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正科学的辩证法看透民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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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正科学的辩证法看透民主的问题      最终幻想X  摘要：　　本文用看透历史的本质直感，指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前途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这是因为常态下的中国人内斗性太强，没有足够集中的管理，中国会因为内斗而四分五裂。同时指出激情升华态的中国人，又是相当好的人，是适合成圣成佛，直至得道进化的人。中国以致全人类的出路，就在于打通人类进化之路，中国人的人性和文化特点使得他承担了使人类走向大彻大悟，进而超越人性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只能是稳定且有效率的集中制。封建时代是独载集中管理加传统的道德约束，社会主义时代则讲科学集中制加科学的道德约束。文章还用辩证对应思维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思考，指出公有制与民主制的同一性。最后还指出了人文科学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是人类对客观现象与人文实践结果的本质直感。        　　人文素质包括人的人文智慧与道德修养。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主要是向人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来要求人民。但天天讲的斗私批修并没将人民的私欲真的斗掉了，而是压抑在人的本我心理中。当毛主席去世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再加上外国的"几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苍蝇"，象星星之火那样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于是人民过分压抑的私欲，就终于燎原起来了，大公无私反倒变成了相当自私。　　我以为人文智慧与道德修养这两个方面，人文智慧在先，道德修养在后，先应当将人民的人文智慧提高，而后再来谈道德修养，这与先应当发展生产力，而后再来发展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我以为如果人民的人文智慧，达到足够的高度，变得真正的聪明，以致能对问题看得远，看得透，看得到人文现象中隐含的本质规律，且深深地明白遵重客观规律会有好报，违背客观规律会有恶报的道理，那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比较干净。（当然，如果人民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那样纯朴，迟纯，社会同样会很干净）　　于是我以为搞清民主问题还不如搞清真正能看透民主问题的认知方法重要，因为人文现象的发现是容易的，基本上不要做实验，只凭人的体验就行，于是只要有本质性的认识方法，将它与容易发现的人文现象相结合，就能生出知识。而没有认知能力，就是知识摆在你面前，你也不能消化理解。对人文问题来讲，认知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科学地看自然现象主要是用符号化的形式逻辑思维，即数学思维。科学地看人文现象主要是用辩证法。我这里说的辩证法是指本质地、全面地、公平地和联系性看问题的方法。本质地看问题就是看透一个现象的深层本质，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就是看到一个现象的多个方面，且能将这多个方面协同起来。公平地看问题就是看到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同时看到双方的长处与缺陷。联系地看问题，就是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与之有共性或相互依存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进行一一对应式的类比，也即辩证对应思维。其中看透现象深层本质的本质直感是核心的辩证法，因为有本质直感的人，看问题就会全面，就会公平，就会讲一一对应，也能深入浅出地将问题讲清楚。　　　　什么是民主，凭表观直感，顾名思议，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答案，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形式是什么呢？这一点大家也能看清楚，因为形式逻辑思维有描述事实的能力。西方国家就为我们提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典型形式，这就是多党竟争，人民通过一人一票之类的形式进行选择。但接下来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民当家作主了，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民能当家作主？这两个比较深层，比较本质的问题，我发现大家的关注度就不够或不深了。　　有网友说："民主的目的是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带到代表大会上来，通过平衡作出决策贯彻执行。不选举利益代言人，没有利益代言人，不把各种利益关系反应到代表大会，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真正的民主集中才能真正的做到和谐。言论自由看来不和谐，但它能把各种意见反映出来，把各种利益人群的意见反映出来，通过讨论、交锋、争鸣达到平衡。"　　我不客气地说这个网友的思维是典型的想当然思维，看问题片面且不透彻。不妨试试看，讨论、交锋，争鸣，结果肯定是分裂，而不是平衡。涉及到人的利益的人文问题，何曾见到通过争论而真正统一过，人文问题是争不清楚，已经成了学者的共识了。大家在网上还不是面对面地讨论、交锋，争鸣，结果太多数是分裂，而不是形成共识。当人不是文明的人，不是理性支配欲望的人，讨论、交锋，争鸣，就总归是走向分裂。当人不是文明的人，没有正确的科学观，分不清楚人文现象对与错的根本标准，没有正确的方法论，认识问题表面化，局部化，讨论、交锋，争鸣，也总归是走向分裂。在争论问题时，明显地自已没有道理，但相当多的中国人，为了面子，更为了自已错误观点所代表的眼前的利益，也决不会认错，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实在说不过，就开始撒野，骂人，于是观点争论就变成了人身攻击，文斗就变成了武斗。