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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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锐
> ――《毛泽东执政春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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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谈到，1981年
> 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
> 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
> 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
> 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这是十年前说的话，没有听到不同
>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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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
> 虽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
> 将马克思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
>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
> 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
> “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我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都同毛
> 泽东分不开，研究他的晚年错误，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
> 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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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
> 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
> 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
> 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
> 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
> 可能转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
> 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1989年后，又大大出
> 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
> “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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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 中谈到，在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
> 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并建议总结改革开
> 放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邓小平指责过
> 的那种“左”的翻腾又出现了。“左”爷们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死抱住教条，
> 无视历史事实，唯我独革，还是唱着那些老调子，还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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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
> 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
> 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
> 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
> 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
> 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
> 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
> 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有
> 林彪的“四个伟大”（毛本人特别欣赏“伟大导师”），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
> 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
> 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
> 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
> 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
> 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
> 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
> 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
>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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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
> 物。有关他的传记，国内外已出了多种，最近西方又出了两种。据说拿破仑身后的传记
> 有一百多种。相信毛泽东的传记也会越来越多。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我五十年代写过
> 早年毛泽东，八十年代后不断写晚年毛泽东，由此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专家，老中
> 青三代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单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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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春夏间，单将书稿第一至二篇交于我。在随后几年间，他将书
> 稿其余部分陆陆续续送到我家。2000年1月26日，他又将修改好的全部书稿送到我家，
> 嘱我写一篇序言。书稿过去断断续续读过，但耆耆之人随读随忘，日常杂事又多，现在
> 也不可能再通读一遍。因此，序言也只能写一点浮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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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作者写的“成书过移”中知道，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
> 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这时到处兴
> 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
> 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于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写出了一篇关于毛
> 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得到过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腊
> 哲学研究专家，主持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全集》。苗既介绍作者读亚里士多德《政治
> 学》，又为作者审阅了这篇文章。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作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
> 发而不可收终于用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单少杰是研究哲学和
> 文史的学者，能够借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来研究毛泽东。亚里士多德是两千三百多
> 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又因暴力而衰的历史。我没有
> 读过西方学者尤其西方古代学者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有其
> 共同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既有相异处也有相同处。用亚里士多德有关源
> 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来对比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成败，会有借鉴启示，可以顺
> 理成章。这种学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赞成（我自己没有这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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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关于庐山会议，作者指出，彭德怀上书，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
> 所批之事的范围、程度、性质等方面问题，对人则触及所批之人的应负责任、实际能
> 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还是毛
> 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言论，都有一个前轻后重的不对称结构，先是有条件地肯定对方，继
> 而很严厉地批评对方。不过，毛的言论不仅有谈话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
> 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关于毛泽东批斗彭德怀，
> 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外，还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指出毛还承
> 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
> 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
> 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
> 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
> 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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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根据自己熟读过的经典理论著作，就毛批彭没有理论思想，乃非
> 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
> 齿辱厚重”，指出，“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
> 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比如他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
> 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
> 学，而且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
> 辑经验主义哲学。”毛还告诫彭，“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作者认
> 为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
> 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
> 们均被马克思等推崇为现代唯物主义先驱。过去，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独断专行时，对其
> 为所欲为方面谈得较多，而对其遭遇抵制方面谈得不够。作者在书中强调：在执政党最
> 高决策层中，除毛外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作过努力，来阻止毛一意孤行，
> 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落孤陷寡境地。作者还比较了毛的党外反对者与毛的党
> 内反对者，认为后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头更硬些。对付党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
> “阴谋”，便可打发了事；对付党内异己力量，他就要处心积虑并倾其全力了。彭德怀
> 在被打倒后，总是不服，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
> 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时，还要求同毛泽东见一面，把问题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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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教授、学者，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有关著作，是大量而广泛
> 的，是经过作者认真地梳理和鉴别的，所引材料比较详实可靠，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
> 同我谈到，他在处理书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写得很苦。之所以为此，除要考虑
> 写学术论着所应考虑的那些一般要求外，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对于书中所写
> 的人和事，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发言权，当然说多说少不一。二是，在
> 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余威”犹存，且有“文革”余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
> 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动，其中年纪较大者，过去曾当过“四人帮”的帮凶，如今仍怀有
> “鸡蛋里挑骨头”这一习惯性心理。作者认为无法不让他们在此书中捕风捉影，但应尽
> 量不让他们从书中找出学术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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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读原稿时，我对作者的感觉是，他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
> 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时还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处，
> 有的难免使人感到太尖锐了。关于毛泽东性格特征，书中也有所论述。这里举三个例子
> ：用一个多动症患者竟拎着一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来比喻“爱折腾”的毛泽东却掌管
> 着新中国所有权威资源这一局面。用袁绍因讨伐曹操失败而恼杀田丰的典故，来解说毛
> 泽东因搞大跃进失败而加罪彭德怀这一史实。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并常同医
> 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
> 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适合专业
> 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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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阐述举重若轻，能把一些颇有深意的问题讲的浅显易懂。其行文简
> 洁流畅，很少有什么生僻的字词和生造的语句，多为熟词和短句，有节奏感，可朗朗上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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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
> 毛泽东研究者，由于种种限制，我虽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样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但我赞
> 成出版这样的书，因为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无法不让人评说。1992年《毛泽东的早年与
> 晚年》一书出版时，我在“前记”中说道：“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
> 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
> 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
> 他的光辉一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一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
> 着我们。”这是八年前说的话。难道毛泽东的阴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人们呵，
> 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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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作者的辛劳是会有收获的，这本书对研究毛泽东尤其鉴戒毛泽
> 东是会有好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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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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