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是否曾被“强迫刺字”？

　　
　　
　　
　　　　当年有很多志愿 军战俘在身上刺字，这些刺字多为"反共抗俄"等字样，表达战俘仇视共产党，抗拒回归中国的意志。中国官方的宣传说，大多数志愿军战俘身上的刺字是"被强迫 刺上去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还发表过归国志愿军战俘控诉"被强迫刺字"的控诉，还附有照片。一些归国的志愿军控诉说，自己身上的反共刺字是在遭 到毒打 "昏迷过去" 后被强行刺上去的。
　　　　
　　　　但对照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后可以看出，反共刺字活动是一些志愿军战俘们主动发起 的。目的是通过刺字表明自己反共的彻底性。他们在自己身上留下永久反共标记，希望通过这种"破釜沉舟"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决死反共的态度。他们也盼望各国 理解自己归国后必死的结局，从而支持他们留下不被遣返。刺字活动中有没有暴力强迫现象？目前的确不能排除。但可以说暴力强迫的情形即使有，也是少数的个别 的。大部分参与者是自己主动要求刺字的。而其中一些志愿军战俘光主动要求还不够，还需要得到其他反共战俘担保，最后由反共战俘领导人批准才得以刺字。另有 一些奉命潜伏在反共战俘营区的亲共战俘们也参加刺字活动，目的是掩护自己。正是由于反共志愿军战俘发现了这个"共匪阴谋"后才相应地推出担保审批制度，希 望阻止"共匪特务"伪装成反共战俘，留在营区内破坏反共战俘们投奔台湾的行动。
　　　　
　　　　一、刺字的起始
　　　　
　　　　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刺字，始于１９５１年秋。是战俘们在发觉自己面临被强行遣返命运时采取的自救措施。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投降或者被俘的动机，主要的是逃亡或者是想投靠联军。中国历代军队相当依赖"招降纳叛"来扩充自己。因此传统的中国军人习惯了倒戈 易帜，视反水换山头为"兵家常事"。比如开国将领中的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有易帜两次以上的纪录。朝鲜战场上大批志愿军官兵本身就有从国民党军被"改 造" 为解放军的经历。很多志愿军战俘们想当然地以为联军也喜欢招降纳叛。他们怀着"投诚"、"起义"一类的信念来到联军一方。完全没有料到联军居然不收编他 们，也不答应让他们去台湾"归队"。不仅如此，还打算把他们遣返回去。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不安。
　　　　
　　　　板门店谈判事关战俘们的命 运，营区的战俘们很认真地从广播里听取每一点滴的有关消息。共方谈判代表多次声明断然拒绝自愿遣返原则。营区的共产党组织密切配合宣传"归根到底，战俘从 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的决然论点以打击反共战俘的士气。而联军方面的举棋不定态度则加重了反共战俘的失望与恐慌。被强迫遣返的前景笼罩着他们，他们必须想 办法自救。而向国际舆论呼救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途径。釜山、巨济岛等地的战俘营是相当开放的。各国记者、国际组织、还有些学术机构等经常访问战俘营。两派战 俘都利用这种开放性伸张自己的主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也想借刺字这种活动发出比较强烈的信号去唤起各国的关注。志愿军战俘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顿时发现没有回台的绝对把握！这是实情，但也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官阶较高的国军军官，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他们确实起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 用，确信化被动为主动，必须积极争取，一切「操之在我」。与此同时，深怕日久生变，对我们更为不利。为了说服联军坚持「志愿遣俘原则」的立场，我们须有突 破性的作法，和缔造新形势的野心。故须鼓动风潮，造成声势，已是全体弟兄奋斗的不二法门。
　　　　
　　　　于是乃有效法岳飞刺字之议，自 从聂安云、吴建生等五人开始刺字以后，大家便不约而同的急起直追，瞬间风行起来！所谓「刺字」（又名刺青），即是在手臂、胸前或后背，先用墨水画成图画或 书写中英文后，然后用普通「针」，按照字迹或图形，用力把针扎进肉里去。既无消毒，亦末注射麻醉药物，就不用说有多疼了！除少数人有免疫功能外，绝大多数 的弟兄，都要承受红肿和发炎的后遗症。还有少数人在刺字处不但发了炎，同时化了脓。所幸战俘营医药设备不错，全没有造成大碍。"
　　　　
　 　　　这就是刺字的起始。它是处在前途渺茫且十分无助境况下的战俘们自发的行动。并没有什么"美军的命令"，"台湾的指示"等等。实事求是说，志愿军战俘 中有亲共和反共两派人员，他们互相仇视斗争，有时会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毒打与凶杀的事件并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个别强迫刺字的案例是可能的。 但声称"大批"或者"很多人"遭到强迫刺字，则明显违背了事实。只要对营区的基本情况知道略多些，所谓"很多志愿军战俘遭到强迫刺字"的说法也会不攻而 破。