看看现在的台湾就在这样斗来斗去，斗得全然不顾立法委员的应有的风度，居然能在议会上动武。大家都认为毛主席独裁，相当独裁的人，还又相当民主，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讲民主，结果也是各派群众斗来斗去，先文斗，后武斗，再后就拉上军队来斗。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权威在，结果很可能就是各派群众所拉上的各派军队，进行真正的武斗。如果现在我们来搞民主，各派斗来斗去，斗到最后会不会拉上军队来斗。台湾，西藏，新缰，本来就有很强的独立趋势，乘着大家斗来斗去的份上，还不真的独立了。清王朝灭亡时，外蒙古不就是乘着军伐混战的机会，独立了。　　矛盾的双方或多方经过斗争，确实可能走向统一，但也可能走向更彻底的分裂。只想着大家通过争论会走向平衡，却没想到大家通过争论会走向分裂，是典型的片面看问题。矛盾双方或多方在进行矛盾的斗争之后，到底是走向统一还是走向分裂，那要看双方或多方的素质了。如果这些元素个性大于共性，那么斗争的结果通常就是分裂。比如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富起来的观点，明显的是代表全体人民共性的相对真理，但先富起来的人，只想着自已的眼前利益，明知这个道理是对，但就是不认这个理，"愿赌不服输"。这就是个性大于共性了。不自觉，为了个人的利益愿赌不服输的中国人，相互之间隐含利益的观点之争，其结果必定是"义气"之争，直至走向武斗。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派别的政治斗争（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一开始倒还是观点之争，但争到后来，无不变成"义气"之争，凡是对方的观点，就是在事实上或在实践上明显正确的，也能从鸡蛋里挑出错误的骨头来。　　按照形式逻辑的想当然的思维，有些人必定还会这样想，如果不搞代理人制度，代理人不将自已的利益反映上去，不去斗争，那么执政党就肯定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只会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我希望大家反过来想一下，就是实现了代理人制度，政府是由人民选举的，选出来的政府又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吗？不妨试试看，如果中国现在来搞选举，很可能是有钱的人推举的代理人执政，这些代理人拿了人家的政治捐献，当然就要为他们服务（这其实是最大的权钱交易，最大的腐败），肯定不能真正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也会有所照顾）。弱势群体如何办呢，当然是斗争，但只是议会斗争，那是无效的，而斗争过分，就变成上面说的武装斗争。而下一次选举，很可能还是有钱的人推出的另外的一个代理人执政，当然再下一次选举也有可能是弱势群体的代理人执政，而弱势群体的代理人，则显然又会有损强势群体的利益。说到底，只要人民是有阶级或阶层区分的人民，不是铁板一块的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就总归不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这是明显的事实，你们看台湾的绿营就只能代表绿派人民的观点或道理及隐含其中的利益，蓝营那就只能代表蓝派人民的观点或道理及隐含其中的利益。当然不同派别的人民也不是绝然对立，也有共同的利益，有些知识水平做事客观一点的代理人，在谋取人民共同利益上会做得好一点。　　如果在中国搞多党政治，中国现在就会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状态中，斗争的激烈程度绝不会比台湾差，很可能就临近四分五裂的状态，现在各派势力明里暗里的斗争就相当激烈了，只要一搞民主，这种暗地里的激烈斗争就肯定会暴发出来。而选出来的执政党依然不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平衡各派利益，使各派都满意。如果选出来的执政党象叶利钦那样，一心要搞民主，那么这种弱中央肯定不能平息各派的斗争，台湾或西藏就会象车臣那样，乘国家内乱，而趋于脱离中国。如果选出来的执政党，能维系国家政治上基本上的统一，那就必须象普京那样搞集权，而这又违背了讲民主的初衷。　　如果由一党执政，尽管他们也主要是代表一部分人民利益，（比如江主席时代实际上就是代表先富起来的人的利益，让他们真的先富起来了，而胡主席时代则开始转向，要讲公平，这实际上是想要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国家还能稳定。江主席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使趋于乱世的中国，稳定下来了。当然一党长期执政下去，肯定会老化，会腐败，烂透了，国家同样会出现严重的动荡，但解决这种意义的动荡，中国有一套传统的办法，这就是会出现一些真正的智者（如刘基，张良，毛泽东之类的人物），他们最终会获得国家实际上的决策权，从而使国家焕然一新。但如果搞民主，并且彻头彻尾地西化，以致灭了中华民族的灵魂，那么这种东方式的智者，则是无法出现的，没有这种智者来纠正乱世，我们这个民族很可能就在乱世中彻底分裂了，真的会象犹太人那样成了世界公民。当我一谈到这些与天似乎很有关系的智者时，网上不少同志就在那里高唱国际歌，不靠神仙与皇帝。但是你们知道否，没有乱世中的英雄来救世，乱世就会变成彻底的乱世。　　有些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搞民主，就能有效地制止腐败，因为人民是有正义感的，正直感的，选出的代表也必定有正义感，正直感，必定不会腐败。文革时期，毛主席非常相信群众，也认为群众是有正义感、正直感、进步感、善良感的，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大民主，不只是让人民当什么代表，进行什么选举，而是直接将那些在人民中有威望的，至少是得到一部分人民支持的人，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其中最典型的人民代表就是王洪文。可是当这个显然是得到上海不少人民拥护的王洪文，一当上大官，就开始变质了，就要换老婆了，整天打打猎，玩玩枪，象个公子哥一样。文革时候的人民还是处在激情升华的状态，但一当上了官，放松下来，就开始变质。现在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人民就能保证他当上了代理人这个官，就不变质。要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民比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民，向上的激情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现在的中国人民，眼睛里只想着股票是不是还在上升。有些人又会想当然，他们会这样想：如果人民选出来的代理人变质了，人民就可以罢免之。