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是首要的――评资中筠先生广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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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是首要的
　　                             ――评资中筠先生广州讲座
　　
　　陈永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资先生点出原始积累论在当下隐秘意图，并且作为五四运动的坚决捍卫者。资先生认为自己讲的只是常识。这个已经是时代真理，是文明价值体 现在改革时代的最不坏解决方式。而且这种常识，经过对文革灾难的反思，把文革作为反面教材和恐惧源头，强化了真理强度，还有五四运动中表达为"民主与科 学"的政治自由价值的背书。也就是在改革初期，时代的特殊性与现代性的普遍性是比较和谐的。也局限于改革初期。今天我们来看左右之争，基本脱离不了改革初 期的。
　　 我不想对资先生的微观内容作进行讨论，我想讨论的是其整体的意图。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些，想达到什么意图，能不能到达。进入总体性和政治性层面来讨论。资 先生的说过的话，只是常识。那么，就可以考虑包括资先生在内的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其开出来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已经转化为常识，既然被人人接受，那么其意 图是否可以抵达？从大局来看，启蒙是无用功，多做浪费，剩下的就是临门一脚。临门一脚是否可能，决定四五一代知识分子的改良方案，是否功败垂成。
　 　 这不仅仅是四五一代知识分子，而且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影响下的整个中国改革的问题。我从作为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的资先生，想到了李慎之。政治自由的道统从来没 有灭绝，只不过被压抑。李慎之和资先生作为接触美国政治制度的知识分子，说明了注定无法消灭政治自由的道统。四五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统合，就连1949年之 前的自由主义遗产（李慎之的民国思想资源）和1949年之后自由主义遗老的精神传人，以及因为政治打压而形成的"右派"，都打包了进来。还打包了体制内的 "职业病"自由主义者，例如新闻记者，法律人、政治学教授。这些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是其"职业病"。临门一脚是否可能，决定了这些人苦苦期待的梦想是否可 能。
　　 现代性的宪政与共同富裕这两种根本价值，在改革时代用改革方案来背书。这两个根本价值融入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展开时，两个价值藏起在里面也展开。当改革方 案失败或者明显要失败时，就从改革方案的捆绑和拘束中挣脱出来。改革方案在改革初期对宪政与共同富裕，进行推动；到了晚期，就成了捆绑和拘束。我必须承认 改革方案，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在当下已经构成了捆绑和拘束。所以就应该从捆绑和拘束中挣脱出来，自由主义必须从改革意识形态和改革方案中挣脱出来。 不要做被改革磁场捕获的原子。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的开篇中说，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民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 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之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时）却已不再传递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而且他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亦几乎无力作出直接的回答。
　　 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有经过文革的右翼思考者四五一代，与一个没有经过文革的右翼思考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理基础。我们是文革后出生或者懂事 的，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体验。例如对于我来说，刘宾雁，王若水等的吸引力，绝对不会比李慎之和资先生大。我们无需从文革到改革的心理转化，没有那 种沉重的包袱。
　　 我们要求的不仅仅那么多，例如告别文革粮票，告别计划经济，告别暴死的危险。我们要求的，是当局在社会契约中明白说的，亲口对我们父辈所承诺的东西，例如 平等和政治权利，并没有节外生枝。这些是当局的历史债务，向他们讨债天经地义。我们父辈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愿意，明知可能是骗局也委屈着。 可是我们没有老一辈与当局从文革一起走出来的共同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
　　 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识破裂后的火药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诉说，当初关于改革的梦想和美好记忆。 不管如何，对我们诉说，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如何，改革时代物质如何丰盛，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辈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改革，也是改革的一 个组成部分，已经在历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义高于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么倒退，要么前 进，倒退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就是市场经济，此外别无门路。
　　 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拘泥于捆绑和拘束，蒙蔽了什么？被抛入改革的强大磁场之中，他们总是说要珍惜当前的美好，可是这种珍惜的愿望，往 往把坏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结果造成了病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耽误了时机，断送了病人的生命。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坏的一面，而 且觉得坏的一面已经构成决定性因素，没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恋，该告别则告别。有着自己独立的语境：与改革初期告别文革不同，如今是告别改革。
　　 关键在于羊肠小道也断裂了。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附丽在经济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记忆，内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层是超越改革的诉求，那就是政治自由，那就是希望 通过改革来成就伟大的立宪事业，经济改革仅仅是路径。例如资老师对农民问题的评论，对原始积累说的批评，只有站在超越1949年精神的视野，才能看到。政治 自由构成绝对价值和历史的精神高度。
　　   所以年轻一代里那些有理智的人会对长辈让他们相信的东西有所不满，他们会强烈需要一个新的字眼来表达他们的渴求。年轻一代需要从四五一代对市场经济和被现实拘役的困境中华丽转身。
　 　 最后我引用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的一段话，用于说明自由主义在当下出路：我们必须很快地考察一下他们（法西斯主义）的论敌，这些人同时也是年轻的虚 无主义者的论敌。这些论敌常常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相信，由于他们驳倒了那些年轻人说的"是"，也就是驳倒了前后不那么一贯的（即使并非愚蠢的）肯定性 断言，他们也就驳倒了"不"。但一个人无法驳 倒他没有理解透的东西。许多论敌甚至没有试着去理解支持着否定世界及其潜能的炽热激情。结果是，那些反驳反而加强了虚无主义者的信念；所有这些反驳看起来 都在回避问题；绝大多数反驳都是些老生常谈，重复着年轻人早就记住的东西。对于现代文明的原则，那些年轻人终于开始严肃地怀疑，而不仅仅是在方法上或是方 法论上；他们不再服膺现代文明的权威；显然，如果要听取什么论敌意见的话，这些论敌应当是这样的：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体会了怀疑，并且已在艰难岁月中凭借 独立思考克服了它。 许多论敌并不满足这样的条件。培育这些论敌的便是对现代文明原则的信念；而一个培育人的信念很容易蜕化为偏见。结果，那些论敌的态度往往成了辩解性的。于 是，事情就变成这样：进步原则，这个在本质上是进取性的原则，其最热切的支持被迫采取了防御的姿态；而在精神王国中的防御姿态看起来象是承认失败。对于年 轻一代而言，现代文明的观念是个陈旧的观念；因而进步理想的支持者便处于这样一种劣势，他们不得不以保守者的态势抵御同时已被称为未来浪潮的东西。他们给 人的印象是背着古旧陈腐传统的沉重包袱，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则不受任何传统的束缚，拥有完全的活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