　　
　　　　二、拒绝刺字并无困难
　　　　
　　　　一个使得"强迫战俘刺字"难以成立的事实就是亲共的红色战俘们很 容易脱离反共营区。我们知道，搞任何强迫性活动，首先要能够将被强迫的对象牢牢控制住，强迫才有可能实现。假设中国的劳改犯们一不高兴就能卷起铺盖回家 去，请问当局还怎么对犯人进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当年亲共战俘们就有这种可以随时抬脚走人直奔"小延安"里去的条件。反共战俘们无法控制他们。这些 事实不但被各国记者报道过，被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观察过，也得到归国志愿军战俘们间接证实。
　　　　
　　　　由于战俘营里亲共反共两派争 斗很厉害，经常出人命。后来联军不得不把两派隔离关押。但联军隔离后对双方的管理措施很不同。联军对亲共战俘营区的防范很严厉。因为亲共战俘与联军是敌对 的，他们逃跑或者暴动的倾向性较大。联军不但架立多层高大铁丝网，营区周围的沙包堡垒岗楼等工事也特别多。而反共战俘与联军是合作的，所以联军对反共营区 的警戒措施就很松弛。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６日，合众社记者报道了釜山附近一个关押着一万多名反共战俘的营区的情况。那营区周围有联军的岗哨，铁丝网也只有一 层，两英尺多（不到一米）高。战俘们穿的都是美军的战斗皮鞋。随时可以踩着铁丝网跨出去。记者问营区司令官说"如果战俘要逃跑你怎么办？"那司令官爽快地 回答说：我就站在这里分发糖果给他们送行，祝他们好运。其实联军知道反共战俘们不会逃跑也不会营区暴动。懒得花功夫去看管他们。农民出身的反共志愿军战俘 们在营区周围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养牛放羊。他们经常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联军并不禁止也不监视。反正不担心他们逃走。
　　　　
　　　　志愿军 和人民军战俘们还曾经自由到能去战俘营周围的民居里嫖妓。拥有十几万青壮男性的战俘营区一度成为韩国最热络的卖淫市场之一。别看战俘们是囚徒，他们手头拥 有的"嫖资"还是很可观的。联军基本上比照美军士兵的标准给战俘们发放食品、服装和日用品。比如香烟，不管你抽不抽烟，每人每天十支。而美国香烟、罐头、 衣服、鞋帽、洗漱剃须用具等等是韩国战争时期很受欢迎的的物资，用作嫖资很合适。有些战俘还用自己收成的庄稼以及牲畜家禽等向当地民众换取了现金。战俘们 可观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批妓女来到战俘营周围安营扎寨。韩国警方１９５２年５月的一次扫荡行动就从巨济岛战俘营周围移走７００余名妓女。
　　　　
　 　　　显而易见，生活在这样的战俘营里的人自由度很大。身处反共战俘营区的志愿军战俘想转往"小延安" 基本没有障碍，只看自己有没有意愿而已。只要当面向联军监管当局说明自己的回国意向，当即就会被转去红色阵营。反共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中方宣传的 那样红色战俘们被"强行"扣押在反共营区遭受"强迫刺字"，而是许多红色战俘们奉命潜伏，坚持留在"敌占区"。
　　　　
　　　　三、反共战俘组织曾鼓励战俘们刺字，但没有强迫刺字，到后来更防止假刺字。
　　　　
　　　　刺字不是反共战俘营区内的硬性规定或者统一的要求。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余反共志愿军战俘中参加刺字者还不到一半。如果刺字是统一硬性规定的话，不可能有多半战俘没有刺字。
　　　　
　 　　　刺字也不是反共组织制服或者逼迫亲共战俘放弃回国志愿的措施。刺字活动兴起后仍有多名亲共战俘领导人还留在反共战俘营内。比如赵佐瑞（王芳）、孙振 冠、魏林、杜岗、李喜尔等等，他们都没有被强迫刺字。这些人本来是志愿军指挥员，很多反共战俘们早就认识他们。他们曾经策动暴力夺权而被联军当局隔离关押 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反共战俘营区。这些人是反共组织的眼中钉。如果反共组织真想利用刺字来迫使亲共人员放弃回国意愿的话，这些"共军头头"必定成为 第一批被强迫刺字的受害者。"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当然也懂。如果反共组织先"强迫"这几个头头就范。把他们都刺 成 "没脸回国"的样子，树立起"榜样"来"教育"其他的亲共战俘，不就方便多了吗？
　　　　
　　　　但反共战俘们只是试图把他们排挤出去，并没有想控制他们。这些共产党组织领导人不是幸免于刺字，而是没有得到机会给自己刺字。
　　
　　　　四、刺字是可信标志和荣誉象征，需要事先得到批准。
　　　　
　 　　　共产党领导人在反共战俘营这个"敌占区"里活动了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而没有遭到"强迫刺字"。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美蒋特务"的照顾，恰恰是因为他们 受到反共组织的鄙视。这些共党骨干们在政治上不合格，所以反共战俘组织不允许他们参加刺字。这个事实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它是真的。