如果一个做官的，不是将严重的恶迹暴露出来，人民要罢免之谈何容易，你们看台湾的阿遍，女婿有明显的问题，自已也有些问题，只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还不严重，人民就罢免不了他，但凡聪明一点的贪官是不会将自已的严重问题暴露给人民的。于是学者们还想到了对官位进行近距离的监督，但是监督者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官位，人民一到了监督者这个官位，相当可能与被监督者同流合污。于是最终幻想X就只好想象着，用最先进的文化，来强化地教育一部分思想单纯且有干劲的年轻人，使得他们处在激情升华且还有知识理性的状态，以致就是到了监督者这个官位，至少也能有七八年的时间，依然是很正直的,从而真正起到监督者的作用。这个想法倒不妨试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腐败问题，但可能会有缓解问题的作用。　　有网友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觉悟了，是共产党领导教育的结果。事实证明人民能够觉悟，共产党能够领导和教育好人民"这个认识显然又没将问题看透。人民是有三重性的，在激情升华的年代，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民确实是好人民，他们正直，善良，无私无畏。但是在和平年代，大多数人民自私性就大于善良性，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制构，自私性并不能过分地表现出来，这也还算得上是好人民。但是一到了官这个位置，有了表现自私性的外因，人民的自私性就会膨胀，就相当容易变成贪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好象是觉悟了，但人民真的觉悟了吗？只能说那个时候，人民的激情升华了，刘胡兰是多么好的人民啊，但刘胡兰同志只是激情升华了，从而使人性中的正直感，善良感表现出来了，并不是我们刘胡兰真的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真的很懂马克思主义。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状态的王洪文，激情也很升华，他们确实是真的很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当他们一做了官，放松下来了，就恢复了做人的基本本性。　　这位网友还认为：现在是党变得不好，而人民很好，过去是党教育人民，现在应当由人民来教育党。为正义而进行的战争，使党与人民激情都升华了，从而使人性中本来就有的正义感，正直感与善良感表现出来了。和平年代，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时代，党的激情退潮了，自私性表现出来了，确实是变得不好了，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人民的激情也退潮了，自私性也表现出来了，也变得不好了。所谓权钱交易，实际上就是人民为了自已的显得不太正当的利益，用钱去贿赂党的干部，从而使党的干部变成了贪官。无论是选出来的官，还是上级任命的官，只要有了权，且没有向上进步的激情，就会不进则退，就会变坏。没有权的人民，当然无法用权去换钱，但如果太有钱，则会进行钱色交易，钱色交易，比起权钱交易来讲，是更可恶的腐败。如果我们现在让人民去教育党，那结果很可能是人民将党的官员，批倒批臭，象文革那样。　　要党与人民激情再升华起来，也不难，制造战争或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大家的激情就能升华起来。如果大家激情升华了，能在后来的和平年代保持下来，那就是再打一次二次世界大战，让成万上亿人死掉，也划算。痛苦的是，一到和平年代，人民就恢复了基本的人性，而当人民当上了和平年代的官，成了党的官员，就表现出贪婪的人性。什么叫觉悟，首先要有看透事物本质的智慧，有自已领悟甚至生出先进文化的能力，而后还要有君子一样的道德修养，能经得起和平时代官位异化的考验。这才叫真正觉悟。而要达到这种觉悟，只有神仙来教党，来教人民，才能真正有效。事实表明，孔子没使人民真正觉悟，佛祖也没使人民真正觉悟，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样没有使人民真正觉悟。因为江山易改，人的本性难移。　　有人会说，我们现在不求最好，而是求相对地好，相地来讲，美国那种民主社会就比现在的中国集权社会好，至少美国官员的当官的架子小，由于有反对党的制衡，虽然也腐败（比如克林顿那种权色交易就很腐败），但能公开揭露这种腐败，而且美国社会不也很稳定吗？然而这些人只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中国好，为什么不说美国的人民比现在的中国人民也好呢？你们看美国的富人很有同情心，都能做些慈善事业，而中国富人就小气多了，慈善事业显然没有美国富人做得好。美国社会的各种税收，就能收得上去，所以高消费税，遗产税就能真正起到抑富济贫的作用，而中国人则相当善于偷税逃税。美国人的面子比中国人也厚一点，中国人为了面子，可以死不认输，美国人就OK多了。美国人的法律意识也显然也比中国人强，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是想到找领导，美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是想到找律师。大多数中国人死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帝，而美国人，就连总统都相信上帝，有了上帝这个精神信仰，美国人做坏事，就有点顾忌。一个小孩，不自觉，不成熟，能让他当家做主吗？要知道人当家作主的程度是与人的自觉性成正比的。什么叫自觉，就是不要别人来管，能自觉地管好自已，在争论中，愿赌不服输，死的能争成活的，就是不自觉的典型表现。美国人，利益上的争论不清，则会让法律来判决，而中国的法官并不是独立之人，也是派系中的人，而且通常是有钱的那一派的人。中国人能用钱买权，同样能用钱买法。比如有钱的罪人，只要拿出钱来，就大可以重罪轻判。　　　　于是有人又会说，难道中国人不能通过教育而变成美国人？这当然可以，让美国来殖民中国一百年，那是完全可以使中国背叛自已的历史，背叛自已的文化，从而变成美国。不过美国也不会无偿地当老师，他会要中国付出大分裂的代价，比如将西藏民藏，新疆，台湾，都分裂出去，是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君不见，前苏联不就是在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帮助下分裂的吗？　　　　如果我们有辩证对应思维的能力，我们就会将经济上的公有制与政治上的民主制联系起来，对应起来认识。从表面上看公有制与民主制都是相当好听的概念，都是明显正确的制度。如果一个企业搞民主制，那实质上就等于集体公有制。而政治上搞全体人民公有的制度，则实质就是搞民主制。