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比现在平等吗？

对平等的感知的变化:从毛时代到当代

下面我想谈一谈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的问题：毛时代和当代可能有什么不同。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是在一点思索下形成的。

实际上如我所说，毛时代的不平等在政治理念上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上都客观存在，因为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平等本身反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当时的政治理念是人为的把人群划分为阶级，不同的阶级由于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不同，被赋予不一样的政治・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个体的地位以及对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占有，就由其（父母）的出身所左右。当时的政治理念强调阶级斗争，煽动斗群众，而这种思想可以成为那些试图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人们的最佳幌子和借口。而这种理念的可怕性乃在于它是反人道主义的，容忍暴力的（“秋风扫落叶的”，“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以结果论证手段的。“造反有理”四个字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这种哲学。

现在看来，当时的斗争实在很有意思，为了占据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斗争的双方都在努力把对方指责为敌对阶级（即资产阶级），为自己引得攻击对方的合法依据。四人帮指责刘邓官僚体系（即一批务实、经验派干部）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走资派，这倒不是新鲜的事，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在1975年着手搞整顿，清肃极左势力的干扰，也把极左们指责为“资产阶级”，如把各地的派性斗争指责为“资产阶级派性”，把文革派造反势力指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见邓小平1975年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胡乔木等起草）。

当时人们的政治策略就是把对方指责为资产阶级（或其他敌对阶级），进而将对方在政治小消灭。实际上“资产阶级”一词本身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任何负面的品质都是资产阶级的，而在文革的语境下，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被形容成是负面的（见前面的文章《文革帽子一览》），所以实际就是互相揭批，互相上纲上线的斗争。各方都希望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论证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把对方批倒批臭。当时的各种论战几乎都是政治性的，根本没有多少严肃的学理或逻辑性可言，而最终的审判权也就只在一个人手里，即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最后给你定性时，大家都可以臭骂对方为资产阶级，把自己视为最革命的。

而一旦成功地将对方定性为资产阶级，那么也就等于在政治上消灭了对方。而这个被封为资产阶级的不幸者的后果则必然是悲惨的。轻的在政治上被消灭，或者在经济上、社会上遭到致命的打击，重的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在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人人自危，只能力争上游，发奋图强，多快好省地比赛革命，把对方打倒，然后踏上一只脚，使之永不得翻身。

这样的根本上野蛮的、反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怎么可能和平等有所关系呢？我们说的平等，只能是人人平等。工人之间平等，工农之间也要平等，干群之间平等。红五类和黑五类子女也要平等。判定两个主体是否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就是看二者是不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而这种平等哲学是被当时视为庸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调和阶级矛盾、模糊敌我斗争的错误哲学（又是资产阶级的！）。

当时存在的不平等，主要是群体之间的大快大快的不平等，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不同阶级出身/成分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诸如此类。这样的不平等是广泛存在的，普遍存在的。

而为什么如此不平等的一个时代，却被视为代表平等传统的呢？这就是个非常发人深思的问题。它反映的实际就是对平等的感知(perception)的问题。平等不光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意识的结果。当你感到不平等的存在，不平等也就存在了。

先不谈毛时代，可以谈谈过去的旧封建社会。广大群众百姓可能差不并多，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存在着交流与发展的机会。处于最最高高在上的就只有一个人，皇帝。显而易见，老百姓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皇帝的地位和资源占有是不平等的，但是老百姓怎么能和皇帝去争平等呢？他是 皇帝 啊！不平等本来就是完全合理正当，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等级制的封建伦理都在为这种不平等提供论证，君君臣臣，要求人民各安其分。所以，皇帝掌握大量资源很可能并不能使人们感到强烈的不平等，因为人们并不把皇帝作为一个比较对象，比较对象这个词，也接近于社会学里的reference group――参考群体。 一个人倾向于和哪一个群体的人，去比较他自己的地位、状况好坏。

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强调种族斗争的种族主义社会一样，都人为地把人分成不同群体，割裂群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你们”，“我们”“他们”的群体对立。群体之间处于矛盾状态，流动被最小化，而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分而治之”所要的那种结果。

