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历史观与政治
其实历史事件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先制定一个简单划一的标准,然后去判断,只能给一个历史事 件做一个“决议”,然后“定性”,做一种价值判断,再将它转换为一种政治资源。我们看到 ,中共在历史观的政治性上经常是不加掩饰的,我们党史上有很多的关于历史的“决议”, 把对某一个历史究竟是如何的,统一思想,然后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在决议历史的过程中并 不可能是真正本着客观、公正、实证的角度,而要照顾到各种政治利益:对哪个事件如何评 价,对哪个同志如何评价。甚至决议由谁出面来写,比如是完全以官方名义呢,还是以个人 名义(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都有各种的考虑。统而言之,这种历史观是 纯粹的政治的历史观。对历史的评价要让位于政治的需要。义和团事件纯粹只是一个很具体 的切入点,而且这个问题可以探讨,是因为它相对还不那么敏感。我们建国后有很多当代史 ,这个当代史怎么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禁区有多少,想比不难猜到。不要说给青年人灌输思想的教科书了,连学者的学术研究,都有很多阻力(如徐友渔就指出过文/革研究 的困难;海外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还被政府逮捕过)。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袁伟时文章本 身是否有观点错误,而在于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史观。我想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1)史观能不能去除政治的影响,我想对这个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2)史观应不应该去除政治的影响,而这个去除政治的努力应该做多少。如果历史观确实不 可能排除政治的干扰,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应该主动地把历史的书写完全让位于政治的需要, 让政治主导一切呢,通过书写历史,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标呢?要看到,不能避免之,和有意为之,还是有所区别的;
3) 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中,是否应该让某种历史观占有完全垄断的地位,而不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有人必须按同一个口径进行宣传。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就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那么毫无疑问历史观教育应该被垄断――条件是有人具备这样的权力和资源。日本右翼不能把皇国史观提到垄断地位,但一党专政的国家有可能把自己的史观提到这个地位。很多人会反对这种搞垄断的做法,认为要搞双百,而且遵循某种政治自由主义的观念,认为允许不同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不应该由某种特定的观念和价值(conception of the good)垄断我们的判断。在西方不少国家,这样的自由主义想法很有市场。这样的观念自然反对国家把历史观完全垄断的做法。 4) 假设史观不能去除政治的影响,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可以根据 出发点,分成两点谈 a. 是否要采用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或者宗教的,或者其他的史观?哲学上,这种问题显然不太可能通过争论来找出答案。 b. 如果我们这个服从政治需要的史观是为政府服务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探讨宣传革命暴动、起义,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还能满足今天执政党的需要: 今天毕竟是一个和平的,相对稳定的后革命国家,要搞安定团结,是否需要增加一些新的价值,而消除一些旧的价值。还有就是对外民族主义,它的好处在哪里,它的负面作用在哪里。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们,这个问题也可以思考一下,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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