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得不搞私有制，我想这个道理大家应当清楚，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民很自私，公有制与人的自私本性矛盾，且自私本性占据矛盾主要地位。如果硬要搞公有制，职工们就不会好好工作，而企业领导人就一心想化公为私，想将国有资产流失掉，这样的公有制，生产肯定是没有什么效率。企业的根本就是搞生产，与生产没有效率相比，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显然是次要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得不搞集中制呢，这个道理与为什么不搞公有制可以类比，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人民不自觉，不仅不会自觉地协同各种利益，从而使社会走向团结稳定。反而会不断升级地相互斗争下去，最后会使社会四分五裂。政治的根本就是保持社会稳定，与社会现在就不稳定相比，集权政治的腐败还是次要的。　　搞公有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反对剥削与压迫。但如果人民都很自私，公有制也反不了剥削与压迫。比如中国私有化之前的个人承包或个人独裁的国有企业，虽然企业的领导并不是资本家，但将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已的口袋里的行为等效于剥削，对工人无理的优化组合的行为，等效于压迫。同样搞民主制，如果人民都没觉悟，也不能真正地反腐败。俄罗斯就是在人民并不觉悟情况下搞民主，他现在比中国还腐败。　　政治上讲集中，能维持社会稳定，经济上讲私有制，能有生产效率，但是集中型的政治发展到最后，会因为政治过分腐败而使社会走向动乱及战乱，私有制的经济发展到最后，会因为经济危机而使生产大倒退。然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使市场竟争变得更加激烈，进而诱发新的生产技术的产生，西方私有经济发展到现在，由于生产力相当先进了，新技术新发明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情，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相对容易事情，于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似乎要走出了经济危机。然而每一次政治动乱，都会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加激烈，进而诱发新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产生。中国的集权式政治发展到现在，也应当走出政治周期。　　西方国家要走出经济危机，并不是依靠公有制或计划经济，当大多数人都很自私时，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实际上是搞不成的，而是要依靠神话水平上的生产力不断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再加上适当的宏观调控。中国要走出政治周期，并不是依靠民主制，当大多数人都很不自觉时，政治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搞不成的，而是要依靠开了悟的人文智慧不断制造出来的新鲜的政治血液，再加上开明或民主的政治作风。　　政治民主制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上，在有一定独立和自觉人格的西方人身上，是可以成立的。就象经济上公有制在激情升华，人的自私性被压抑了的毛泽东时代，也是能成立的一样。当然能成立的民主制及公有制，还不是真正成熟的民主制或公有制。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是基本上不存在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剥削现象的，而真正成熟的公有制则是很有生产效率的。当经济公有制，放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身上，那其实是假公有制，象个人承包这样的假公有制其实比私有制还坏。当政治民主制，放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上，放在独立性不强，自觉性不强的东方人身上，那其实是假民主制，象拉美的民主制，印度的民主制，伊朗的民主制，俄罗斯的民主制，从实质上讲都是假的，这种假民主制其实比集中制还不好。　　公有制实质并不是什么生产资料国有化或集体化，而是企业的领导在经济地位上企业的员工基本平等，没有经济剥削（包括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腐败现象），没有经济压迫的现象。小平时代的国有企业个人承包制，虽然生产资料是国有的，但个人承包主与企业员工的经济地位是明显地不平等。民主制实质也不是什么多党竟争，一人一票，而是政府官员在政治地位上与人民群众基本平等，没有政治剥削（即权钱交易），政治压迫（如仗势欺人等）的现象，也没有政治特权，官员与人民一样都可以言论自由，只要不违法，不违反道德原则就行。　　如果中国现在硬要去搞民主制，结果很可能是前苏联的翻版，在经历一番趋于四分五裂的斗争后（台湾，西藏说不定就分裂出去了），象普京或蒋介石那样的强硬人物崛起，使国家重新平静下来，但平静后的国家，必定是搞假民主制。然而这种假民主制最终还是会被毛泽东那样的真正的东方式的英雄人物推翻，新一轮的毛泽东肯定更加先进，于是中国也跟着更加先进，更加先进的中国肯定不会再是封建色彩浓厚的传统社会主义，而会是真正理性的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党就象历代王朝一样，也是会衰老的，当今世界是人类发生质变的时代，时间走得很快，于是共产党也就很快老化了，治疗衰老这一毛病的对证药方，并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对老化了的机体补充新鲜血液。西方的政治是搞在野党制衡，这对中国人民来讲，实际上就是天有二日，结果必是国无宁日，无止无休的斗争。象台湾那么一个小地方，搞什么多党制，就已经斗的笑话百出。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不斗得趋于四分五裂、非得英雄来救世才怪。我以为党还是一个党，但制衡还是要，应当用下一代结合退休了的上一代，来制衡正在执政的一代。这合乎中国的国情，其实文化大革命的就有点这样的味道。毛主席就好比退休了的上一代，在他的支持下，新的激情升华了的一代起来，通过斗争，部分否定当权派，再与另一些当权派结合，组成新的政府。不过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小将们，只是激情升华了，并没得到真正先进文化的专业教育，理性太差，所以造反运动也是没有理性，而没有理性维系的激情，也是会很快退潮的。