　　　　
　 　　　刺字在反共志愿军战俘眼中，是可靠成员的标志，是荣誉象征。"反共抗俄"这几个字，并不是谁想刺就能刺上的。反共战俘组织知道共产党千方百计进行渗 透和破坏，故很重视阵营内部的纯洁性和一致性。在刺字兴起之初，反共组织曾经鼓励对战俘们积极参加刺字活动。但是很快就发现有些亲共分子也跟着掺和，想利 用刺字伪装成反共斗士进行渗透。于是他们采取了防伪打假措施。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不过，最初对剌字之人，偏重了量，并 未注意到质的问题。因旨在让大家表态，所以成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以致有少数人真的是「戴孝帽子哭丈人，装模做样」！其后发现中共渗透份子刘林、宋 明、王丑则、张历全等人，亦以刺了字后而混入营区。于是改采「担保―审批」方式进行。即在刺字前须经二人担保，再经反共组织认可，否则不准私自进行。有了 这一措施，果然使原本忠贞之人而愈加坚定。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终能凝聚万众一心，打出表里一致的反共招牌。"
　　　　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 心当年在战俘营从事组织行为方面课题研究。他们访谈了很多战俘。其中包括反共志愿军战俘组织的领导人。有一位领导人向访谈人员介绍了刺字的审核批准程序。 他说他们的组织（反共抗俄同盟，ACFR）在营中分三级：中心总部，支部和小组。一个战俘要加入该组织，须由一人介绍，三人担保的形式提出申请。经过小组 成员讨论后交由支部审核，然后再上报营区的中心总部。经总部审核批准后，该战俘就成为正式盟员。到了这时才许可他在臂上刺"反共抗俄"的文字。（A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had to have a party member introduce him and three party members to guarantee him. The application first went to the cell, where, if approved, it was forwarded to the branch. Finally, it was sent to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ACFR. If a man was approved, he was permitted to tattoo the words "anti-Communist fight Russia" on his arm.）
　　　　
　　　　刺字的战俘们以"铁血盟誓"的观念看待刺字。那几个字或者图案不仅标志了一个 可靠的组织成员，也激发着成员们的团队归属精神（esprit de corps）。成员们心中既有舍命奋斗的荣耀，也有不离不弃的信义。由于这样的荣誉感，反共战俘们痛恨一些亲共人员伪装反共姿态，借刺字骗取信任的行径， 也痛恨一些宣誓反共参加刺字而后又背弃誓约的人员（他们未必是共党特务，可能因为想家而改变主意）。一经发现刺过字的人员背弃承诺，反共战俘们即对他们采 取严厉态度。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反共战俘们对这类亲共人员采取了粗暴的报复措施。
　　　　
　　　　五、亲共人员被强迫刮除刺字。
　　　　
　　　　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联军进行甄别前夕，７２营区有４８位刺过字的战俘公开宣布改变态度要求遣返。顿时激起反共战俘们的愤慨，并导致了强迫他们刮除刺字的暴力活动。
　　　　
　　　　那天反共志愿军战俘的行为缺乏理智。他们本没有必要在刺字上和这４８人过不去。他们也很清楚共产党不会容忍那些刺字。这些人自己不刮除的话，共产党也饶不了他们。应该留待他们自己去解决那些字，用不着自己出面当恶人。
　　　　
　 　　　反共战俘们之所以激愤，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刺字来之不易。这些人曾经因为刺字宣誓等获取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叛誓言的行动就令其他战俘感到 侮辱。于是情绪冲动起来要求他们"把刺字留下"。二是这两天联军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 甄别的通知》，使得反共战俘们的心情相沉重。而这４８位偏在这个的时刻公开背叛而去，就象在反共战俘的伤口上撒盐。
　　　　
　　　　其 三，更令反共战俘们难以容忍的是他们无必要地激惹众人。这些人的行为不是自保，而是挑衅。假如他们想自保想回国，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是不动声色地等待十几 小时。天亮后开始甄别，他们即可经由甄别程序在联军保护下顺利转入红色阵营。反共阵营历来不禁止甄别，因此这些人百分之百能成功离开。这些人本来就伪装反 共姿态好多个月甚至快一年了，并不差再保持十几个钟头。况且联军通知也明确劝告战俘不要将自己的选择公开说出来。但他们却"顶风作案"，故意出头搞煽动号 召。这种挑衅对其他战俘的刺激尤其强烈。对他们自己更危险。
