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墨西哥往事

 

绕不开的墨西哥往事     　　分享的逻各斯　　    　　唐学鹏    　　墨西哥的麻烦在于：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一个轻佻的戏说变成举国愤懑的谶言，只需要短短十年。这个记忆着鹰和仙人掌的神话的国度，这个向往太阳和高度的国度，却不得不为自己低俯的姿态而伤神。墨西哥从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来，年平均GDP增长率不到2％。这跟以前良好的（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样板的）经济增长率构成了对照。墨西哥一直都是自由经济思想最严格的实验场，经受着不同思想流派间好勇斗狠的压力。混合着亲美情调的萨利纳斯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总要提防来自民粹主义的冷箭。但是，十年的经济疲乏是一种有力的反证，墨西哥对美国的恋曲渐渐逝去，新的民族主义加紧复活。  　　是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必须为龙舌兰危机后的墨西哥疲软负责？是否FDI（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压迫墨西哥民族经济的罪魁祸首？是否墨西哥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是被鄙视的“华盛顿共识”笑话集上新的一章？  　　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怀疑的立场，反对开放和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立场。自由贸易的宠儿怨恨地认为自己成为弃儿。他们认为，墨西哥成了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祭品。  　　其实，这才是一个笑话。    　　往事与刑罚  　　墨西哥是个古怪的国度。古怪在于，它的改革的激进程度是惊人的。但它改革的暗角也是惊人的，它的改革在某一方面特别深入和积极，但应该被改革的另外一方面却纹丝不动。  　　在1985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前，和现在中国的策略一样，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对待外资，也是采用“内控而外探”的方式，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把竞争力较强的外资暂时挡一下，鼓励民族工业发展。只要外资不占绝对控股，控制权在本国人手上，那么墨西哥政府便放手让其从美国银行贷款进来。  　　同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一样，墨西哥的经济权力由受过美国自由学派训练的专家执掌，他们在1987年削去了大部分关税和贸易壁垒（除了农业），墨西哥变得开放而灵活。我们可以从1985年到2000年的出口和贸易数据中感受到这种激烈的变动：非石油类的出口在1985年是120亿美元，到了2000年则上升至1500亿美元。贸易额占GDP的比例从1985年的26％上升到2000年的64％。（Tornell，2002）  　　自由贸易并没有推动GDP的增长，墨西哥最迅猛的经济自由化阶段，即1988－1999年，GDP的增长率不到1％。那些半拉子经济自由化国家，例如智利、韩国和泰国，在这期间，普遍的经济增长率都在3％左右。墨西哥是自由经济学说最听话的学生，而考试成绩却很糟糕。从2001年1季度到2003年2季度，GDP没有任何增长（也许是下降的）。甚至连墨西哥最为自豪的出口也在2001年逐渐萎缩，非石油类出口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Schneider，2004）  　　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墨西哥国内信贷，我们惊讶地发现，墨西哥银行体系一直存在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情况：借贷。  　　墨西哥借贷整整十年。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拥有较高的不良贷款率不需大惊小怪，墨西哥1995年的不良贷款率（NPLs）为15％，1998年上升到21％。但是从1999年到2002年，不良贷款率往下降，2002年接近10％。但是，墨西哥不良贷款下降并非是“中国式”的：即国有银行有意识地通过发放更多的贷款，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而墨西哥银行体系是私人银行为主导，墨西哥88％的银行股份都被外国人占有（这是2001年的比例，1994年的墨西哥银行资产中外资只占6.4％）。  　　我们可以从信贷占GDP的比重（credit／GDP）来大致描绘借贷越演越烈的趋势。1994年，信贷占GDP的比例达58％，此后，这个比例一路狂跌，到了2002年，只有17％。