假如中央真的能办黄浦军校式的学校，用真正先进的文化去培养党的新生血液（主要是比较单纯且有激情的年轻人），用他们去反腐败，去监督制衡当权的一代，并最后接他们的斑。如此不断地给共产党补血，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我以为共产党的衰老毛病是会好转的，政治周期是可以走出来的。要当未来的党的领导人啊，不能太容易，没有接受最先进文化的培训，没在最困难的实际斗争中（如反腐败斗争）起得功绩，那是不能当党的领导人的。由上级指令的领导人，或由群众选出来的领导人，都不如经过专业的理论培养，且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成绩，而崛起出来的领导人。　　　　美国人的素质确实是比中国人强，但这只是处在常态下，当中国人民处在激情升华的状态，当中国的官员处在激情升华的状态，比同样处在激情升华状态的美国人民，美国官员则强多了。由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官员还不是很民主，他们虽然官架子不大，但并不能真正地密切联系群众，他们走到群众中来做秀的成份更大。而处在激情升华状态的中国官员，那不只是讲民主，而是要做人民的公仆啊！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听说美国总统能与一般的人合影，便觉得美国很民主，可这种民主与解放初期的焦裕禄式的共产党干部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公仆作风相比，还能叫民主吗？在激情升华的战争中，美国士兵及军官实在打输了，就投降，而中国的士兵，中国的军官，却能象黄继光那样视死如归。我只听说中国有一个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的侧刀面前，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却没听说美国有这样的人物。我只知道中国的知识青年，在激情升华时，会相当自觉地扎根最艰苦的北大荒，有点象佛祖那样，磨炼自已，没听说美国有这样的知识青年。　　如果我们有看透人类历史的本质直感，我们就会知道，美国与中国是负有对立且互补的历史使命。上帝选择中国人，来承担开悟得道，从而使人的素质及生产关系走向神圣境界的使命，而选择美国人，来承担得诺贝尔奖金，从而使社会生产力"神仙化"的使命，这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激情升华时，会好的过分，是相当地讲德的。而大道与大德是什么关系？　　我们常说人民应当觉悟，真正的觉悟则应当叫开悟，人开悟了，就有一眼看透事物现象之本质的本质直感或称哲学悟性，本质直感是人类最高形式的认知能力，它与人类最低形式的认知能力－－感知觉或称感性直感是呈两极对称。感知觉能一眼看清事物的外在现象，本质直感则能一眼看透事物内在的本质。人们通常的形式逻辑思维只能达到事物表面的或局部的本质，并不能达到事物内在的整体本质。因此主要用形式逻辑写的人文科学，只是处在经验水平或道理水平上，而用本质直感写的人文科学才是相对真理水平上的人文科学，所谓大道，广义地讲就是相对真理级的人文科学。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这个承担大任的人要有所开悟，要成圣成佛，那还要修大德。这个道理对于修炼中的高僧们来讲，是个常识。没有大德境界的人，在精神炼狱中，累积了足够的量变，其质变必定是质的崩溃，必定是走火入魔。而有大德境界的人，在精神炼狱中，累积了足够的量变，其质变必定是质的进化，而开悟得道，也就是有了本质直感能力。      常态中的美国人比常态中的中国人素质高，但是在激情升华时，中国人（或东方文化的人）能达到大德境界，而美国人（或西方文化的人）则达不到，因此美国人是不能开悟得道的，是不能成圣成佛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在炼狱中升华到共产主义这个大德境界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修炼史达到临近质变的阶段。由于我们这个民族在临近质变时，确实是有大德境界，所以质进后的中华民族被天选择，中华民族的代表者，也就是最先进的分子，开悟得道了。然而，历史的事实表明，孔圣人并没真正教好中国人，释伽佛祖也没真正教好中国人，当然，不可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佛家的劝人为善，对中国人民的心灵的净化还是有作用，只是没有根本的作用。圣人或佛依然还是人，还没真正超越人，他们关于人类神圣彼岸的教导，还缺乏科学水平上的证据，不能使广大的人民真正信服。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人民战胜人性的弱点，以致在人的常态下，人的理性，人的正义感，正直感，善良感，也是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自私的欲望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人其实并不教育好。真正教好的了的人，是不会变坏的，现在看起来是教好了，而一到做官的位置上，人就变坏了，这样的教育，显然是表面水平上的教育，而不是根本的教育。常态下的美国人是比中国人是好上那么一点，但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显然没有超越人的自私性，他们依然是自私的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的诱惑力的增大，全世界人民都会越来越自私。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必定会在相互争斗中走向大崩溃。　　无产者只有真正解放出自已，才能解放全人类。（这里的解放是超越人性的意思）。仁者无敌说得不确切，应当说"神者无敌"，只要有一个无产者，为人类打通了走向神圣境界的生物进化之路，也就是真正解放了自已，那么绝大多数的人类，都会在神圣境界这个奇异吸引子的吸引下，走向成圣，成佛，最后超越人类的道路。所以真正的无产者，也不要去教育群众，只要将自已教好，教到成神的程度，那自然就能教好广大的人民群众。　　本文作者是学生物出身，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研究生物进化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新浪最终幻想X博客里有很多，可以非常自信地对大家说，人类的生物物种的进化之未来，是传说中的神。进化道路，肯定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基因上的随机变异加自然选择。恩格斯说得不错，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将恩格斯的说法发扬光大，就能得到这样的命题：是走向精神高尚的修炼与高水平的智力劳动使人变成了神。当然先是使人的有机体发生获得性意义的神变，而后是人的生殖细胞的不完全随机的基因变异，加上获得性的神性有机体生理生化环境的选择，而导致人的遗传基因发生神变。　　