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critical Thinking

 

摘选他论文的某些段落：

“文化人类学对民族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研究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地理、气候等客观因素如何影响其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其宗教行为。比较有名的代表是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他发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理性的一些民风教俗，从生态角度分析来看却是合理的制度安排(Harris 1974) 。例如，伊斯兰教不许吃猪肉，印度瘦弱的“圣乐”在大街上游荡不许宰杀等，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无经济效益的行为；哈里斯则认为有自然的道
理。猪肉是一种可口的食物，能量转化率非常高，但猪不爱动，喜欢潮湿，而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干旱草场的载畜量有限，要经常迁徙，若喜欢上猪肉的话，老百姓就不愿迁徙，就会危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猪肉先变成贵族的奢侈品，价格昂贵到大众无法消费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宗教的禁忌。因而，禁食猪肉在干旱的游牧地区是生态经济约束下一种合理的文化制度安排。为此，哈里斯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推广马克思主义学说到文化人类学(Harris 1980)。”――《东西方文明的分歧和演化―从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到演化动力学》

这里有一点牵强：奢侈品变成宗教禁忌，这一点没有解释清楚。

“我曾问过我的朋友钱世锷，你在中国有可能作出这样重大的发明吗？他回答可能很小。我也计算过自己的例子。在美国几乎吃饭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都在想科学的基本问题，问题解决的灵感都得之于和竞争学派的交锋或同边缘领域专家的讨论。在中国，只有业余的少量时间可以想点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但很少有领先世界的学者可以作交叉领域的对话。原因在于科学文化气氛的不同。西方科学界鼓励”critical Thinking”,中国强调实用和模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互相分割，互不合作，所以原创性边缘性的开创工作在国内难以生长。”――《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

这里的关键，是交叉学科的碰撞和交锋，才能引起突破，我们最缺的，就是这一点。

陈平还对我国目前的统一大社保提出了异议――很有见地！