纳粹在德国上台后，逐步实现了种族政策。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和日耳曼人的地位在几年内越来越不一样，你遭到歧视，被剥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乃至基本的保障。这个过程中，你的比较对象/reference group也在不断缩小。比如说你是个富裕的店铺老板，一开始你还和别的店铺老板比较，看到你的财富越来越少；慢慢地你就只跟一般的人比较，如工人或小职员。再慢慢地，你就不再将你的状况和日耳曼人这整个群体相比较了――这种比较慢慢地会成为一种荒诞，因为你是犹太人，他是日耳曼人，你们是根本不一样的人，之间无法比较。随着比较对象的缩小，你倾向于只跟同一个社会里，和你种族是一样的那批人做比较，估量你的生存状况处在什么水平。如果别的犹太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比你高，你可能会嫉妒或不满，而如果日耳曼人的生活水平比你高，你可能也会不满，但是程度可能要轻很多，因为你的比较对象群体是犹太人。

当这种把人分而治之、差别对待的意识形态通过制度被制定下来，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人们对平等状况（乃至其他的一些状况）的感知。

毛时代也是一样的。人被人为的分割成不同的群体，其标准有数个，一是阶级出身，二是在国民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位置。由于毛时代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个体沦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而已。而这颗螺丝还缺乏基本的自由和许多的权利。比如说你不能通过自由的劳动市场去任意调动工作，改变行业和住地，而要被束缚在你的单位户籍所在地，为国家所控制，替国家工作。你的命运被国家主宰。

在这样架构复杂的庞大国家机器里，不同人因为处在这个机器里垂直和平行的位置不同（条、块位置的不同），可能会享有截然不同的待遇。不同人群之间是割离的，很难做比较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农民会把自己的待遇和城市里的高干的待遇联系起来，他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群体，没有可比性。高干拿着高工资，而农民在温保线上挣扎。农民充其量会把其他农民视为自己的比较对象。这除了不同的农户、村庄/生产队，也可能是大队、公社，乃至社队干部。但局限在某一个地域里的农村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又因为不同人的阶级（如地主、贫富中农等）的不同，享有不同的待遇或发展机会。

过去的封建等级制度，在新的共产社会里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表现。在强大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主导下，个人的reference group被相当程度地缩小。

那么以平均主义为代表的平等观有没有？有！在一个农业合作组织（如生产队、公社）里，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机关里。在同一个单位组织里，不同人的物质差别是很有限的，而且大家都一样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精神。人们从大到收入，小到日常穿着，差别都是很小的。建国后以毛为背景的极左派不断努力的是反对按劳分配，反对收入差别，鼓吹绝对的平均主义，要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种平均主义就在一个个的单位里实行下来，而刘邓等务实派则在一次一次的斗争中试图努力纠正这个倾向，又一次一次地被视为搞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而言之，毛时代的状况，是把群众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群体、组织，再各个组织内部实现平等，而在群体之间实现不平等。

也恰恰是由于不平等往往不是基于这些群体、组织的，一方面，人们的reference group被缩小，只局限在自己的群体内；另一方面，人们不认为社会宏观结构上的不平等是针对个人的，所以个人对不平等的感知就不那么强烈，相比今天，甚至会误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平等的。这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并非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及社会结构做出认真考察的结果。

当这种人为划分的条条块块被消除，社会各阶层、群体、单位、组织又能发生互相的流动，这时农民可以变成工人，可以变成高级国家干部，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和预期扩大了，人希望拿来和自身比较的对象也自然而然扩大了；而以小群体或阶级为本位的不平等基础被消灭，人成了自由的主体，开始作为一个个人在市场上竞争，因而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他人（也是作为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不同的两个时代里，两个人可能会对同样水平的物质差别有很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所谓主观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越是这种开放的、尊重个体、认同普适价值、允许社会流动的、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越能激起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这种情绪，如果被积极地利用，也可能成为建立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有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