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7月14日评论：《读书》之争――被扭曲的与被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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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争：被扭曲的与被损害的
 
 这次关于《读书》的争论，在我看来，本是一件极为简单明快的事，却因争论各方背后潜藏的焦灼心态和浓重的危机感而出现复杂化、抡棍子、上纲上线的苗头。发行量下滑，影响到杂志的经济效益，两位外聘的主编汪晖、黄平被《读书》主办方三联书店解聘，换新人上马，重整旗鼓――如此平常的人事变动，在市场经济情境之下随处可见，为什么会激化成一个比今年夏天的平均气温还要高上八度的新闻热点呢？最大的原因，则在于《读书》这个公共交流的平台所承载的使命，成为它的肉身不能承受之重。自身的定位与公众的期许严重偏差，积聚到一定时刻，产生反作用力，将《读书》推上了时代冲突的风暴眼。与《读书》相类似的还有《南方周末》。有人将其定位为纸媒当中的"焦点访谈"，实在是一种侮辱。同为话语喉舌，"焦点访谈"是被动性的，而《南方周末》是主动性的。它更像一个启蒙者，引导公众在漫漫暗夜寻找光源。但恰恰是"启蒙者"的角色，导致它偶尔失语之时，便沦为汹涌的民意发泄愤恨的众矢之的，乃至我们经常听到这等痛切的质问：《南方周末》究竟怎么了？当公众睁大眼睛，树起耳朵，它为什么再一次选择了沉默？……其实这怪不得它。作为一份媒体，生存毕竟摆在第一位，经济利益与思想立场，能兼顾则最好；倘若生发矛盾，想必大多数媒体都会靠近前者，这是无可厚非的。一言以蔽之，追求利益是本分，追求精神则是理想――我们在向后者致敬的同时，却必须认识到，不能过分高拔它们的存在价值，将一些困难重重的理想寄予它们身上，待它们失落了精神，又开始高调批评。期之过高，责之过苛，最终必定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读书》的问题在于：二十年前的《读书》，出于时代精神的鼓舞，仿佛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神话，树立了一块光辉的路标，从而积淀了公众对它高昂的期望值；而近十年的读书，同样是出于时代力量的限制，因其学术化、派系化而一步步偏离了此前所形成的传统，同时拒斥着公众的阅读热情，其读者逐渐从大众走向小众，这又在反向上刺激着《读书》成为某一派共同体的精神后花园。在这次总爆发式的争论以前，不断有质疑或抨击之声针对《读书》而发出，批判的焦点，一是文风，二是思想派别。对此，我认为，每一份媒体都拥有自己的定位，就像你不可能要求焦大爱上林妹妹一样，亦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右派或左派都去购买和阅读其对立方的杂志，更不可能要求该杂志为迎合右派或左派而刻意改变自己的立场。当然，在某些通达之士看来，无意义的左右之争早就应该消弭，昆德拉不是说过：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无所谓左右之分的。对待思想派系的纷争，最佳的处理方法，不是压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将其置入自由平等的公共交流领域，以公众的自主选择为计价器，看看其到底值几何。对待承载着思想抱负的杂志亦复如是。当它进入市场，如果所坚守的主义理论并不受公众的热切欢迎，且它不愿为提高销售量而更改自身的风格，那么，最终必然要担当黯然出局的命运。不客气地讲，近十年的《读书》正是一个失败的明证。据《南方都市报》等未卷入此次争纷的媒体报道，这次换帅之起因，即是今年《读书》订阅量的大幅度下降，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没有人是傻子，情愿一面倒贴钱，一面承受越来越尖锐的骂名。所以，三联书店此次对《读书》主编职位的变更，只能理解为周期性的人员调整，如同将工作不力的校对工某甲辞退，换成某乙。某甲的离职没有成为新闻，而汪晖、黄平的离职却成为公众乐此不疲的消费口水――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的悲哀之一种。至于某些人从中窥见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打压迫害等等，很不幸，这种说法很容易让我联想起近两年来《读书》所刊发的多数文章的立论风格――这大概是悲哀的又一种。总之，到目前为止，这次争论尚未留下什么正面的事物，痛切折磨我们的真问题被扭曲、被遮蔽，言论与行动的底线遭受了损害。其结果，恐怕又是两败俱伤。最后想在这篇评论的结尾说两句私话。据报道，《读书》杂志的"大多数编辑"拒绝参加三联书店组织的改组会议，以示对换帅决定的抗议，这其中便包括我一直心存敬意的汪晖先生。窃以为汪先生当下最好的应对之法，不是沉默，而应该主动站起来，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自己被损害的权益――如果三联书店的解聘行为与原先签定的合同相冲突的话。最好能将官司拖到2008年，因为中国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这部法律大大增强了对劳动者之权利的捍卫。此外，汪先生不妨回头看一下他时常批评的自由派所主办的一些报刊网络的下场，换主编只是小烦恼，动辄勒令停办，主要负责人还有可能荣登黑名单，甚至陷入牢狱之灾。对比起来，汪先生更没有理由为离职而悲伤。夜正长，路也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