书上的秦始皇那久远短暂的年代，这座城市从未进入我的视野。据说它在过去二十年中成为了一座专门生产保健品的地方，满街都是各式保养品的广告，其中最知名的一家人是来辉武神功元气袋，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时，很多中国人的腰部都戴着它，医治日渐脆弱的脾胃。
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开车的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西安夸耀自己是12朝、或是13朝古都，其中秦与唐是他们最喜欢提及的，它们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也的确如此，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的节奏缓慢、容易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我都看到了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心里更期待自己是"长安人"。就像我的那位朋友所说，那时我们坐在市中心的King Coffee，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
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文化融合时，经常忘记了一些时代人们早已如此。去读读那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吧，唐朝前叶的中国人多么自信的体验一切外来品，与外来者融成一片。唐代的强盛也一定给后人留下难以改变的印记。
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她的周围要么就是那些弱小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
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他们的文化却显著的低于中国；那足以对中国构成挑战性的古罗马，或是阿拉伯帝国，遥远得构不成威胁与竞争。
但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她的变化，总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从来如此。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二千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的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
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绝吧。所以，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了吧。
但是，如何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的古代中国，与《环球时报》的此刻中国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我们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1930年代感慨说，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三百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你看，当车行驶在西安的太白路上，我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感，又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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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anuod @ 8:22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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