显然，墨西哥的不良贷款下降完全是通过收缩经济信用的残酷方式取得的，或者叫“伏都教流血法”，这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是疯子行为。  　　GDP下降、出口遭遇问题、保护主义抬头、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憎恨。这些已经构成了墨西哥人心理的一个维度。但是它却不能提供解析的力量，因为这些汇总后的数字难以辨认出内在涌动着的力量的分布。  　　需要设立一个观测点。    　　祖国，或以梦遗为马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两大部类”分析法，即把经济生产部门分解为生产资料部门和生活资料部门。借鉴这种“部类”手法，我们可以把墨西哥经济分解为“贸易出口部门”（简称T部门）和“非贸易出口部门”（简称N部门）。我们通过观察这两大部类的力量消长变化，来确定墨西哥经济结构的正解和经济困境的由来。  　　无疑，仅对199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的数据采样，都可以得出：T部门是墨西哥经济的主角。占GDP份额57％的FDI流入，给T部门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动力（因为墨西哥政府要求外资投资的同时必须给产品找海外市场）。  　　T部门和N部门的关系非常微妙，既是割裂的，又是高度相关的。T部门的资金来源是FDI。FDI从1980年到2002年，如同一条从不衰竭的河流。1980年FDI占GDP的比例是35％，2002年的比例是57％。T部门隔绝了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借贷效应，有着自己独立的生长术，它的奶妈在国外。而N部门的资金来源是本国的银行体系。十年来，整个银行信用都在收缩，在借贷。整个墨西哥国内市场的信用也在收缩，比如墨西哥国内市场的合同履约率非常低，大约只有30％。同时，墨西哥的司法体系异常腐败，商业判决的时间长达30个月，法官的月工资相当低，不到1000美元，他们寻租频繁，黑箱操作风气鼎盛。（Raphael，Patrick　Kehoe，Raimundo　Soto2002）  　　但是，N部门与T部门之间又存在着生产要素投入关系。举个例子，就墨西哥出口的非金属矿务产业，各种要素投入的比例是：维护方面的成本占出口价值的9.5％，运输费用占2％，电力能耗占5.6％，其他各项租金（包括地皮）占4.9％。这些投入都是N部门提供的。  　　根据Frank　Westermann的研究，墨西哥的出口产业所需的N部门要素投入的比例是这样的：纺织业的要素投入比例占产品出口价值的23％，纸张和印刷业是24.8％，化工方面是27.7％，非金属矿业是23.4％。  　　现在我们已经清晰地觉察出，T部门是墨西哥的经济拉动力量，但同时，它必须得到N部门的支持，如果N部门萎缩或者疲软的话，那么T部门的风光也不会长久，这是“瓶颈效应”。  　　事实上，这十年来，墨西哥的瓶颈效应不断加深。龙舌兰危机后墨西哥货币贬值，给处在“美元化”世界的T部门提供了一个资产升值的机会，它们比以往更便宜地购买处于“比索化”世界的N部门。也就是说，对于T部门来说，FDI的大量涌入和投入要素（来自N部门）的超常便宜使T部门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大赢家。T部门的强劲上涨，使得出口强劲，暂时涂抹和美化了GDP的苍白失血之唇。这也是1996年到1999年，墨西哥经济短暂井喷的缘由。  　　随着时间推移，N部门逐渐显现出悲伤的本相。拿银行借贷为例，从1994年到2002年，对N部门的信贷下跌了72％。而在此期间，借贷对T部门几乎没太大影响，由于借贷过于严重，导致了信贷额从1994年最高峰的7000亿比索下降到2002年的3000亿比索，银行的信贷从占GDP的14％，下降到占GDP比例的2％。其中，N部分的下跌占了绝大部分。我们也可以从N与T两个部门产出的比值来观测事态的严重。十年来，N部门的产出与T部门的产出之比下跌了7倍。甚至在2002年以后，N部门在一段时间是负增长的。  　　这就是墨西哥往事的真实版本。N部门的不济是墨西哥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而T部门则是一个尽力救援者，但最终受制于严酷的国民经济部类间投入产出公式，它必须要得到N部门的强劲支持。而N部门的振兴意味着墨西哥要加大其在经济结构、金融和司法领域的改革，不能把赌注仅仅押在开放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上。墨西哥妄图在自由贸易上轻松地赢得一切，回避内部改革，当瓶颈效应产生时，墨西哥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自由经济学说当作信手拈来的替罪羊。  　　马里亚契沉静的歌谣、帕斯和弗里达的诗画展现了墨西哥人追逐的勇气和神秘的韧性。事实上，一个伟大的经济变革也脱离不了这些精神窠臼。而患得患失的信仰、三心二意的坚持往往是失败的先兆。可以稍微篡改一下海子的诗句：“祖国，或以梦遗为马。”那些反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们，尽管你们的唇舌时代到了，但梦遗式左派话语的亢奋，改变不了祖国犹在梦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