人类的进化未来是传说中的神，也不只是生物进化论问题，同时还是哲学问题。有网友说："物质世界的一分为二不是先生说的"自然物质和本质性的精神物质"。本体唯物论揭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有两个，即物质和物质属性。这才是从本质上的"一分为二"。您所说的自然物质，应为自然物质形态。您所说的"精神物质"是不存在的。精神属于物质属性范畴，而不属于物质范畴。物质和物质属性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因此，"精神物质"说是自相矛盾的错误说法。人体与精神的关系是物质形态与最高物质属性的关系，而决不是什么自然物质和精神物质的关系"。参见[url]http://bbs.gmw.cn/dispbbs.asp?boardid=9&replyid=60746&id=746&page=1&skin=0&Star=8[/url]　　我在光明网论坛上说过好几遍了："哲学不是直观的科学，它是需要抽象的"。从最直观的思维来讲，所谓物质就是物理学上研究的有质量的，实体性的物质。大家通常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三位一体，这里说的物质就是最直观的物质概念。哲学需要抽象，要不断地将直观的概念抽象化，也就是扩大其外延。建立在直观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就要比直观概念更本质，也更正确。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其物质概念是不依赖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物质概念就比物理学上的物质概念抽象。物质的属性是不是不依赖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显然是吧，于是我们也应当将物质的属性当成物质。如果将物质的属性与物质分开来看，这意味着这种物质观其实是物理学上的物质观。因为物质的属性确实不是物理学上的有质量，显示实体形态的物质，而将物理学上的物质当成哲学上的物质来谈，则是犯业余错误。如果我们有本质直感，能从更抽象的高度来认识物质，那就得从有与无这对矛盾的角度来看物质，而不是从意识与物质这对矛盾来物质，有就是物质，无就是非物质，意识是有的，于是意识也是物质，这个世界什么是非物质，就是人的错误意识所反映对象，比如永动机就是非物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材书，都以为意识是人脑这个物质的属性，是人脑这个物质的功能形式。这个认识又不本质，我问大家是人的意识支配人的神经中枢，还是人的神经中枢支配人的意识，显然是人的意识居高临下地支配人的神经中枢吧！于是人的精神意识是中枢神经的上层本质，而中枢神经则是人的精神意识的基础。基础是物质，本质也是物质呢！！！！　　形式逻辑水平的直观思维肯定还会这样想：就算精神是物质，那也是属性式的物质，或者说是本质属性式的物质，这个本质属性式的物质明显地依附于基础实体性的物质，没有明显的独立性啊！怎么可以将它与实体性的物质相提并论呢？是的，当实体物质的属性完全依附于实体物质时，尽管这个属性是本质属性，它也依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唯物主义会说物质决定意识。然而，矛盾的主次是会转化的。人类社会的领导一开始，也是属于群众呢！是群众中的一员。但随着领导的成熟，就会慢慢地从群众中崛起，最后在水平上明显地高于一般的群众，从而与群众有明显的区分，可以相提并论了。人的精神心理，现在还不太成熟，与大脑神经中枢这个直接的群众，区分不是太大，然而当它成熟了，也是会崛起的，也是会与大脑神经中枢有明显分界的。在低级的生命形式中，中枢神经系统与身体也没有多大区分，现在的显然是成熟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与身体不是有明显的区分吗？想当初，人类与一般的生命物质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可现在随着人的精神意识的明显表现，人与一般的生命，不就有了很大的区分吗？当领导者真的成熟的，他是可以的反过来决定群众的，大脑中枢神经成熟了，在与身体的矛盾中也是能占主导地位的。人类这个自然界的领导者成熟了，同样是可以让自然物依附人类的。精神这个本质属性式的物质成熟的，就不能再叫自然物质的属性了，属性式的物质是可以变成有明显空间形态的实体性物质或场物质的。（场不能说是实体的属性，应当看着是能量性的实体物质）　　如果我们有本质直感能力，还能发现，人的精神智力活动与人体的体力活动是对称的，人的大脑皮层与人体的外表的肌肉皮肤系统是对称的，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则与身体的内脏系统对称。不过这个对称是高与低的对称。对人来讲，体力活动是最基础的，而智力活动是最上层的。人体外表肌肉皮肤系统是次基础的，人脑大脑皮层则是次上层的，人的身体内脏系统是次次基础的，人的大脑中枢则是次次上层的。体力活动或智力活动都是属于运动，而运动则可以说成是物质的运动属性。如果我们有本质直感能力，还能预见，人的体力活动，这种时间性的活动场，（以练气功的形式，比如练自发动功）发展下去，应当会质进为空间性的体力场。人的智力活动，这种时间性的活动场，（以悟道的形式）发展下去，也应当会质进为空间性的精神场。当人的体力活动质进为体力场，那么人的身体内脏系统就是对应这个体力场的体力质量，体力质量是更高层次的引力质量，体力场是更高层次的引力场。当人的智力活动质时为精神场，那么人的大脑神经中枢就是对应这个精神场的脑力质量，脑力质量是更高层次的电质量，精神场是更高层次的电磁场。更高层次的场超越了低层次的场，如果人真的有体力场，那么人就能超越引力场，人就可以在引力场中飘起来。如果人真有精神场，那么人就可以居高临下的命令自然物的电磁场，自然物这个群众接到领导的命令，就会按照这个命令动起来，这就叫做意念移物。　　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质的进化，那是非要生产力先进，而人的精神素质也先进。人的生产能力很高，但精神的理性水平不高，那是不能超越人的，人的精神境界很高，但生产能力不高，也是不能超越人的。我想世界的分工是这样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侧重发展生产力，发展人的能力，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侧重发展生产关系，发展人的精神素质。到最后（现在就快到了这最后的时间了），双方融合彼此学习，这样大家的能力与精神就都达到了合理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人类进入新的天地。发展生产力（人的能力是核心）与经济上的私有市场制，与政治上的民主制三位一体，是相互适应的。发展生产关系（人的人文素质或觉悟水平是核心）与经济上的公有计划制，与政治上的集中制三位一体，是相互适应的。　　按照世界的分工，当今中国侧重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不过是一种权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注重人心的，而轻视技术的。