　　　　
　　　　他们这样冒风险，很反常也很不必要。这明显地不是出于他们自 己的决定，应该是上级党组织要他们这样做。这样做对中朝方的利益很大。因为借着联军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和《联合 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甄别的通知》，反共战俘们的情绪受到了沉重打击。此时突然冒几十、上百人的倒戈潮，能够进一步打击反共战俘们的信心，说不定造成多米诺 骨牌效应，牵动大批志愿军战俘回归。如果引发冲突伤亡，也正是中朝欢迎的。可以为指控"美李蒋法西斯罪行"提供强有力证据。４月８日晚，当７２营区５０名 亲共志愿军战俘公开表明不去台湾的意向时，冲突果然发生了。反共战俘们群情激愤，严令其中４８名已经刺字的战俘们自行刮去刺字，否则强迫执行。结果这４８ 人的刺字全部被刮除。
　　　　
　　　　六、吃人肉事件
　　　　
　　　　第二天，７２战俘营区进一步出现了"吃人肉"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７２营区的军官大队的大队长谭新东（谭兴东）。他搜集了８日晚从亲共战俘身上刮除的表皮，约有一洋瓷饭碗。然后混合了两只牛肉罐头，做了一大碗肉汤，约董仲谦同吃，吃完后才让董知道。
　　　　
　 　　　人吃人肉。无疑是恐怖野蛮的行为。但那时谭新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食其肉寝其皮"反映出他与"共匪"的深仇大恨。不如此无以表达他对"共匪"的义 愤。他到台湾后还把此事当作英雄举动，主动向报界披露。值得指出的是，当年的反共战俘们为了表达"与共匪不共戴天"的意志，并不避讳使用"恨不得吃他们的 肉喝他们的血"一类言词。在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公开呼吁书中也写进这类言词。在５０多年前，这些言行不仅容易得到意识形态上本阵营的赞许，还能得到中国 传统上的"忠即是良"的理念的支持。当年战俘营的刺字活动就是受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启发而来。而岳飞关于"渴饮匈奴血，饥餐胡虏肉"的著名诗句也成 为他们心目中的"英模标准"。
　　　　
　　　　谭新东的"食其肉寝其皮"，却让被中方宣传机构进行改编膨胀，使其面目皆非，变成了一桩极残忍的"破腹挖心"的滔天大罪恶。
　　　　
　 　　　首先，中方宣传把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换掉。因为谭新东出身新四军，是中共老党员。"吃人"者具有这个身份不利。一定不能提。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部分宣 传材料要么称凶手是李大安，要么说是王顺清。反正这两人都是国民党军出身，让他们承担任何罪行都合适。其次，把刮去刺字夸大成"连刺几十刀"、割下"大 块" 肉，直至"破腹挖心"等等，吃人皮屑也改成"用人心包饺子"甚至炒肝烹肾等多种花样。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里这样描写："旁边放着七个大盆，里 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两个盆里放着林学甫阳文华的两颗鲜红的心脏"等等，足够把胆小的读者吓晕过去。人民日报上还曾报道了许多奇异可怕的酷刑："人类所难 于想像的酷刑，像倒悬、串指、火油灌口活活烧死，用蒸笼活活蒸死，沸水煮死等等美国的'文明'刑法，全部用到那些坚决要求回祖国的人身上了"。真是骇人听 闻。凡"人类所难于想像的"事情，人民日报记者一下子就能想出来，一点都不难。
　　　　
　　　　亲共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里曾通过国际红十 字会代表反映过鞋不够穿，要求多发；他们也曾向该组织控诉过美军对营区断水断粮的"罪行"等。他们也喜欢直接向各国记者传达信息。悬挂大幅抗议标语，举行 大规模示威活动是最常用的手段。比如营区有人死了，不管死因如何，他们总要在铁丝网上悬挂大幅英文标语说：我们的人被美军如何如何虐待屠杀致死，我们要求 保障生命安全等等。郭兆林、张合顺等人领导"抗美援朝同盟会"曾将死者的遗体连同大幅抗议标语置于门口的铁丝网边。既不让联军抬走尸体也不许联军卫兵进 来。目的就是要延长给各国记者观看拍照的时间。６０２亲共战俘营的战俘们制作丑化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漫画，有意外挂在铁丝网上让各国记者来拍照。孙振冠、 魏林等与美联社常驻巨济岛战俘营记者混得很熟，多次委托他向外界披露消息、向监管当局反映情况等等。但是这些战俘们从没有向国际媒体控诉过"人类所难于想 像的酷刑"。也从不带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和各国记者去看看蒸人的蒸笼和煮人的锅。看来"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的说法的确有道理，面对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和 各国记者时很难想象，要到回国后经党组织启发才能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