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 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 (中大通讯)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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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多。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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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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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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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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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条件下产生的”。杨先生从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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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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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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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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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只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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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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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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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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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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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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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象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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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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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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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争取民主”。最后杨先生更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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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腊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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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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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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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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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这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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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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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结束。同学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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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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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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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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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市――编者注)的报纸，因为政治新闻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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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和出版发行被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事实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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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抗争的强烈、以及市民拥护报馆、列队游行，高呼“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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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政治必须长存”的口号看来，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拥护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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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看到压制言论，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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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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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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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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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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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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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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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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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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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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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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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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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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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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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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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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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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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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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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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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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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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令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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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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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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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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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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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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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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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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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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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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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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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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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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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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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
>
> 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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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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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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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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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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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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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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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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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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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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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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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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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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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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