为什么现在要集中一段时间发展生产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也不能太差，也要基本上能跟得上西方发达国家，就是说次要的矛盾方面也要有所注重，然而我们的主业还是在人心方面。历史决不会让中国一直发展生产力，直至追上美国并超越之。美国发展生产力没有农民起义的问题也没有过分腐败导致国家崩解的问题，而中国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不少同志的那种在生产力上走向世界的想法，是对中国历史性国情认识不足的表现。　　中国只要在生产力方面能够紧跟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可以了，但在精神建设方面，在社会体制建设方面那是一定要为世界作出榜样来，否则我们这个人类世界就危险了。就会走向极端了，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看到物质文明过度发达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吗？　　为了人类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为了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达到辩证的统一，为了人类世界的大团圆，历史的必然性、不可抗拒的规律性是决不会让中国走向所谓的西方民主政体。美国为人类世界的生产力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则必须为人类精神素质的进化作出同样伟大的贡献，否则我们将对不起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将对不起历史规律的选择。　　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来讲，历史的必然逻辑是先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再否定之，达到现在的这种资本主义，而后又否定之否定，进入主要搞科学集中制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以为中国绝不可能长期地停在资本主义阶段，并认为中国现在就应当朝科学社会主义前进。　　我非常清楚中国在富裕方面与西方社会是有很大的差异，但我同时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西方是过富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西方侧重于发展物质文明），我以为富裕应当适度，太富了不好，不仅是资源问题，还有精神问题（当然太穷了也不行）。我以为中国现在富裕水平差不多了。既然是侧重于发展精神文明，那是更不能太富的。另外在生产力水平上，我们虽然没有追上西方，但也紧跟着西方，差异不是太大。　　关健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认识到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与历史使命，漫长的中国历史向来是重思想，重理性，重道德，而轻技术的，既然是这样的特点，那就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这样的特点，直至导致人类精神素质的进化。现在想来个180度大转弯，完全抛掉中国的特点，去全盘西化，象西方那样发展，那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量的累积岂不是白费了。我不认为上帝对中国人不公平，不认为中国历史的道路是错的，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同等重要的。　　上帝既然给中国的分工是侧重发展精神文明，是走整体性发展的路子，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将这件工作有始有终地进行下去。我们的祖先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子走的，到现在我们断不然因看到西方那种富裕的日子，而背弃自已的道路。社会之路或人生之路最悲惨的莫过于走了大半辈子路，突然认为原先的路走错了，于是又改走另一条路。物质文明发生了质进，导致诸如航天飞机这样的高科技物品的出现，精神文明如果发生了质进，人将是得道的人，得道意味着"成仙"。　　任何事物的进步，都不可能是同步前进的，进步必定是从少数开始，再由这少数来带动大多数。在生产力进步方面，美国就是属于先进的少数。为了让美国能先进，再先进，在事实上，全世界人民都在作梯子，全世界为美国提供了极为优秀的人才，也在为美国人打工。美国不是普通的国家，是必须在生产力方面先进的国家，中国也不是普通的国家，是必须在精神素质方面先进的国家。所以任何普通地治理中国的方法（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普通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的）都是不合历史意图的。　　为什么中国会有超常规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代接一代的超常规的领导人出现。为什么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农村人口太多。这都是为了中国能在精神文明及生产关系方面先进！！！！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今人类的精神文明及生产关系远落后于当今的物质文明及生产力，当今的生产力是科学的生产力，而生产关系还没进入科学的门槛。与生产力相对应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真科学的，而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与中世纪的水平没有档次上的区分。如果社会科学达到了真科学水平，那么它就是大道，得道之人，精神素质会发生物种意义的进化。　　　　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自然科学来讲是有实际意义，但对人文科学来讲，则又是在讲空话，又是在想当然。下围棋光靠局部的形式逻辑思维是不够的，更要有大局观，要有足够的本质直感或称棋感。而且落子无悔。而且一盘围棋下完了，进行复盘，大家对下棋时的各种"实践活动"的评价，还会不一样。重大的社会课题的研究与实践，是在社会历史的牛台上下围棋，而且这个围棋盘是超大的，不是十九道，而是三十八道，因此，大局水平上的本质直感，辩证思维比局域的形式逻辑思维更重要。　　对中国现在是不是应当讲民主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我们不可能象搞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先去试一下。