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s: 鲜为人知的两场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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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两场兵变

via Bone:As you know by pengbone on 1/2/08

历史总是被有意无意的蒙蔽，或企图随着岁月的流逝，模糊一些真相，以掩盖当时不良的动机与由此造成的罪恶。而一贯的教育更使后人不忍相信那些"伟人"的一些所作所为，那是多么高大全的形象，怎么会做出那些龌龊的事情呢！？肯定是历史搞错了。但总有一些历史的资料（如前辈的回忆录等）会不经意就透露出一些线索，也就会有潜心的学人会去进行综合与分析，由此而发历史之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近读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读到两场以"打倒毛泽东"为口号的中共红军早期的兵变——富田事变与坑口兵变。

背景："打AB团"与"肃反运动"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打AB团"与"肃反运动"？在中共革命早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毛的思想、行动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虽然如此，但由于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江西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由此他在苏区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但1930年后，中共中心向江西转移，那些留苏干部纷纷进入苏维埃区，与毛的关系逐渐微妙起来。对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点：农民军的问题、党军的问题、"书记独裁"的问题。

该书认为，"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

所谓极左的肃反观："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p22）"

复杂的个人目的："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一支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p18）"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备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p18）"

"肃反运动"：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

江西苏区的"肃AB团"、"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

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镇压反革命、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打AB团、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杀无赦……

数据："到1930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p22）"在毛亲自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在闽西地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人。（p44）"

手段："李韶九（受毛泽东派遣）对这些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成折磨致死。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p26）"

"所谓赢得方法，通常是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行（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p42）"

兵变之一：赣西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12日，刘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独立营全英红军战士包围军部，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被拘押人员，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跑回家乡避难。

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余人。随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西的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西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又'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用户朱彭黄'的口号。

结局，1931年4月，"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承认错误既往不咎），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p35）"

兵变之二：闽西坑口事变

1931年，邓发以狂热态度主持闽西肃反，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p47）"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三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沙（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押人员。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三区人员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随机抽掉新红十二军进攻杭武第三区，至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三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再次被捕。同日，省委作出决议，指示："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后续：只是错误，不承认是冤案。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不过，1931年11月，在听取了闽西肃反工作的情况后，他只是张鼎丞，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而讽刺的是，作为闽西肃反惨祸的直接责任人邓发，1945年曾明确表示，"今天看来，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就连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然后，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案"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到了肃反的痛苦性，但没有正面涉及为"打AB团"和"肃社党"冤死者平凡的问题，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个人责任问题。即使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也长期未予公布。（p52）

但肃反是毛运用权谋方术的牛刀小试，也暴露了他的专断个性，而由此开始，由他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又经过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深深的演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并且对1949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