因为小规模的试验代表不了整体的实践，特区的经济成功，不代表整个国家都能象特区那样。而且外国的桔子是叫桔子，如果长在中国的土壤上，就会变成枳子。美国的民主实践似乎是搞得成功，但这不能证明，它在中国就一定也能成功。拉美国家的民主实践似乎是搞得很失败，这也不能证明，它在中国就一定也会失败。就算我们拿整个国家去实践一回，这个实践依然不能确切证明，民主对中国是否适用。因为对实践的结果的评价，也一定会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　　比如对前苏联的民主实践，中国的人评论就会明显分为两派。一派会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搞民主，搞得国家都分裂了，显然是失败。但另一派则会说，前苏联人民从此走上了民主的康庄大道，付出国家分裂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虽说现在的俄罗斯变得更加腐败，但这是暂时现象，只要在政治上讲民主，就一定能战胜腐败，一定会象北欧民主国家那样，有最小的腐败指数。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文革这个社会实践是搞得不好，然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最终幻想X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给国家带来了创伤，但却合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规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开悟得道的必经之路，与我们这个民族能开悟得道相比，付出老干部们与知识精英们在精神炼狱中的受苦受难之类的代价，是完全合算的。　　我们常说，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然而一个社会实践的是否搞得成功，又由谁来检验？社会实践的好与坏可不象电脑使用上的好与坏，后者凭人的感知觉就能给出评价，而对前者，它也如说不清楚的人文问题一样，显得说不清楚。社会实践的好与坏都说不清楚，都在争论之中，又怎么可能用它来检验理论的好与坏。　　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应当叫高人，高人见识广，看得透，有本质直感。小平同志就不能算是高人，他搞得改革开放，得摸着石头过河，事先没有一个象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正确预见。处理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那是在下超大棋盘的围棋。业余棋手通常只能看到问题的前几步。而真正的高手，则要能将整个问题都看透。将问题全部看透，就能制定正确的下法。只看到问题的表面，那下出来的棋肯定"事与愿违"。人类历史上事与愿违的政治家太多了，戈尔巴乔夫如果知道他的改革会使苏联解体，肯定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小平同志七九年时，如果就知道他的改革开放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也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现在再不能做事与愿违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停中国的民主式的政治改革。　　重大社会课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评价，都是需要高人的。单纯的实践检验不了真理，实践事实加上高人对实践事实的正确评价，才能检验真理。　　如果我们有真正讲美的辩证思维本能，我们就应当这么说：对于基础性的自然科学来讲，实践与对客观事实的感性认识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对于上层性的人文科学来讲，对实践结果的本质评价和对客观事实的本质直感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如果我们有真正讲辩证法，讲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脑子。我们应当认为物质世界一分为二，分成自然性的物质与精神性的物质。这两种物质是基础与上层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如人的身体与人的精神意识是基础与上层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样。凡是对立统一的矛盾，都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我们认物质世界先天存在自然性物质，那么我们也得同时认为物质世界先天存在精神性物质。（当然这个精神性物质不是人这种形态，你将它理解为智能场，或元气，或道都行）　　我们认为自然性物质先天存在，自然性物质的信息形式－－客观现象其具体水平上的正确性是必须相信的，我们对客观现象的清楚的感性反映即人的感性认识的正确性也必须相信。　　我们认为精神性物质先天存在，精神性物质的信息形式－－客观智慧其本质水平上的正确性是必须相信的，我们对客观智慧的清楚的理性反映即人的本质直感的正确性也必须相信。　　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物理学家们，只认为客观现象与对客观现象的感性认识（包括实验认识）其具体水平上的正确性是应当相信的，而完全不认为与客观现象对称的客观智慧，与感性认识对称的本质直感的正确性也必须相信，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式的思维。不认为物质世界能一分为二，以致除了自然物质外，还有精神物质，则更是极端地片面地看问题。胡塞尔先生，反过来则认为这个自然性的客观物质到底有没有，还是个大问题，这则是从另一个极端看问题。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感性认识肯定是正确的，可胡塞尔反过来认为，人的本质直感才是正确的，感性经验完全是人的一种相信，我们在进行思维应当将它先排除在外。胡塞尔先生的这种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观点，也是形而上学。　　真正的讲辩证法，就应当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文章评论：
・ 江夏侯 发表评论 (2007-06-17 10:58:43)：
学习!看透不要说透啊!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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